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司法思想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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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德育思想方法与启示

2009/10 162 　朱熹德育思想方法与启示金　乐　邓和秋摘　要: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借鉴朱熹的德育思想,把德育放在首位,全面地、系统地、循序渐进地防患于未然,以达到“究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之目的。关键词:素质教育;朱熹;德育;启示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9)10-162-02 作　者:金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邓和秋,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研究员;湖南,娄底,41700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0801001A ) 学校德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工程,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奠基性教育,是培养造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公民的起点。早在封建时期,德育就已经被社会所重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他一生热爱教育,先后做官不足十四年,但讲学却达五十年之久,而且始终不倦。到了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休;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① 。实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罕见,堪称“宋代孔子”。他的《四书集注》成了钦定的教科书和历代科举考试的标准。他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的论述,对今天学校德育是有借鉴的。一　积极的教导与防治并重朱熹认为,教导学生该从积极方面去指导、说服,少作处理性的消极工作,学者深明“义理”、“充长善端”而心悦诚服,其效果要比订立规章制度好得多。他又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主,而区区于法制之未以防之,……亦必不胜乎”(《同安县谕诸职事》)。学生的心中有了“理义”才能“立志”,志其心之所向,是为学的目的。目的不定,一切学业都无着力处。同时,他在《蒙童须知》和《训学斋规》中,对于学生在校,如何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详加标明,关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其他杂细事宜,也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这些细则而行动,用“规矩”养成“方圆”,以表明深明“理义”。虽然朱熹所主张的“理义”与现在学校德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对学生积极教育与防治并重的做法却值得借鉴。二　循序渐进和积善成德朱熹对学生一贯主张教育内容不但要有整体性,而且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他主张学生从八岁起入学,受小学教育,从十五岁起入大学,受“大人之学”的教育。他认为小学是基础,基础不牢固到了大学再填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小学中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习,并在实际练习中入手,以逐步培养其德性。反其长大,进入大学,然后教以如何去做“致知”“穷理”的工夫,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以至于完善。所以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表明,在朱子以前,小学没有书籍,是朱熹把古代贤人的所谓“嘉言善行”汇集记录起来,编成《小学》,内分二篇,共三百八十五章作为小学必读之书。此外还专为蒙童编写《蒙童须知》,内容切实可行,有助于小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儒家学者把“四书”视为学者必读之书,也实始于朱熹。可见他在对学生道理思想教育方面,十分重视贯彻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下而上达的原则。小学与大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应是整体的。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扩充和深究。虽然程度有深浅,但内容却是一贯的。既是循序渐进,又是连续一贯,这样教育的效果就会显著提高。这些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也是有借鉴的。三　致知和践行结合朱熹自己做学问,就在于“究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② 。所以他教学生,也是从“穷理”与“笃行”入手。“穷理”即穷知事君,事父兄等理,因而他主张的穷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就书本上来穷理;二是就书本内外一切抽象的事情穷理。但他认为穷理仅仅只是完成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的功夫,知道事物的当然之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做躬行实践,以完成“笃行”的工夫,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谓“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白鹿洞书院教条》)。因此,他认为“穷理”与“笃行”二者必须相合而不可分离。他说:“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礼义,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 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签曹无可书》 ),所以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辑略》)。从这些言论中,可知他是非常重视知与行的结合、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今天学校德育中也应有借鉴之处。躬行实践,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以德为首、以才为辅、宁可有德无才,不可有才无德。“无德而有才,愈是大才,愈足以济其轩,”③ 这就是知与行的问题。程灏说:“未读《论语》是这样一个人,既读《论语》又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算不中用了。”今天我们教书是为了育人,读书是为了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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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他的教育作用论是从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出发论述的。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2)、论“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朱熹把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看做是统一的教育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事”，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教理”，注意到了从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心理规律来考虑教育阶段的划分。 (3)、教育原则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居敬穷理”、“学思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王守仁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 (2)、关于儿童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其教育内容是歌诗、习礼、读书；此外，他强调教育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二者的异同点： (1)、王守仁和朱熹一样，都认为“理”是存在的，都把“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把“理”当做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根据，所不同的是，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性即理”。而王守仁则认为“理在本心”，“心即理”，在内不在外。(2)、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必须读书。而王守仁则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心，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本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

