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别是一家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的观点出自其《词论》一文。

《词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关于论词的文章，其中追朔了词的发展，兴起直至对词坛宿将的批评，其中提出的“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在考查了数百年词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词之文体和题材及主题之规定性的一个鲜明判断，其中提出了词的见解和要求，包括词的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等特征。

李清照词论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

“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继承了苏门论词“自是一家”说的菁华，在其所著《词论》提出新的词学观点。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词论》）据陈其美《李清照年谱》载，李清照的《词论》创作于公元1108年(北宋大观二年)，是时，苏轼以诗为词引起了词坛的争论，人们开始对词的体性、功用、特性等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晁补之、张耒、李之仪、陈师道都对这些问题发表了看法，李清照把前人有关诗词之别的朦胧的经验感受和零星见解，上升为明确的理性认识和较为系统的本色理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内涵第一，形式的严声律李清照先将词体溯源到乐府声诗，以李八郎的故事来说明词跟歌唱的密切关系，后又肯定柳永的协音律，批评晏欧苏等人之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进而提出词应分五音，分五声，分六律，分清浊轻重。

可见李清照将协律视为诗词首要区别，将协律视为词的最基本的特色之一，而且对词应协律的要求，有着一整套严格具体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二，内容的主情致李清照没有阐述情致的内涵，但他标举秦观为主情致的代表。

秦词是“情韵兼胜”(《四库提要·淮海词提要》)，“多婉约”(张刻《淮海词》)，他“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他的词的情致，不但表现在直抒胸臆的抒情形态上，如‘欲将幽恨寄青楼，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虞美人》)，还表现在虽直抒胸膛而委婉曲折，刘熙载所谓‘寄直于曲’(《艺概·词概》)”，“少游纯以温婉和平之音，荡人心魄，与屯田，东坡之使气者又不同也。

”可以推知李清照所言情致，指柔情离怀、男女恋情的内容。

第三，风格的尚文雅李清照肯定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但“词语尘下”，格调低俗。

与文雅同属风格范畴的，还有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批评张先、宋祁等人的词“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

还要尚故实，但用故实要妥当圆通，李清照指出秦观少故实，黄庭坚有故实，但多疵病。

还要用铺叙，叙事委婉。

综上所述，李清照“别是一家”论就是要求词形式上严守律，内容上主情致，风格上尚文雅，以达到严守诗词之别，维护词的本色的目的。

贡献李清照词论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功不可没。

苏轼“自是一家”论和豪放词的出现掀起了词坛论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苏轼打破声律是否可取，二是用词抒写豪情壮志的得失，三是词的风格是豪放壮美，还是婉约优美。

李清照投身到这场论争中，对这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词是伴随燕乐的流行而形成的，作家按谱填词，歌伎依谱唱词，声律可谓词的第一生命。

李清照认为词应遵守声律，而苏轼认为不协音律的做法不对，无疑是基于时人对于词合乐、应歌的现实需要，而且李清照以“分五音、五声、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此来维护词的本色。

其次，燕乐的俗艳和歌妓在词的创作和传播中的作用使词宜于表达一种深隐幽微的情思，因而李清照的主情致符合词体的实际，苏轼用词抒写豪情壮志只是一种尝试，要非正体。

词有词的特色，不必非要向诗看齐，“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翻相得益彰，岂不更好。

第三，同样是燕乐的俗艳和歌妓在词的创作和传播中的作用使词形成了委婉曲折的婉约风格，李清照通过对北宋词坛名家的批评，明确的提出了词应“尚文雅”、“铺叙”、“典重”、“故实”等一系列审美标准，这对传统词风既是一种有力的维护，也是一种可行的指引。

严守声律是着眼于形式，主情致是着眼于内容，“尚文雅”、“铺叙”、“典重”、“故实”等是着眼于风格手法，李清照词论全面的论述了词的本色，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

李清照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不论是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还是进行填词的艺术创造实践，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4评价“别是一家”说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有得有失：首先，维护词学传统，严格诗词界限，有益于发扬词的本体精神与美学风格，但排斥晏、欧、苏词，因而表现出“尊体派”之片面于保守；其次，严守音律，维护了词的音乐特质，但要求“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等等，她是以此作为“别是一家”的佐证，但要求太苛，连她自己的几首名作亦难以遵从。

李清照的《词论》是词学史上第一篇以史带论的词学论文。

它在研究了北宋词的形式与特点，评析了词坛名家创作倾向及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此论一出，立即受到广泛注意，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毁誉褒贬，意见难以统一。

近年来，对这篇文章的研究仍在继续，或辨其真伪，或考其本事，或评其理论得失，或析其观点正误，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

这些探索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加深了对《词论》本身的理解，也促进了对整个词学理论的探讨。

但是应该看到，这篇文章在词学史上的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它所体现的主题观念及其在词学史上的意义。

