对居民储蓄率估算方法的比较及再估计
金融学专业毕业论文--浙江各地区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实证分析
对于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做出了很好的解释。生命周期假说又称消费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是由美国经济学家F·莫迪利安尼和R·布伦贝格、A·安东共同提出来的。他们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从对个人消费行为的研究出发。该假说的假设前提是：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消费。该理论探讨了人们面临信用市场不完善、未来收入和寿命不确定以及自身目光短浅无足够储蓄时所承担的风险，为规避这些风险，要求人们有相当程度的理性行为和自我控制能力。
关键词：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结构，面板数据
This article selects panel data ofthe 2003 to2008 in11 cities ofZhejiang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By using Panel data analysis and PCSE methodto study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savingsrateanddemographicstructurein11 citiesofZhejiangprovince.The result showsthatthepopulation structureofeach cityin our provincecan explain thesavingsrate, butit islackof obviousness.To a certain extent,young bring-up ratio andolderbring-up ratioexplain differencesofhousehold saving rate between cities through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demographic structureandsavingsrateindifferent cities ofZhejiangprovincein accordance with thelife-cyclehypothesis,whichindirectlyproves that it is feasible to explainthe savings rate in our countrywiththistheory.
对我国不同类型居民主体储蓄倾向的估计与分析
对我国不同类型居民主体储蓄倾向的估计与分析[摘要] 居民的储蓄倾向偏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对我国城镇、农村居民及按收入等级分组的城镇居民储蓄倾向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降低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提出了可行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 平均储蓄倾向；边际储蓄倾向；回归分析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疲软，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
显然消费需求不振跟居民储蓄的倾向增强有关，因为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储蓄倾向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率，储蓄倾向分为两种形式：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平均储蓄倾向是储蓄量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边际储蓄倾向是储蓄的增量和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率。
可见，在收入和收入增量一定的情况下，储蓄倾向的大小决定居民储蓄量的大小。
鉴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的特性，本文分别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及城镇居民内部按收入等级分组的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作了估计，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一、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历年平均储蓄倾向的估算1985-2004年居民平均储蓄倾向根据定义计算，即用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储蓄除以其各自的收入，其中农村居民的收入使用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储蓄的数据来自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减去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数据；城镇居民的收入使用历年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①，储蓄数据使用是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的数据。
我们从城镇和农村家庭平均储蓄倾向的序列图中可以直观的观察到城镇和农村的各自的平均储蓄倾向虽然在历年中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上还是保持了逐年上升的趋势。
其中1985-1989年中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储蓄倾向大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储蓄倾向；1989-1996年中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储蓄倾向小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储蓄倾向；而1996年以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储蓄倾向又回到大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储蓄倾向态势中。
二、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估计在计算边际储蓄倾向时，由于使用储蓄增量除以收人增量计算出来的边际储蓄倾向波动很大；采用跨年度方法计算边际储蓄倾向又无法避免计算结果容易受所选时间段的影响。
中国居民储蓄地区差异检验方法对比分析
中国居民储蓄地区差异检验方法对比分析作者：张傲然来源：《时代金融》2014年第05期【摘要】本文首先以EDA技术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实际储蓄额进行初步探查。
再对三个地区的实际储蓄额进行了Kruskal-Wallis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和方差分析。
