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由于康乾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禁教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敢公开传教，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在中国活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欧美传教士积极参与了鸦片战争，并协助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当了这样的急先锋。
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
由于家庭贫穷，他早年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学徒工。
当普鲁士国王前来视察时，他借机向国王献上了一首拙劣的诗，表达自己想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
国王遂传旨命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参加普鲁士使馆的工作。
但郭士立并未遵从国王的旨意，而是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进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
1826年，郭士立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方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
郭士立来到东印度群岛后，通过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除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士立”，并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还经常去码头寻访来自中国的商船水手，恳请带他到中国东南沿海去。
1831年6月3日，有一位来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应带他去天津。
郭士立搭乘的这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于9月底到达天津港口。
他沿途散发宗教传单，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药品为下层群众免费看病、送药，了解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并借机向中国人传教。
他在船上经常自言自语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了马礼逊等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作用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作用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
文章介绍了我国在民国时期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后来开办女子高等教育，派遣女子学生到国外留学等活动，简单分析了女子教育对当时国内社会上一些陈旧封建现象的影响。
这表明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女子起初教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传教士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是禁止跨入学校大门的，只能被关在闺门之中接受家庭教育。
中国这种拒女子于学校之外的教育制度，自先秦一直延续到清末。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教会在我国开办女塾是女子学校教育的萌芽，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随着我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外国教会又相继在我国开办了女子教会中学和大学，推动了我国女子教育活动的发展。
一、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是以西方教会在我国开办的女塾为开端的。
为了使我国妇女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传教士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办小学程度的华人女塾，最早的华人女子学校开办在新加坡。
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
有人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1839年教会在上海创办了当地最早的教会女校, 1844年，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女子学校。
这所教会女学在开始招生时非常困难，原因其一固然是受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影响；其二是中国的门户刚刚开放，国人对西人的文化教育生活还很陌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西方列强是以鸦片和大炮与中国人民相见的，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仇恨。
招收不到上层社会的女子，他们便与贫民接触，通过为贫民施衣、施食、施医、施药等方法消除了贫民对洋人的疑惑，一些最贫苦家庭的女孩被免费招进教会女塾学习。
两个女人的故事
两个女人的故事作者：暂无来源：《环球慈善》 2013年第6期文／辛目强图/GC1844年，来自英国的爱尔德赛女士(Marry Ann Aldersey)，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塾。
正是这所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让爱尔德赛结识了一位使用外国名字的中国盲女——阿格尼丝·居茨拉夫(Agnes G utzlaff)，并由此缔结下两位异国女性之间的一段忘年之谊……专栏作者辛国强：陕西省宝鸡市人。
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和中国社会史研究。
曾在中央电视台《青藏铁路》、《译制片回眸》、《声音的记忆》等多部纪录片担任策划和撰稿。
编著有《影视鉴赏》一书。
宁波的“马利姑娘”1797年6月24日，爱尔德赛出生于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基督徒家庭。
她27岁那年，认识了从中国回国休假的马礼逊(RobertMomson)牧师，跟随他学习中文。
马礼逊是西方派往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在他的影响下，爱尔德赛立志去中国传教和从事教育工作。
1837年，40岁的爱尔德赛成为英国“促进东方女性教育协会” (Societr for PromotingFemale Educaton in the East)的成员，获得了去海外工作的机会。
这年8月，她来到爪哇的第二大城市泅水，创办了一所面向华人女童的学校。
但她最终的目标还是去往中国本土。
1843年，爱尔德赛终于取道香港，来到宁波。
之后不久的1844年1月1日，宁波开埠，成为当时中国仅有的5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
就在宁波开埠的这一年，爱尔德赛在宁波城内祝都桥竹丝墙门内（今尚书街东端），开设了一所女垫。
女校得到英国“促进东方女性教育协会”的资助，免费招收女童就读，开设了国文、算术、圣经等课程，并教授缝纫和刺绣。
