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景教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尝试
唐代时西域宗教的传入
唐代时西域宗教的传入唐代时由西域传入国内的宗教主要有景教祆教和摩尼教，其中祆教传入最早，摩尼教为祆教的一个分支，景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尝试，“三夷教”都曾在中国广泛传播，但在会昌灭佛运动中都遭受致命打击而很快销声匿迹。
祆教与其他两教有很大不同，祆教不传教不译典，教民只有胡人，而其他两教教民则既有胡人又有汉人。
但是三者在中国传播期间为了适应当地文化，都或多或少的融入了华夏文明的符号，同时也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记号，甚至在特定时期左右着中国的政局，比如说安史之乱。
祆教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又称火祆教，拜火教，主要经典为《阿维斯陀》，起源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刚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对火神的崇拜，一般人为祆教为神学上的一元论（真神只有一个）和哲学上的二元论（神分为善神和恶神）。
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王朝时盛行于中亚各地，并由粟特人经丝绸之路初步传入中国，称为祆教。
当时在京都（邺，今河南临漳县）出现了很多祆教的神庙（祆教宗教场所称为庙或祠），甚至的到了统治阶层的认可，史书上有灵太后，齐后主等祭“胡天”的纪录。
从北魏开始，北齐、北周相继在鸿胪寺中设置火祆教的祀官。
(新罗僧人慧超适路过中亚，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
”)（新疆地区曾发现一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高方座承兽铜盘表明祆教此时已经传入新疆地区，而传入）（火祆教崇奉之神在北魏、南梁时被称为天神、火天神、火神天神或天神火神；到隋末唐初才称火祆，以此表示它是外国的天神）世纪中叶由于伊斯兰教的崛起，大批教徒被迫向东迁徙，部分进入印度，部分经西域进入中国，并在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得到极大礼遇，当然这与唐朝统治者“怀柔西域”政策密不可分。
唐朝在东西两京和丝绸之路上的碛西诸州随地都有祆祠。
唐朝祠部还沿袭隋朝的旧制设立管理火祆教的祀官萨宝府官，主持祭祀。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安希孟[内容提要]本文以现代民主法制观念及基本人权标准为利器，深入剖析明清两朝顽固的守旧官僚对待西方天主教及基督教新教的刻薄态度，指出，这是对宗教信仰自由及基本人权的无知和蔑视。
基督教传教士梯山航海来中国布道传教，这本身就等于向中土华夏士子宣布，传播和信仰自由乃人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传教士的宽厚仁爱与中国官员文人的刻薄尖酸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守旧的士大夫文人及清政府昏庸官吏对上述基本理念一无所知。
他们只知一味捍卫“天朝上国”的国家尊严。
今天的人当从这一段历史事实中懂得：以封闭的中国酋长态度拒绝外人传教，适足以损害自己国内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信仰自由。
受害的乃是自己的国民。
中国政府种种表面胜利，其实包含着极大的危险——使自己远离主流国际社会不知几许远矣。
关起门来，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总不是外交上的上乘之策！近代西方传教士来我华传道送经，为单一封闭的华夏文化增添一异质新颖的文化要素，给中国重此岸、轻彼岸的现实文化增添了一种向上的超越性文化因素。
奇怪的是：封建文化的狭小襟抱竟不肯接纳她。
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忽然笼罩国人官宦心头。
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大二公。
教会是一种大而公的普世教会，视万国万民为一体，同为上帝之子，不分疆界与畛域，并非民族主义狭小器量所可包容的。
今天，我们必须发扬基督教中所包含的世界大同、万国一家、人人皆兄弟的精神，切莫以狭小的唯我独尊的家族情怀构筑壁垒，把中国宗教变成民族主义者拒绝交往的工具。
基督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手中的泥巴，可以被捏成任何一种玩物。
它同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我封闭毫无共同语言。
督教从传入中国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开始，就经历了与中国固有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风雨飘摇的过程。
在冲突中实现融合，在融合中产生冲突。
一方面，基督教不断改铸自己，逐渐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也渐渐习惯了这个外来“尤物”。
中国古代的基督教传入与变革
国际化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基督教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基督教在全 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基督教与世界基督教的交流与合作
未来展望：中国基督 教将加强与世界各地 教会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基督教在全 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 展。
04
基督教在中国的影 响与意义
THEME TEMPLATE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语言文字：基 督教传入后， 出现了大量的 基督教文献， 对中国语言文 字的发展产生
了影响。
艺术文化：基 督教文化的传 入，也带来了 新的艺术形式 和风格，对中 国艺术的发展 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
思想观念：基 督教的传入， 也带来了新的 思想观念，对 中国传统的思 想观念产生了 冲击和影响。
合作领域：在神学研 究、教会建设、文化 交流等方面展开深入 合作，增进相互了解 与友谊。
