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直肠癌肺转移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完整版)
结直肠癌肺转移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完整版)
1 结直肠癌肺转移概论和流行病学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2015年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于所有恶性肿瘤的第5位[1]。结直肠癌发病率升高的趋势在大城市尤为明显，已经上升为上海地区的第二高发肿瘤。近年来，随着胸部CT的广泛应用，被诊断为肺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比例也越来越高。法国1976—2005年的数据显示，肺转移占所有转移性结直肠癌（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的6.3%[2]；意大利1994—2010年的数据显示，初发肺转移的mCRC诊断比例已上升至29.2%[3]。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996—2017年的回顾性资料显示，肺转移病例占所有mCRC患者的32.9%，而初发肺转移患者达24.5%[4]。目前，肺脏已成为仅次于肝脏的第二常见转移部位。由于直肠癌患者更易发生肺转移[2,5]，且我国直肠癌患者比例（ 近50%）明显高于欧美国家（约30%）[6-9]，故结直肠癌肺转移的诊断和治疗对于我国而言是一项更为重要的临床问题。
与其他远处转移不同，肺转移病变生长相对较慢、总体预后较好[10]，因而不能完全参考其他部位（肝脏、腹膜等）转移的治疗模式；但目前无论国际或国内，均无针对结直肠癌肺转移的指南或专家共识。因此，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多学科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结合国内外研究报道以及专家的临床实践经验和认识，充分进行讨论，达成《结直肠癌肺转移多学科综合治疗
专家共识（2018版）》（以下简称“本共识”），以便推荐结直肠癌肺转移的最佳多学科治疗（multidisciplinary therapy，MDT）。
按照肺转移和原发灶的出现时间，肺转移可分为“ 同时性肺转移”和“ 异时性肺转移”。基于对肝转移预后的研究，通常将这一时间段界定为3～6个月，但这种界定在肺转移中颇具争议[2,5,11,12]。法国一项30年的调查发现，对于所有肺转移患者而言，同时性肺转移5年生存率略高于异时性肺转移（ 以原发灶切除术后3个月为分界），分别为6.9%和4.6%[2] ；对于可切除性肺转移而言，异时性肺转移的预后似乎优于同时性肺转移[13-15]。本共识从临床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参考最新肝转移的治疗模式[16]，将同时性肺转移定义为“在初始结直肠癌分期检查时发现的肺转移”；将异时性肺转移定义为“基线检查后发现的肺转移”。
按照肺转移和其他远处转移的先后顺序，肺转移分为“ 初发肺转移”和“ 非初发肺转移”。初发肺转移定义为肺脏作为首个远处转移脏器，无论是否伴有其他远处转移，包括所有的同时性肺转移和初发异时性肺转移（原发灶切除术后出现的转移和术前新辅助治疗期间出现的肺转移），占所有肺转移的74.4%[4]，是本共识的主要讨论范畴。非初发肺转移则是在其他转移性疾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肺转移，属于异时性肺转移。
按照是否伴随肺外转移，肺转移分为“单纯性肺转移”和“ 非单纯性肺转移”；前者不伴肺外转移（无论是否存在原发灶），后者伴有肺外转移（无
论是否存在原发灶）（不同肺转移定义参见附录）。
初发肺转移患者中，单纯性肺转移占37.7%～44.5%，其中仅有21.1%～32.5%的患者可以接受肺转移灶的根治性治疗[3,4] ；其余的单纯性肺转移患者无根治性治疗机会，对于该部分人群，有关全身治疗如何选择、肺转移灶是否可行其他局部治疗、结直肠癌原发灶如何处理等问题均存在较大争议。非单纯性肺转移患者中，38.6%～55.5%合并肝转移[3,4]，其中绝大多数患者无法行所有转移灶的根治性治疗，仅对原发灶和（或）肝转移灶进行局部治疗能否带来生存期获益？这些常见的临床问题均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本共识主要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临床诊疗决策的推荐；此外，针对非初发肺转移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如肝转移切除术后肺转移的处理，本共识也会涉及。
2 结直肠癌肺转移诊断与鉴别诊断
2.1 影像学诊断
2.1.1 诊断方法 除非出现癌性淋巴管炎、大面积胸膜转移等，结直肠癌肺转移患者一般不会出现呼吸道症状和体征。因此，推荐高分辨率胸部CT检查，不建议采用其他影像学检查如X线胸片和MRI。推荐采用增强胸部CT扫描诊断纵隔及肺门淋巴结转移。
2.1.2 诊断指标与风险因素
（1）直接影像诊断：位于双肺外带及下野，大于5 mm，边界清晰，分叶或短毛刺的实性或磨玻璃样结节[17-20]。
（2）支持诊断的风险因素：发病年龄＞70岁、双肺多发结节、异时性肺
内结节、胸膜增厚或积液、直肠癌（特别是中低位癌）、局部进展期结直肠癌（特别是侵犯肠壁外血管）、淋巴结分期较晚、原发灶血管淋巴管浸润、术前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水平升高、原发灶为KRAS突变、已存在肝脏转移或其他肺外转移灶等[2,5,12,14,19-25]。
（3）癌性淋巴管炎：位于边缘的血管气管束不规则或结节样增厚，小叶间隔均匀或结节样增厚，但肺小叶形态正常，呈多角形改变，区域淋巴结肿大；其他征象为肺内散在结节、胸膜肥厚及胸腔积液。