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的教育思想一、杜威关于教育本质的见解什么是教育的本质呢？杜威把它概括为三句话：“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 1、“教育即生长” 杜威认为，儿童心理活动的基本内容就是以本能活动为核心的心理机能的不断发展和生长的过程，教育就是起促进本能生长的作用。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他指出：“因为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学校教育的价值，它的标准，就看它创造继续生长的愿望到什么程度，看它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方法到什么程度。”他把教育本质生物化了。 2、“教育即生活” 为什么说教育即是生活呢？杜威作了这样的解释：儿童本能的生长总是在生活过程中展开的。“生活即是发展；发展，生长，即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说：教育即是生活”。他宣称，他的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与斯宾塞关于教育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在杜威看来，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不能脱离环境，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因此，教育即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学校应该利用现有的生活情境作为其主要内容，而不是依靠文理教科书。“教育即生活”并没有真正反映教育的本质，但在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情况下，它

有利于使教育与生活结合起来。杜威在“教育即生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要使“每个学校都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生活……” 3、“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 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一文中指出：“全部教育都离不开经验。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他断定，一切学习都来自个体的直接经验，“没有经验”，“就没有学习”。因此，学习，受教育过程实际是使儿童不断取得个人的直接经验，即使经验不断改造或改组的过程。经验经过改造与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杜威重视儿童的直接经验，是有合理因素的；但他把儿童获取主观经验的过程看作是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则是错误的。教育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学习，接受间接经验。二、杜威关于教育目的的见解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和《我的教育信条》中都论述了教育目的的问题。他说，教育除了过程之外并无另外的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教育应该被认为是经验的继续改造，教育的过程和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教育过程外无教育目的，根据这种观点，杜威批判了教育的“外在”目的的理论。他认为，如果“遵守”外加的教育目的，青年人的个性就会被忽视，从而会违反儿童本身内在的需要，违反了本能。因此，他认为，教育除了它自身的过程之外，不应有什么外加的教育目的。在他看来，“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保证继续生长的各种力量，以保证教育得以继续进行”。教育过程就是目的。在这个前提下，杜威认为有两种教育目的的存在是可能的。一种是教师或家长提出来的。

形式政策论文论和谐社会

论和谐社会姓名：班级：学号：在中国思想史上，早有和谐社会的萌芽。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孟子提出“天人合一”。人是构成社会的分子，只有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和谐是在事态发展中的一种相对均衡，同意和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是目前的中国又做到了多少呢？我不否认，确实有很多人在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很大努力。他是人民敬爱的总理。他的身影出现在汶川地震灾区，出现在南国冰冻的地方，出现在大旱的土地上。在那巨大的灾难面前，总理眼角的泪光让所有人动容。的爱戴呢？他叫丁晓兵，他是一名战士，一名为了祖国可以做到忘却自己安危的战士。 1984年，他所在的侦查大队赴边做站。为了争取到最艰巨的任务，接受党的考验，他用匕首扎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对党的誓言：“敬爱的党组织，我坚决要求参加战斗，打头阵，当尖兵，请党在战斗中考验我！”他先后出色的完成了20多次侦察和作战任务。入伍整一年那天，他作为“第一捕获手”在敌人的阵地上生擒了一名俘虏。撤退时为掩护战友和俘虏，他一把抓起敌人投来的手雷向外扔去，手雷再

