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评论

用西方理论解析中国古代文论——美籍学者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解析徐志啸刘若愚是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斯坦福大学已故教授。

他早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1952年在英国布里斯多大学获硕士学位，此后曾先后任教于英国、香港、美国的多所大学。

1967年起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刘若愚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诗学〉、《中国之侠〉、《李商隐的诗〉、《北宋六大词家〉、《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等学术著作和数十篇学术论文。

他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方面，造诣精深，特别注重于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这方面，他被西方汉学界称为开创性人物，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他还努力融合中西诗学，建立比较诗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博得了很高的评价。

《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是刘若愚生前的代表著作，它问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美国出版后，获得美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采用现代西方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文学理论首屈一指的新著，内容丰富，阐述精辟，为西方人士提供了认识透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佳窗口、比较参照中西文学理论的最好模式。

[1] 本文拟对该书作一番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梳理，从中汲取对我们中国读者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益的东西，同时有利于借助西方的眼光认识和比较中西文学理论的异同。

关于文学研究对象刘若愚首先提出的一个认识观点，是文学研究对象问题。

他认为，一般对文学研究，有两种分类，一是分为二类——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一是分为三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当中，对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还有不同的理解，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内涵和分类。

对此，刘若愚在开篇“绪论”中先列出了一张表，将自己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划分，作了图解——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两大部分，文学研究部分包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两部分，其中文学批评分为理论性的批评和实用批评，理论性的批评由文学的理论和文学性理论组成，实用批评由阐释和评价组成；文学批评部分包括批评史和批评的批评，其中批评的批评分为批评的理论性批评和批评的实用批评，前者包含批评的理论和批评性理论，后者包含阐释和评价。

这里须要解释的，首先是文学批评这个概念，刘若愚认为它应该包含两个概念——理论探讨和实用批评，即总体的理论性探讨，和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其次是所谓理论性批评，它包括文学的理论——属本体上的，即研究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功能，和文学性理论——属现象或方法上的，即研究文学的外观如形式、流派、风格、技巧等。

应该承认，刘若愚的这一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细微划分，对于人们认识文学的分类和具体从事文学研究来说，均不无启发，但问题是，对中国学者（或读者）来说，可能由于长时期以来习惯上的认识和理解，或许会在具体分类的划分上，出现一些与之有差异的理解和区分的困难，比如对文学的理论和文学性理论、批评的理论和批评性理论的严格区分，人们会很难区别文学与文学性及批评与批评性之间的严格界限。

此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认识区分上，也会产生差异，尤其是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一般学者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认识看法还是有区别的，认为前者应该属于比较宏观的，后者则往往结合微观（具体作家和作品）较多些。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刘若愚的研究目的，或谓撰写《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宗旨，乃是要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具体描述，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并将其与西方其他不同渊源的理论作比较，从而更好地从整体上认识和理解文学本身，并进而揭示出理论与批评概念的普遍性和局限性、共性和个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也是值得我们高度肯定的。

不仅如此，刘若愚还有一个目的，他期望西方学者通过他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介绍和评价，能够关注和重视中国的文学理论，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单基于西方的经验来表述一般的文学理论，而且，他颇为西方学者其时正在逐渐增长对研究非西方（特别是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认识而感到欣慰和希望倍增——这是很值得我们中国学者称道的。

中西文学批评的基本差异中国和西方的文学批评显然存在着差异，这是刘若愚在阐述自己撰写这部著作的宗旨时多次明确表白的。

[2]这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文学理论几乎没有系统化的阐述和明确的表述，不如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问世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系统完整且具有自身体系的理论著作，中国古代有的只是片断或单篇性论述，如孔子的《论语》偶尔涉及了文学（诗）、曹丕的《典论论文》简略地论述了文学等，即便后代许多文章以及序跋、注疏、诗话、评点中不乏对文学的议论，但也大都不完整、不全面，难以形成有系统的著作，更谈不上自成体系的理论了。

唯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博大精深且自成一格的文学理论专著，但那也仅此一部而已（其他如叶燮《原诗》等，无论规模和分量均远不能与西方等量齐观）。

其次，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批评家，有的只是诗人和散文家，他们往往只是兼及批评，批评本身不是他们的主业和专长，因而他们的一些属于批评性的文字，大多乃体现于零散的诗文及书信、序跋等中，又往往以片言只语（极少数为著作形式）呈现，这种状况与西方截然不同。

再次，更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字形式，往往是高度精练而呈诗歌化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作为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是非常好的，简洁而含蓄，但若作为理论化和批评性的语言，则显然显得过分简略而又缺乏严密的推理性和逻辑性，令人难以准确把握和理解。

这一方面是因为诗化的语言大多凭作者直觉而言，缺少客观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诗化的语言留给读者想象的余地太大，难以使人掌握确切的定义和内涵，从诗歌来说，这种语言非常好，但对于理论性东西的表述来说，实在是欠缺的。

