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税收政策分析(一)
大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大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也称为环境Kuznets曲线(EKC)，是指统计数据显示，在一定阶段的工业化和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呈现出倒U形曲线变化的趋势。
即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随着工业发展，环境质量会逐渐恶化，但当社会经济水平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出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分离的现象，进入环境质量逐渐改善的阶段。
大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可以对大连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大连市作为我国的典型沿海城市，经历了从一个传统的渔业城市到一个现代化海滨城市的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大连市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力改善和建设。
但与此同时，大连市的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污染。
据统计，2002年大连市空气质量指数为92.9，而2012年则达到了120.5，大幅度超过国家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
为了探讨大连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对大连市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分析。
从大连市空气质量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得出以下观察结论：1. 2002年到2006年，大连市空气质量指数逐渐上升。
这是由于大连市此时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而由于各种原因，环境保护工作滞后，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加重。
2. 2007年到2011年，大连市空气质量指数逐渐下降。
这是由于当时城市的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重工业逐渐向城市周边地区转移，对城市环境影响相应减小。
同时，政府从2011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减排政策。
1. 大连市的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加强。
目前，大连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政策执行不到位、工业废弃物排放超标、城市管理混乱等，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强力度，规范管理，以保护城市环境。
2. 大连市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注重环境保护。
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环保如出一辙，发展快速的地区通常也会很少考虑环保问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
对这种关系的理论解释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经济规模效应(scale effect)与结构效应(structure effect)、环境服务的需求与收入的关系和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政策与规制。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正如Grossman (1995)所说的，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而产出的提高意味着废弃物的增加和经济活动副产品――废气排放量的增长，从而使得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
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
不难发现，规模效应是收入的单调递增函数。
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使其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
Panayotou (1993）指出，当一国经济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业为主转变时，环境污染的程度将加深，因为，伴随着工业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利用，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大幅增加，从而使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时，环境污染减少，这就是结构变化对环境所产生的效应。
实际上，结构效应暗含着技术效应。
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有技术的支持，而技术进步使得原先那些污染严重的技术为较清洁技术所替代，从而改善了环境的质量。
正是因为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二者之间的权衡，才使得在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加深，而在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减轻，从而使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
另外一种理论解释是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展开的。
在经济发展初期，对于那些正处于脱贫阶段或者说是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初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人们对环境服务的需求较低，从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环境状况开始恶化。
库兹涅茨曲线实证分析
关于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实证分析库兹涅茨“倒Ｕ”曲线假说所要说明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长期演变趋势，意在揭示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文章《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中这样阐述，“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经济增长后期会逐渐的缩小”，但他同时也说到“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
可见，究竟库兹涅茨“倒U ”曲线是否完全符合现实，库兹涅茨本人也并不肯定。
因此，我们有必要再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看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着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U ”形关系，或者还是存在着其他的某种关系。
一、指标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本文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选取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虽然这一指标由不同算法得出的结果可能不同，但能够满足我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描述，另外文章中还使用了最高收入户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的比来对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行了描述。
关于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的是美元计价的各国的人均GDP ，其中针对基尼系数使用的是2000年不变价美元的GDP ，针对收入份额比使用的是现价的人均GDP 。
1因为库兹涅茨“倒Ｕ”曲线表现在图形上是一条先向上弯曲后向下弯曲的曲线，所以在模型中引入GDP 的平方项，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2012G ini PC G D P PC G D P u βββ=+++其中G ini 表示基尼系数,P C G D P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PCGDP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α、β为待估参数，u 是随机扰动项。
二、对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实证检验本文分别对美国、巴西以及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拟合，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三个国家拟合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下美国基尼系数的变化，图1中显示的是从1944年到2004年美国基尼系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中国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朱平辉[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目前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基于中国198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七种工业污染排放进行EKC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为只有一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人均工业废气与人均GDP为传统的两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而其他五种工业污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为“倒U型”的关系。