出手的瞬间爆炸。他的一条右臂被炸得只连着一点皮肉，血流如注。为行动方便，他拿出匕首割下断臂别在腰间，想着到后方接上。经过简单的包扎，丁晓兵以惊人的毅力和战友们扛着俘虏，冒着敌人的炮火，翻山越岭近四个小时才撤回来。他身后，留下了一条三公里长的血路。从死神手里逃脱的丁晓兵，两个月后却坚持再次回到了一线阵地。这是什么样的爱国情怀，才使一名战士具有这样惊人的勇气和毅力！！伟大的人用一颗博爱的心爱着他的人民，而很多力量有限的平凡人，也正用自己的仁爱来唱响着和谐之歌。阿里木，一个很普通的维吾尔族人，他当过军人，在供销社干过，现在的他离开了新疆走南闯北，就靠他唯一会的烤羊肉串为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汉子，却陆续把自己辛辛苦苦烤肉赚到的钱全部捐给贫困生和需要捐献的地方。可他自己却穿着便宜衣服，打折的鞋子，吃着快要坏了的水果和简简单单的每顿饭。还有那坚守在藏区的支教志愿者胡忠谢晓君夫妇，还有那在手术台上坚守到九十多岁高龄的医学家吴孟超，从八岁开始照顾养母持续十二年的孝女孟佩杰。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无私，坚毅，看到了奉献和关爱。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为和谐出力的光彩。也许他们的身影并不高大，地位并不显赫，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希望。

朱熹教育思想

朱熹教育思想作者：佚名点击数：510 更新日期：2006-10-13 本文仅供学习参考，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在此感谢本文作者。摘要：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并且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即 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他认为，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关键词：朱熹德育明人伦方法南宋大儒朱熹是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研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一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

简论朱熹的刑罚观及其影响

简论朱熹的刑罚观及其影响论文摘要朱熹的刑罚观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刑罚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刑罚合理性之论证；对“德”“刑”关系的新阐释；对重刑的推崇。朱熹的刑罚观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制指导原则与法律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论文关键词刑罚合理性德刑关系重刑朱熹的有关刑罚的观点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刑罚观与其它法律思想一样，都以其“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观为理论基础。笔者拟对朱熹有关刑罚的观点进行梳理，并对其刑罚观点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一、朱熹的刑罚观点（一）朱熹对刑罚的合理性之论证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孔子主张用道德和礼仪来教化百姓的经典表述。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统治者治国理政当然首先要用“德”与“礼”来教化人民，但对于不服从“教化”或不服从“礼”的约束的人，则应该放弃教化，使用刑罚，以达到制止犯罪，维护“三纲五常”的目的。（1）在“德”“刑”与“天理”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德”与“刑”都是“天理”的表现，在维护三纲五常上是本质相同的东西。把“刑”看作是与“德”在其“天理观”体系中本质相同的东西，就是赋予了“刑”的某种合理性。（2）在“德”与“刑”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对于维护封建纲常伦教都是不可偏废的。他说：“若夫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这样，朱熹在其“天理观”的指导下，在承认“教化”与“刑罚”具有本末之分的基础上，认为“教化”与“刑罚”具有相同的作用，二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同等重要。至此，通过（1）与（2），朱熹就在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中确认了刑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朱熹之所以要首先论证刑罚合理性的问题，是因为在宋代之前，儒家虽然是一种外儒内法，但在对外宣传上一直以一种重“德”卑“刑”的姿态出现，如董仲舒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唐律疏议》更是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导原则。既然以前是卑“刑”，“刑”仅仅是政之“末”，若要使“刑”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必须从理论的层面对“刑”做出肯定的回应；（2）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两者缺一不可。故解决刑罚合理性的问题既是为下面的“德”“刑”关系的阐释提供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要提高刑罚的地位，突出刑罚的作用。（二）朱熹对“德”“刑”关系的新阐释朱熹在对刑罚进行了合理性论证之后，对“德”与“刑”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首先，朱熹突出了刑罚对教化的维护作用，驳斥了以往重视教化、轻视刑罚的论点。他说：“如何说圣人专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圣人固以教化为急，若有犯者，须以此刑治之，岂得置而不用！”又说：“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虽尧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以辟止辟’。”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圣人并没有重教化、轻刑罚，圣人很重视刑罚对教化的维护作用。很明显，朱熹的这些言论，有点类似于法家的“以刑去刑”。朱熹提高刑罚的地位，突出刑罚的作用，最终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封建伦常，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其次，在适用教化与刑罚时，朱熹主张两者并没有先后顺序之分。是先“教”后“刑”，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一、生平和教育活动朱熹(1130一1200年)，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祖籍婺源(现江西婺源县)，出生在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他18岁中举人，19岁登进士，从此走上仕途。曾先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官。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已65岁，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皇帝迸讲《大学》。但仅40天即被罢免，从此结束了坎坷不平的仕途生涯。朱熹一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他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成为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大教育家，毕生讲学活动不断。他曾长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授徒讲学。绍熙二年(1191年)，他由崇安迁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绍熙五年(1194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多，他扩建精舍，并改名为“沧洲精舍”，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的志向。即使在为官从政期间，他每到一地，也不忘设学育才，并亲自讲学。他在任同安县主簿时，从选择俊秀之民为学生，访求名士为教师，亲自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这三个方面整顿县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知南康军时，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直接参与书院的组织管理，派人四处搜寻、购置图书典籍，亲临讲学，而且还亲自拟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和各地方官学共同遵守的学规。在知漳州时，仍“时诣学校训诱诸生”。知潭州时，除热心提倡州、县学外，他又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亲自规制擘画，扩建校舍，增加学田，还利用晚上从政之暇，亲临书院，教诲诸生。朱熹一生还编撰了多种教材。例如，他与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合作编成的《近思录》一书，精选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语录622条，分成14卷，是学习理学的重要入门书。又如，他于淳熙十四年编成的《小学》一书，辑录了"古圣先贤"的言行，共6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是中国封建时代颇有影响的蒙学教材。当然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其中《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于淳熙四年编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早已撰成，直至淳熙十六年才改定。朱熹知漳州时，于绍熙元年(1190年)首次刊刻。《四书》之名，从此确立。《四书集注》刊印之后，不久就风行天下。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取士，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培养的学生多达几千人。其中有名可查者即有378人。他的著述浩瀚，除《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四书集注》等20多种专著外，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三种共计121卷，《朱子语类》140卷。主要教育著作有《大学章句序》、《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读书之要》、《童蒙须知》等。二、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①又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②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性即理”，“性”的具体内含是“仁、义、礼、智”，那么为何还会有各种不同的人性呢?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接受了张载、程颐的观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所谓“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 ①《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②《朱子四书或问》卷十四。

