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繁兴及其儒学特色(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和儒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和儒学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迭相专政，政治日趋腐败。
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
他们站在外戚、朝官一边反对当政的宦官。
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残酷迫害反对派。
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不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东汉末年，曹操掌权，即以法治天下。
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举，曾下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遇未而无知者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只问才能不问德行的思想，是直接与东汉以来儒家的名教相对抗的。
曹操杀了对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惊胆战。
东汉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
政治上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的现世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消沉的、对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
以老、庄、易为内容的玄学思想，开始抬头。
魏普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融，东汉中后期人，是一名儒。
邓骘仰其名，召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
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
马融后悔未应邓骘之召，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
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
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
遂往应邓骘之召，也就是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为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
政治上堕落的人，生活上无不堕落。
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饬，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
他以老庄哲学作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灵魂的安慰。
他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
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doc
魏晋玄学与儒学关系论[摘要]魏晋时期，儒学式微，玄学繁兴。
玄学名士们秉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教，开启了一代玄风。
玄学既是对两汉儒学形式上的否定，却又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
玄学、儒学两种思潮，既在理论形态上相互对立，又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
并通过相互辨证，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玄学、儒学一、玄学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由来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儒家和道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玄”字的本义是一种深红而近黑的颜色，许慎《说文》引意解释为：玄，幽远也。
玄学中“玄”字的意思最早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玄之门”，言道幽深微妙。
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玄学产生自非偶然：汉末黄巾之乱，中央集权瓦解，儒家经术也随之衰落，乱世之中，老庄思想抬头，便造成玄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魏晋玄学家寻求顺时应变的出世之道，在乱世中保存自己，甚至重建或再创社会秩序。
魏晋时期的学者，大多从老子、庄子的学说，甚至从《周易》的理论中，寻找“玄”的道理，促成玄学流行。
玄学起于“清谈”，所谓清谈，又称玄谈，原是清议、谈辩、雅谈、正论的意思，其来源与先秦以来的谈辩风气及东汉的清议有关。
严格来说，玄谈是由魏正始年间王弼、何晏提出玄学开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多手执塵尾，不谈世事，尚论玄理，而其玄谈之主题多为玄学之内容。
“清谈”早期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物品评。
我们知道，汉代的科举制度使“名节”问题成为儒者能否进入仕途的关键。
但随着汉末政治的腐败，这种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沽名钓誉、名不副实的比比皆是。
魏武帝曹操已经洞察到其弊端，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214）、二十二年（217）他所发布的三道求才令中，对依靠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据的“名节”来选举官员的作法表示了极大的蔑视，提出“唯才是举”，并非常明白地说，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1]的人。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汉魏之际，学术巨变。
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
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
经学危机：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
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
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
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
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
一为繁琐：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
《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
“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
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
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
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
