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
论作为记忆和希望的生活世界_基于利科对记忆_遗忘和想象的沉思_黄旺
论作为记忆和希望的生活世界———基于利科对记忆、遗忘和想象的沉思黄旺摘要：胡塞尔关于“原初生活世界”的分析可以依动态构造法则和静态内容而做区分。
在他那里，就作为内容面向的生活世界而言，有关历史的先天和历史目的论的现象学分析构成其主要内容。
但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没有同等公正地对待历史和哲学。
利科关于记忆、遗忘和虚构想象的研究可以被看作对内容面向的生活世界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它们分别揭示了人类记忆的历史处境、遗忘的存在处境和想象的“彼在”存在论。
据此，生活世界的内容可被刻画为作为记忆（遗忘）和希望（失望）的生活世界。
对这一人类存在论基础内容的关注是哲学家的使命，依此关怀，哲学家能够在伦理和政治的现实层面给予人们振聋发聩的提醒。
关键词：生活世界；记忆；历史现象学；遗忘；想象；希望中图分类号：B8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5）03-0004-13作者简介：黄旺，温州医科大学社科部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象学与解释学中的想象力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CZX042）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包含两个层次，日常生活世界层次和原初生活世界层次，后者是对日常生活世界“如何被构造出来”所做的发生学研究，因而属于超越论哲学，它构成现象学对生活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
胡塞尔之后，现象学和解释学关于生活世界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尽管这些研究常常并没有被放在“生活世界”这一主题之下，因而也更不容易得到厘清。
本文意图通过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做一特殊的判分，从中区分出作为静态内容的生活世界，并且借助这一区分所给出的视角，对保罗·利科关于叙事、记忆、遗忘和想象的解释学加以重新阐释。
我们哲学分析Philosophical Analysis 第6卷第3期2015年06月Vol.6,No.3Jun.,2015期望，借此阐释，不但能够把利科本人关于若干不同主题的研究统贯起来，而且能够引出我们对生活世界的更全面透彻的理解。
都市民族志：“京味现实主义”的文化想象
【内容提要】老舍开创的“京味现实主义”，形成了中国话剧特有的民族化传统，本文试图从人类学的民族志现实主义和都市民族志等角度，对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郑天纬的《古玩》等进行阐释，全文分三个部分，一、京华：人和事的况味；二、京韵：民俗化的风味；三、京白：口语化的趣味。
这些剧作家的剧作，通过焦菊隐为总导演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构成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传统。
90年代以后，“京味现实主义”也发生了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转型与流变，一些编导也进行了一些实验，如林兆华导演的老舍的《茶馆》和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鸟人》、《鱼人》、《棋人》）等，他们似乎是对“京味现实主义”的一种解构。
【关键词】都市/民族志/京味/现实主义/文化想象【正文】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种方法，乔治·e·马尔库斯和米开尔·m·j·费彻尔指出，“现代人类学主要知识贡献存在什么核心和源泉的话，那么这就是由两个优势所支托的民族志研究过程本身。
第一个优势在于，从现在显得不明朗的19世纪人类学研究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对于部落与非西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捕捉。
另一个优势在于，过去虽被充分发挥、但今日却获得发展潜能的对我们自己的社会进行的文化批评。
”富有意味的是，马尔库斯（marcus）和库斯曼（cushman）等人已把过去60年间被用来界说民族志文本、评价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那些零乱的惯例界定为“民族志现实主义”（ethnographic realism）。
现实主义是一种寻求表述某一整体社会或生活型的现实写作模式。
他们认为，正如文学理论家斯登所指出的，狄更斯小说里的多向度描述手法就是现实主义的例子。
斯登说：“多向度描述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小说的每一页和每一段情节都向我们展示确定而丰富的现实，增加我们对现实的感受……。
”类似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写作，是借助于不断地唤起我们对一种社会和文化整体性的注视，迫使我们用分析的眼光去关照这一整体。
