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
明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流动
明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流动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着显著的突破，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流动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本文将从官员、士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不同阶层的视角来探讨明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流动。
官员阶层是明代社会的核心，他们是政治权力的集中体现。
明代官员按照官品分为九等，等级越高，权力和地位越大。
官员阶层一般包括文官和武官，他们的地位是通过科举制度来获取的。
科举制度推动了明代社会的流动性，任何身份和出身的人只要通过举人和进士考试，就有机会进入官场，改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
这种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使得社会地位的竞争更加公平，并促进了社会流动。
士人阶层在明代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虽然他们不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但他们独特的文化身份让他们在社会中拥有独特的地位。
士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有着高尚的品德和学问。
儒家思想对明代士人的地位和社会认同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士人经常被授予地方的文职或教育职务，他们在推动教育和文化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士人通过自己的学问和诗文才华，也可以获得名望和社会地位的晋升。
士人阶层的存在，使得明代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更加多样化，不仅由官员阶层一人独大。
农民是明代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占据了社会的绝大部分。
农民的地位在明代社会结构中相对较低，他们往往是社会经济体系中最底层的一群人。
封建社会的特点使得农民无法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与土地紧密相连，过着贫苦的生活。
然而，农民阶层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展示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
一些富农和地主的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进入士人和官员阶层的机会，实现了阶级跃升。
除了官员、士人和农民阶层，明代社会还有许多手工业者。
手工业者包括匠人、商人和手工艺人等。
他们的地位相对较低，被视为“市井”之人。
手工业者所从事的手工工艺在明代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流动性。
明代社会史研究书单推荐
社会制度类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王春瑜:《明清史散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史类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方行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90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1年葛创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07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084年王友三主编:《吴文化史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邓子琴:《中国风俗史》巴蜀书社，1988年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雷绍锋.张俊超:《汉族丧葬祭仪旧俗谭》，武汉出版社，1998年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张紫晨:《中国巫术》,1990年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严耀中:《仅传密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民间宗教史》上海人人民出版社，1992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郑土有、王贤森：《中国城隍信仰》，三联书店，1994年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汪玢玲:《中国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谢陶坊：《中国市民文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明代青溪社初探
一
人社也扩展了社团的影响力。 张德建先生说 ：明代 “
的文学结社活动十分活跃 ，山人群体也不甘寂寞 ， 他们纷纷结社唱和 ， 活动频繁 ” ， 嘲 可见山人人社是 当时的时代特色。 又据钱谦益《 金陵社集诸诗人序》 “ 陈宁乡芹解组石城 ， 居笛步 ， 卜 置驿邀宾 ， 复修青
溪社 。于是在衡 、 仲交以旧老而莅萌 ， 幼于、 百谷以 胜流而至止。 厥后轩车纷沓 ， 唱和频频。 虽词章未娴 大雅 ， 而盘游无 己太康 ： 此金陵之再盛也 。 ”］ 从中也 可以看到陈芹青溪社文人相聚之盛况。 朱孟震《 停云小志》 记载了青溪社的续会跚 ： 癸酉复为续会 ， 则吴文学子玉、 魏广文学礼 、 莫 贡士是龙、 邵大学应魁 、 张文学文柱。每月为集 ， 遇 景命题 ， 即席分韵 ， 同心投分 ， 乐志忘形 ， 间事校评 ， 期臻雅道 。 ……续会 录诗若干， 吴瑞谷序之。 会余领 渝郡符 ， 任参军入兴都， 稿遂散逸。后方民部沆、 叶 山人之芳入焉 ， 余驰 书社 中， 期稍收辑。无何 ， 胡民
摘
要 ： 代 是 文 人 结 社 发 展 的 鼎 盛 时期 ， 人 诗 社 多分 布 在 经 济繁 荣 、 化 氛 围 浓 厚 且 明 文 文
风 景 秀 丽 之 地 ， 随 着 城 市 经 济 的 发 展 ， 出现 了 以 苏 州 、 州 、 陵 等 大 城 市 为 中心 的 Ｃ Ａ－ 伴 便 杭 金 结 社 。其 中金 陵 的 青 溪社 就 是 跨 越 明 代 三 个 时 期 的 一 个 蓬 勃 发 展 的 诗 社 ， 的 发 展 影 响 着 整 它 个金 陵 ， 文 学史上有 着重要 的意 义。 在 关 键 词 ： 代 ； 溪社 ； 陵 明 青 金
明朝中期的社会流动与地方势力
