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困境_电影_疯狂的石头_的结构主义解读.

生存的困境———电影《疯狂的石头》的结构主义解读王文斌作为一部国产小成本电影,在取得超过两千万人民币的票房的同时,还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疯狂的石头》实在是难能可贵。

媒体纷纷评价其为近年来一部难得的喜剧电影佳作,然而我却以为,说《疯狂的石头》是一出黑色幽默是不过分的。

事实上它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轻松诙谐,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悲剧感。

表面上看似一场荒诞不经、笑死人不偿命的后现代游戏,实质却揭示出工业社会给人带来的深刻的生存危机,一种永恒的生命困境,一种残酷的真实。

如导演宁浩所说,电影为了制造真实性,在“本土化”上下足了工夫。

我以为,真实性恰恰是《疯狂的石头》取得成功的一个最大法宝,它使电影精确地反映出了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真实生活。

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不论是王国维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还是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杜夫海纳说的“世界是一切真理的祖国,是艺术的根源”,都提醒我们不能脱离一定的客观社会环境对文艺作品进行所谓纯粹的“内部研究”,对于曾在西方风靡一时的英美新批评派方法,不能不存有一丝怀疑。

文学作品尚且如此,更不用提电影艺术了。

电影的商业性与大众性从命脉上决定了它,甚至不能与小说、诗歌那样玩一玩“风花雪月¨的个人游戏,没有票房,电影就不能生存。

电影是与时代契合最紧密、最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门类。

除开艺术性的高低,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满足了大众的心理需求,使他们能够痛快淋漓地宣泄内心情感的电影。

反之,一部差的电影则很可能是由于曲高和寡,偏离了大众的“期待视野”。

因此,如果我们基本同意在现在的中国,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是而且也应该是对现实生活的紧密反映,而且《疯狂的石头》正是一部这样的电影的话,就可以进行对影片的具体论述了。

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s e m i ot i c r e c t a ngl e理论,为本文的深层诠释提供了结构框架,运用这一“矩阵”对《疯狂的石头》的电影文本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应的“叙事语法”结构。

我们可以画出这样一个生存图谱:在这个语义方阵内,呈现出如下的多重关系:①“正当生存”(X与“邪恶生存”(反X 两种生存方式的尖锐对峙。

这是一种人生中永恒的二元对立,也是本片得以结构故事框架的基本矛盾。

以包哥为首的工厂工人保卫石头,是为了保证工作的饭碗,而以道哥为首的盗窃团伙企图夺宝,却也是为了生存,不同种群间生存的对立状态由此生发。

②“正当生存”(X与“非邪恶生存”(非反X的同盟式关联,表现为包哥与谢小盟的复杂关系。

他们之间既有同盟:包哥屡次为谢小盟说情,他们还互称哥们;但又有着矛盾甚至尖锐的对立:如谢小盟将宝石“掉包”偷走,就使他成为包哥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

但这二者间的关系恰恰是最复杂的,因为到最后我们发现,正是谢小盟的掉包,才导致“反X”一方最后拿到的是假宝石,阴谋未得逞。

从根本上看,“非邪恶生存”一方的生存是紧密依赖于“正当生存”的,这表现在,在谢小盟的爹谢厂长都不管他死活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包哥救了他。

③“非正当生存、寄生”(非X是对“邪恶生存”(反X 的前提和补充。

寄生者(非X基本上说是邪恶生存者(反X一方的帮凶,他们合谋,成为正当生存(X一方最残酷的对手。

但是他们之间同样是存在矛盾的,明显的表现是,四眼秘书在被冯董一脚踢开后,狗急跳墙而与冯董反目。

④“正当生存”(X与“非正当生存、寄生”(非X的关键性联系。

正是包哥不小心撞坏了四眼秘书的车,才将这两方甚至整个故事的参加者都串联起来,使他们在生存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

最后,正是四眼秘书才使包哥了解到谢厂长出卖工厂的真相,愤而将宝石带走,并将其送给了自己的女友。

⑤“邪恶生存”(反X与“非邪恶生存、逃避生存”(非反X的敌对关系。

作为逃避生存的代表人物,谢小盟由于生活态度的随意,招惹了“邪恶生存”(反X一方———因为调戏道哥的女朋友,而被道哥他们抓起来作为人质,饱受虐侍,生存遭受到极大威胁。

最后在“正当生存”(X一方救援下才得以脱险。

让我们再对“矩形方阵”的四极进行一下具体分析。

一、正当生存(X。

影片主角包哥,高大魁梧,厂子里的能人,无奈工艺厂跟不上时代潮流,即将倒闭。

由于厂里发不出工资,经济上的困扰甚至给他造成了生理上的疾病,因此他总一脸愁容,是个典型被生活压力打跨的中年人形象。

在厂长的要求下,他临危受命,接受看护宝石的重任,不为别的,只因为厂长答应“补发八个月的工资”。

因为不小心撞坏四眼秘书的车灯,得陪五千块钱,对他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后来在被杀手麦克盯梢的压力下,他更是一连好几次发出“逼死人”的感慨。

他的助手三宝,年纪轻轻,工作上吊儿郎当,却整日想着买彩票发财,一夜暴富,在今日的中国,有这种投机心理的人不在少数,这是在巨大生存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然而,三宝母亲的卧病在床,父亲角色的缺席,也确实显示出这个家庭的不幸,又使我们感到同情,对他买彩票的心理也有所理解。

而谢厂长作为一个即将倒闭的工艺品厂领导,生存压力之大就更不用说了。

二、邪恶生存(反X。

正面人物如此,反面人物又如何呢?以道哥为首的盗贼团伙也是过得相当艰难:频频的入室偷窃由于警方注意已无法继续,在轻轨上的诈骗却毫无效果,又遭到道哥贪婪女友的不断纠缠,颇有点焦头烂额之势,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好机会,准备大干一场,又最终落败。