媒介空间的影像建构与文化想象——以王小帅“三线三部曲”系列作品为例
媒介空间的影像建构与文化想象——以壬小帅“三线三部曲”系列作品为例©李昕昕曾一果20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西方学术界“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开辟了当代科学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理论研究视域，为人们理解现代工业社会空间生产提供了重要研究视角。
其中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著作《空间的生产》对之后的空间理论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亨利•列斐伏尔结合历史演变过程，以历时性的维度考察了过去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创造性的在已存在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二元认识论基础上提出了空间具有社会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纠正了学界因物理性和精神性的分歧对空间认知引发的漏洞。
山他认为空间的社会性“是我们关心的逻辑认识论空间、社会实践空间、感觉现象占用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譬如设计、象征、乌托邦等等。
”閃换言之,空间不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对象和载体，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既是社会关系的容器,还是能够被感知的生活空间,具有人的属性，是蕴含精神属性的物质空间。
閃社会空间不单纯是一个提供场地的静止的“平台”，同时，空间实践还具有权力指向，空间的形成和生产伴随着权力的运行,多种权力交织、竞争以及共生关系都可通过空间表达出来。
而媒介环境学先驱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最早提出媒介在空间维度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提出"传播偏向论"(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的著名观点，认为媒介具有时间偏向或者空间偏向，不同偏向的媒介的物质形态和符号结构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以此说明媒介与空间在人类互动与文化生产上有着密切联系。
最早提出媒介空间(mediasphere)概念的学者约翰•哈雷特(John Hartley)就曾提出，从本质上来看,媒介传播也是符号传播。
“媒介的整个宇宙一既是实际的，又是虚幻的，存在于所有媒介形式中(纸质媒体、电子媒体以及荧屏媒体)、所有的种类中(新闻、戏剧)、所有的欣赏趣味层次中(从艺术到娱乐)、所有的语言形式和所有的国家中。
《良友》画报与都市现代性的文化记忆
《良友》画报与都市现代性的文化记忆作者：刘敏来源：《编辑之友》2012年第07期摘要：《良友》画报作为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文化记忆的文本载体，呈现了上海时尚现代性的都市生活图景，同时建构了上海阴性妩媚的城市文化记忆特征，并成为都市现代性消费主义文化的表征。
关键词：《良友》画报现代性城市文化记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中国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
正如20世纪初现代诗人庞德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文学性的叙事只适合欧洲村镇，而大都市，天生就是属于电影的”。
因此对于都市现代性的文化记忆，更多的也会以影像的形式呈现出来。
而对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物质与生活方式报道影像最多最集中的，就是《良友》画报了。
画报创刊于1925年，“其编辑敏感地意识到大众在日常生活层面可能需求一种新的都会生活方式，于是对此做了探索。
很自然，这种需求由画报来满足是最合适的”。
一、文化记忆与城市文化符号罗兰一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符号学与都市》（Semiology and the Urban）中指出，人类的空间（不只是都市空间）总是饶富意义的。
城市的空间的确会提供丰富的符号象征，包括建筑、街道等。
过去关于城市象征的记载，多以语言为基础的诗篇来呈现。
从都市符号学（urban semiotics）的角度出发，科斯特（Manuel Castells）进一步指出都市空间是被象征结构化的，他认为空间（城市）的符号学阅读不单纯是对形式解码，而是在既定时势中（时空环境），透过都市为中介，经由社会关系所产生意识形态的过程。