明朝中期的社会流动与地方势力明朝时期，社会流动成为了普遍现象，尤其是在中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新的农业制度的实施，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逐渐消失，贫穷出身的青年也有了更多机会，他们逐渐成为了社会中的一股新力量，这也推动着地方势力的发展和变化。
一、社会流动的因素明朝时期，农业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稀缺，使得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马匹运输的普及，城市商业开始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谋生。
同时，一些军阀、豪门大族也纷纷迁居城市，使得社会流动更为活跃。
此外，明朝中期，新的拨地制的实施，把一部分土地交给了底层农民，使得很多贫苦农民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不再愿意接受向上流动的阶层的束缚，而是开始挑战旧有秩序，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
二、地方势力的变化地方势力是指在某一地区掌握一定权力和资源的群体。
明朝时期，地方势力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原有的地方势力逐渐产生了变化。
在城市中，商业家族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地主豪门，成为主要的地方势力。
他们通过经营生产和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和资源，进而垄断市场，掌控城市生产和贸易。
而在农村中，则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比如一些新的拨地农民、外来移民和逐渐壮大的劳动者阶层。
尤其是拨地制的实施，使得一些原本的地主豪门逐渐失去了对于农村的掌控力，一些新的地方势力也在农村中诞生。
三、社会流动与地方势力的互动社会流动与地方势力的互动是明朝中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原有的地方势力逐渐受到挑战，一些新的社会力量开始逐渐壮大。
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也使得地方势力逐渐开始走向多元化和平衡发展的态势。
在城市中，由于商业家族逐渐成为主要的地方势力，使得城市政治和经济的繁荣程度得到了提升。
在他们的掌控下，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也逐渐达到了巅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在农村中，一些新的地方势力也在逐渐崛起。
一些原本的地主豪门逐渐失去了对于农村生产的掌控力，新的拨地农民和劳动者阶层逐渐壮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权力也开始得到了一定的扩张。
明末市民阶层兴起初探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明末市民阶层兴起探因及其影响摘要：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悄悄兴起。
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依托于城镇经济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
市民阶层所要求的商业社会的原则与封建的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冲突，为了保障既有经济利益，要求改变旧的统治秩序，从而对晚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字：明末市民阶层原因影响正文：明朝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十四至十七世纪。
王朝统治时间之长，在封建社会中堪称长久，作为汉族正统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他延续了近两千年来的封建体系，然而，就在其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作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分裂和重组。
在这一时期，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步兴起，壮大为新的政治力量。
本文就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对社会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明末市民阶层兴起溯因市民阶层兴起与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是分不开的。
元末明初，因二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多是无人之地”。
（1）到洪武十五年，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上奏：“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足，久致荒芜。
”（2）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明朝初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
朱元璋说“四民之中，莫劳于农，观其终发勤劳，少得休息。
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则举家饥困。
……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
”（3）明太祖认识到与民休养的重要性，在施政中也注意保养民力。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以四方水旱……灾难以实闻。
免镇江租税。
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
”（4）洪武十九年“夏四月申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
”（5）洪武十年（1377年）正月历戊，工部奏层张致中上书言三事。
“……其三曰，北方郡县开垦荒田，岁有坎广，而土旷民稀，垦辟有限”。
(6)北方因战乱，土地荒芜，人力不足，而南方人多地少,从这里可以了解，明初的移民政策是有必要的。
明政府实行移民开荒，由府县给予农户耕牛种子路费，有力保证了移民政策的施行。
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
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摘要】明代农村人口流动与经济变革是密不可分的。
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变革也影响着人口的流动。
明代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包括自然灾害、战乱、经济机会等因素，形式主要表现为农民的迁徙和流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实现了由封建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转变，农村经济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农业、手工业、商业相互融合。