老奸巨滑的冯董,按理说应当是身处社会上层的风流人物,不用像小人物那样为生计而奔波,生存压力应该甚小才是。

但在影片中,出于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冯董拼命想搞到工厂那块地皮盖大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游说厂长不成,又到香港雇凶偷宝石,最终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可见在电影所展现的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来自生存的压力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

对最富个性色彩的黑皮而言,他可说是想求一块面包而不得。

影片的最后一幕可说是意味深长:黑皮由于在下水道里被困几天,饥饿难耐,出来以后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吃饭,而偷了几块面包,却不得不遭到面包师的沿途“追杀”,只能一边夺命狂奔一边咬几口面包,终于在无奈下发出的那一声绝命的狂吼,实在是对工业社会中巨大生存压力最无声的抗议,实在是对片名“疯狂的石头”最“疯狂”的表达!三、非邪恶生存、逃避生存(非反X。

以包哥为代表的以正当手段谋生存的人们,和以道哥为首的以邪恶手段谋生存的人们,都在残酷的“丛林原则”的支配下顽强地求生存,分别是“正当生存”和“邪恶生存”的代表。

而以谢小盟为代表的“非邪恶生存”的人,其实就是生活中常见的逃避生存压力的人,这类人或消极沉沦,或玩世不恭,不想着如何去应对生存,应对挑战,而只想着沉沦堕落,游戏人生。

因此,这类人表面上似乎过得很“自在”,没有任何“压力”,但实质上却是精神极度空虚,是内心承受最大压力的人。

总的来看,这类人虽然该批评,但本质上并不坏,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少。

四、非正当生存、寄生(非X。

以四眼秘书为代表,他有小聪明,却为了贪图荣华富贵而为虎作伥,是冯董做坏事的帮凶,但在被冯董一脚踢开之际,又狗急跳墙,威胁说要把冯董的丑事揭发,却遭到灭口。

这类人算不上大奸大恶,但基本上也是坏的。

在了解到影片的主题是“生存的困境”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影片讲述的正是一个以当前复杂的中国社会为背景的生存斗争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所展示的现代与后现代混融的故事背景:既有来自香港的拥有高科技手段的前卫杀手,也有充斥着假名牌和伪劣赝品气息的内地城市;既有推倒的旧厂房,也有拔地而起的豪华住宅式酒店;既有地铁、缆车等现代化工业进程的象征,也有代表传统的古老庙宇。

一个融现代与后现代于一炉、建构与解构于一体的异样社会,就这样被影片构筑起来了。

影片创作者这样做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畸形的环境给了影片中人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综上可知,这部电影绝不仅仅是一场无关痛痒的轻松游戏,而是通过潜藏的内在结构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主题:抢夺石头、保卫石头,其实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残酷游戏。

这似乎是一场好玩好笑的游戏,却关乎最终的生死:最后,这场“游戏”的失败者———盗贼头目道哥和奸商冯董都死于非命,这种结局难道不引人深思吗?这场游戏的残酷性不是一目了然吗?进一步讲,按照以上分析模式得出的这四类人,其实就是在现代商业社会巨大生存压力下以不同方式应对压力而产生的四类人的形象,影片中复杂的生存斗争反映的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现实生活中所有求生存的人们都归入这个“矩形方阵”,他们以前、现在、将来都会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影片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巧妙地照顾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群的审美与心理需求,满足了他们心理的期待视野,使他们能够各取所需,各得其乐,在娱乐的同时将生活中的压力、情绪尽情“宣泄”,使灵魂得到“陶冶”与“净化”。

《疯狂的石头》不愧是一部集审美性、娱乐性于一身的真正的“大众化电影”。

表面上看,《疯狂的石头》似乎在写一个正义与邪恶较量、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故事,然而通过对电影文本进行结构主义的深层分析后,我们却以为,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恰恰没有简单地以好坏对立的单一模式来设立矛盾,而是以生存压力为焦点,建立了一个有“正义生存”与“邪恶生存”对立的“生存图谱”,从而着力写出了更普遍、深广的形而上意义。

看完影片我们会发觉,在巨大的工业社会的阴影笼罩之下,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在生活的重压下艰难生存。

显然,这不是某一类人的困境,因此,说影片发出了一声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是毫不过分的,纵然这一声追问尚且微弱。

本雅明认为,“我们只有通过摄影机才能了解到视觉无意识,就像通过心理分析了解到了本能无意识—样”①,影片的影像所展现的视觉无意识状态,当然正是创作者心理状态的真实流露。

无论创作者有无此创作心理,却并不妨碍我们对其进行分析,因为艺术家的创作,有时真的如弗洛依德所讲的,是连艺术家本人也无法自知的“一场白日梦”。

总的来讲,影片《疯狂的石头》以强烈的喜剧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如若只停留于其娱乐电影的表面,就很可能无法探究到它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喜剧性文本下面潜藏的悲剧性本质。

本文借用格雷马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正在于从宏观的角度,揭示此电影深层的“文本结构”,最后得出结论,影片所反映的故事,正是人类永恒生存困境的一种戏剧化表现。

影片喜剧的外壳,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发挥了电影“幻觉艺术”的优势;而影片深层探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人的生存困境问题,则契合了大众最迫切的现实心理,抓住了老百姓生活的脉搏,大大增加了影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生命力,从而获得观众最广泛的共鸣,最终使影片取得了艺术与票房的双丰收。

注释:①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第178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作者:武汉大学艺术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