三种检验的结果都是要拒绝原假设，即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实际储蓄额有差异。
由于方差分析的p值最小，所以检验的效果最好。
因此当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时应该采用方差分析对数据检验。
此外，通过Jonckheere-Terpstra检验，可以得知东部的实际储蓄额最高，中部次之，西部的实际储蓄额最低。
且Kruskal-Wallis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和方差分析的检验结果都与利用EDA技术对数据探查的结果一致，所以检验的结果真实可信。
【关键词】居民储蓄地区差异非参数检验方差分析一、引言中国的居民储蓄和国民储蓄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是最高的。
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增加额在1991年至1996年、2000年至2003年、2007年至2009年期间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但是我国地区之间的储蓄相差较大，地区之间出现“两极”现象。
由于储蓄是与经济增长紧密相连的，因此以正确的方法对不同地区的储蓄差异进行检验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探究不同总体的位置参数或者尺度参数问题，当涉及多个样本的比较问题的时候，可以采用参数检验方法，常用的参数检验方法有方差分析等。
但是方差分析是要假定总体的分布是正态分布。
但是当先验信息或所分析的数据往往不满足方差分析的条件时，方差分析不能使用。
如仍采用方差分析，那么对所分析的数据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所以当所分析的数据总体分布未知或者总体分布为非正态分布时，则可以使用非参数检验。
二、数据探查（一）指标的选取为了探究各地区储蓄情况的差异，我们将全国的6个行政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选取2001年到2011年10年间各地区的储蓄额进行分析，并通过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得到各地区的实际储蓄额。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变化的计量分析
财政金融《B《》2009 年第6 期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变化的计量分析刘竹林葛玲李琴（安徽工业大学，安徽马鞍山243002）摘要：文章建立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回归模型，分析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储蓄存款正相关，名义利率对储蓄存款有显著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负影响，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股市上涨对储蓄存款有负影响；随着社保体系的完善，居民储蓄存款将逐渐减少。
关键词：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分析；影响因素；回归模型中图分类号：F830.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547（2009）06-0027-03众所周知，居民储蓄额的高低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投资、以及居民的生活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居民储蓄是其中数额最大、来源最稳定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20％，远远高于GDP 的增长速度。
偏高的居民储蓄存款虽然为我国的高资本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由于金融部门对居民储蓄存款的运用效益不高，消化不良，以及居民投资渠道不多，投资效益不稳，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储蓄存款过剩、消费不足和资本形成不足同时并存的局面。
因此，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未来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以便寻求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内研究综述我国学者对储蓄理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和模型建立两个方面。
（一）储蓄理论中影响因素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1999)利用1978 到1997 年的年度数据，对中国国民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居民银行储蓄率主要受居民收入水平、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和名义利率对居民银行储蓄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的影响。
厉以宁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很多方面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储蓄和投资。
他认为在储蓄方面，个人储蓄率等于个人储蓄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即期实际利率对个人储蓄存款的影响不显著。
居民储蓄率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摘要：很多年以来我国一直是高储蓄率国家，由于高储蓄抑制消费，在我国提升内需的现实要求和新经济战略形势下对经济进一步发展不利。
本文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高储蓄率；生命周期-持久假说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高增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最终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行为，几乎所有的研究均显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高储蓄、低消费的特点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这不仅增加了经济运行的内在不稳定性，而且还可能带来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甚至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因此强调储蓄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势，过高的储蓄势必会挤占消费需求，对新的经济战略造成负影响，据此，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本文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分析了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收入水平的上升和收入差距是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领域内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由此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也是中国居民倾向于储蓄的重要原因。
