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
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
陈寅恪被认为代表资产阶级学术的最高水平，是梁启超、王国维去世后首屈一指资产阶级史学家。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人不知道他，因为他不写通史之类的，而是研究很深的问题。当时有教授的教授之称。
他学问如此之大，但连大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其实他念的大学还不少。十几岁在日本，二十几岁到德国，又在法国、瑞士、美国念了十年书，三十岁重到德柏林大学研究梵文。他为研究学问只去学习，不要文凭，往往快取得文凭了，他却走了。三十五岁时到清华研究院当导师时全凭内行学者的识见，因为当时还没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当导师后逐渐受学界推崇。
第四节 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
一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二 陈寅的“以诗文证史”
一、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把西方的历史学移置到中国来，把史学的立足点放在史料上，把自然科学的知识应用到史学研究中。
二、陈寅恪的“以诗文证史”
贡献：史料的扩充与考释；方法的缜密；议论的精到。
（3）精于考证。特点是用常见的材料，不用偏僻的材料。《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只引《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不用杂史。这种方法说明他读书认真，善于发现问题；以正史证正史，《元白诗笺证考》是典例。诗反映历史是不自觉的，所以一般不会伪造；注意运用小说中的史料，小说是作者的虚构，但其中有真实的东西，虚构多是在故事中虚构，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则是真实的；善于从各种现象上进行联系，不是单纯的考证，往往在考证之中或考证之后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联系分析入微，发挥精细，其考证《崔浩与寇谦之》，虽题目是两个人，但在内容上把两个人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广泛联系起来，所谓小题大做（写论文小题大做，大题小做都不容易）。有人讲他的文章充满了辩证法，有人评价他“辨正而不唯物”。资产阶级史学家确实是能掌握辩证法的。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长。眼睛失明，党和政府待他很好，专为他铺了白色道路供他散步。五十年代初刘大年到莫斯科作报告，介绍资产阶级史学家时即以陈寅恪和陈垣为代表。
浅析傅斯年的史料研究方法
2019年19期┆15百家争鸣浅析傅斯年的史料研究方法高 波摘 要：傅斯年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对傅斯年史料研究使用方法和他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兰克学派；史料 一、傅斯年的史学成就傅斯年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中国史学有着积极作用。
他在中国扛起“史料学派”的大旗，高唱“史学即史料学”，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傅斯年与兰克学派傅斯年在国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留学英国期间，学习了西方学术思想，回国后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在中国史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傅斯年受中国传统乾嘉史学影响，选择“历史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信条的兰克学派，顺理成章。
兰克学派是建立在对18世纪”理性”时代史学批判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展脉络。
它将历史哲学当成荒诞无稽的说教，是毫不根据的主观臆测。
强调如实直书，要求对文献材料进行严密的考辩，重视原始材料，但不迷信原始材料，以实现历史学的“精确”，并提出历史学家就应该将主观的因素从文献中分离出来，历史研究就是为了还原过去。
傅斯年学术思想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
回到中国后，就自觉成为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本人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三、傅斯年史学思想傅斯年全盘接受了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历史思想，回国后他主张“史学即史料学”，“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最终要把史学变成像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在史学研究中傅斯年主张“有一分史料出一分货，有十分史料出十分货，没有史料不出货”，乍一看，似乎与胡适说提倡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话”意思一样，但是由于史学思想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史料的使用上的差异．胡适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提倡”实证主义史学，其学术方法是所谓”十字箴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主张研究历史先假设，后求证其假设的”例律”，显然史料在胡适的史学方法论中．成为了验证所假设”例律”是否真实的证据了．这与傅斯年所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通过客观史料还原真实历史，将历史“变成像物理学地理学一般的事业”明显不同。
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作者：沈年耀来源：《职业时空》2007年第18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
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
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
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
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第四节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一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二陈寅恪的“以诗文证史”一、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把西方的历史学移置到中国来，把史学的立足点放在史料上，把自然科学的知识应用到史学研究中。
二、陈寅恪的“以诗文证史”贡献：史料的扩充与考释；方法的缜密；议论的精到。
陈寅恪被认为代表资产阶级学术的最高水平，是梁启超、王国维去世后首屈一指资产阶级史学家。
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人不知道他，因为他不写通史之类的，而是研究很深的问题。
当时有教授的教授之称。
他学问如此之大，但连大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其实他念的大学还不少。
十几岁在日本，二十几岁到德国，又在法国、瑞士、美国念了十年书，三十岁重到德柏林大学研究梵文。
他为研究学问只去学习，不要文凭，往往快取得文凭了，他却走了。
三十五岁时到清华研究院当导师时全凭内行学者的识见，因为当时还没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当导师后逐渐受学界推崇。
其学术特点：（1）掌握非常丰富史料，通晓十四五种文字，包括英法德日为现通行的文字，欧亚的古代文字如希腊、拉丁、阿拉伯、波斯、巴利、梵文等，中国少数族文字为蒙、满、藏、西夏文等。
（2）学识渊博有多方面的成就。
1929年清华研究院停办后，任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合聘的教授，后任文史两系教授直到抗战。