共同使命：携手应对 全球性挑战，如贫困 、环境问题等，为促 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贡 献力量。
跨文化对话：尊重不 同文化和信仰，开展 平等、开放、包容的 跨文化对话，增进人 类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古代基督教传播的历史遗产与启示
历史遗产：中国古代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所留下的文化、思想和艺术成 果，如《圣经》的汉译本、基督教建筑和艺术等。
启示：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基督教传的经验和教训，以及 对于当今基督教传播的借鉴意义。
未来展望：基于历史遗产和启示，探讨未来中国古代基督教传播的可 能发展方向和趋势。
跨文化交流：强调中国古代基督教传播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作 用，以及对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社会影响：对 传统社会观念 和价值观念产 生一定冲击， 但未能广泛传
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困境
扉门紧掩——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困境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中国都有传播，而尤以佛教最为普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却并不理想。
中国古代，基督教的传入前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在唐太宗时期，当时被称为景教；第二次是在元代；第三次在明末清初，也就是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
但这几次的传播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基督教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也没有传入中国，所以，有人把1807年到达中国广州的英国伦敦传道会牧师马礼逊看作是到中国传道的第一人，把这一年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起始年。
但如果我们从唐代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华大地已有1500年的历史，然而却始终未能融入中国社会。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受困，我认为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的冲突，也就是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一、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许多外来文化都能在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并迅速生根发芽，比如佛教文化。
然而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却始终表现得水土不适，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相冲突的。
1、“一神论”与“泛神论”的冲突基督教是主张一神论的。
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上帝）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也就是说，你只能信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神。
所以在基督教的神仙体系里只有一个神，就是“上帝”，它并不像佛教和道教的神仙体系这样庞大和复杂。
关于信上帝这一点，天主教和东正教有有一些区别，天主教是信耶稣，而东正教是信耶稣他妈—圣母玛利亚。
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信仰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
但两派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强调一神论。
我们再看中国，可以说绝大数中国人都是泛神论者，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在中国佛、道才能共生，我们才能在武侯祠的屋顶上看到中间坐着个弥勒佛，而两边却是道家的神仙，美其名曰：诸神共佑。
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之前）基督教传入的历史------------三阶段在西方国家靠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国门之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社会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景教时期早在唐朝年间，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聂斯多略派就已经作为基督教的分支传入中国（虽然当时并未被认为是正统的基督宗教）。
最早的记载是在公元635年即唐太宗年间，“一群聂斯多略派人由阿罗本领导来至中国”。
但随着唐朝日后的日渐崩离，景教也随之渐衰。
公元845年，唐武宗谕“勒大秦（景教）穆护袯、袄教之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国之风。
”景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便就此告一段落。
也里可温时期但是，在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疆地区，景教却被保留下来，并一直流传至元朝蒙古族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的基督旧教被蒙古人称为“也里可温”，是蒙古人对基督徒的称呼。
马可波罗的来使加强了中西方的交流，因为随行者有许多是基督徒，所以也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基督教在元朝的再次兴盛。
他在自己的游记中云：“由喀什葛尔以东，直至北京，沿路一带，几无一处无聂派基督教徒也。