《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
’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
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魏晋玄学的思想特点
魏晋玄学的思想特点魏晋玄学，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所谓魏晋玄学，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
观念应出自《老子》，乃是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
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相关论题，魏晋人又称为“名理”之学，详加分析事物观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论题。
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道教可谓是通俗的信仰和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
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
其主要讨论内容有：(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四)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五)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六)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
魏晋玄学教育思想自正始玄学阶段开始，围绕着“名教”与“自然”这一中心问题展开讨论，经过竹林玄学、元康玄学的演化、继承和发展，基本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魏晋玄学教育思想已基本上构建起来了它的理论体系。
而魏晋玄学教育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其自己的特点，即主张自然主义教育，强调自然无为，重视个体的地位和价值；突出个体个性自由，强调顺应个体的个性发展，因性自然；注重理论的哲理性和思辨性，得意忘言：在理论形态上以老庄思想为基本骨架；重视审美和养生教育等。
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种重要流派，主要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它的主要内容是对道家、儒家、墨家等各种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和思想体系。
魏晋玄学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内心体验和个人修养
魏晋玄学强调个人内心体验和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体验和修养才能达到真正的境界。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体验和修养，才能真正领悟到道的真谛，达到真正的境界。
二、强调超越经验和理性
魏晋玄学认为，经验和理性都是有限的，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本质。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超越经验和理性的境界，才能真正领悟到道的真谛。
三、强调“无为而治”
魏晋玄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无为而治”的方式，即不要过分干预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而是要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四、强调“一元论”
魏晋玄学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一个根源所衍生而来的，这个根源就是“道”。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研究和领悟，才能真正领悟到宇宙的本质和规律。
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种重要流派，它的主要内容是对道家、儒家、墨家等各种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和思想体系。
它的主要特点包括强调内心体验和个人修养、强调超越经验和理性、强调“无为而治”和强调“一元论”。
这些特点都反映了魏晋玄学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及其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及其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这段时间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文化、思想、艺术、文学等多个方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及其演变。
一、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繁荣，文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个时期的文化特征表现在「玄学思想兴起」、「文人墨客纷纭崛起」「佛教文化的传入」三个方面。
1. 玄学思想兴起玄学思想的盛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点。
玄学思想主要是自道家和儒家思想演变而来，着重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互通、内心性灵。
许多历史名人都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如王弼、郭象、嵇康、王羲之。
他们在学问上都取得了精深的造诣，也为后人开启了玄学思想的大门。
2. 文人墨客纷纭崛起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墨客大量涌现，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精英人物。
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所成就，同时在哲学、历史学、政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为中国文化贡献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七子」（王羲之、阮籍、嵇康、谢灵运、阮嗣宗、陶渊明、潘复），他们对于魏晋文化的发展和承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佛教文化的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被大量引入中国并在当时的社会中快速普及。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导致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思潮。
由于佛教对于自我、内在、超自然等领域的思考，对当时的玄学思想演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文化的盛行期，也是思想思潮的大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思想包含了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儒学思想等诸多方面。
其中，儒学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尤为显著。