此外，住房状况和利率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居民储蓄率的持续升高。
本文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分析，第三部分是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第四部分是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基础莫迪利亚尼和布隆伯格（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与弗里德曼（Freidman）分别在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基础之上，以跨期最优化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 ，LCH）和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
我国居民高储蓄的计量模型分析
计量论文郭艳龙4050902105经管交叉实验班我国居民高储蓄的计量模型分析一、摘要居民的高储蓄一直是我们宏观经济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有其积极意义，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资金运用效率的损失。
本文主要利用1986-2005年的数据，通过计量建模的方法，对我们储蓄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运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自相关、单位根等计量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得出了居民储蓄与国民收入和名义利率间的函数关系表达式。
最后由模型提出政策建议。
二、现状分析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与危害近20多年中，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储蓄率大体维持在38%至40%左右，而同期储蓄率同样较高的日本、韩国，其储蓄率则处于31%至32%左右。
高储蓄率带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好处也有危害，这都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有关。
1.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资金来源，是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其次，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
从银行角度而言，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背负大量不良资产的同时还能正常运转，其原因也在于储蓄率居高不下，银行有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流入。
当前银行已有和已剥离尚未处理的不良资产、证券和非证券资产损失、保险业的投资损失和利差损失等积累的数额巨大，很难消化，如果不是高储蓄率的支撑，金融的运行和平衡就将被打破。
最后，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
最近10年间，中国以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最根本原因在于高投资是以充分的国内储蓄为保障。
储蓄是投资的来源，有了充足的资金供给，加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在外部条件上形成了投资率上涨的压力。
而投资正是我国经济近几年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2.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的危害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最近几年，在宏观经济总体形势的影响下，高储蓄率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对当前我国储蓄率变化的探讨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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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储蓄额分析
我国居民储蓄额分析摘要：本文为了考察1998年前后的中国居民的总储蓄—收入是否发生变化，探讨了国内生产总值对我国居民储蓄额的影响，考虑在医疗、住房等重大体制改革即大概1998年前后通货膨胀等对于居民储蓄的影响，增设了虚拟变量，运用虚拟变量法对居民储蓄进行实例分析，同时运用了邹至庄检验来了解98年前后两阶段居民储蓄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分析得出我国居民98年前后的储蓄偏好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我国居民储蓄额的定量关系。
关键词：居民储蓄存款；国内生产总值；虚拟变量；邹至庄检验1 引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增长，储蓄余额不断增加。
储蓄与投资、消费两大因素密切相关，而投资、消费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密切的联系，直接关系到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研究居民储蓄总额十分必要。
居民储蓄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是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推出了“五项改革”，分别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其中医疗制度改革实行了医院和药房收入分开管理、分别核算的新机制，改变了“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不合理情况，也逐步改变了当时“中国人的医疗费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状况。
而住房制度的改革，首先通过全面提高租金,做到以租养房,促进购房,从而实现住房资金的良性循环,并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然后则是理顺分配关系（补贴理入工资、计入企业成本）,提高职工的经济负担能力,进一步实行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和专业化。