”又曰：“在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皆有聂斯托里派，及其教堂。
”但这一时期具有开创性的人物是方济各会士孟高雄诺，他于1289年奉教宗尼古拉四世之命前往中国传教，于1294年抵大都，获准在大都居留后开始传教。
他的传教颇有成效，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朝的上层社会。
他建立教堂，为人受洗，收养儿童，授以拉丁文和希腊文，组织圣诗队，并将《新约》和《旧约圣咏》译为方言。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元朝灭亡时，北京的天主教徒已达6万人。
但也里可温最终也随缘差的消亡而在中原销声匿迹，这与其传教范围有关。
从历史资料来看，孟高雄诺等人的传教几乎只在蒙古民族中，甚至主要限于统治阶层中。
因此，当元朝灭亡时，天主教随之消失，应该说是极其自然的。
然而，也里可温在这一时期传播的最重要意义是：罗马教廷于中国朝廷的正式接触，始于元朝。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契合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 ●卓新平双向契合 在现代社会重新审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思潮中,中国文化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突破,而基督教在中国的适应亦面临着一次新的机遇。
在经历了各种文化运动和艰难变革之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阶层在社会现代化的氛围中重新开始沉思中国文化的命运,探究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
这种沉思和探究通常会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及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基督教在中国之文化适应及融入的可能与极限这些被人普遍关注却未根本解决的问题来展开。
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在过去上千年的碰撞与交汇,已使双方在彼此认知上更为冷静和成熟,二者的思索与反省亦开始走出以往的偏颇和困惑。
因此,这些具有突破意义的变化势必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一些新意。
其结果将会影响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当前开放社会之中的双向契合,并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和基督教在华重构的机遇把握密切相关。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作为两种对话主体,在“中国基督教”这一表述上达到了统一。
当然,这种合二为一并非靠或此或彼的选择及舍弃来实现,而是靠二者的沟通、协调和并存,通过彼此之逐渐吸收、消化而融为一体。
在此,基督教在传递其灵性启示时亦从中国文化精神中获得启迪,从而得以丰富自身;而中国文化在接受基督教带来的信息之同时,也面临着一次变革其传统结构或扩大其内在涵盖的机遇和选择。
所以说,理想境界上的中国基督教乃基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契合和有机共构,它不仅会充实中国文化中的信仰精神及其价值观念,而且也会丰富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文化构成及思想内容。
联着、体现着“三句话”。
要把这三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就是理解和把握新形势下党的宗教政策的精髓,是宗教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法、坚持大原则和大方向的体现。
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依法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理解上的偏差,实践中必然走入误区。
而贯彻政策、依法管理,如果忘记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我们的宗教工作又会失去目标,迷失方向。
真信与世俗之间：景教与基督教中国化研究
真信与世俗之间：景教与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作者：姜珊赵洪波来源：《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04期[摘要]景教是有确切历史记载及证明的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别。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曾被基督教判定为“异端”，进而被西方世界所排斥，主要在东方世界传播，因此被称为“亚细亚孤儿”。
6世纪时景教率先传入新疆地区，唐代和元代时获得较大的发展，随后在明清时期湮没无闻。
景教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千余年，通过不断与中华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中国化的基督教——中国景教。
景教的中国化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与人文基础上，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景教;基督教;中国化[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9）04—064—041623至1625年间，在陕西西安地区出土了一块唐代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中记载：公元635年，景教从大秦（波斯或者叙利亚）传入中国长安，先后受到唐太宗、高宗、玄宗等5位皇帝优渥的礼遇，达到了所谓的“寺满百城”兴旺之势。
此后，经过各方人士多种求证、探索，我们得知：景教属于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它是比较古老的东方派别，早在基督宗教分裂为罗马公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之前就存在;它也曾被定为基督教的“异端”。
早在6世纪，景教就传入中国新疆地区;7世纪传入中原地区，随即开始传播和发展。