试论和谐社会理念的历史脉络

试论和谐社会理念的历史脉络发表时间：2008-11-11T09:07:07.280Z 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作者：洪斌 [导读]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和谐社会理念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和谐社会理念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一、和谐社会理念的内涵和谐社会的理念，是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我们党之所以在新时期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基于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可包括目标指向、路径选择、动力系统、价值取向、制度保障与衡量标准等六个方面内容：从目标指向上讲，必须追求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就路径选择而言，必须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从动力系统上来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就价值取向讲，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从制度保障上说，必须以民主、法治、道德作保证；就衡量标准而言，必须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标尺。二、和谐社会理念的历史脉络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的《尚书》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先“亲九族”，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继而“平章百姓”，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进而“协和万邦”，使各国和谐相处。孔子说过“和为贵”，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强调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并建立起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的德性思想体系，以此来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这个和谐大同社会，成了2000多年来中国仁人志士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不仅中国先贤提出天人合一、世界大同，西方哲人也提出过“和谐”思想。毕达哥拉斯所说“整个天是一个和谐”，可能是最早提倡的和谐；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形象，主张“公正即和谐”。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谐和的整体”。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或“和谐社会”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马克思称这本书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与马克思同时及其后，西方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均衡论，协和社会论、社会系统论等被称为“三足鼎立”的“社会和谐”论，虽有先天不足，却不失为社会和谐理论的先声之一。在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党如何在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可能从经典著作里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现成答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了深刻论述。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求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以解决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他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由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他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党肩负的新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