这是中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个房改总体方案。
本文将引入虚拟变量来进一步讨论医疗、住房等重大体制改革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
2 虚拟变量法和邹至庄检验的工作原理及方法2 模型的建立及参数估计2.1 模型的建立1989年–2007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如表1所示，因为是研究储蓄与收入的模型，而根据收入法计算的GDP 是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加总得来的，所以选取了GDP 这个主要的变量代表我国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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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民储蓄率估算方法的比较及再估计刘书祥马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74；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成都610074）摘要：本文就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居民储蓄率不同估算方法的统计口径、调整过程进行全面对比，得出采用财富增加值估算居民储蓄的方法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更好地解决了我国收入不透明所带的统计缺陷。
本文用该方法估算出1978~2006年间的居民储蓄率，最终的估算结果与Modigliani和Cao (2004)等的估算值在1978~2000比较接近，变动趋势完全相同。
但与Modigliani和Cao不同的是，本文将他们的估计中所遗漏的股票、企业债券等金融资产一并加以考虑，得出结论：2000~2006年居民储蓄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要很好地解释居民储蓄率的长期趋势，必须考虑股票、债券市场的发展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估算方法；财富；隐形收入引言储蓄对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消费者行为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方面，索洛（1956）指出，不同的储蓄率对应不同的消费水平，在转移动态中，不同的储蓄水平对消费者的短期福利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在消费者行为方面，储蓄是消费者将资源用于未来消费的部分，以用来应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周期方面，储蓄是当前消费的对偶，储蓄量的大小对应着消费量的多少，而消费的短期波动是总需求波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储蓄对研究经济波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根据所研究问题的需要以及对储蓄口径的理解不同，人们对储蓄率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讨论各估算方法的优劣、统一其估算的口径是本文产生的主要背景。
一、中国居民储蓄率估算方法综述根据任若恩（2006）对储蓄率计算口径的总结，总储蓄被拆分为国民储蓄和国外储蓄。
国民储蓄包括私人储蓄、政府部门储蓄，其中私人储蓄由居民储蓄、为居民服务的非盈利团体储蓄、企业储蓄组成，政府储蓄为公共部门的储蓄。
总储蓄扣减固定资产消耗或资本折旧，即为净储蓄。
在计算储蓄率时，可以是储蓄与对应的GDP或GNP之比，也可以是储蓄与对应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因此可以分别得到国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等。
在这些储蓄率指标中，居民储蓄率最为重要，因为它反映了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主体，即居民个人或家庭的储蓄行为，因而一直为学术界长期关注。
目前，对居民储蓄率进行估算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Modigliani和Cao (2004)将储蓄界定为一段时间内财富的增加值，具体计算公式为①：S W=∆（1）∆=∆+∆+∆+∆（2）W CUR DEPO SEQ PISSR S CON=+ （3）其中S 为居民储蓄，W ∆为财富增加额，CUR ∆、DEPO ∆分别指流通中货币增量和银行存款增量，SEQ ∆为新增有价证券，PI ∆为个人固定资产投资，CON 指居民消费。
居民储蓄率SR 由公式（3）给出。
从估算结果看，1953~1978年储蓄率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平均储蓄率仅为4.3%；在1978年以后，储蓄率稳步上升，到1994年达到33.74%的高值。
此后，储蓄率有所回落，但总体水平仍高于改革开放前。
值得注意的是，Modigliani 的估计方法存在几个缺陷：一是在计算“新增有价证券”时，考虑到1953~2000期间除了国债以外，其他有价证券在很长一段时期数量很少，因此有价证券仅包括国债；第二，将“流通中的货币增量”全部视为居民财富的增加，然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研究，该部分应扣除其他部门（如企业）持有货币量；第三，“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中并没有考虑新增资本对折旧的弥补，因此其获得的储蓄率应是居民总储蓄；“私人存货投资”对储蓄率的影响没有得到相应的考虑。
其中一、三两项会低估财富增加值，进而低估储蓄率，而第二项会高估储蓄率。
（二）中国国家统计局从1992年开始给出居民储蓄率的统计值①。
该统计值采取“住户储蓄=住户可支配收入-住户最终消费”，“ 住户储蓄率=住户储蓄/住户可支配收入”的计算公式获得。
该方法与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93）相符合，②但缺点是统计较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有关研究的时间跨度，因此多数学者采用其它口径获得储蓄率。
（三）任若恩、覃筱（2006）在国家统计局核算基础上进行部分调整。
将中国居民“劳动者报酬”项减去“单位社会保险付款”，将“居民最终消费”项加上“金融保险业虚拟消费”，使得居民储蓄率平均下降近6．63%，缩小了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差距。
经过调整所估算的居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同调整前一致，在1994年达到最高值，但调整后的储蓄率比统计局或Modigliani 的估算平均小近7个百分点。
（四）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对居民储蓄率也进行了估计，其估算方法与Modigliani 和Cao (2004)的估算方法相近，只是在具体处理上更为严格：①针对Modigliani 和Cao 的估算缺陷，课题组对“流通中货币增量”进入居民储蓄的部分进行调整，认为 “流通中货币增量”中78%的部分进入了居民储蓄③；②考虑到物价因素，居民“金融资产”的增加值并不等于其名义增加值，将其先通过GDP 缩减指数对其调整，再用零售物价指数转化为名义值；③将政府公布的有价证券的90%归为居民持有；④考虑居民存货投资的变动；⑤同Modigliani 和Cao (2004)一样，没有扣除折旧，计算结果仍然为居民总储蓄④。