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灭佛，景教也受到了牵连被取缔。
宋元时期，景教在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发展。
元代，景教随着蒙古贵族再次进入中原，并迅速发展壮大，当时景教与天主教一起被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的意思大约是“蒙福的人”“有福缘的人”“信奉上帝的人[1];元亡后，景教也在中原地区逐渐湮没无闻。
不过还有余续，北京房山留有明代正统年间景教徒活动的遗迹。
[2]景教在中国大地上绵延存在了近千年，并且对中国的历史、经济、文化等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景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解决了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即中国化问题。
第一课 唐朝景教和元朝也里可温教在华的兴衰
第一课唐朝景教和元朝也里可温教在华的兴衰一. 唐朝以前基督教来华的种种存疑传说在唐朝景教(Nestorian 斯多流派之基督教)传入中国前，中国教会历史都无法有真实证据证明是否曾有基督教的传入。
一般的资料只能以“传说”方式引证。
(注一)1.1.使徒多马传教至东方多马(Thomas)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
初早期教会历史有记录说使徒多马曾在中亚细亚和印度建立教会。
更传说多马及其门徒曾把福音传到印度和中国。
在马拉巴教会迦尔底亚(Chaldean)的祈祷书中记载说：「中国人和埃提阿伯人，因多马的劝勉，信仰真道」。
又说：「基督教借着多马的宣扬，犹如双翼之鸟，飞往中国」。
罗金声着《东方教会史》第81页有记录说：「据传说，当保罗往西方传道时，多马即到东方传道。
最初，多马是沿东边海岸，在靠近现在的玛德拉斯(Madras)(印度东部)宣传福音，后来，又往沿西海岸(马拉巴Malaber)(印度西部)宣传福音，有很大的成就。
再后，他又转往东方宣传福音，旅行直至中国为止。
他回到印度东部时…不信上帝的人攻击他，又因他们受了婆罗门（Brahman）(印度教)教徒的煽动，便用石头打他，用枪刺他。
他们将他的尸体迁到城内安葬。
这是主后68年的事。
」如果这传说是真实的话，那使徒多马曾到中国传福音，应当是在汉朝明帝永平年间。
1.2. 巴多罗买东来传教巴多罗买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根据新约圣经的研究，他可能就是约翰福音中的拿但业(约1：45-49;21：2)，传说他在亚美尼亚殉道。
「在印度的传说中，当保罗传教至小亚细亚的时候，有多马与巴多罗买传教到东方，说多马到了印度，巴多罗买到了中国」(见王治心着：《中国基督教史纲》，页25）。
1.3. 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教，部分基督徒逃难东来燕京开教略一文说：「主后65年尼禄虐杀基督徒，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灭，基督徒逃难东来，正值佛教输入中国的时候」。
如果这记录是可靠的话，那时也应该是汉朝明帝永平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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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景教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尝试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最近学术界、基督教界所关心的热门话题，本文以景教为例，探讨在一千多年前，基督教的传教士是如何面对与中国文化融合的，盼望能够对今天的教会建设有所裨益。
一、景教在唐朝的发展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于西安西郊土中发现了一块碑，上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根据碑载，知道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为635年，阿罗本把福音从波斯传到长安（今西安）。
当时唐太宗令宰臣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郊，迎接阿罗本。
可见唐朝皇帝对阿罗本对迎接待遇很高，也说明阿罗本这次来唐朝朝见应该是早有安排，推测其原因，应该是在唐朝贞观盛世，有很多波斯商人来长安做生意，向朝廷介绍波斯宗教，然后才有阿波罗来唐朝。
阿罗本来到唐朝后，景教开始着手翻译经典，皇帝看过后认为这是正道，所以拨下经费，令其传教。
在京师义宁坊建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
阿罗本后，波斯史节和教士接踵而来，景教寺最开始叫“波斯寺”，《唐会要》记载“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
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大约至天宝四年（745年）波斯斯改为改为大秦寺，波斯寺为何改为大秦寺呢？香港中华圣公会李兆强在写给龚天民所著的《唐朝基督教之研究》的导言中提到：“波斯于644年亡于阿拉伯，而回教徒随准许景教在波斯传布与奉行，但回教已成为波斯的国教了，也许景教主教不愿和回教相混，也为了使景教与祆教有所区别，
所以请玄宗改波斯寺为大秦寺”1
景教在唐朝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等唐朝皇帝赞助和保护，开始扩展，在成都、洛阳、峨眉、房山、灵武（宁夏）等地纷纷建立大秦寺。
在唐、宋、元间，全国至少有五十所大秦寺或者十字寺。
除了建立寺院，也翻译经典，其中有《序听迷诗所经》、《世尊布施论》，内容为部分福音书内容以及耶稣的受苦、复活、与升天等教义。
《序听迷诗所经》称所传的教为“天尊教”，后来在唐朝开元年景教徒翻译或者编辑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开元五年，717年）及《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开元八年，720年），后来“天尊教”就称为“景教”一名称，应该在八世纪初为波斯寺的众僧所采纳。
目前，景教的原始汉语资料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三威蒙度赞》、《序听迷诗所经》、《世尊布施论》、《一天论》、《喻第二》、《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