电车、霓虹灯、舞厅等，这就是提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人们脑海中通常会浮现出来的影像，这些就是我们对当年上海成为一个国际现代性都市的城市文化记忆，也可以说是集体感知轮廓的“文化想象”，这些文化记忆和想象我们从何而来，追溯其源头，即是那一时期的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的呈现。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关于文化工业的批评中所说，城市人口的迅速流动，已使城市不具有生活共同体的意义，由于缺少实质的生活意义，城市的文化反而被更精准的操控，这里操控的黑手正是那标榜代表公众的媒体。
多重记忆与文学想象：论陈敏的小小说创作
多重记忆与文学想象：论陈敏的小小说创作作者：李波来源：《文学教育》 2018年第7期内容摘要：陈敏的小小说洋溢着女性作家特有的温情，将尘封的历史记忆，琐碎的现实记忆和人生百态呈现读者，从形而上的艺术世界走向形而下的真实生活，从单纯的人物塑造回归乡土中国的人世百态，将艺术与生活、个体与人生真情融为一体。
近年来作家将笔触伸向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注社会变迁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以个性化叙事来阐发人生哲理。
关键词：陈敏记忆叙事陈敏凭借着自己在小小说创作的成就名誉文坛，自一九九年在《商洛日报》发表《扶贫专家》以来，佳作不断，其作品先后获得无数。
《诗祭》获小说选刊2001-2002年度小小说优秀作品奖，《虹》获得了首届全国小小说金奖大赛一等奖。
《失去记忆的日子》摘取了2003年度“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这些殊荣激发了作家创作的热情，促使了她在小小说园地笔耕不辍。
多年的努力，作家在小小说创作上登上了新的高峰，陈敏凭借着《涵养》《冻雨》《老银匠》《身份》《苏武的北海》等作品获得了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近年来作家先后出版了《情感种植园》《巢归》《苏武的北海》等作品集，赢得了读者青睐，评论家的关注。
通过细读陈敏目前所出版《诗祭》《红风筝》《你的家园之梦》《情感种植园》《巢归》《苏武的北海》等文集，发现陈敏的小小说在选题、立意、人物刻画、情节编织、场景描写等方面独具特色。
陈敏斩历史为经，劈现实为纬，通过人物内心意识的流动，展示出人丰盈鲜活的质感，以女性作家细腻的心灵，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并不露声色的阐释出生活的哲理。
一.历史记忆书写人区别于动物，源于人特有的记忆能力。
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也要依赖记忆。
小说家在自己对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对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还原、再现、解析、重组，再附上富于创造力的想象，这样就重构一个世界。
从某种程度讲，作家以文学的方式重新阐释历史事件，重塑了历史人物，从而激发了人们阅读、评论作品的兴趣。
民俗纪录片中存在一种“伪民俗”吗——文化记忆、影像与想象
中国的民俗用文字媒介记录了一两千年，摄影技术出现后，民俗有了新的认知和再现形式，纪录片与民俗相遇形成了新的纪录片类型——民俗纪录片，如《中国手艺》《乡村里的中国》《中国年俗》《指尖上的传承》《中国民俗大观》等都是中国近些年拍摄的民俗题材纪录片，对中国的民间文化进行记录，也[关键词]民俗纪录片 伪民俗 文化记忆 想象[内容提要]随着文化记忆技术的进步，纪录片逐渐成为记录民俗的重要方式，但跨媒介的传递和跨语境的转换容易产生对“事实”的想象。
民俗制作者、被摄主体和受众通过纪录片完成了对民俗的三重想象，但这种想象是否是一种伪民俗？笔者从民俗制作者、被摄主体和受众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民俗与纪录片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单纯的新闻真实并不能成为判断民俗“真”与“伪”的标准。
从某一方面来讲，想象的民俗亦为真实民俗，即便“歪曲”的民俗亦能呈现一个时代的“凝视”。
■冯加香 卢其亮民俗纪录片中存在一种“伪民俗”吗？——文化记忆、影像与想象人士通过各种影视论坛或个人博客发表专业、理性的评论，真正把影视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传达给观众，同时也要客观和理性地指出影视作品的缺陷和不足，为影视爱好者创造一个可信的影视评论环境和影视作品评论网络环境。
在此过程中，把准网络的脉搏，运用“名人效应”和“意见领袖”来引导舆论，把权威、客观以及理性的影视评论思想传递给观众，从而引导网络影视评论走上高品质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1]薛晋文，孟鑫.新媒体时代影视评论的挑战和机遇[J].电影文学，2019（02）：28-30.[2]程沫.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网络影评分析[J].西部广播电视，2019（03）：62+68.[3]马楠楠.大数据视野下的网络影评现状及问题[J].当代电影，2019（02）：167-170.[4]王猛.试论新时代下影视评论的现状与建构[J].大众文艺，2019（20）：169-170.[5]张遥.