正由于此，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翻译问题，特别是一些理论术语的翻译，须知，用中文表达的古代理论术语，理解上本身已存在多义性（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气”、“神”、“文”、“风骨”等），而同一个术语，即便为同一个作家所用，在不同场合下，它也会表示不同的概念，何况即便不同的术语，有时也会表示相同的概念，更遑论要将这些中文术语翻译成英语，那麻烦就更多了。

英汉两种语言中，根本没有两个词可以完全相对应且具有共同的指示物、相同的含义和等值的联想，况且英语本身也有语言的多义性——一个单词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意思可以用多个单词表达，[3] 等等，这些麻烦，在客观上都为中西文论的转译、比较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这方面，有过实践经验的中外学者都深有体会。

大约正由于此，在这方面，一般西方外籍人士自然远不如华裔外籍人士了，因为毕竟后者在中文的理解消化上要比前者强多了，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和诠释自然要远胜于西方外籍人士——这应该是刘若愚身居西方（美国）而成为研究和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的权威专家的先决有利条件（当然还有他自身优越的主观条件）。

为更好地说明上述困难和中西文论的差异，刘若愚特意在文章中举了一些例子加以说明，如对“气”字和“神”字的解释，尤其对“文”和由“文”字所联及的“文章”“文学”等词的理解和解释等，他都有意识作了详细的辨析，以便读者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中西文论图表解析刘若愚在系统阐述中国古代文论之前，先做了一项工作，设计了一个有助于阐明文论概念框架的解析图表，这个图表系依据美国学者亚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一书中列出的四要素表基础上补充构画而成。

亚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为便于说明艺术作品从创作产生到传播接受的整体过程，创造性地画了一个图表，图表中设计了四个要素：宇宙（世界）、作品、艺术家、观众，其中宇宙除指自然界外，还包含人和人的行为、观念和情感、物质和事件、以及超感觉的实体等意。

四个要素中，作品居于中，它分别与其它三者产生三种关系（均由作品出发，以单向箭头表示）：作品与宇宙——模仿，作品模仿宇宙世界；作品与艺术家——表现，作品是艺术家的艺术表现；作品和观众——实用，作品直接作用于观众；作品本身——客观，将作品作为独立存在的客体看待；由此相应地，为阐释西方文艺理论，亚布拉姆斯由这个图表的设计，产生了“四论”——模仿论、表现论、实用论和客观论。

应该说，亚布拉姆斯的这一图表设计和对由上述四种要素形成的四种理论（“四论”）所作的阐述，是他独特的创造性发明，在西方理论界博得了好评，不少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西方学者认为，据此图表可以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流程在理论上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刘若愚也持这个态度。

但仅此，刘若愚感觉还不够，他认为，在阐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时，其中有些与这一图表的框架设计可相适应，而有些则恐怕难以相一致，为此，他生发了要设计出更适合客观实际图表的念头。

他改“艺术家”、“观众”为“作家”和“读者”，认为这样更切合文学；更主要的，他将亚布拉姆斯原图表中的所有单向箭头（均由作品出发），全改为双向（顺时针和逆时针）箭头，即宇宙、作品、作家、读者之间均为双向互逆的箭头，表明它们之间互为往返并均有输入输出关系，而不仅是单向的输入或输出关系，对这一改动，刘若愚作了一番解释——我所谓的艺术过程，不仅是指作家的创作过程和读者的审美体验，而且还指先于作家的创作过程和在读者审美体验之后的活动。

在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反映宇宙；基于这种反映，作家创作了作品，这是第二阶段。

当作品及于读者，直接作用于读者，是为第三阶段。

在第四阶段，读者对于宇宙的反映因他对作品的体验而改变。

这样，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

与此同时，因为宇宙影响读者的方面也作用于读者对作品的反映，还因为通过体验作品，他又同作家的心灵产生联系，从而再体验作家对宇宙的反映；这样，循环便按相反的方向运行。

因而，图表中的箭头具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

[4]应该说，刘若愚的这一图表较之亚布拉姆斯的图表，确实更能说明问题，也考虑得更全面了。

刘若愚认为，这个解析图表，可以有助于对含混多义的文论术语的澄清，更可引导读者在一般意义的领域中寻求更精确的意义、揭示其间潜在的概念。

[5]但是问题也还有，刘若愚自己也提到了，即宇宙（世界）和作品之间、作家和读者之间，没有箭头，给人的感觉是它们之间好像不发生关系，刘若愚对此的解释是假若没有作家，作品不可能产生，假若作家不感知宇宙，不会有任何作品能揭示宇宙的真实，同样，没有作品，作家和读者之间不会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要在宇宙和作品、作家和读者之间分别添上箭头，必须它们各自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笔者以为，其实仔细想想，宇宙和作品之间是有关系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内容，实际即是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文字形式呈现的影象与表现，作家和读者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在世的当代作家和读者可以直接接触与交流，不在世的作家和读者之间可以通过传世的文字或其他形式传达，这种有形无形的关系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互逆连线来表示，这样，从理论上解释，可以显得更有说服力，也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