如果对景教感兴趣，可以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二、景教的灭亡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造在唐德宗建中二年一月七日（公元781年2月4日），由施主伊斯（Zazdbozed）建造，波斯僧景净撰文，吕秀岩书。
伊斯为中亚吐火罗国（Tuakara）人，唐肃宗时来到中国协助郭子仪任边疆镇守使的参谋。
伊斯乐善好施，热心景教信仰，于是在义宁坊大秦司建造了景教碑。
845年，会昌五年，武宗开始废佛政策，。
据《唐会要》卷四十1龚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乔出版社，1960，第9页。
九所记，当时天下所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外国教大秦、、穆护（回教）、祆还俗者二千余人。
在会昌禁教后三十余年，到黄巢攻陷广州（878年），据说有十二五的回教徒、犹太教徒和景教徒被杀。
景教大受打击，僧侣还俗，景教在唐朝开始衰弱，大秦景教碑埋入地下，这一埋就是将近千年。
景教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被禁一共有210年，景教徒在中原地区消灭，一些景教徒逃至中亚细亚东方，俄国、蒙古和中国的边界继续活动，三百年后元朝兴起，这些边境的景教徒再次回到中原传教，不过这个时候的景教徒被称为“也里可温教”。
三、景教灭亡的原因
关于景教灭亡的原因，史学界有这几种说法：第一、陈垣、穆尔，张星琅认为政府是出于经济原因取缔景教。
因为当时面对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深恶痛绝”2第二、佐伯好郎认为景教中没有高僧大德作为领袖，景教得不到唐朝政府的保护，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景教并没有完整的教义表达。
3但是方豪并不认为，景教灭亡并不是得不到唐朝政府的保护，反而是景教与政治的关系太过密切，从而导致其命运随着国家政策而转移。
4林悟姝撰文认为，景教在华的衰亡原因在于武宗的排外政策，如果不是武宗的排外政策，而假以时日，景教也可以像佛教那样，逐步成为中国人的宗教5，第三、龚天民认为：“景教在中国没有获得汉人的信徒，只是成为唐朝在中
2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卷，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第198页。
3佐郎好伯，《景教的研究》，东方文化书院东京研究所，1935年，293页。
4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第226-227.
5林悟殊，“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成败之我见”，《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第93页。
国居留的波斯人、西域人、蒙古人的宗教，朝代一经转变，政府政策变动就会受影响6。
另外景教过份吸收了佛教思想，“非景非佛，似景似佛”。
第四、景教没有培养本土化的传道人，只是由波斯传教士宣教和翻译经典，无法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
其实，景教在华的命运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虽然会昌灭佛后，景教在中原地区已无信徒，但在边疆西域地区特别是吐鲁番地区仍然很活跃，后来和蒙、元朝代从罗马传入中原的天主教一起构成也里可温教。
二、对景教在唐朝的发展的一点反思
1、从目前的景教史料来看，唐代景教徒在华活动十分活跃，翻译经典，建立景教寺庙，但是传教活动却没有太多记载，所以景教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已经有唐代汉人成为景教徒，早期来华的景教徒多为波斯人。
由于景教没有在中国生根，没有进入民间，成为百姓的信仰。
对于今天中国教会来说，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注重牧养事工。
这种人才培养不仅要有基督教神学的知识，也要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同时也要深化、多样化的牧养方式才能够满足信徒的需要。
2、在译经过程中，不是景教徒而是非景教徒在译经中起到主要作用，景教徒既不能依靠自己的本身力量翻译经典，又不能够输入新的思想吸引当时的是大夫，7用佛教思想、术语表达景教思想，使外人认为景教不过是佛教的一支，缺失了景教的独特性。
在今天大力提6龚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乔出版社，1960，90页。
7陈怀宇，“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基督教与中国》第一辑。
2003，美国：恩福基金会，2003，30页。
倡基督教中国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不要失去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同时对圣经研读、圣经注释的编纂要回到圣经，从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中直接汲取养分，供养今天中国的信徒。
就如《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中提到，“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所以在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基本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景教过度借用佛教词汇，以至于失去了景教的基本特色。
3、虽然景教后来在中国灭亡了，但是从中国文化结合的角度来说，这种尝试给后来的基督徒留下深刻的教训。
就如中国著名的近代教会史学家王志心所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根本的问题，不是在形式问题，乃在精神方面”如果只是形式的融合，只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8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神的道结合，用中国文化丰富的词汇表达上帝丰富的道，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8王志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