他虽不任哲学系教授了，但哲学还是很有造诣的。
冯友兰当时要出哲学史的书，商务印书馆请陈寅恪和金岳霖作审查报告，冯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还要经陈寅恪审查，可见陈寅恪的哲学造诣。
陈寅恪特别在宗教史上研究精到。
在文学上对诗、小说都有研究，有《元白诗笺证考》、《论再生缘》。
在史学上特别对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有研究，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制度述论稿》。
元史的许多问题也须由他来解决，因为他懂许多语言。
他自称先秦史不敢摸，但研究先秦史的人向他请教，他讲讲的头头是道。
他还是《明清史料》的编委。
他当清华史学导师时也兼任语言学导师。
（3）精于考证。
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
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学术界，傅斯年以倡导“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而知名，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待材料要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反对作“疏通”的事业。
但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作出了大量的疏通与推论，掺有不少个人的主观分析，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
对此，傅斯年的好友俞大维和丁文江都有所认识，说傅是一个“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 矛盾的结合体)”。
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傅斯年学术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一矛盾，但是就傅氏这一思想体系作出深入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
故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作较为系统的发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史料革命”与科学史学的形塑中国传统学术历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至清代已蔚为大观。
然检视其发展历程，亦不无流弊，这首先表现在经学长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历代学者无不重视对其注疏与研究，以至一部经典被转相训诂、不断释论，而所使用的方法则是以文献证文献，很少脱离纸上考证的窠臼，“间有实物的研究，也是为了佐证或厘清文献里的记载”，这种“方法及材料是内循环式的”研究工作，使学术的发展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致使学者缺乏问题意识，思维囿于经典文献之中。
傅斯年对学术演进中存在的这一积弊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以经典为本体而不知扩充其他实物史料的研究，实为“书院学究的研究”，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他批评“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大量春秋笔法的运用更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相背离;后世学者不能借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而修的《元史》、《清史》已成了“官样文章”;现代学者如不能增益新材料，即使“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也只能是“化石的史学”[1]。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
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
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
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探讨其内涵、影响及争议。
傅斯年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其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傅斯年的这一观点进行再析，以期深化对史学与史料关系的理解，同时反思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文章首先将对傅斯年的生平和学术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接着，将详细阐述“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包括傅斯年对史料的看法、史料的分类与整理、以及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分析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学者治史态度的影响等。
也将探讨该观点引发的争议，如史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史料与史实的关系、以及史学研究的价值与目的等。
文章将总结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启示意义，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如何平衡史料的真实性与价值、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等思考。
通过对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再析，本文旨在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二、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解析傅斯年，作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傅斯年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而非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解读和评判。
他强调，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创造历史，而是去还原历史，去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
在傅斯年看来，史料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他主张，历史学家必须严谨地对待史料，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发掘和解读史料，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种对史料的重视和尊重，体现了傅斯年对于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追求。
然而，傅斯年的这一观点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更需要历史学家的主观解读和评判。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摘要：‚历史学即史料学‛是傅斯年的主要学术主张，最初见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详细表述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标准和宗旨，包括扩充研究材料与工具、反对国故、反对疏通等学术思想。
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不仅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上取得重大成果，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知名学者。
虽然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尚有缺陷，学术界对其赞赏和批评皆多纷论，但其对于现代史学的贡献和影响无疑是重大且深远的。
