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
高中历史论文：试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特色
高中历史论文：试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特色【中文摘要】傅斯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方面都取得重要的成就，他为中国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主张在20世纪的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对傅斯年的史学实践及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特色,并简要分析其基本成因。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特色中国史学史傅斯年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学校教育等各方面均有显著成就，但其学术成果尤以历史学最为显著，是我国近现代之交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出现的一位著名学者。
陈寅恪曾以“天下英雄独使君”相赠（１），胡适也说：“孟真真是一个人间最稀有的天才！”（２）傅斯年毕生都为构筑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两座桥梁而努力并做出重要贡献。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新学术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取得的瞩目成就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其重视运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等现代意识和主张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史学思想堪称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傅斯年的著述不多，但足以使其名留史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出现新的走向和特征，即“尊重事实、重视考据、强调求真、专项实证化、朴学化”。
这让我们不得不再重新关注一下这位史学前辈。
在笔者看来，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体现了这样几大特色：一、思想渊源的多元性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既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本乡本色的味道，又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集中国传统学术的熏陶和西方科学的训练于一身，真可谓是“中西合璧”，也正是在这种“中西合璧”的基础上，傅斯年才得以充分展现其历史才华，取得重大成就，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具体来说，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这种“中西合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中国传统的史学特征。
傅斯年一生中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有关中国方面的。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我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对《诗经》的研究贡献卓越，其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将从傅斯年的研究方法和其对《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进行论述。
一、傅斯年的研究方法1. 严谨的文本考据傅斯年在研究《诗经》时，非常注重文本的考据工作。
他不仅查阅了各种古代文献，还深入挖掘了甲骨文、金文等古代文献，以求《诗经》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他所采用的文本考据方法，以其严谨性和科学性而著称。
2.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傅斯年在研究《诗经》时，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传统解释，而是将考古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融入到研究中。
他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深入挖掘了《诗经》中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涵，为后人对《诗经》的深入理解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
3. 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傅斯年在研究《诗经》时，注重从整体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古代文献。
他不仅关注其中的单个诗篇或篇章，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诗经》的结构、内容和意义。
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思路，使得他在《诗经》研究中取得了许多独到的成果。
二、傅斯年对《诗经》研究的贡献1.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诗经》古本校勘傅斯年通过对《诗经》古本的细致比较和校勘工作，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诗经》古本校勘体系。
这为后人学者研究《诗经》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也为《诗经》文本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2. 提出了新的《诗经》解释傅斯年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和见解，使得《诗经》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
他对《诗经》中的字句、章节、篇目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为《诗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推动了《诗经》研究的国际化傅斯年向西方介绍了我国古代文化瑰宝《诗经》，积极推动了《诗经》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结语傅斯年对《诗经》的研究，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其对《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显著的。
浅析傅斯年的史料研究方法
2019年19期┆15百家争鸣浅析傅斯年的史料研究方法高 波摘 要：傅斯年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对傅斯年史料研究使用方法和他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兰克学派；史料 一、傅斯年的史学成就傅斯年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中国史学有着积极作用。
他在中国扛起“史料学派”的大旗，高唱“史学即史料学”，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傅斯年与兰克学派傅斯年在国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留学英国期间，学习了西方学术思想，回国后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在中国史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傅斯年受中国传统乾嘉史学影响，选择“历史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信条的兰克学派，顺理成章。
兰克学派是建立在对18世纪”理性”时代史学批判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展脉络。
它将历史哲学当成荒诞无稽的说教，是毫不根据的主观臆测。
强调如实直书，要求对文献材料进行严密的考辩，重视原始材料，但不迷信原始材料，以实现历史学的“精确”，并提出历史学家就应该将主观的因素从文献中分离出来，历史研究就是为了还原过去。