这种调整带来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对人口流动产生了影响。
明代农村人口流动与经济变革密切相连，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明代、农村、人口流动、经济变革、增长、发展、原因、形式、结构、调整、影响、关系、持续发展1. 引言1.1 明代农村人口的增长在明代时期，农村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显著的现象。
这一时期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许多地区的农村人口数量大幅提升。
这主要是由于明代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加速。
明朝的政治制度相对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减少了战乱带来的人口减少。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保障，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增产措施的实施，为人口提供了充分的粮食供应。
在明代农村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农业生产得到了提高，农产品的供应也得到了保障。
人口的增长也带动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为农村经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农村人口增长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2 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持续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步演变。
在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到土地资源、人口增长、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
土地资源的充足与合理利用是明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明代农村人口增长迅速，需要更多的耕地来维持生计，因此土地的分配和管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明代，通过土地制度的完善和土地的有效利用，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明代奴仆与社会
明代奴仆与社会2015-02-04 13:32:31 《史学月刊》牛建强封建社会中奴仆豢养现象的存在，应是上古奴隶社会落后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变种，自秦汉、历六朝、至唐宋都是如此。
到了明代，它既保留了这一特殊社会阶层过去的某些特征，也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而相应地发生新的变化，从而使其具有自身的特点。
关于明代奴仆的研究，前人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注：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谢国桢：《明季奴变考》，原载《清华学报》1925年第1期，后作为附录收入他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9-234页。
吴晗：《明代的奴隶和奴变》，原作于解放前，后收入他的《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6-82页。
傅衣凌：《明季奴变史料拾补》，原载福建《协和学报》1949年第1期，后收入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386页；《明代徵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收入他的《明代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9页；《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以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的一个研究》，见上书第68-153页。
韩大成：《明代的奴仆》，收入他的《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97页。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或者只是把明末奴仆的特殊斗争形式“奴变”作为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或是下意识地强调主奴的矛盾，陷入机械和狭隘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泥沼，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或是把奴仆现象混杂叙述，使所利用的材料失却了固有的时间和空间的规定等等，即大都未把这一问题放置到明代社会整体变化过程中来理解和把握。
本文拟就明代的奴仆与社会变化间的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一个侧面认识和理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这一重要历史时段的社会变动的丰富内涵及其对社会诸方面的重大影响。
一、明代置仆现象的演进明代奴仆又称奴婢、臧获、家奴、家僮、僮仆、家人、义男、义妇等等。
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与移民初探_刘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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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的流动对社会结构及区域文化发展的作用并不 大。综上，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的流向表明其移民 水平并不高。
四、明代 双 籍 地 进 士 的 户 籍 类 别 构 成 与 其移民类型
考察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的户籍类别，有利于了解该群 体的社会结构，也有助于了解其移民的类型。笔者将 146 名 四川双籍地进士按户籍类别分为军籍 （ 包括卫籍、校籍、所 籍、旗籍） 、民籍、官籍、匠籍、站籍、灶籍、宗籍、其他 8 类，将 每类人数统计如表 4 所示：
孔弘颐
万历三十五年，3 甲 173 名
12
李瑞春
天启二年，3 甲 305 名
13
朱奉釒伊
崇祯七年，3 甲 188 名
14
龚完敬
崇祯十年，3 甲 134 名
15
何通武
崇祯十六年，3 甲 55 名