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摘要】朱熹的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国力积贫积弱、封建专制达到顶峰。朱熹以天理说为基础，以维护封建三纲五常为核心；轻立法，注重人治；坚持执法从严，而而以宽济之。其法律思想具有经世致用性质，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关键词】朱熹法律思想天理人治严刑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南宋理学家。为官总计不足十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和著述。朱熹被认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尊称为“朱子”。朱熹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 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等都被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朱熹的法律思想就是在他的理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论述的，博大精深，对中国法律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熹的法律思想很明确，此便不做更多赘述。本文仅就朱熹法律思想的几个问题作探讨。一、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依据：天理论朱熹用理学观点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他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是万物的根本。世上每种事物都存在自己的理。“气”则是“理”的外在表现和万物的构成材料。朱熹认为，“理”是宇宙本体,它与气结合而派生万物, 在派生万物之后又存于万物之中, 成为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根据。“天地之间, 有理有气。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 必察此理然后有性, 必察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而人也是如此，所谓“人之所以生, 理与气合而已”（《朱子语类》卷四）。因此，人禀受“理”而生“天命之性”,纯然至善；禀受“气”而生“气质之性”,善恶不明。朱熹又说“天命之性, 若无气质, 却无安顿处。”（同上）故理存于气中, 即天命之性存于气质之性中。朱熹以珠水为喻，说珠在水中, 犹天命之性在气质中，水有清浊，故珠有显隐，就象“气质”有清浊，而天命之性有显隐一样。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气之恶质对人性污染、蒙蔽，导致善的无法展现，产生人性善恶。故人的气质之性善的一面表现为道德理性, 其恶的一面则表现为膨胀的私欲。此私欲便是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罪恶渊源。此为理气论和人性论。因此，朱熹以理气论和人性论为基础提出德刑主张：道德教化应着力于启发人之善性, 从而导人为善；刑罚措施应着力于扼制人之恶性, 从而禁人为恶。其共同目的在于提供儒家伦理道德, 抑制人的私欲, 维护社会秩序。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思想的主题，也是其法律思想的指导原则。（一）“存天理” 何谓“天理”？“宇宙之间, 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 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 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 无所适而不在。”（《朱子全书》卷六

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下教育的启示

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下中国教育的启示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是教育思想史上的大家，他对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批判吸收他人思想，并通过自己丰富的教育实践，创立了一套崭新的教育理论，这是教育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变革，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一、杜威教育思想 “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这三个命题构成贯穿杜威整个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一）教育与生活经验紧密相结合 1．“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这是一种经过“改造了”的“新生活”，“教育即生活”有两个反面的含义：一是要求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二是要求学校与儿童的生活相结合。 2．“学校即社会”这个命题并没有将学校与社会想混同。杜威所要求的学校生活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净化了的、理想的社会生活。使学校具有简化社会生活、纯化社会生活、平衡社会社会生活的功能，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不收社会团体的限制，接触更为广阔的环境。强调学生在做中学。（二）“教育即生长”杜威提出生长论，要求使儿童得到充分的发展，要求建立新兴的师生关系，要求尊重儿童，要求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表达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和发展观。教育与生长的目的在于过程自身，生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没有终极目标，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儿童个体的充分生长不仅仅是达到社会目的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它本身就是民主主义的要求。生长论要求尊重儿童，使一切教育和教学合乎儿童心理发展水平的兴趣和需要的要求。

（三）“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杜威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从经验中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起着教育作用。经验起作用强调经验过程中人的主动性，要求教育过程中应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条件与水平，提高儿童参与教育过程的主动性。（四）民主与教育教育是为了民主的，同时教育也应是民主的。民主主义不仅为教育提供了一个奋斗目标，而且还对教育提出了民主的要求，杜威认为民主主义本身便是一个教育的原则，一个教育方针和政策。杜威认为教师应是儿童生活成长和经验的启发者和诱导者。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学生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而且也是知识的探究者和创造者。而不是学生的压迫者。二、杜威教育思想的一些片面性 1．教育即生活杜威认为，教育不仅是一般的生活，而且是儿童当前的生活。这里所说的“生活”，是指儿童的生长要素，即游戏、讲故事、观察、手工。除了这些生长要素之外，还有许多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可见我们的教育不能只重当下，不看未来。活在当下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不能将其极端化、片面化。教育应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2．教育即社会杜威认为学校是社会的雏形，儿童在学校不是准备进入社会参加社会生活，而是在学校过的生活就应该是儿童当前的社会生活。这种认识抹杀了社会与学校的区别。。如果学校教育也像社会教育一般零散，重经验，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就缺乏系统的理论功底，而且会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学校固然不可变成与社会完全脱钩的“象牙塔”，但是学校亦不可