关键词：傅斯年史料学学术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0月，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史语所所长，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就职宣言，也是其治所大纲，在此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
史语所是纯粹的学术机关，在‚整理国故‛运动后成为史学界主流，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成就辉煌，受到国际公认，开创了‚集团研究‛之先河，培养了一批知名学者。
在史语所研究成就获得一定国际地位的同时，对于傅斯年‚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料派观点，各方学者众说纷纭，赞成与反对者都大有人在。
总而言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就对现代史学影响重大且持续至今，而对时下学术风气也不乏借鉴意义。
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其原文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①值得注意的是原文所提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不可仅从‚历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句话来断章取义的理解，而因全面把握傅斯年的整个史学思想体系。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完整阐述主要是《史学方法导论》一书。
‚该书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
据傅斯年所拟目录，这份讲义共分七讲，依次为：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臵；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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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负责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
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思想。
他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他的这一观点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他也因此赢得了史料学派“旗手”和“舵手”的大名。
本文试就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观点做出以下梳理，以便了解傅斯年的观点。
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
他说：“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
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由此看出，他把史学的对象看做是史料，与他把史学放在什么位置是有关系的，他想建立一个科学的史学，想把历史学变成科学的历史学，这样凡是带有主观的史学便不是他口中的史学。
但是我们说傅斯年认为著史是在文学之外，并不表示他反对著史，他只是认为著史应该广泛地收集史料，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他对司马光、司马迁大加赞赏，就是因为他们在著史中收集了广泛的材料，尽量体现客观的历史，而后世史家的所作，则多为他所不满。
所以“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本意是说，历史研究便是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便是史料学。
把著史已经划在史学之外了，自然就推出“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个结论了。
第二，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因为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因此做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结论。
他认为整理史料，要有客观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了。
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份材料处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
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诚然他的这些主张，无论在当时抑或是在今天，都是史料学者应谨记的守则。
第三，傅斯年强调要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尤其是收集新材料。
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
之增加”。
他推崇司马光、司马迁就是因为他们在著史的过程中收集了广泛的史料，后来中国史学没有进步就是因为没有广泛的收集史料。
由于史料没有扩充，而且许许多多的史料或者流到国外、或者被毁掉了、或者干脆被保管起来了，这是令傅斯年最为气愤的，他认为这无助于史学进步。
他说：“近代西方学术之所以发展很快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依靠现有的文献而是动手动脚去找新材料，扩大旧时的范围，那中国史学也应该学习这方面”。
而且他尤其强调收集新材料。
他在《史学方法导论o史料论略》说：“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就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遗传于旧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
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以上我们在内涵方面对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观点进行了梳理，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一史学思想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他把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和起点，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把史料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避免的会导致重史料轻史观的现象出现，会使史学家陷入到一连套的考证中去，不能轻易发现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
傅斯年笼统的认为个人的史才史识有限，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历史研究以材料为基础，個人可以根据占有的材料以自己的学识做出合理的推论，即使被后来的新材料推翻，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个人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不能重现的历史进行合理的推测而已。
可见，“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本身就是长短互现。
他的提出已然成为历史，但他以自己的价值与局限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印记却不可磨灭。
我们可以批判他的局限性，但是却不能因此否定他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地位与作用，更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否则便是违背了客观的原则，更谈不上对他进行正确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