本文将从这个方面谈一点体会和认识。

对于《词论》所体现的主体观念，前人已略有提及。

夏承焘先生认为：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口号”，要求保持它的传统风格—这就是前人所谓‘尊体’”。

（《评李清照<词论>—读史札记之一》）应该说，“尊体”确是《词论》作者所体现的主体观念，词“别是一家”就是这个观念的产物。

联系北宋词坛创作繁荣、词学论争的现实，把它放在北宋词坛的具体背景上进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词到李清照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词从内容到形式，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从词体方面看已由唐五代的小令发展到长调慢词；从词的表现手法看，也由单薄的抒情发展到以铺叙展衍为能事的叙事、状物、抒情的结合；词的内容也从多倚红偎翠，开始发展为表现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

可以说李清照所处的词坛，已开一代之盛，新声竞繁，众体大备，名家辈出，出现了多种艺术风格纷呈的局面；有的以铺叙明白见长；有的以抒怀旷达取胜；有的以婉约清丽为主；有的因富丽精工见称。

李清照所面对的词苑，就是这样一片奇花异葩的艺术现实。

对于这种局面，应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每一个词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创作主张及审美要求，从理论上作出反应。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正是从推崇词体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词学理论发展的结果。

理论与实践如影随形，词的创作实践必然产生词学理论。

尽管李清照以前的词坛，对词学理论的系统论述尚不多见，但只要把有关词集的序跋，词人的通信，以及散见于词人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稍加梳理，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到李清照时，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正在由卑渐尊，对词体的要求正在由俗趋雅。

我国文学的传统样式是文人的诗文。

以民歌为主体的“诗三百”，经儒家阐释和推崇之后，才被尊为经典。

而晚出的词，则被视为“小道”、“末造”、“旁行”。

词被视为卑体，这是李清照以前词坛的传统观点。

这固然与词起源于“胡夷里巷”流行于青楼酒馆有关，也与在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崇古重道的时代背景相关联。

词在当时备受轻视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它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反映在对词的称谓上。

有的称词为“曲子”，如王灼谓：“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渐兴”（《碧鸡漫志》）；又如柳永驳晏殊的责难时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张舜民《画墁录》），从侧面反映了曲子不登大雅之堂。

“曲子”之称，始于五代，宋人仍沿旧说，说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承袭。

有的称词为“小词”，如王安石读晏殊词，笑曰：“为宰相而做小词可乎？”（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有的称词为“诗余”，而且名于书，宋人词集有不少以“诗余”为称。

这表示了以词为诗之余的看法。

其次，在词的创作上也大都不及写诗作文认真。

对于填词的目的，多认为是娱宾遣兴，自愉娱人。

如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小序说：“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

”晏几道序《小山词》曰：“试读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

这种佐欢娱人的传统是与《花间集》一脉相承的，“花间”词人多是以婉丽绮迷的笔触，作词以佐酒宴歌席之欢。

《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工资，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芊芊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北宋词坛。

可以说，词在北宋文坛是作为与载道之文、言志之诗鼎足而三的抒情手段存在的，而这时所抒之情又多是男欢女爱、佐欢闲适的情。

直到苏轼、辛弃疾，词的抒情才更侧重于家国之愤、经济之怀。

再次，在题材上，由于对词的轻视，所以用以入词的题材也多是风月之事，男女之情，遂形成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

文人在诗文中不敢写、不屑写的东西便全部涌入到词的这块阵地上。

那些写起诗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人，写起词来也尽塞进些花前月下的私情喁语。

如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写文是“正人君子”，作诗是“迁客骚人”，填词则是个“多情种子”。

他把在诗文中不能写的夫妻绣房的戏言、闺中调笑写入词中，以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就总体来看，宋人多是严肃为诗文，戏谑作小词的。

如胡寅《题酒边词》描写作者写词，往往是是即兴而作，“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

”正因为这种创作态度，就使词的内容变得软媚侧艳，甚至黄色下流。

这又引起了连锁反应，增长了人们对词体的轻视，甚至认为正经文人是不能作词的，柳永就因好写“淫冶讴歌之曲”，而被仁宗黜退。

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词。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词只能在厕所中读，可见当时人们轻贱词体之一斑。

略览李清照以前的词学理论，因词为“艳科”而蔑视词体的看法是相当普遍和顽固的。

但是，文学理论来源于创作实践，文学创作发展了，文学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

随着宋代词作的繁荣，词逐渐成为一代之盛，艺术风格多彩缤纷，词作内容的含量也在增大，它不但被用来写艳情，也广泛地被用来抒豪情，在某种意义上，词也兼有正统诗文言志的功能。

特别是苏轼作为一代词人之雄登上词坛后，词在他的笔下发出了奇光异彩，遂成了“一代之文学”，人们对词体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词体有了渐尊的趋势。

这种推崇词体的趋势在理论上的表现最早见于苏轼及其门人的词序词评中。

他们提出要打通诗词的界限，移词就诗，承认词与正统的诗应占有同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