朱熹的教育思想及启示

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当今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明理学四大学派闽学的奠基人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的论述，对今天的学校道德教育仍有借鉴价值。一、教育目的：在教育目的方面，朱熹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学校之正、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他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明人伦”。虽然“人伦”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但朱熹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严厉抨击了当时功利主义的学校教育，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追逐名利，导致“风俗日蔽、人才日衰”。因此，尽快改变教育、学习风气，以正本革弊。朱熹的这些批评切中时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功利主义”教育占相当大的市场，为争名逐利而接受教育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素质教育成为主流的今天，如何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如何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如何审视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不让高考成为现代读书人追求“功名”的桥梁，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二、教育方法为了达到“明人伦”教育目的，在教育方法上，他用“博学之、审问之、愤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的次序。并提出“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以“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劝”作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朱熹的道德教育方法，举其要点，主要有二：（一）循序渐进法朱熹认为，学校德育应分三个阶段进行：八岁以下为童蒙阶段，道德教育要“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阶段，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十五岁以上为大学阶段，主要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展；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可见，每个阶段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各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阶段的道德教育是割裂的或孤立的。恰恰相反，朱熹认为不同阶段之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各阶段要互相衔接、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可中断。童蒙阶段和小学阶段是基础，大学阶段是小学阶段的扩充和深入。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既要坚持每个阶段德育的相对独立性，又要坚持各阶段教育之间的连续性。朱熹的这一德育方法告诉我们，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程，切不可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过急过高地要求受教育者，幻想一蹴而就。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既存在着“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不切实际的做法，也存在着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的弊端。因此，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应该高度重视朱熹倡导的循序渐进法，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要采用不同的德育方法，实施不同的德育内容，即要做到“因材施教”。只有循序渐进，不间断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才能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思想道德品质的塑造固然离不开外界的引导，但更依赖于自身的严格要求，受教育者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的参与教育过程，通过他们自身的思想矛盾斗争和思想转化，以提高其道德水准，从而能够自己约束自己，自愿地选择和自觉地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即做到“迁善改过”。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受教育者要在不断地学习与实践中，逐步改正自己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过失，积极促进自己的道德品质由恶向善、由低到高的转化和发展。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们忽视了自我教育，放松了自我要求，有些未成年人抱着“只要不犯法，犯点小错没关系”的生活态度，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导致“免疫力”低下，由逃课、旷课、不思进取、贪图享受，进而发展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因此，当今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应当引导广

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引言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是现代西方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杜威教育思想不仅在美国享有权威，而且对世界各国的教育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杜威的教育思想不是完美的，有其合理的一面和谬误的一面。但是，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他们国家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际方面受到了杜威的影响。二、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教学理论的核心思想：从做中学；以儿童为中心。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教育的实用性、生活性，反对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杜威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以学生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和本能为出发点，以使他们将来能够顺利融入社会从而成为合格公民为目的，教育不过是由此出发点而达到此目的的桥梁或渡船。他说：“成人社会是教育的目的，儿童是教育的起点，学校是二者之间一条过渡的桥。教育的目的，是要儿童走过这座桥到成人社会里去做一个有用的分子。” 杜威的“从做中学”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在一定程度上，它强调了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知识本来源自实践，而能力的培养更离不开实践锻炼。对于缺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实践经验的儿童来说，纯粹的理论知识是神秘而抽象的。如果只采取课堂灌输的教法和死记硬背的学法，很难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有效的教学方法应是还原抽象理论知识于实践，使学生在亲身“做”的过程中具体生动地理解、掌握和创新知识。他指出，这种教学只是从外面对儿童进行灌输，所用教材与教法与儿童本身的需要没有联系。他批评这种教学是“三中心”教学，即仅仅以学习前人知识、课堂系统讲授和教师主导作用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而唯独不考虑真正的中心——“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他提出：“教育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儿童的活动力。”因此，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做中学”。“从做中学”要求学生运用自己的手脑耳口等感觉器官亲自接触具体的事物，通过思考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知识，最后亲自解决问题。三、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杜威教育思想在给现代美国教育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给“五四”以后中国的教育界带来了深刻影响，为人们认识和处理教育上的两难问题提供了思想营养，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以杜威为核心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传入中国后，即对当时及其后一段时期中国教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