（4）鉴别诊断：结直肠癌肺转移需与其他良/恶性结节鉴别，如原发性肺癌、良性非特异性结节、感染性病变以及免疫性疾病。
2.1.3 胸部CT影像无法明确性质的肺结节（indeterminate pulmonary
nodules，IPN）
（1）IPN的诊断：推荐由两名及以上影像科专家进行阅片[20]，并与临床医师讨论，结合风险因素、随访情况及病理检查等综合判断结节性质。
（2）肺转移相关风险因素：同上。
（3）IPN的随访：建议随访中扫描设备和方法保持一致。风险因素较多时，每3个月行胸部CT扫描；风险因素较少时，频次与原发肿瘤保持一致；如确认为良性结节，不再密切随访。①经随访倾向肺转移瘤：肿瘤体积增大及数量增多；化疗期间肿瘤体积缩小或数量减少，但不排除良性结节可能。②经随访倾向良性结节：化疗结束或未行化疗，IPN无变化。③经随访不能定性：推荐PET或PET/CT检查；但小于1 cm或磨玻璃样结节不推荐使用PET检查。④对于经密切的临床和影像学随访仍无法定性的IPN，如果其定性将影响临床治疗决策，则推荐行病理检查：可手术完全
切除者，推荐经MDT小组讨论后手术切除所有病灶；不可手术完全切除者，推荐支气管镜下活检（ 中央型病灶）或CT引导下活检（周围型病灶）。
2.1.4 肺外病灶的评估 肺脏是结直肠癌第二位转移靶器官，肝脏是第一位转移靶器官，因而需首先明确是否存在肝脏转移。另外，确诊为结直肠癌肺转移的患者较其他患者更易出现脑转移和骨转移[4,26-28]，当出现相关症状时，需进行相应检查，排除脑转移或骨转移。
2.2 病理学诊断及分子生物标志物检测 结直肠癌肺转移病理：高中分化腺癌腺腔常较为宽大，被覆上皮常较高大，腺腔常包含细胞碎屑及坏死物，部分可形成筛状结构。肺原发浸润性腺癌以腺泡状生长方式居多，腺腔相对较小，被覆细胞常呈“鞋钉样”，周围常可见贴壁样生长的原位腺癌结构。对于分化差的转移性结直肠腺癌以及特殊类型腺癌，如黏液腺癌、印戒细胞癌与肺原发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及印戒细胞癌形态学难以区分，可依据免疫组化及详细临床病史加以鉴别。临床常用一组抗体来鉴别结直肠癌肺转移和原发性肺腺癌，其中结直肠癌肺转移阳性的抗体包括CK20、CDX-2、SATB2等，原发性肺腺癌阳性的抗体包括CK7、TTF-1、Napsin-A等[29]。若基因检测显示出原发性肺癌的特异性突变，可能对鉴别诊断有所帮助。
推荐常规进行KRAS、NRAS、BRAF以及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或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蛋白检测。因为KRAS突变参与肺转移的发生，所以肺转移患者的KRAS突变频率较高[14]，但需注意的是，在原发灶-肺转移灶的配对队列中，KRAS基因状
态的一致率为67.6%～88.2%，低于原发灶与非肺转移灶的一致率[30,31]，因而根据原发灶的KRAS基因状态决定靶向药物使用可能存在偏差。有关肺转移人群MMR蛋白缺失（dMMR）或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的比例缺少大规模数据：一项研究发现在66例肺转移患者中，无一例为MSI-H[32]；另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共有113例肺转移患者的MMR状态已知，其中dMMR比例为14.2%[4]。此外，考虑肺转移患者更易出现HER2的高表达[33]，且HERACLES[34]和MyPathway[35]研究中对于HER2扩增/过表达的患者使用双药抗HER2治疗的良好前景，也推荐常规进行HER2免疫组化检测。
对于肺转移患者，由于其分子特征与原发灶具有一定差异，因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进行肺转移灶的相关分子检测，以更好地帮助肿瘤医师制订治疗方案。但对于无法获得转移灶组织标本者，可考虑使用液体活检技术进行相关基因及分子标志物的检测[36]。但是，这一策略并未获得大样本临床研究的验证，且其结果解读尚存争议。
3 结直肠癌肺转移多学科治疗总则
3.1 概述 由于肺转移数量、位置、大小、原发灶、肺外转移以及基因分型等多种因素均影响预后与治疗决策，因此需要在MDT小组的指导下进行综合治疗，包括全身系统药物治疗、根治性局部治疗[ 如R0手术切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消融术等] 及局部姑息性治疗。MDT小组应结合患者临床特点和医疗资源可
及性，确定治疗目的，从而制订合理有序的综合治疗策略；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关注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对治疗的反应及肺外转移病灶情况，及时调整治疗预期和方案。因为目前尚缺乏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因而本共识鼓励各肿瘤中心在MDT小组的指导下开展前瞻性临床研究，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
尽管肺转移本身的发展较慢，并非影响生存和预后的主要因素，但MDT小组需要警惕肺内癌性淋巴管炎的可能。这种类型的肺内转移预后极差，通常不推荐这部分患者进行任何肿瘤病灶的局部治疗；全身系统药物治疗是主要治疗方案，应根据患者病史、体力状态及基因状态决定使用何种药物，尽可能选择更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本共识后续讨论中不包括此种特殊类型的肺转移。此外，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若原发灶或局部复发病灶存在出血、穿孔、梗阻等紧急并发症，建议对其进行处理后（处理手段可包含手术切除、支架植入、结肠造口等），再按照无症状患者的处理流程进行治疗。本共识后续讨论中，针对的均为无原发灶或局部复发紧急并发症的患者。