从“话语权利”到“话语暴力”——当下网络影评的情绪化生成及其思想价值[J].学习与探索，2018（04）：169-173.[6]戴清.2015年中国影视评论状况综述[J].艺术百家，2016，32（01）：89-93.[7]苏蕾.影视评论写作探析[J].新闻传播，2011（02）：49-50.[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编辑：刘聪]微信扫一扫阅读与分享推动其传承与传播。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请你综合材料阐述材料带给你的启示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这是因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遗产，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财富。
它不仅可以展示过去的辉煌和智慧，还能够对当下和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
通过综合材料，我从中汲取了一些启示，让我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历史文化遗产告诉我们过去的故事。
通过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艺术成就。
比如，罗马竞技场、埃及金字塔等古迹都是当地历史文化的见证，它们记录了过去的辉煌和文明。
这些古迹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记忆，也是我们与古代文明相连接的桥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尊重过去，从而更好地面对当下和未来。
其次，历史文化遗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历史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精神内涵，这些宝贵的资源能够启迪我们的思维，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比如，中国古代的长城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奇迹，它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于建设和团结的触动。
历史文化遗产可以提供给我们新的灵感和思路，让我们在当下和未来也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此外，历史文化遗产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理解。
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而是属于全人类。
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和谐。
比如，世界文化遗产的命名和认定就是各国为了保护和传承共同努力的结果，通过这一共同努力，世界人民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加强了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历史文化遗产教会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通过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生活的智慧和哲理。
比如，古代的建筑和艺术作品秉承了平衡和和谐的原则，这告诉我们要在生活中追求平衡与和谐，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历史文化遗产还能够培养我们的审美和情感，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现有的生活。
记忆、思维、想象、注意
内容变得简要，细节减少，有的相 似内容混淆；
加入以往的经验使内容更翔实；
根据想象进行夸大。
（三）再现：是记忆的最后一个环节，记 忆好坏是通过再现来体现的。包括再认和 回忆。
再认：过去经历过的事物再度出现时仍 能认识。
回忆：指人们过去经历过的事物在头脑 中重新出现的过程。
努力的注意。
（三） 有意后注意：这是在有意注意
之后出现的一种注意。
• 三 注意的基本品质：
（一）注意的广度（范围）：指一个人在
单位时间内所能注意到的事物的数量。
（二）注意的稳定性：指在一定时间内注意
保持在某项活动上的特性
（三）注意的分配：同时进行两种或几种
活动的特性。
（四）注意的转移：根据新的任务主动地
（二）根据思维探索目 标的方向不同分：
可以划分为求同思 维和求异思维，也称 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
1.求同思维（聚合思维）
——集中思维、辐合思维、合聚思维
指把问题能提供的多种信息聚合起 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得出一个正确答 案。
2.求异思维（发散思维）
——辐射思维
指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多种不 同途径去思考,探求多种答案的思维.
