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性与教育

人的本性与教育

一、研究人性的方法论

（一）“人”的消解

1970年，李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发表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的报告，这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标着这西方人学的消解。李奥塔批评现代主义的话语是“宏大叙事”，一是关于人性解放的神话，一是关于所有知识统一性的神话；前者是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后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很明显，他所说的这两个国家的“神话”正是以“自然人”、“理性人”为主导的启蒙观念。李奥塔巴后现代定位为“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他分析说，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是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人已经不再是知识的主体和对象，信息的生产、储存和控制决定了知识的内容和社会发展方向。按照李奥塔的这篇纲领性报告所预示的方向，后现代主义者把“人”的观念消解在信息的产生和流动的过程之中，得出了“人死了”、“人被消解了”的结论。

1.“宗教人”的消解

后现代主义者把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称做三位“怀疑大师”，并不是因为认可他们的理论，而是因为他们彻底的、不调和的批评精神，因为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西方文化传统的最高时体和原则——上帝。

早在马克思之前，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就已经得出了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的无神论结论。但是，这些启蒙学者把宗教界视为愚昧无知或恶意欺骗的产物，与人的本质无关。费尔巴哈第一次看到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但据此肯定了宗教的必要性，又回到了传统的“宗教人”观念。

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都同意，人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创造上帝的，同时更加深刻地指出，如此创造出来的上帝是一个虚幻的观念。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人民需要和拥有的鸦片，而不是少数统治者为人民所准备的鸦片。人民之所以需要宗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世界是颠倒的，而宗教是这个颠倒的世界的“总的纲领”；还因为这个世界是苦难的，而“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尼采批判的角度是价值论，他指出，宗教（包括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但主要是基督教）驶入者队强力意志的本能的反抗，世界强加给一切人的奴隶道德，甚至强者也不能免除这一精神枷锁。他说：“上帝的观念迄今为止是存在的最大障碍”；对生活、自然和生命意志的战争都是以上帝名义发动的，因此，他发出“上帝死了”的呐喊。佛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宗教起源于原初民的性冲动行为留在潜意识里的记忆，“上帝”的观念是对“杀父娶母”的“原罪”的心理补偿。

马克思、尼采和佛洛伊德的宗教批判旨在彻底摧毁“宗教人”的核心观念：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们指出，事实恰恰相反，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虚幻的、不真实的形象，所谓人神关系不过是人与颠倒了的现实或虚幻的观念的关系。当“宗教人”的实在基础被否定，这一观念也就成为虚幻的观念。

2.“存在人”的消解

“宗教人”的观念被消解之后，第一个随之消解的是“存在人”的观念。我们知道，存在主义的创始人祁克果提出“存在人”的观念本来是为了解决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前提是，存在是个人的独立存在，但他的结论却是，真正的存在是依赖上帝的存在。

后来的存在主义分有神论和无神论两大阵营，基本上反映了祁克果认识到的“存在人”观念的矛盾性。严格地说，有神论的“存在人”的观念归根结底属于“宗教人”的范畴，存在的过程只是“宗教人”遭遇上帝、体验神圣的生活历程。萨特欣赏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句话：“如果上帝不存在，做什么事都是容许的”。萨特把这句话作为存在主义的起点。这说明了“存在人”的无根性。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直面人生、直面死亡，“死亡是个人必须承担的存在的可能性……最合适的、无所牵挂的、超越不了的

可能性”；伽缪把一切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归结为要不要自杀；同样都表达了“存在人”的无根性。

“存在人”的无根性同时也是他的决定。正因为个人的任何选择和活动都没有根据、理由和原因，他才是绝对自由的，才必须为他所做的一切承担绝对的责任。但问题是，个人能否承担起绝对的重负？存在主义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存在人”都是不堪重负的形象，好像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向一个渺小的中心，焦虑、恐惧、无奈的存在体验只不过是“存在人”不堪重负的呻吟。

为了使“存在人”不被世界和生活的重负所压碎，必须为人在这个世界重新定位。于是，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后期思想昂都发生了转折，他们早期勾画的“存在人”形象被放置在后期建构的关于存在的结构中。后期海德格尔扩散了早期的“世界”的概念，“世界”不再是“存在人”揭示存在的场所，而是“天、地、人、神”的结构。人是大地之子，匍匐在天神之下；“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栖住在语言之家。”就是说，人的存在依赖地球。

萨特后期思想虽然没有神秘因素，但也为个人活动建构了一个结构。他对“未来人学何以可能”问题的回答是：个人始终存在于自然、群集和集团之中；个人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在历史的、辩证的结构中事项的集体的自由。

3.“自然人”的消解

继存在主之之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否认了个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按照结构先于、大于要素综合的原则，结构主义认为个人只是社会文化结构的要素，只有在结构中才有价值和意义。结构主义自诩的一个优势是消除了“自然人”的观念。列维一斯特劳斯首先证明了“文化先于和高于自然”的原则。按照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被当作自然关系的亲属关系是一个符号交换系统，被当作自然物的图腾是支配部落之间生产关系和语言关系的分类原则，描述自然现象的神话。

列维—斯特劳斯把“自然”解释为一种描述社会文化的结构，而路易斯·阿尔杜塞（Louis Athusse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自然人”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尔杜塞消解“自然人”的另一个思想资源是马克思。按照他的分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人道主义，马克思对它的批判主要是表现为反人道主义。

阿尔杜塞把人道主义的特点归结为对个人价值的推崇，这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以个人为本位与中心的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在哲学上强调自我意识，社会关上表现为社会契约论，在经济观上提倡个人之间自由贸易。

4.“理性人”和“文明人”的消解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对西方近代以来各种关于人的知识的历史考察，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关于人的各种观念不是对人的本性和本质的真实反映，也不是思想启蒙的必然产物，而是外在的偶然的历史事件的产物。这一结论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传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直接导致了“理性人”和“文明人”观念的消解。

过去，人们一直把文明解释为人类理性的长期发展和科学知识的诞生的结果，但福柯的《癫狂与非理性》却把理性的文明追溯到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17世纪中叶麻疯病在法国的灭菌和大囚禁时代的开始。他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理性的标准不是天然的合理性，不是来自知识的论证，而是一定的外在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理性”观念随之产生。福柯说：“知识在癫狂与非理性的关系中，癫狂才能得到理解，非理性是癫狂的支撑，或者说，非理性限定了癫狂可能性的范围。”

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福柯考察了现代文明的“知识型”的变迁。“知识型”的特征依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这三门学科的内容而定。因为福柯认为，人是生活着的、生产的、说话的动物，关于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学科反映了人的生物、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把“知识型”看作是关于人自身特征的知识。《事物的秩序》的副标题是“人文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