3.2 同时性肺转移 同时性肺转移均为初发肺转移，这部分患者的治疗不仅需要考虑转移灶的治疗，也需兼顾原发灶的处理。在治疗初始阶段，由MDT小组判断各转移灶和原发灶是否可根治性切除，通常先给予全身系统药物治疗了解治疗反应及肿瘤生物学行为，再综合决定是否对技术上可达到无肿瘤状态（no evidence of disease，NED）的患者进行所有病灶
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蔡国响;孟献珂;蔡三军
【摘 要】Peritoneum is one of the common site of colorectal cancer
metastasis. Traditionally,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is associated with a
poor prognosis without effective surgical treatment. Recently,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colorectal peritoneal metastasis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with advances in surgical techniques,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nd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As to the
prognosis, colorectal peritoneal metastasis has an inferior outcome to
non-peritoneal metastasis under the palliative systemic treatment.
However, the complete peritoneal cytoreductive surgery combined with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can achieve a long-term
survival in selective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peritoneal metastasas. The
prognostic factors include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index, completeness
结直肠癌诊疗规范(详细完整版)
结直肠癌诊疗规范
一、早期筛查与预防
1．结直肠癌的筛查应从50岁开始，高危人群可提前进行筛查。
2．筛查方法包括粪便潜血试验、结肠镜检查和双重造影等。
3．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包括均衡饮食、减少红肉和加工肉摄入、戒烟限酒、增加体力活动等。
二、临床病理诊断
1．通过肠镜取样或手术切除标本进行组织学检查，确诊结直肠癌。
2．根据组织学类型、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情况等判断分期。
3．必要时进行免疫组化和分子生物学检测，辅助诊断和预后评估。
三、分期与评估
1．使用国际公认的TNM分期系统对结直肠癌进行分期。
2．利用影像学检查如CT、MRI、PET-CT等评估局部扩散和远处转移情况。
3．进一步评估患者的全身状态、肝功能、肺功能等，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四、多学科综合治疗
1．根据患者的分期、分子特征和全身状态，确定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等综合治疗方案。
2．早期结直肠癌可行局部切除手术。晚期结直肠癌常采用根治性手术联合辅助治疗。
3．放疗主要用于术前减治、术后辅助和晚期结直肠癌的症状缓解。
4．化疗可作为术前、术后辅助和晚期结直肠癌的系统治疗手段。
5．靶向治疗适用于KRAS突变、BRAF突变等特定患者予以个体化靶向药物治疗。
五、随访与复发监测
1．治疗结束后，定期进行随访，包括体格检查、CEA检测、影像学检查等。
2．定期监测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发症及复发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对出现复发的患者进行再次评估，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六、病例登记与质量控制
1．数据采集，建立结直肠癌病例数据库，用于研究和质量控制。
2．定期组织专家会诊、学术交流，提高诊疗水平和质量。
以上是结直肠癌诊疗规范的详细完整版。早期筛查与预防是预防结直肠癌的重要措施，临床病理诊断和分期评估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多学科综合治疗是常规治疗手段，随访与复发监测有助于早期发现复发情况，病例登记与质量控制能够提高诊疗水平和质量。这些规范旨在确保结直肠癌患者获得最佳的诊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肺癌多学科团队诊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
肺癌多学科团队诊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