爱尔德赛意识到，在这个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度，女性特别是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却普遍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而她的理想是通过推动女性教育，提升东方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生存能力。
《中国丛报》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译介研究
第40卷第1期2021年1月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Teachers'CollegeVol.40No.lJan.2021D01：10.16276/51-1670/g.2021.01.010《中国丛报》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译介研究谢志辉（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22）摘要：《中国丛报》是十九世纪由美国人裨治文在中国创办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英文期刊，这份刊物陆续译介了一批中国历史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儒学名家和历史学家。
译者采取介绍和评论相结合的方式，兼及译介中国文化典籍。
这些译介是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体现了译介者的西方视角和宗教动机，同时也存有一些错误。
关键词：《中国丛报》；中国历史人物；译介中图分类号：G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612X（2021）01-0054-04十九世纪的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帮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丛报》（％e Chinese地positoz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Bridgman,1801—1861）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始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
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丛报》刊载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外关系的文章,大大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许多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经由《中国丛报》的平台译介到西方，也有许多中国历史人物通过《中国丛报》为西方人所熟悉。
从1834年第3卷至1849年第18卷,《中国丛报》译介T13位中国历史人物（统计见表1）,大多为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本文拟对该刊所译介的历史人物进行梳理和论述。
表1《中国丛报》历史人物译介统计表译介对象刊载日期及页码译介者政治人物译介朱元璋1840年，第9卷第6期（389-398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朱元璋1838年，第7卷第7期(353-385)郭实腊(K.F.A.Gutzlaff)武则天1834年，第3卷第12期（543-548页）裨治文(E.C.Bridgman)孔明1843年，第12卷第3期（126-135页）美魏茶(ne)和珅1834年，第3卷第6期（241-244页）史蒂芬(E.Stevens)道光1841年，第10卷第2期（87-97页）裨治文(E.C.Bridgman)陈化成1844年，第13卷第5期（247-260页）麦都思(W.H.Medhurst儒学名家译介孔子1842年，第11卷第8期（411-425页）卫三畏(S.W.Williams)孟子1841年，第10卷第6期（320-328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朱熹1849年，第18卷第4期（187-206页）裨治文(E.C.Bridgman)历史学家译介司马迁父子1840年，第9卷第4期（210-219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司马光1840年，第9卷第5期（274-283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马端临1840年，第9卷第3期（143-147页）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收稿日期:2020-10-03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中国评论》历史典籍译介研究”（XSP21YBZ169）。
晚清出洋知识分子对西历的态度
识 、改 良社 会为 目的的学会 ，其 活动 的组织多也采用 星期制 。１０ ９ ２年清政府确认 了 星期制在教育 界的应用 ，并逐步推广 到全国 。１０ 年前后 ，礼拜 天公休开 始推 ９６ 广。 １０ 年 ，时任 编译 图书局局 长的袁嘉谷 改 “ ９９ 礼拜 ”为 “ 星期 ” ，这样就避 免
作者简 介 ： 程俊俊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科技 史与科技考 古系 ２ ０ 级硕士研 究生 ， ０９ 吕凌峰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副教授 。 基金项 目： 本文受 国家社科基金 项 目 “ 出朝堂 ： 走 西方天文学与晚清社会”资助。 ① 《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英文名为 Ｃ ｉ ｓ Ｍｏ ｔｙＭａ ａｉ ， ｈ ｅｅ ｎｈ ｎ ｌ ｇ ｚ ｅ 由伦敦布道会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 ｏ ｅ ｎ Ｒ ｂｒ ｔ Ｍｏｒ Ｏ ，７ ２ ｌ ３ ） ｒＳｉ １ ８一 ８ ４ 和米怜 （ ｌａ Ｍｉ ｅ １８ ～ １ ８ ） １ １ ｉ ｌ Ｗｉｉ ｌｍ ｌ ，７ ５ ８ ２ 于 ８ ５年 ８ ５日创刊于马六 甲（ ｌｃａ ， ｎ 月 Ｍａ ｃ） ａ １ ２ 年停刊 ，历时 ７ ，共 出 ７ ８ 余期 。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 ８２ 年 卷 ０ ② 《 西洋 考每月 统记 传》 英文 名为 Ｅａｔｎ Ｗｅｔ ｎＭｏ ｔｙＭａ ａｉｅ 东 ｓｅ ｓ ｒ ｎ ｌ ｒ ｅ ｈ ｇ ｎ，由德国 传教士 郭实腊 （ ｒ ｚ Ｋａ ｌ Ｆ ｉ ｒｃ Ａｕ ｕ ｔ ｔ ａ ，ｌＯ 一 ｌ ５ ）于 １ ３ ｒ ｄｉｈ ｇ ｓ Ｇｕｚ ｆ ８ ３ ８ １ ｅ ｌ ８ ３年 ７月 ２ ５日创刊于广州 ，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境 内创 办的第一份 中文世俗月刊 。 ③Ⅸ 六合丛谈》英文名为 Ｓ ａｇ ａ Ｓ ｒ ｌ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 （ ｌ ａ ｄｒ ｌ ，８ ５ ｌ ８ ）主编 ， ｈ ｎ ｈ ｉ ｅ ａ， ｉ Ａ ｅ ｎ ｅ Ｗｙｉ １ １一 ８ ７ ｘ ｅ 于 １５ ８ ７年 １ 月创刊于上海 。 ④《 遐迩贯 珍》由马礼逊教育会 出版 ， 英华 书院印刷， 出版地 在香港 ， 始人是英国传教 士麦都 思 （ ＿ 创 ｗ Ｈ Ｍｅｈ ｒ ， ７ ６ １ ５ ） 每月一 日出版， ｄ ｕｓ １ ９— ８ ６ ， ｔ 创刊于 １５ 年 ８ １日， ８３ 月 终刊于 １５ 年 ５ １日， ３ 期 。 ８６ 月 共 ３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晚清输入西学的主体,主要为以下三部分:一是传教士、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如广学会、教会学校;二是清政府官办机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三是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