1. 儒学思想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成为了主流，儒家经典被广泛学习和传播。
主要体现在「七子之学」、「新儒家」、「道统之争」三个方面。
（1）七子之学七子指的是「王羲之、阮籍、嵇康、谢灵运、阮嗣宗、陶渊明、潘复」这七位文学家。
他们在儒学思想上所研究的内容，被後来的世代称为七子之学。
七子之学是汉唐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强调个人修养、废弃权威、重视自然等，对於魏晋时期及後期儒学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道兼修之魏晋玄学
（ 一） 儒学的衰微
一
之际， 始树立宗风 ， 后称玄学 。
是儒学的信仰 出现了危机 。 东汉末 年至魏 晋南北
《 后汉书 ・ 儒林列 传》序 云 ： “ 本初元 年 ……章 句渐
朝， 社会动荡不堪 ， 人 民流离失所 。连年 战乱 ， 频繁地 改 疏 ， 而多 以浮华相 尚， 儒 者之风 盖衰矣 。 ” 《 魏略》 又载 ： 朝 换代 。社会危机 直接 导致 了儒学信仰 的危机 ， 无情 的 “ 至太 和 、 青龙 中 ， 中外多 事 ， 人 怀避就 ……是 以志学 之
【 中图分类号】 １ ０
［ 文献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１ １ ６ ７ ３ — ０ ０ ４ ６ （ ２ ０ １ ６ ） １ １ － ０ １ ９ ６ — ０ ２
了儒学 的内部创 新动力 ，使经学 日益脱离社会 现实 ， 走
向教条化 、 僵 固化 。
（ 二） 玄学之兴起
儒学 自汉代确立其独尊地位以来 ， 经过 八 ｌ 百年的发展 ， 到魏晋时， 其本身发展的动力已然不足 ， 加上社会动荡不堪 ， 士族阶层怀抱“ 天下志” 而不能实现 ， 儒家思想已不足以成为 生活的支撑点 ， 于是士子在内外双重压力下 ， 便转而向老、 庄
社会现 实 、 残 酷的政 治斗争 ， 使 士族阶层 对 主张大一 统 士 ， 遂 复陵迟 ， 末求 浮虚者各竞逐也 。” 这即儒 学之衰微 ，
的儒学产生 了怀 疑 。特别是魏晋交替之 际 ， 大量 名士因 而清谈 之兴起也。
卷入政治斗争而 被杀 ，在司马 氏与曹魏 的政治争夺 中 ，
【 摘要】 魏 晋六朝 是玄学盛行 的时代 ， 何晏 、 王 弼首开 玄学之风 ， “ 竹林七 贤” 紧随其后 ， 自此玄学大盛 ， “ 正 始之风” 为后来者效慕。 究其玄学盛行之 因， 极 大部 分在 于“ 穷则独善其 身， 达则兼济天 下” 的儒 家 理想不能 实现的痛苦 ， 士族阶层怀抱 “ 济世 志” 而不能实现 ， 便转 而以老 、 庄 的虚静 为寄托 ， 但 实际 士子的心灵深处 ， 仍然认 同的是儒 家价值观 ， 与之相应 的是起 源于 中国本 土文化 的儒 家和道 家本 身就有相通之处 ， 因此 ， 魏晋六朝玄学 实为儒 道兼修之 学。 ［ 关键词］ － ｘ学； 儒学 ； 道家
第六章 魏晋玄学
二、遇即命的安命论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 知不可奈何者命也” “知不可奈何者命也”
“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 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 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 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我 之所遇，适在于是。则虽天地神明， 之所遇，适在于是。则虽天地神明，国 家圣贤，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 家圣贤，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故凡 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 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 凡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 也。凡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 能不为也。 能不为也。”
二、裴頠的《崇有论》 裴頠的《崇有论》
1、本无说不合老子的本意 、 2、无不能生有，有自生 、无不能生有，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 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 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 生以为己分。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 生以为己分。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
三、政治哲学：名教出于自然 政治哲学： 1、何为名教、自然？ 、何为名教、自然？
“名教”，广泛的理解，即一个社会的政治 名教” 广泛的理解， 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的总称，人文制度规范； 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的总称，人文制度规范；其 核心在于三纲五常，其中尤以忠孝为主。 核心在于三纲五常，其中尤以忠孝为主。 自然” 指天地之道、宇宙本体， “自然”，指天地之道、宇宙本体，我们所 讲的自然社会规律，传统称之为道。 讲的自然社会规律，传统称之为道。魏晋玄学 所讲的无。就人而言，实际是指人的自然本性， 所讲的无。就人而言，实际是指人的自然本性， 人的真性情。 人的真性情。
二、遇即命的安命论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 在上，足自在下，岂有递者？ 在上，足自在下，岂有递者？”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 亦不可加。 亦不可加。” “苟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 苟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 而大山不独大其大。 而大山不独大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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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繁兴及其儒学特色(一)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繁兴。
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玄风。
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形式上的否定，却又是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
玄学与经学这两种思潮，既在理论形态上相互对立，又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
一、玄学家的儒学渊源
东汉末期，一些儒者、经学家面对道德危机和经学的没落，开始逾越儒家的礼度和经学的师法家法，不拘儒者之节，杂采老、庄之说。
譬如：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1），又训注《老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
《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夫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
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
今以曲俗戺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