二、思维的种类
• (一)根据思维活动凭借物不同： 分为
动作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
1、动作思维
动作思维也称操作 思维、实践思维，指 依据实际行动来解决 具体问题的思维过程。 3岁前的幼儿只能在 动作中思考。
• 成人有时也要运用表象（即人 们在头脑中出现的关于事物的 形象）和动作进行思维，但这 种动作思维要比幼儿的动作思 维水平高。
有意想象
根据创造程度的不同，有意想象 可分为：
“创伤性”文化记忆与“疗愈式”文学想象
“创伤性”文化记忆与“疗愈式”文学想象张晓红【期刊名称】《学习与探索》【年(卷),期】2024()4【摘要】本文以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和德国作家施林克的《生死朗读》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运作机制下关于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文学想象性呈现。
创伤理论建基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重点观照集体无意识下的历史访问模式或强迫症式个体记忆机制,可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记忆与遗忘、沉默与发声、创伤与创造等多重纠葛关系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洞见。
两部作品书写个体在历史灾难中遭受的身体和精神创伤,揭示了大屠杀浩劫中犹太民族和德国民族经受的创伤效应。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创伤书写既是个体表达,又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
两部作品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检视和反思后大屠杀时代美德社会心理与文化思潮,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的身份焦虑、美国社会进步式和悲剧式叙事、德国人的集体耻辱,以及欧美文化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哲学的普遍怀疑。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面对宗教、政治、文化仇恨和冲突造成的种种个体和集体创伤,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进行谈判、对话、磋商和合作,这可能是最审慎、最可取、最富建设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参与。
【总页数】11页(P151-159)【作者】张晓红【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4【相关文献】1.文学、文化的记忆与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戏仿小说2.乡土记忆与文学想象——论萧丽红小说创作的文化心态3.透视疼痛：身体记忆与疗愈——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羌族生命文化4.记忆、创伤与疗愈--台湾文学中的灾害书写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culture谐音记忆法
culture谐音记忆法
“Culture”这个单词的谐音可以是“卡了我”，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记忆：
- 拆分记忆：将“culture”拆分成“cul”和“ture”两部分。
- 联想记忆：“cul”的发音类似于“卡了”，可以想象成一个文化活动因为某些原因被“卡了”，无法顺利进行。
- 组合记忆：将“cul”和“ture”组合在一起，就是“卡了我”，表示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
- 造句记忆：可以用“culture”造一个句子，例如：“Our cultur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many different factors.”（我们的文化受到了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
）通过这个句子来加深对“culture”的理解和记忆。
通过这种谐音记忆法，你可以将“culture”与“卡了我”这个形象的联想结合起来，帮助你更轻松地记住这个单词的拼写和含义。
当然，记忆方法因人而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选择适合自己的记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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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
一个时期，我国电视剧创作中的“穿越”现象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并遭遇了“批评”的狙击。
有网民调侃道：“美国穿越剧都往后穿，因为找不到历史；中国穿越剧都往前穿，因为看不到未来。
”我理解，这种调侃并非针对“穿越”的创作倾向，而是拿“穿越”的价值取向开涮——即我们的文艺创作过多地沉湎于文化记忆，以至于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化想象显得空洞和苍白。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提出这一目标是充分考虑到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记忆厚重的文化资源大国这一前提的。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的约访时，建议将“文化强国”改成“文化大国”来谈，因为他认为“‘博大精深、大气磅礴’这一种‘大’的观念比起强弱观念来，更符合当前中国面向世界的思路”。
他还认为“用‘大’而不是用‘强’来体现这种包容的文明，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儒家传统和精神”。
很显然，杜维明先生的两个“更符合”是强调文化记忆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是强调要掌握“在长期塑造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重要资源，以便使其成为“塑造当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固然，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中，提出了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多贡献”。
但我们更强调开创这样一种“新局面”，即“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
也就是说，我国作为“文化大国”主要是“大”在文化记忆，而力求成为“文化强国”则必须强化文化想象。