傅斯年学术思想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
回到中国后，就自觉成为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本人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三、傅斯年史学思想傅斯年全盘接受了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历史思想，回国后他主张“史学即史料学”，“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最终要把史学变成像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在史学研究中傅斯年主张“有一分史料出一分货，有十分史料出十分货，没有史料不出货”，乍一看，似乎与胡适说提倡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话”意思一样，但是由于史学思想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史料的使用上的差异．胡适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提倡”实证主义史学，其学术方法是所谓”十字箴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主张研究历史先假设，后求证其假设的”例律”，显然史料在胡适的史学方法论中．成为了验证所假设”例律”是否真实的证据了．这与傅斯年所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通过客观史料还原真实历史，将历史“变成像物理学地理学一般的事业”明显不同。
试论傅斯年图书馆藏许瀚遗集及其文献价值
［ 关键词］ 许瀚
许印林
攀古小庐 遗集
山东文献集成
［ 中图分类号 ］ Ｇ ５ ２６
［ 文献标识码 ］ Ａ
一
许瀚 生平及 著作
（ ）生 平 一
许瀚 ， 字澜若 ， 一字 印林 ， 又字元翰 ， 号培西 ， 山
试论傅斯年图书馆藏许瀚遗集及其文献价值物馆藏王献唐抄本已刊30病手集杜杜诗选注不分卷北京图书6攀古小庐金文考释不分卷一册中国社会馆藏稿本未刊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抄本未刊31杜诗提要评校一卷山东省博物馆藏日照7攀古小庐金文集释一册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未刊32校杜诗通解提要十二卷山东省博物馆藏8攀古小庐砖瓦文字二函四册山东省博物嘉庆五年在兹堂刊本未刊馆藏王献唐抄本已刊33杨刻蔡中郎集校勘记已刊9许印林遗著一卷光绪年间潘祖荫滂喜34校桂馥说文义证斋丛书刊本第三函已刊10许印林遗书不分卷三册是书收录古器物铭文考释四十八篇系王献唐先生ll许印林手稿黏贴本一册北京图书馆倩人自原拓抄录其中所载多见于攀古小庐杂著及捃古藏稿本未刊录金文
文解字义证》 分校者尚有王筠 、 ， 袁练 、 许裢 、 陈宗彝 等； 同年七月 ， 引之任武英殿总裁 ， 王 奉诏重修《 康 熙字典》 许 瀚考充校 录， ， 迄道 光十一年 （８ １ 修 １３ ） 毕 。在京 期 间 ， 谒 师 门 ， 学 于王 氏父 子 ， 广 结 常 问 又 同道， 李璋煜、 如 叶志诜 、 徐松、 汪喜孙 、 王筠 、 式 吴 芬、 张穆 、 自珍、 龚 俞正燮、 刘喜海 、 丁晏 、 许桩、 沈盎
册 府 说 苑
山东 图书馆 学刊 ２０ ０９年第 ５期
试论傅斯年图书馆藏许瀚遗集及其文献价值
也谈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
也谈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近日，笔者在研读“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资料时，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惑。
相当多的论著在谈到“史料学即史学”这个论断时，往往认为，“在历史上确曾有人以崇尚史实即是历史学的说教，来反对理论对史学的指导地位。
我国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盛行的‘乾嘉学派’对历史就专一主张训诂考据史料，不事义理分析；后来又有人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历史研究宗旨。
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前边我们所说的一个事实，即史料尤其历史文献，既然是由主题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所致”。
这里所说的“史料学即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呢？“史料学即史学”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提出来的。
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集中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原文是：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1/ 6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明明白白说的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将“近代史学”与“古世中世”的“著史”作比较，说明“近代史学”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没有泛泛而谈“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而更系统阐述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的“史料略论”篇、“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篇详细地阐明了傅斯年对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认识，由此可窥见傅斯年的史观。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19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高贤栋*提要学界普遍认为傅斯年是科学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不仅出于经世致用目的撰写了《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还明确表示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启发爱国心与民族向上心、增强民族意识等的人文价值功能，同时也应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回应现实问题且为之提供历史的借鉴。
但其人文价值功能与经世致用功能的发挥都应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要坚决抵制罔顾历史真相的极端主观主义。
关键词傅斯年经世致用史观九一八事变“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①他在建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口号，“崇尚纯粹学术，倡导学用分离”，将史学目的定为“求真”，坚决反对“经世致用”。
②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开始转向东北史的研究，运用历史学为捍卫国家主权服务”，③所著《东北史纲》因有意忽略公认的历史事实等原因而受到缪凤林等学者的严厉批评。
④傅斯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东北史纲》只是他在特定情况下写作的一部特殊作品呢，还是从①①②③④高贤栋，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春梅：《“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焦润明、邹海英：《傅斯年与东北史研究》，《东北史地》2014年第6期。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69页。
写作《东北史纲》开始，他就已经放弃了“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立场而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了呢这是全面评价傅斯年史学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议题。
一傅斯年为民族存亡而积极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与持各种各样“致用”史观的史学家们不同，傅斯年的态度始终是学术研究要疏离现实与政治。
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