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登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新发肺癌人数约为78.7万例，发病率高达57.26/10万，每年因肺癌死亡人数约为63.1万例，死亡率为45.87/10万。肺癌导致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日趋严重，成为我国恶性肿瘤死亡主要病因。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发展、医疗水平极大提升，临床上肺癌患者的预后包括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和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明显改善，长期生存的肺癌患者基数显著增加，越来越多的肺癌患者对更长的生存预期、更高的QoL诉求迫切，临床上对肺癌患者个性化、精准化、多学科、综合治疗势在必行。对肺癌患者实施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诊疗模式，能充分考虑到患者个体差异、肿瘤的异质性，不仅能保证治疗方案的科学性，同时能确保治疗方案实施的完整性、公允性、实用性、可追溯性和时效性，从而有效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预期和QoL。
肺癌从诊断到治疗需综合临床分期、个体差异、病理结果、肿瘤异质性、疾病发展趋势，通过综合多学科包括肿瘤内科、胸外科、呼吸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内镜中心支气管镜室等科室的意见，来确立肺癌患者MDT诊疗方案，以平衡肺癌患者的治疗获益和风险。临床对肺癌患者分期诊断存在分歧时，需通过MDT诊疗模式提高肿瘤临床分期的准确性。除了肺癌疑难病例，Ⅲ期肺癌和寡转移肺癌等因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在制定初始治疗方案前，发起MDT评估并制定诊疗方案至关重要。肺癌MDT诊疗模式不仅适用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同时也适用于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患者，并贯穿于肺癌全病程管理流程中。
基于肺癌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ational
肺癌多学科团队诊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 2
肺癌多学科团队诊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
肺癌治疗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临床分期、个体差异、病理结果、肿瘤异质性和疾病发展趋势等。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能够综合各科室的意见，制定个性化、精准化、多学科、综合治疗方案，平衡治疗获益和风险，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预期和生活质量。
在肺癌患者的全病程管理中，MDT诊疗模式也被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CCN)指南明确推荐。以MDT诊疗模式为中心，结合最佳的循证证据和个体数据，能为肺癌患者提供最优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治疗获益、降低并发症和疾病进展风险。
肺癌MDT诊疗模式不仅适用于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也适用于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并贯穿于肺癌全病程管理流程中。对于肺癌疑难病例、Ⅲ期肺癌和寡转移肺癌等复杂病例，在制定初始治疗方案前，发起MDT评估并制定诊疗方案至关重要。
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的临床获益已在国外得到证实。在中国，肺癌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因此，对于肺癌患者来说，实施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已成为势在必行的治疗方式。
传统诊疗模式中，患者转诊需要等待时间，而且每到一个新的科室，医师需要重新熟悉患者情况并修订治疗方案。相比之下，MDT模式集合多学科专家优势，可减少时间和人力成本，提供最优化的治疗方案并抓住最佳治疗时机。肿瘤患者MDT诊疗模式已经发展了30年，欧美发达国家的其他癌种MDT诊疗模式运行结果显示，MDT能显著改善肿瘤患者的预后，提高患者3年生存率。MDT诊疗可显著缩短治疗等待时间，减少住院费用，增加高质量临床试验的患者入组机会和入组效率，提高医院病床的周转率和患者治疗依从性和满意度。英国通过立法确保每一位恶性肿瘤患者获得MDT综合诊疗的机会。
肺癌的MDT诊疗模式有利于促进临床跨学科交流和融合，整合发展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强化跨学科团队合作与核心人才的培养，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MDT方案确立和后期实施，可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和心理健康，提高对疑难问题的决策效率。
结直肠癌肺转移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完整版)
结直肠癌肺转移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完整版)