这几部分人或机构,有互相交叉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中有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活动其间。
这三类机构与人物,由于其立场、出发点有别,输入西学的价值取向有明显不同,什么,怎么介绍,都体现其价值取向。
一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从欧洲、北美洲来到南洋地区的马礼逊、米怜、郭实腊等传教士,就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组织益智会,创办印刷所,出版中文杂志,译编介绍西学的书籍。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将传播西学的基地从南洋北移至香港与通商五口,创办华花圣经书房、墨海书馆等机构。
以后随着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多,对传教限制的放宽,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范围扩大,传播西学的机构也日益增多,博济医局、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登州文会馆、益智书会等为其著者。
传教士为什么要传播西学?在他们看来,第一,西学先进,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化学、医学这类学问,都比中国的同类学问先进,中国人应该接受这些先进的东西;第二,西学有用,通过传播西学,可以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与信任,从而为传教打开通道,或提供支持。
明末利玛窦等人是这个思路,清代从马礼逊到李提摩太也是这个思路。
1821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就说过:向中国人灌输智识、砥砺道德与阐扬宗教都很重要,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
1834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来华前,美部会负责人对他说: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以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
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能引起你的注视。
晚清教会教育
略论晚清教会教育摘要：19世纪40年代，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欧美传教士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华传教的合法地位，从而“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思想得以付诸实践。
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教育使得中国人对基督教教和西方文明充满了疑惑乃至排斥，因此传教士最初活动并没有获得很大成功。
于是他们不断摸索，意识到教育是传教的一种重要手段，出现了开办教会学校、出版西方教育著作、参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培养留学生等等的浪潮。
这些工作伴随着欧美殖民主义风潮，动机虽然不纯正，但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也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教会教育、教会学校、教育近代化一、晚清教会教育的发展情况（一）教会学校的初设19世纪初，欧美工业国家派遣了一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企图用宗教打开中国大门，吸收教徒，扩大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外人要进入内地很困难，因此只能在广州、澳门、香港以及中国附近的马六甲等地停留。
此时他们开设了几所教会学校，一方面用以维持生活，一方面培养其工作和传教上的助手。
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教会学校有，马礼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开设的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以及1839年布朗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
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传教士，曾任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说：“我确信，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中间”[1]。
但是，这个想法在19世纪初还很难实现。
教会学校的数量寥寥无几，不仅规模小，师资少，中途辍学的学生很多，而且此时教会学校没有在办学目标和教育理念上达成一致，像伯驾、郭实腊之类的传教士，只是非正规地招收个别学生、学徒，传授他们一些西学知识，做他们的工作助手，几乎对改善传教士的传教事业起不到任何作用。
虽然教会学校还不出众，但显然对中国教育的传统模式做了很大突破，除了教授宗教教义外,还教授英语和数学、历史等西学，近代改良思[1]The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第42卷，第28页。
《聊斋志异》百年英译(1842—1946)的历时性描述研究
《聊斋志异》百年英译（1842—1946）的历时性描述研究《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共含491篇故事。
该书在康熙十九年（1680）便已经初具规模，但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由赵起杲在浙江严州首次刻印传播。
《聊斋志异》的外文版本（包括译文与译本）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陆续问世，其中尤以英译版本为数最多，影响最广。
关于《聊斋志异》的英译历程，已有不少学者撰文加以考察、介绍。
王丽娜先后发表过《<聊斋志异> 的民族语文版本和外文译本》（1981）与《<聊斋志异> 外文译本补遗》（与李福清合撰，1989），而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亦有专门章节介绍《聊斋志异》的英文译文与译本。
此后，何敏的《英语世界<聊斋志异> 译介述评》（2009）与李海军的《追随蒲松龄的足迹——<聊斋志异> 英译概述》（2009）两文对《聊斋志异》英译史实的考察取得了一定进展，有所增益、修订。
但是，我们发现，过往的研究成果中仍存在一些错漏与不足，如未能正确考录某些《聊斋志异》英译者的中英文姓名，未能查清刊登某些《聊斋志异》英译文的报刊期次，等等。
这些无疑影响了我们对《聊斋志异》英译历程的准确把握。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着眼于此，我们将对1949年之前的《聊斋志异》英译版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历时性描述研究。
所谓“历时性描述研究”，就是根据描述翻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对现实存在的译事与译作进行客观真实的考察与描述，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探究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的作用与获得的地位，归纳出翻译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当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在此，我们将《聊斋志异》的英译历程大致分为肇始期、高潮期与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对各个阶段问世的《聊斋志异》英译版本加以考证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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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刘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摘要】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的一员，郭实腊有着极其复杂、争议颇多的一面。