1908年，傅斯年在父亲学生侯延爽的资助下，赴天津求学。侯延爽原是店铺学徒，傅斯年的父亲见他酷爱读书，十分感动，便让他免费进入龙山书院。后来侯延爽考中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为了报答老师的知遇之恩，他发誓要把傅斯年兄弟培养成才。
第二年，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第一中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新式教育。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门。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影响下，他和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俞平伯等同学创办《新潮》杂志，成为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引领潮流的刊物。
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
智效民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16日生于山东聊城北门里路的相府大院。聊城傅氏是当地名门望族。早在明代，傅家就有诗书传家的门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在清兵入关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个状元。从此，傅家在科场上获得功名者不下百人。他们或是在朝为官，或任封疆大吏，因此相府大院有“状元及第”和“圣朝元老”的金匾，聊城傅氏也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美誉。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但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因却无意仕途，终生没有参加科考。傅斯年的父亲虽然中举，却未曾入仕。为了养家活口，他担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像是走向衰落，但这未尝不是他们恃才傲物、洁身自好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对傅斯年影响很大。
傅斯年在北大时是学文科的，但是进入伦敦大学后，他却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他除了主修实验心理学之外，还选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当年在北大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应该补上。对于傅斯年的这一转变，老同学罗家伦分析得很透彻。他说：“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实际上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傅斯年，人间最稀有的天才_名人故事素材
傅斯年，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的人。
”罗家伦如是说。
“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胡适这样评价他。
他是个胖子，很胖。
他少年时即禀赋异于常人，被誉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后于北大师从胡适。
他是“五四”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旗手与总指挥，风云一时。
他留学海外7年，辗转伦敦、柏林和巴黎等地，涉猎文学，西藏学，化学，地质学，史学，数学等，他甚至还跑去爱因斯坦的研究生班听过相对论。
但是，他留学期间却没有拿到一个学位，一个都没有。
然而他的学识却几乎碾压同辈留学之人，当时留学的一批人被碾压得毫无脾气。
他一生特立独行，狂放不羁，在学届和政界都留下了赫赫盛名。
人送外号“大炮”，他的“大炮”之名在当时响彻中华大地，绝不亚于现今“任大炮”之名。
却又博得各方钦佩有加，甚至蒋介石都对他及其敬重，可谓一代传奇。
他的名字，叫傅斯年。
一人之力轰下两任民国行政院长民国时期，四大家族纵横朝野，贪腐之风愈演愈烈，全国上下怨声载道。
1938年，时任国民参政员的傅斯年站了出来，接连在报纸和国民参议大会上炮轰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
傅斯年毫不留情的公开炮轰直接导致了孔祥熙的黯然下台，一时舆论哗然。
孔祥熙下台后，其接任者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然而宋子文并不比孔祥熙好到哪里，贪腐依旧。
彼时傅斯年和宋子文还有着不错的私交，然而即使如此，傅斯年依旧站了出来。
傅斯年在报纸上连发《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大论，一时朝野震动。
傅斯年的几篇大论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各大报纸甚至一度洛阳纸贵。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宋子文亦黯然下台。
一个虚职的参政员，以一人之力，接连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名留青史的对话在傅斯年炮轰孔祥熙之后，蒋介石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请傅斯年吃饭，留下了一段足以留名青史的精彩对话：蒋介石：“你信任我吗?”傅斯年：“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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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傅斯年王戎笙【专题名称】历史学【专题号】K1【复印期号】1995年02期【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4年04期第154-161页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
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
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
一、傅斯年的学生时代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
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
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
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
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
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
”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
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
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
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
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
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
”《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
《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
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
《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
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
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
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
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治数学。
1920年8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到也有趣。
”①为什么一个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文史根底深厚的青年要跑到国外去改学实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呢？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心理背景。