[关键词] 工业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空间面板模型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
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和较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基础上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支付了昂贵的资源与环境代价。
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总体情况一直比较严重。
中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翻，与此对应的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增长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否则GDP增长背后的环境代价是灾难性的。
我们必须关注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个变量间的联系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变化趋势。
对于工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有学者从协整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李国璋和孔令宽（2008）[2]通过协整检验中国1985-2006年间CO2和SO2排放量的对数值与人均收入变量间分别在5%和平1%的显著水平上存在正的协整关系。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经济增长与排污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
更多的学者是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绘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一种长期关系，如图1所示。
根据EKC 假设，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然而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临界值点（如图1中的Y0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水平，该点也称为转折点），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反而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含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含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西蒙·库兹涅茨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异一开始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大；随后这种差异开始缩小。
在二维平面空间，以收入差异为纵坐标，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这一假设便是一个倒“Ｕ”形的关系。
这一关系为大量的现实统计数据所证实，通常被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先是变得恶化，而后得到改善。
例如，较之于二三十年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污染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而发达国家的城市污染，则随着经济增长而使污染水平不断得到降低，污染状况远比六七十年代轻微。
这些经验数据很可能支持一种倒“Ｕ”形的环境退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的存在。
环境经济学家把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关系的倒“Ｕ”型曲线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解释，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在较低的发展阶段，经济波动处于一种生存维系状态，对自然资源的影响较为有限；所排放的废物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可生物降解。
因而，不论是数量上还是强度上，环境退化都是有限的。
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出现农业的现代化经营和工业化的起飞状态，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出资源更新速率，废物排放的数量和毒性均有所增加。
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环境意识得到了强化，环境管制也更有效，技术更为先进，环境治理开支得到增强，使得环境退化得以遏制并逐步得到逆转。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启示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道路，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经历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反映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
现在，发达国家在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之后，大力进行环境治理，已开始走上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协调发展的道路。
对此，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可以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未来环境改善的价值往往难以弥补现期环境破坏的成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货币有时间价值，环境改善的出现也存在着时间价值的问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与产权
台湾省 的 经 济增 长 与 环 境 质量 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 研
究 ， ａｗ ｎ Ｈｕ ａ ｇ与 Ｎｌｎ ｕＭａ ｎ ｉ ａ ｄ ｍｉｇ 等人 对 中 国工厂 对 环 境 法规 执 行过 程 中的讨 价 还 价能 力 的研 究 ， Ｊ 以及 ｃ ａ ａ ｇｐｎ ｈ ｏｙ ｎ ｉｇ对 中 国控 制空 气污染 政策 的有 效 性 的研究 ， ａＷａ ｇ研 究 社 会 团体 在 环 境保 护 Ｈｕ ｎ 上的贡 献 ， 等 。关 于 Ｅ 等 ＫＣ的 形成 ， 我 看 来 有宏 在 观视角 与微 观视 角之 区分 ， 观视 角 的模 型 ， 本上 微 基
构 的变 化对 环 境 质 量 的影 响 ； 三是 技 术 效 应 （ｅｈ ｔｃ － ｎｑ ｅｅｆｃ） 即技术进 步对 环境 质量 的影 响口 。规 ｉｕ ｆ ｔ ， ｅ ］ 模效 应通 常是负 面 的 ， 结构 效应 通常 有两 阶段 ， 一 第 阶段 也是 负面 的 ， 但第 二 阶段是 正 面的 ， 术效应 通 技 常是 正面 的 ， 股 力 量 可 以形 成 Ｅ 三 ＫＣ。Ｌ ｐ ｚ 出 ｏｅ 提 了一 个依 赖 于 产 权 的模 型 用 来 解 释 Ｅ Ｃ 的 形 成 ，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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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卷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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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年 ６ ０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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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及研究的批评综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及研究的批评综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和赫尔曼·道兹共同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模型。
该曲线模型描述了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关系；而随着经济发展进一步，由于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和技术进步的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逐渐出现负相关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在提出之初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其受到了许多批评和争议。
首先，该曲线模型基于一项隐含的假设，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同步进行的。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忽视环境保护。
这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同时增长，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中所描述的情况不符。
其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问题。
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遭遇到资源瓶颈、环境变化和社会压力等挑战，因此，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抽象模型很难解释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