他集传教士、鸦片商助手、外交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除了主要的传教活动之外，在报刊、翻译、航行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身负争议的传教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郭实腊，新教传教士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也译作郭士立、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
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脱离传道会成为一名自由传教士。
在麦都思指导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学成后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传教。
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在传教、著书、航行、以及参与鸦片战争等方面都积极热情地参与。
关于郭实腊的研究有如下成果：一、传教士及海外（包括港台）学者的研究状况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统计，郭实腊共有汉语著作61部，日语著作2部，暹罗语著作1部，荷兰语著作5部，德语著作7部，英语著作9部，共计85部。
并且对每部著作都有一些简短介绍，同时对郭实腊一生活动进行了概括，是研究郭实腊最早的著作。
香港学者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2]一书中第三章《郭士立与福汉会》对福汉会的创建与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
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A Conside 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u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 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 f t he Ta i ping M ovement》[3]一文指出福汉会重视华人自主，有着特殊的传教理念，其发展时段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重叠，因而尤其复杂的历史特性。
Jessie Lutz《Karl Gutzlaff,missionsry entrepreneur in early chinese pretesstant literature》[4]（《郭实腊：早期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促进者》）与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5]三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郭实腊及其福汉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
同时，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与舒莱脱《郭实腊在华传教工作》也对福汉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指出了郭实腊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与在鸦片战争期间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影响。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目前学界对于郭实腊的研究尚无专门的全面的研究著作，多是对其航海、创办《东西洋考》及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等某一项内容的论述，或者对其著作的整理、翻译与出版。
（一）对郭实腊著作的研究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6]一文通过对郭实腊英文著作《道光皇帝传》的分析来探讨以郭实腊为代表的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皇帝形象的变化，指出郭实腊的清代君主观念最终是落实在宗教的层面之上，以宗教精神作为考量的最终标准。
熊月之《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7]是对郭实腊《贸易通志》研究的一篇权威著作。
通过对郭实腊《贸易通志》的分析，作者指出郭实腊通过介绍西方的经济和科技等知识这一间接传教方式来向中国人传教，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时遍大量引用了《贸易通志》的某些内容。
这种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态度来对探讨郭实腊《贸易通志》也较为客观公正。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1997年便由黄时鉴先生整理再出版[8]，是学界研究比较多的著作，无论是新闻史、文学史还是史学，很多学科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问世。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9]、《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1]，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12]，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13]，胡太春《汉学家郭实腊与近代中国最早的新闻传媒》[14]等都是十分权威的著作。
从史学领域来看，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刊载，主要从《东西洋考》的宣传方式与策略、创办宗旨及特色和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来研究。
谭树林《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15]是从史学领域比较早对《东西洋考》的研究，指出郭实腊创办《东西洋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介绍西方文明，来消除中国人高傲自大的心理，让中国人不再认为西方人是蛮夷，反而向西方学习。
陈虹《由宗教到世俗—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中心》[16]将《东西洋考》的创办放在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矛盾之下进行探讨，《东西洋考》处于由宗教到世俗这一转变的临界点，郭实腊集“官”“教”“商”于一身，使近代传教、鸦片贸易与侵华活动紧密结合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编印的《东西洋考》正式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罗大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东西洋考》的论文，分别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创办的社会历史背景》[17]、《<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宗旨及编辑特色》[18]、《<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19]、《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20]，主要从《东西洋考》的创办背景、宗旨、特色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郭秀文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宣传策略》[21]分析了《东西洋考》的宣传方式和策略，郭实腊因采用中国本土化的语言形式取得了成功。
