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
《汉书》与《史记》的关系
《汉书》与《史记》的关系
《汉书》在体例上仿照《史记》，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班固生活在儒家正统已经确立的东汉前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是正统的儒家文人，以儒家经典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
而且，《汉书》与《史记》性质不同，它是奉旨修撰的官书，在民主性和批判精神上迥异于《史记》。
班固同情司马迁的遭遇，但是批判他的史学观点。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汉书·司马迁传》）因而，《汉书》虽然有大量篇目直接来自《史记》，但班固大量改写了“列传”中的“太史公曰”。
二、价值
1、为一批具有爱国思想和卓越贡献的英雄人物立传。
如《苏武传》、《卫青霍去病传》、《赵充国传》
2、与《史记》相比，立传更注重整体，评价更注意大节。
如司马迁对晁错的评价：“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
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
反亡其躯。
”有失偏颇。
班固的评价则中肯得多：“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
虽不终，世哀其忠。
”
3、语言风格详赡严密、工整凝练，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
范晔评价为：“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
”（《后汉书·班固传》）《汉书》有相当部分篇目直接来自于《史记》，在移植过程中进行了一定加工，就文字而言，更简洁规范。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一、体例内容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 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文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部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
”①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迁生龙门”②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原上有司马迁祠,北距龙门约40 公里处。
祠为四级高台,前三台为建筑物,后一台为元时砖砌的司马迁衣冠冢。
祠内多有历代文人的题咏。
班固陕西扶风安陵人,今扶风境内沿西宝北线公路傍边的太白乡浪店村有班固墓。
可以说陕西一地西汉、东汉前后同出两位史学伟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死板束缚,缺少见识。
家庭出身对两位史学家以后对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司马迁遭遇坎坷,由李陵案受牵连入狱,狱中受尽折磨和苦难,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经历使他更加自强不息的发愤著书,所以写作上更具批判性和鲜明的爱憎感情,虽历经磨难,但靠坚强的意志最终一人完成。
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
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史书，记录了汉朝及其前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以下将分别介绍《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
1. 《史记》《史记》是秦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部历史著作，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学巨著之一。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括纪传、表、书、本纪、世家、列传等内容。
其中，本纪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和各个朝代的兴衰史，世家列传则以人物为中心，详细介绍了历史上的名臣和功臣。
《史记》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独特的史书风格，被后人称为“史家之宗”、“史家之绝”。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编年史，其在史学理论和史书写作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权威性。
2. 《汉书》《汉书》是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的一部历史著作，主要记载了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括本纪、表、志、列传等内容。
其中，本纪记载了所有汉代历史上的皇帝和重要官员，列传则以人物为中心，详细描述了历史上的名臣和英雄。
《汉书》在整理汉代历史资料和传承历史学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史书之宗”。
其史料详实、文字简练，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被后人广泛引用和研究。
综上所述，《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著作，记录了汉朝及其前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阅读这两部史书，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还可以感受到古代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和揭示。
同时，这两部史书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研究素材，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异：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史发展之脉络。
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引言类史文学作品《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两部重要著作。
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细节，还揭示了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含义。
本文将对这两部作品的历史意义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它们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史记》的历史意义1. 多元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志体结合的真实历史性著作。
在文字选材上，它涵盖了自上古时代到西汉末年这个广泛且漫长的时间段，记录了各类人物、政治事件和社会背景，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2. 知识源泉《史记》不仅包括一般政治军事事件，还涉及地理、医药、音乐等各领域内容。
它成为后来传世典籍中最重要的学科百科全书，为后代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知识。
3. 思想启示《史记》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例如，司马迁强调“史无常非”，揭示历史循环发展的规律性；他还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由矛盾斗争推动前进的。
二、《汉书》的历史意义1. 体系化《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以纪传体完全叙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并按照各个皇帝进行了详细编写。
它总结了中国西汉时期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信息，为后来的历史著作奠定了基础。
2. 政治典范《汉书》着力描述当时官僚制度与禅让制度，并将王朝兴衰归因于沟通正统与道统之间是否保持平衡。
这一观点进一步规范和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在后世影响深远。
3. 文学价值《汉书》的文学风格独特，相比于《史记》更加细致入微。
它以平实、煞有介事的语言叙述历史事件，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可信度。
这一文学特点使得《汉书》在后世被广泛使用，并成为其他历史著作的重要参考。
三、两部作品的异同点与互补关系1. 不同视角《史记》侧重于整体性而不顾个别人物，注重揭示历史大背景和思想意义；而《汉书》则更注重个人传记，从宏观到微观展现了当时各界人士的丰富故事。
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两部作品在辨证法上存在差异。
汉书史记区别
《史记》和《汉书》的区别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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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
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
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
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
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
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
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
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
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
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
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做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
《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像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
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
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
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
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
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
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
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
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班固与《汉书》一、《汉书》体例《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专记西汉一代的历史。
他的体例基本承袭《汉书》，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共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
二、《汉书》成书经过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续《史记》成《史记后传》若干篇；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撰定《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入狱，得弟班超营救，明帝亲阅所写传记，不仅没有处分，反而供职兰台，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八年。
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及马续续补完成的。
三、《汉书》与《史记》的比较《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
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
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晋书·张辅传》）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
（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
”（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
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
《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
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
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
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
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三十年。
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