四川成都后卫籍，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 四川灌县千户所军籍，山西平阳府解州闻喜县人 四川成都前卫军籍，河南南阳府南阳县人 四川成都前卫官籍，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人 四川叙州府富顺县民籍，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人 四川成都府华阳县民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人 四川顺庆府广安州邻水县民籍，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 四川夔州府奉节县民籍，重庆府忠州人
从上表数据，不难理清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发 展的历程，按其数量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 洪武到宣德时期为萌芽期。此期间四川士子共参加 科考 19 次，考中进士 94 人，奇怪的是居然无一人是 双籍地进士。仔细查看中式举子的籍地信息，发现 除了 4 个科年的进士外，④ 其他科年的进士几乎都 没有户籍类别（ 比如民籍、军籍、官籍） ； 难道这些举 子家庭均不用承担明廷的封建赋役？ 这显然是不可 能的。沈登苗先生认为，“所谓的‘仅有乡贯’者，绝 大部分是缺少 籍 别 （ 即 户 籍 类 别） 记 载 的 户 籍 进 士”，［3］笔者 十 分 认 同 沈 先 生 的 观 点。 既 然 文 献 存 在漏载进士户籍类别的现象，那么也无法排除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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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陈宝良2012-8-19 10:45:22 来源：《安徽史学》(合肥)2005年02期第18～24页【专题名称】明清史【专题号】K24【复印期号】2005年03期【英文标题】A preliminary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in the Ming DynastyCHEN Bao-liangHistory Depart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陈宝良(1963—)，男，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从官方的户籍控制，人口的分化与等级制度的解体，以及客籍、附籍的出现诸方面，对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流动性进行了考察。
文章认为，明代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当流动性的社会。
社会流动的形式，既有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又有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而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又包括向上与向下两种流动方式。
社会流动的加剧，则显示出晚明社会正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trols of the census register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social estate system,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nonnative and transient population(keji, fuji)and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in late Ming China. The author think that there was a social mobility trend in the society.The form of social mobility included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gion and the mobility between the social stratum,and social mobility of upward and downward.There was becoming a social change in late Ming Dynasty.【关键词】明代/社会流动/人口迁移/户籍/附籍Ming Dynasty/social mobility/population mobility/census register/nonnative明朝人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极具变化为其特征的。
若将其置诸“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等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
换言之，晚明社会是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诸如农村的商业化，定期集市和小镇的激增，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注：关于中国16世纪经济繁荣、海外贸易发展的具体状况，以及中、西学者对此问题的具体看法，可分别参见下列研究成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第18、20—2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3—46、179—24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载氏著《晚学斋论文集》，第327—451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Chris Bramall and Peter Nolan,“Introduction:Embryonic Capitalism in East Asia”,in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eds.),Li Zhengde,Liang Miaoru,Li Siping( tr.),Chinese Capitalism,1522—1840(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xxii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 ,1969),P33；Evelyn SakakidaRawski,Agricultural Change and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100；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26 8—284.)，社会流动的增长，租佃制与经济竞争的展开，以及政治秩序的集权化与系统化的互相联系，无不显示出它与前一时代本质上的不同(注：JohnR.Watt,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2—4.)。