奚庆庆《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之特点》[22]也探讨了《东西洋考》本土化过程的特色。
蒋南成《<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对西方宪法观念中“自由”的介绍》[23]主要探究了《东西洋考》中对西方宪法观念中“自由”观念的解释，讨论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冲突。
武占江、王亚南《<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析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渡形态》[24]指出《东西洋考》是和平、平等的文化传播形式向不平等的形式过渡的一个代表，郭实腊的刊物在中国既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又体现着打开中国国门、服务于殖民者的明显动机，郭实腊本人的侵略性是不可忽视的，编纂者及其刊物都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郑军《<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与西学东渐》[25]主要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
艾红红《<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后世影响渐深之原因探析》[26]分析了《东西洋考》在当时影响不大而后来影响逐渐加深的原因。
靳翠萍《<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科技知识及其“科技传教”策略》[27]一文认为郭实腊采用的“科技传教”是传教的一个巨大成功，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加强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近代“科技传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赵少峰、白月梅《<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史学篇章》[28]探讨了《东西洋考》传播的历史内容，以此来了解近代早期的中外史学交流。
黎尚建《关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若干问你的探索》[29]一文主要对《东西洋考》创办发行复刊及编辑出版等有关问题探讨后得出新结论：《东西洋考》的创办是在马立勋、梁发等人参与下进行的，它的发行和复刊更离不开华人团队的作用和贡献。
刘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研究述评》[30]一文对2008年之前学界关于《东西洋考》研究做了十分详细的归纳和概括，这种概括更多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进行的，同时涵盖新闻史和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基本罗列了学界已有的成果，非常全面。
（二）对郭实腊传教活动的研究1、传教活动与方式杨梓楠《从文字到鸦片：论鸦片战争前后郭实腊传教方式的转变》[31]主要从郭实腊在鸦片战争前后传教方式的变化来研究其在华传教活动。
从创办《东西洋考》的文字传教，到参与鸦片贸易的鸦片传教，再到最后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争传教，这与郭实腊独立传教士的身份，需要资金来源和其不惜代价使中国基督化的狂热野心是分不开的。
在他眼中没有中西平等的文化交流，而仅仅是实行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来改造中国，“中华归主”是他一切活动的根源。
杨佳智《郭实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32]探讨郭实腊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郭实腊等外国传教士带着种族和信仰上的优越感来向中国人传播“福音”，这种“福音”的本质就是白人种族之上，基督教文化远远超越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他们的传教主旨是以基督教文明来政府甚至消灭中华文明，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个“半文明”“半开化”的国家，需要基督教文化的其实才能进入真正的“文明”，而进入这种文明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以放弃中华文明为前提。
此文道出了郭实腊在华传教和创办各种社会事业的本质所在。
2、《圣经》翻译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33]主要探讨太平天国刊印圣经的底本问题。
作者通过将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与和合本的《圣经》原文中某些特定名词译名进行对比，指出太平天国刊印的《圣经》是以郭实腊的《圣经》译本为底本进行修订刊印的，并从太平天国获得郭实腊译本的途经来论证以郭氏译本为底本的可能性。
何艳《郭士立及其汉语观研究》[34]也指出郭实腊翻译的《圣经》对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有很大影响，不少内容甚至成为太平天国的信条，太平天国刊印本《钦定前遗诏圣书》的内容与郭士立译本《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王悦成《一场由翻译触发的社会运动：从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到太平天国》[35]探讨了郭实腊译本的《圣经》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
太平天国钦定版圣经之中对郭实腊本圣经修改和注解是洪秀全的“创造性介入”的最直接体现，《圣经》翻译活动在太平天国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翻译给目标社会带来的震动不可小觑。
3、创建福汉会徐如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和“汉会”的关系问题》[36]探讨了福汉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从福汉会的宗旨、成员、活动时间和情况，以及洪秀全所受《劝世良言》的影响来看，认为只能说福汉会跟太平天国有一定关系，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思想主要还是来自《劝世良言》而不是福汉会。
罗家辉《早期华人教会的运作—1851年6月之汉会》[37]文利用《汉会众兄弟宣道行为》这一批函件探讨了1851年福汉会运作情况，认为学界有必要重新评估福汉会的性质，华人入教的动机出于就业的诉求虽说动机不纯，但也不代表弄虚作假是必然的。
（三）对郭实腊沿海航行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研究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38]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39]两书均涉及到郭实腊中国沿海航行和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