将估算①数据参见1998年以后各年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具体计算为“住户总储蓄”与“住户可支配总收入”相比得到。
②符合SNA 具体是指估算方法总的指导原则相同，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来获得居民储蓄，进而计算出储蓄率；而在每个项目的具体细分上则存在显著差异（任若恩、覃筱，2006）。
③根据1998年以后各年卷统计年鉴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可以得出，“流通中的货币”在1992-2004年平均有82.9%为居民部门持有，1992-1998年平均有79.1%的比例为居民拥有，与人民银行的78%的估算比较接近。
④任若恩（2006）指出，居民总储蓄率更具有国际可比性，因为不同的国家间对于折旧的处理不同，折旧期结果与Modigliani的估算值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差异在大部分年份中较小，但在1993~1995有所扩大；此外，人民银行估算的储蓄率在1992年达到最高值，而Modigliani 估算的结果显示储蓄率会持续增加直至1994年。
二、居民储蓄率估计中的几个主要因素从前述四种主要估算方法中可以看到，之所以对中国储蓄率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除了基本估算方法的差别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涉及储蓄率变化因素的范围口径和计算方法上存在差异，具体包括对“金融资产”、“隐形收入”以及“虚拟消费”的处理。
本小节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1．金融资产居民储蓄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指以凭证形式被持有的财富，具体包括“居民部门流通中货币”、“有价证券”、“居民储蓄存款”等形态。
图1为“金融资产”与“居民储蓄存款”占总资产的比例①。
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资产有明显增加，“居民储蓄存款”与“金融资产”的差距逐渐扩大，“金融资产”的表现形式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
图2为1990-2006年间，属于“金融资产”组成部分的“居民部门流通中货币增量”、“其它有价证券”②、“新增国债”的绝对值。
从图上可以看出“其它有价证券”以及“新增国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稳定的增长趋势，2005-2006年“其它有价证券”与“新增国债”出现一次交叉，“其它有价证券”超过“新增国债”的发行量，在“金融资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估算储蓄率时候充分考虑“金融资产”尤其是“其它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显得越来越重要。
图1 “金融资产”与“居民储蓄存款”注：“其它有价证券”包括“企业债券”占总资产的比例和A股市场新增资金图2 “金融资产”中的其它部分相反，在“金融资产”方面，Modigliani和Cao (2004)的处理方式为仅计算“流通中货币增量”、“居民储蓄存款”、“国有债券”，将“其它有价证券”排除在外。
这种简化处理在①数据来源于文章第三部分“重新估算中国居民储蓄率”对应的数据。
以下图形，除特殊说明外均来源于此数据。
20世纪90年代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其它有价证券”的增加，这种处理显然不合理。
人民银行（1999）虽然将“其它有价证券”计入“金融资产”，并且对各项进行一定的调整，但他们通过GDP 缩减指数以及零售物价指数对“金融资产”进行数值调整，我们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居民储蓄率是居民将资源在现在消费与未来消费的配置比率，而经过调整后的储蓄率反映的是消费者在零售商品购买能力上的配置情况，这种做法本身已偏离居民储蓄率的含义，同时也不符合通行的SNA（1993）的做法。
统计局与任若恩、覃筱（2006）所使用的“储蓄”均采用“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居民消费支出”获得，采用“流量”的概念，这区别于Modigliani（2004）与人民银行（1999）使用的“存量”概念。
因此只要把握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支出”的核算，就能准确地估算储蓄率。
2．隐形收入“隐形收入”，是一种以隐蔽方式进行经济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它是为逃避国家的税收和各种管理规范，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和各种法定统计的、国家实际管理控制未及的经济收入。
因此“隐形收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隐“形”，统计部门很难对其有一个准确的估算①。
在收入比较透明的国家（如美国），“隐形收入”相对较小，而在收入相对不透明的国家（如中国），“隐形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大。
统计局与任若恩、覃筱（2006）等均采用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居民消费支出”的计算方法，因此“隐形收入”是否被记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将直接影响储蓄率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根据《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的核算方法，“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住户部门的增加值、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经常转移。
其中，劳动者报酬包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单位社会保险付款，财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土地租金以及其他，经常转移包括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及其他。
与“隐形收入”相近的统计口径为“工资及工资性收入”，而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工资性收入指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劳动者其他收入未被列入工资范畴，而“隐形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劳动者其他收入。
因此，按照统计局或任若恩、覃筱（2006）的估算方法，“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未包含“隐形收入”，因此在此基础上估计的储蓄率与真实值存在偏差。
对于“隐形收入”的大小，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估计，但“隐形收入”占总收入较大比例的观点得到普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