1 结直肠癌肺转移概论和流行病学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2015年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于所有恶性肿瘤的第5位[1]。结直肠癌发病率升高的趋势在大城市尤为明显，已经上升为上海地区的第二高发肿瘤。近年来，随着胸部CT的广泛应用，被诊断为肺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比例也越来越高。法国1976—2005年的数据显示，肺转移占所有转移性结直肠癌（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的6.3%[2]；意大利1994—2010年的数据显示，初发肺转移的mCRC诊断比例已上升至29.2%[3]。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996—2017年的回顾性资料显示，肺转移病例占所有mCRC患者的32.9%，而初发肺转移患者达24.5%[4]。目前，肺脏已成为仅次于肝脏的第二常见转移部位。由于直肠癌患者更易发生肺转移[2,5]，且我国直肠癌患者比例（ 近50%）明显高于欧美国家（约30%）[6-9]，故结直肠癌肺转移的诊断和治疗对于我国而言是一项更为重要的临床问题。
与其他远处转移不同，肺转移病变生长相对较慢、总体预后较好[10]，因而不能完全参考其他部位（肝脏、腹膜等）转移的治疗模式；但目前无论国际或国内，均无针对结直肠癌肺转移的指南或专家共识。因此，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多学科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结合国内外研究报道以及专家的临床实践经验和认识，充分进行讨论，达成《结直肠癌肺转移多学科综合治疗
专家共识（2018版）》（以下简称“本共识”），以便推荐结直肠癌肺转移的最佳多学科治疗（multidisciplinary therapy，MDT）。
按照肺转移和原发灶的出现时间，肺转移可分为“ 同时性肺转移”和“ 异时性肺转移”。基于对肝转移预后的研究，通常将这一时间段界定为3～6个月，但这种界定在肺转移中颇具争议[2,5,11,12]。法国一项30年的调查发现，对于所有肺转移患者而言，同时性肺转移5年生存率略高于异时性肺转移（ 以原发灶切除术后3个月为分界），分别为6.9%和4.6%[2] ；对于可切除性肺转移而言，异时性肺转移的预后似乎优于同时性肺转移[13-15]。本共识从临床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参考最新肝转移的治疗模式[16]，将同时性肺转移定义为“在初始结直肠癌分期检查时发现的肺转移”；将异时性肺转移定义为“基线检查后发现的肺转移”。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综合治疗研究的进展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综合治疗研究的进展
该研究对手术时机和术前辅助化疗等术前准备工作做出论述，并总结了目前在临床上应用较多的射频消融治疗、射频消融治疗、全身化疗及基因靶向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并就其优缺点进行讨论。
标签： 结直肠癌；肝转移；治疗
结直肠癌的发生与人们的生活饮食习惯有着极大的关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患病人数也有逐年提升的趋势。由于转移至肝肺或复发，常导致治疗效果并不显著，20%左右的患者，肝转移发现于确诊时期，而35%左右的患者则会在术后3年内出现肝转移，多学科合作综合治疗模式的提出取得了不错的临床治疗效果。下面对综合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研究进展作出综述。
1 手术切除
1.1 手术时机
直肠癌肝转移在临床上可被分为同时性肝转移和异时性肝转移两大类，同时性肝转移出现在确诊结直肠癌后6个月内或切除结直肠癌原发灶后，异实性肝转移出现在结直肠癌进行根治切除术6个月后。经长时间及对大量临床数据分析后得出，能否进行手术切除与多种因素有关：是否有盆腔转移结节出现、是否有形成、浸润部位及肿瘤浸润程度等[1]。随着肝血流阻断技术、影像学分析及外科手术操作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能够较为安全地进行肝切除手术，且能有效控制死亡率[2]。
目前对合适的手术时间仍有争议。有关资料表明，手术切缘为阳性的患者在五年内的存活率并不高，有专家指出，只有同时保证残肝能代偿功能正常和切缘为阴性，才能成为最佳手术时机。目前，手术时机的选择有分期手术和同期手术之分，各自有不同的优点与缺陷[3]。对于分期手术而言，间隔切除能够更加全面仔细地将极小的肝转移瘤清除，同时保证存活率；而对于通气手术而言，也不用担心存活率会有所降低，因为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及围手术期的干预工作已经有了较大的进展，通过B超可较为准确地帮助切除微小肝转移瘤。经过对临床病死率、治疗时间及手术时间统计，同期手术治疗效果更加显著。
1.2 术前辅助化疗
研究表明，在进行结直肠癌肝转移切除术前，可通过新辅助化疗来提高病灶的切除率，同时可减少疾病的复发率。术前进行化疗能使患者的存活率得到提升，当出现难以切除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时，新辅助化疗便能对切除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4]。经术前化疗得以消除的肝转移灶，在手术时仍需要进一步清除干净，因为根据影像切除癌变部位时，实际上仍有一部分癌细胞残留，这是术前难以发现的。虽然新辅助化疗能提高病灶的切除率，但是与此同时，化疗药物对肝脏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