此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也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在环境保护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
由于不同国家的政策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在不同国家间产生差异。
另一个批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观点是其缺乏预测性。
尽管该理论可以描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但无法预测在未来环境保护措施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关系。
最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忽视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
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增长数字的提高，还应该关注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公正和人类福祉。
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以经济指标为导向，更应该关注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福祉。
总的来说，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在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其假设和模型的缺陷限制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
对这种关系的理论解释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经济规模效应(scale effect) 与结构效应(structu re effect) 、环境服务的需求与收入的关系和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政策与规制。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正如Grossman (1995) 所说的，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而产出的提高意味着废弃物的增加和经济活动副产品废气排放量的增长，从而使得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
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
不难发现，规模效应是收入的单调递增函数。
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使其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
Panayotou (1993 )指出，当一国经济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业为主转变时，环境污染的程度将加深，因为，伴随着工业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利用，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大幅增加，从而使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时，环境污染减少，这就是结构变化对环境所产生的效应。
实际上，结构效应暗含着技术效应。
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有技术的支持，而技术进步使得原先那些污染严重的技术为较清洁技术所替代，从而改善了环境的质量。
正是因为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二者之间的权衡，才使得在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加深，而在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减轻，从而使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
另外一种理论解释是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展开的。
在经济发展初期，对于那些正处于脱贫阶段或者说是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初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人们对环境服务的需求较低，从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环境状况开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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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税收政策分析(一)
环境污染是指由于某种物质或能量的介入使环境质量恶化的现象。
在法律上，环境污染则是指由于某种物质或能量的介入使某一特定区域的环境质量劣于适用该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的现象。
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人类对环境的污染便始终伴随着自身发展。
从农牧业社会的过度耕种引起的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到工业社会的声光污染、固体液体废料排放污染、大气污染等，使得人们在享受创造收获的同时，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人类也经历了从对污染的无知到了解再到采取措施治理的过程。
一、环境污染治理的理论依据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以往的经济理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理论依据分析有如下几方面：
1.“外部性（externality）”与庇古税。
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即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
外部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负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如工厂生产过程中烟囱排放的烟雾影响了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另外一种是正的外部性（外部经济），如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发明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其他成员所享用。
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提出应当由政府采取实行征税的方式，消除这种负的外部性，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1922，庇古）。
这种政策建议被后人称为“庇古税”。
由此可见，庇古认为“外部性”如果不加以政府干预，是不会自行解决的，而干预的手段应首选税收。
2.“排污权交易”与科斯定理。
1960年科斯在其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给出了养牛者与种麦者的产权交易模型：在相邻的两块地中，一边是麦田一边是牛栏，牛吃了麦田里的麦，产生了外部性。
科斯认为，如果产权是明晰的，假设交易成本为零，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1960，科斯）。
科斯定理引申的含义即为排污权是可以交易的，污染可以通过市场解决。
3.库兹涅茨环境曲线。
库兹涅茨环境曲线（见图1）的含义是：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资源与环境问题先出现逐步加剧的特征，但到一定拐点（图中转折点）时环境质量又随经济进一步发展而逐步好转。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的变化很可能是从互竞、互斥逐步走向互补、互适。
这种关系类似于库茨涅兹考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1990年在环境经济学研究中，把描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变化关系的曲线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这是环境污染治理政策起效的首次定量分析，许多发达国家证明了库兹涅茨倒U环境曲线假设是成立的，同时也说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达到或者接近曲线上转折点的位置，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二、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制度
在以往的环境治理过程中，上述理论都曾经在不同国家付诸于实践。
综合地看这些政策制度，可以概括为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1]，政府管制又分为强制性管制（立法保护环境）和诱导性管制（征收污染税、费）。
上述措施各有利弊。
强制性管制的优点是：①权威性、②稳定性、③规范性、④便于操作；局限性是监督成本高。
诱导性管制方式的优点是：①政府监督成本更低；②企业选择空间更大；③持续性更强。
诱导性管制局限性是：①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能转化为市场问题；②诱导性管制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基础上的，而现实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市场扭曲，对于这些产业或企业，诱导性管制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③有时也会导致企业的资源配置偏离社会需求的最佳点。
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优点是：①监督成本低；②不会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
但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更明显，即发挥作用的时间长，发挥作用的不确定性，许多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以及不可逆转的环境问题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等待期”会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