因为要把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缺少的不是文化记忆而是文化想象，或者可以说缺少的是文化记忆的现代转型。
当然，面对这样的话题我们也可以说，文化记忆其实也是既往文化想象的历史积淀，是“大浪淘沙”所遗之金；文化想象也会经历史陶塑成为未来的文化记忆，成为“灵蚌含异”所育之珠。
反思我们的文化记忆，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并不缺文化想象，并且也正是那些有价值的文化现象丰富着我们文化记忆的宝库。
这其实意味着，如果我们当下沉湎于对文化记忆的恋恋不舍而淡漠对文化想象的孜孜以求，在后来者的文化记忆中可能会出现贫困和缺憾。
辩证地来看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可以认为文化想象不会是凭空的想象，它需要文化记忆来驱动和支撑；文化记忆也不会是冷却的记忆，它必然在文化想象中燃烧和沸腾。
谈文化记忆，我们当然有足够的资本。
放眼环宇，“五千年不间断”世所罕见；悉心内省，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双轮驱动。
在我看来，“自强不息”的是文化想象而“厚德载物”的是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累累硕果得自于文化想象的汩汩清泉。
投身今日的文化建设，我们尤应铭记自1840年以来百余年的文化记忆，铭记这百余年间的文化屈辱、文化奋争、文化觉醒乃至文化新生。
这段百余年的文化记忆，恰恰告诉我们文化想象的重要，恰恰告诉我们对文化记忆抱残守缺的危害以及对文化想象开天辟地的精彩。
没有那种划时代的文化想象，我们何以能从乾嘉时代的“训诂考据”走向“通经致用”的近代科学？我们何以能在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中迎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们又何以能选择马克思主义从而突破“三千年之未有变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的文化自信多是自信于博大精深的文化记忆，文化自觉也较多地呈现为守望“文化记忆”的自觉。
我注意到，全会所要求培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点在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从这
一着眼点中“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进行文化创造”及“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等等表述来看，我们的文化自觉更应自觉着眼于改革、创造和发展；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应自信于不仅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记忆，而且也能有宏大开阔的文化想象。
辩证地看，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不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且相互砥砺、相互转化。
但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一定群落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做法和多样的选择：有人会撷取文化记忆的碎片来充当文化认同的符码，有人会删除文化想象的枝蔓来维护文化本体的纯正，有人会通过文化想象来焕发文化记忆的容光，有人则会通过文化记忆来约束文化想象的翱翔……虽然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都有其形态与内容、结构与功能，但文化想象更多地从内容与功能出发，文化记忆则较多地强调形态的不可变易与结构的相对守恒。
实际上，我们文化记忆中难以磨灭且魅力长存的，是促使我们民族亲和、凝聚、诚信、正义、宽厚、包容、勤勉、奋发等等文化精神与文化品性；过于去纠缠只鳞片羽、一招半式、残篇断简的形态与结构，有可能在对“文化记忆”的把玩中忘却功能的要义和内容的真谛。
早些年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一个看法：看十年的中国看深圳，看百年的中国看上海，看千年的中国看北京，看万年的中国则要看地处关中的西安。
很显然，这是一个事关“文化记忆”的看法。
这个看法给我们的启迪是：一方面，我们文化建设的中心在不断地东移与南迁，就其根本而言是在融入一种世界性的格局和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形象也由重“文化记忆”向重“文化想象”转化，我们要“博物馆文化”更要“试验田文化”。
应当承认，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的“文化记忆”来从事并评价我们的文化建设实践——上海“十里洋场”初起之时，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至今已形成自身特质的“海派文化”似有“剑走偏锋”的意味。
深圳“十里渔村”欲起之际，被誉为“开拓者的热土”，但在致力发展经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曾被认为是类似于香港的“文化沙漠”。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2010年）之际，深圳报业集团发起“深圳最具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人民日报》在当年第一时间发表了评选结果，并以“编后”形式给予高度评价。
《人民日报》“编后”指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30年特区史上诞生了一批新理念新口号……它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浓缩，改革历程的生动注脚；它勾连着走向开放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也可以沉淀为我们继续迈步未来的独特财富。
”其实，“深圳观念”就是深圳人在其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观念，是由“文化理想”而非“文化记忆”引发的观念。
有文化理想在引领，深圳不会因文化记忆的贫瘠而成为“文化沙漠”，最近该市从七个方面采取措施建设“文化强市”就是明证。
恰恰相反，世界上有许多文化记忆厚重的文明古国，因文化理想的缺失而陨落成“文明碎片”。
至此，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
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在当前的文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应当遵循的“正确思想”既不是“天山掉下来的”文化想象，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文化记忆。
投身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让人民群众掌握代表先进文化的正确思想，我们就会有建设“文化强国”的高度文化自觉和充分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