’”一代经学大师已津津乐道于老、庄之言，况论一般儒生文士？马融的弟子郑玄，不为经学所拘囿，“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后汉书·郑玄传》载：“（袁）绍客多豪谈，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
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上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叹服。
”所谓“依方辩对”，使“竞设异端”的四方豪俊“莫不叹服”，可见老师大儒郑玄也已脱离经学窠穴，杂采百家了。
至于经学深奥并曾正定“六经”文字的蔡邕，则憧憬一种“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2）的淡泊和空灵的道家境界。
此外，汉末的杨厚、范升、虞翻、荀淑、顾凯等儒者，或修黄老之学，或为《老》、《庄》训解，或清淡而不涉世事，都已多少杂具道家色彩。
魏晋玄学正是循此路数发展而来。
细案魏晋史籍，便会发现，玄学家大多数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受儒学濡染，谙熟《诗》、《书》，注解儒经，与儒家经学有天然的血缘联系。
兹以几位主要代表人物为例举述于下：
何晏（？一249年），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因曹操纳晏母，遂为操之养子，又娶探女为妻。
史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师）亦预焉。
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不见其人。
’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3）以神自况的何晏，除了着《老子道德经论》和《老子杂论》外，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周易说》一卷（4）、《孝经注》（5），《论语集解》十卷则是何曼等集诸家之解而成。
《晋书·郑冲传》说：“（郑）冲与孙邕、曹羲、荀凯、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以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何晏等“集孔安国、马融、包氏、周氏、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义，并下己意，故为‘集解’。
”
王弼（226一249年），“好说儒道”（6），通辩能言。
《世说新语·文学》曰：“何晏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
晏问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晏“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
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7）王弼的《易》学渊自经学的荆州学派。
汉末，刘表据荆州，兴建学官，编定经书，士子学人多相依附。
荆州学者宋忠等治《易》重义理，与讲究阴阳象数的汉末《易》学不同。
刘表青年时期曾师事王粲的祖父畅，后粲与族兄凯避乱荆州，投靠刘表，表以女要凯。
蔡邕亦尝以数车书与王粲。
王粲死后，其二子及宋忠因参与魏讽的谋反而被诛杀，而蔡邕所与的旧藏书遂转入王凯子业之手。
而王业之子便是王宏、王弼。
其后，曹操取荆州，宋哀与王氏北上，玄学遂盛于洛下。
王弼曾着《周易注》十卷（8）、《周易略例》一卷（9）和《论语释疑》（10）。
此外，见于诸史著录的有关《易》学著作还有《周易大衍论》、《周易究微》、《易辨》和《易传纂图》。
阮籍（210一263年），“容貌魂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善怒不形于色。
……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嗜酒能啸，善弹琴。
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11）。
《世说新
语·任诞》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云：“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
”儒门世家的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12）。
他着有《通易论》一卷（13）。
嵇康（223一262年），出自儒门，《三国志·魏志·嵇康传》注引嵇绍曰：“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而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钦。
”他曾着《春秋左氏传音》（14）和《周易不尽意论》（15）。
嵇康曾在洛阳刻石写经，《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嵇绍《赵至叙》云：“（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
”嵇康后为司马昭系狱治罪，《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说：“康、文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
”可见，嵇康是深受儒学子弟仰幕的。
向秀（227一277年），《世说新语》说：“秀与嵇康、吕安为友，取舍不同。
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
二子颇从此嗤之。
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乃成，以示二子。
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16）他少而精通儒学，“弱冠着《儒道论》，弃之不录，好事者或存之”。
又曾“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
（17）《周易注》已佚，为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著录。
此外，向秀还着有《易义》一书（18）。
郭象（252一312年），“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
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19）“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20）他着有《论语隐》一卷（21）、《论语体略》二卷（22）。
此外，玄学名士阮咸出于儒学世家，着《尚书》学著作《三愤书》一卷（23）。
裴楷“特精《易》义”（24）。
卫玠精通《周易》，“少有名理，善《易》、《老》”（25）。
钟会“年四岁授《孝经》，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岁诵《易》，十二岁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岁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26）。
荀粲出自儒门，其“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幸以为子贡称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古人之糠。
”（27）。
谢鲲也出自儒门，《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谢鲲学幼舆，陈郡人。
父衡，晋硕儒。
鲲性通简，好《老》、《易》，善音乐，以琴、书为业。
”
由上述诸人之学行，不难看出，魏晋玄学名士无论在学术师承、家学渊源上，抑或在其研习的著作上，都与两汉经学有新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出之于儒学并不等于就是儒学，如先秦墨子出于儒而非儒、韩非师事儒学则而荀子而集法家之大成。
而且，笺注哪家著作也不一定就表明其一定会沿袭什么思想，思想史上“六经注我”的情况不乏其例。
所以，探讨玄学与儒学的关系，是根本的还是要看玄学家自己的思想内容和学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