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
认为这种训练在某种学科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而来治另外一套学问，也还可以应用。
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
”②1923年从英国到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
1926年冬，结束在柏林大学的研究，由德归国。
二、治史主张1927年秋，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时办周刊，招研究生。
他在周刊的发刊词里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以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③这篇发刊词，据董作宾的推断，是傅斯年写的。
这篇发刊词的主导思想，正是此后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所方针，也是史料学派的基本主张。
傅斯年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在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用筹备处名义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长达七千余字。
极力推崇顾炎武、阎若璩，说“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辩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辩史料法。
”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三个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
傅斯年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很多名言，但仍不外乎所谓“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的一贯主张。
为了突出学派宗旨，有时故意把话说得惊人的激昂。
例如：“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了强调学派宗旨的坚定性，许多话说得十分武断。
例如：“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
“只是”、“便是”、“本是”，这些武断的措辞，以及那些激昂的口号，是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说明自己的学派宗旨的。
比较平实、准确、简洁地说明史料学派宗旨的，是《〈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的一段：“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④这样说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当史语所成立之初，正在开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傅斯年没有参加论战，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人参加论战。
他们正在洽购并整理原藏于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在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到全国各地调查方言和民俗，搜集《明实录》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
史料学派的一员主将劳干谈到《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时说：孟真先生这篇论文之中，首先揭明了我们做历史的人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主观偏见存在。
历史学换句话说就是史料处置学，他是经验科学的一支，和生物学、地质学属于经验科学完全一样。
我们在中国做历史研究的人们有时是要整理国故的，但其中却并不是有好恶的偏见，而是为的材料的方便，和在中国做生物学研究或地质学研究的人们，要偏重在中国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学材料或地质学材料一样。
对于傅斯年提出的历史学发展的三个标准，劳干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说：第一、必须能发现新问题。
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要能够直接对材料本身，重新批判去找新问题，不应以前人处理的旧公式为满足，然后历史的研究才能有新的发展。
第二、必须扩大使用材料的范围。
就性质来说，应当扩大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例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敦煌卷子、档案、以及从人类学调查得来的资料。
就地域来说，应扩大到汉语文化以外的材料，即是在中国文献中比较忽略的，例如属于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族的文献和其他资料。
第三、必须扩大研究手段。
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是史学研究者的工具。
因此，凡是研究历史的人，对于语言学、文字语言工具和一般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必需的。
傅斯年在留学德国时，深受德国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非常崇拜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他最景仰的是司马光、欧阳修、顾炎武、阎若璩和钱大昕。
在当代的学者中，胡适对他影响最大，其次是王国维。
顾颉刚、陈寅恪对他也有影响。
不少学者指出，傅斯年崇拜兰克，他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名称都明显地标明了兰克的影响，但他并不懂得兰克，甚至误解或曲解了兰克⑤。
三、办所方针1928年1月，任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的傅斯年，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等陈述语言学及历史学的重要，建议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什么建议要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
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
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怎样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呢？他说：“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
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⑥这是傅斯年的治学主张，也是他的办所方针。
1928年9月，傅斯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秘书代行所长职务。
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布了他的办所方针。
其中许多说法引起史学界的争论，成为赞成者和反对者都经常引用的史坛名言。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
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就是傅斯年的办所方针。
10月22日史语所迁入广州市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⑦。
初胡适誉为“天才纵横”的傅斯年，在新潮社时期就是一个敢闯敢冲的扛大旗的学生领袖。
少年时代，由祖父课读十三经。
进入大学以后，攻读中国文学。
先后留学英国和德国，学哲学、学实验心理学、学生理学、学数学、学相对论、学比较语言学。
他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学历，在那个对西方科学钦佩、仰慕、倾倒的时代背景下，当他大声疾呼要把历史变成科学的时候，自然是很容易获得响应的。
他是一个不尚空谈的实干家，在他提出响亮的口号的同时，拿出了他的示范性作品—一《明成祖生母记疑》、《性命古训辩证》、《夷夏东西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