一、官方的户籍控制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廷正式颁行黄册之式于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 注：明代户籍与赋役的基本册籍，称之为“黄册”。
关于黄册一称的由来，明人张萱、陈士元、孙能传各有记载及解释，细分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其册籍之面为黄色，故名；二是男女始生为“黄”，这些始生男女登籍之册，则称“黄册”。
分见张萱：《疑耀》卷2《黄册》；陈士元：《俚言》卷2《黄册》；孙能传：《郯溪漫笔》卷2《黄册》。
近人的研究成果也基本分属两说。
但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黄册之名，尽管也不排除由其上呈册封面为黄色而得名，但更多的还是因为黄字与户籍与人口之意相关而来。
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梁方仲：《明代黄册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27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第14—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
所谓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业占籍，不同职业的人占有不同的户籍，诸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之类。
明初的制度规定，每隔十年，就需要核实户籍中的老幼生死，重新更造户籍黄册。
在民籍中，无论父母存亡，凡是兄弟已经分家，或者赘婿、养子归宗而另行分灶而食，均允许他们“异籍”，也就是另立户籍或另立门户(注：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6《户口》。
)。
在明代户籍制度中，只有军籍比较特殊，脱离军籍(又称戍籍)在明代则是一件相当困难之事，原因就是军户是世袭的。
按照明代的制度，除非皇帝的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
而在明代诸多特许除去军籍的例子中，当以学校生员除籍为多。
如洪武二十三年(1 390)，潮州生员陈质因父死，“有司取其补伍”。
此事最后到了明太祖那里，太祖出于“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的考虑，特许“削其兵籍”(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29《礼部》32《学政》。
)。
宣德年间，经宣宗特许，有三人也曾除去军籍。
宣德元年(1426)，原任翰林院待诏鲁孙坐罪谪卢龙，地方有司追其子鲁舆补伍。
宣宗得知以后，削其戍籍，并任鲁舆为鸿胪寺序班。
宣德四年(1429)，楚雄卫军士李志道死后无子，有司就追补其孙李宗侃为军，但宗侃已在原籍浙江中式成为举人，于是宣宗就按照洪武年间石坚之例，开其军伍，使其读书会试以自效。
又右通政徐琦曾两次出使安南，累积有功，但其家为宁夏军伍，宣宗下诏除去戍籍(注：黄瑜：《双槐岁钞》卷4《恩宥军伍》，第81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
此外，宣德时还定下《军政条例》，颁发天下，成为必须遵守的法规条例。
其中规定：“故军户下，止有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请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例开豁军伍。
若无成效，仍发充军。
”(注：叶盛：《申明祖宗成宪疏》，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59。
)这一规定，显然已将“开豁”军籍的条件定为以下三条：一是军户内确实只存单丁；二是必须具有生员的科名；三是必须经过翰林院的考试，以确定其真有成效，将来可以为国出力，而且比一兵卒更有价值。
只有具备了上面这三个条件，才可以除去军籍。
自宣德以后，如生员李宗侃、沈律、张珩等，都是因具备这三个条件，才得以除去军籍，而且后来也确实全通过科目进入仕途，为国效用。
仅有的例外，是正统十三年(1448)生员翟麟援引前例，要求除去军籍，但不曾考试，仍“蒙发补役”。
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可说是夜无群饮，村无宵行。
当时颁布了《大诰》，要求邻里之间，“互相知丁，互知务业”。
如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远近、水陆，都需要在路引上开具明白，而他们外出，也必须随身携带路引(注：朱元璋：《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3，载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第795-7 96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
事实证明，明初这种严厉的控制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如洪武五年(1372)，当时有人因祖母急病而外出求医，走时匆忙，忘了带路引，被常州吕城巡检司查获，拟送法司论罪(注：谈迁：《国榷》卷5，太祖洪武五年。
)。
此事虽因明太祖的宽矜而免于论罪，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初之人确实缺乏流动的自由。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之制，尽管在中后期仍然在执行，但其实往往流于形式，最终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户口的不实。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概括成下面两点：首先，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失调。
经过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用传统史籍所说的“群生乐土”来概括，大体也是可以的，但其间又确实存在着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差别太大。
应该说江北的户口在明代并未减少，但还是土旷人稀，地有遗利；而在江南，尽管人口的增加并未很明显，但还是地狭人众，甚至不能容纳。
这是自西晋以后近千年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在江南与江北地区内，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也是呈一种不均衡的状态。
以江北来说，两河(河南、河北)，大体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
以江南为例，福建、两广、淮扬正好适中；湖广地区，人口最稀；江苏、浙江，人口最密；再往西南，巴、蜀的人口密度太大，而滇、贵却是人口稀少(注：相关的分析，可参见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2《形势》，第1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
这种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比例的巨大差别，既是人口流动的动因，又为其自然的流动提供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