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能力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一)

权利能力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一)权利能力,即我国法上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最为重要的资格。

我们关于权利能力的认知,源于民法教科书,基本上也满足于民法教科书。

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一些问题时,将发现满足于民法教科书的层面是远不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攫取其中若干基础理论层面的问题加以讨论,试图藉以展示权利能力的丰富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是否如笔者之愿,只有请业内行家和读者评判。

一、权利能力与主体资格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既包括民事主体享有权利的资格,又包括承担义务的资格,因而又可称为权利义务能力。

1]关于权利能力与主体资格（即人格）的关系,我国学界有两种主张:一是权利能力与人格属于等同的概念,可称为“同义说”。

如梁慧星说:“民法上得为民事权利主体者,称为‘人’。

得为民事权利主体之法律资格,称为‘人格’。

此所谓‘人格’,亦即民事权利能力。

”2]这种观点为我国民法学界之通说,也是传统民法学之通说。

二是权利能力与人格属于不同的概念,可称为“异义说”。

江平指出:“人格和权利能力不是一个概念”,“人格是指可以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而权利能力则是指可以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前者是主体的资格,后者是享有权利的资格。

前者指条件,即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主体,后者指范围,即民事主体可以享有的权利范围。

前者指前提,使主体可以享有权利的前提,后者指内涵,使主体可以享有权利的内涵。

”3]这种观点属于少数说。

笔者认为,通说不足以解释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论上应采取“异义说”。

按通说,权利能力等同于人格,但如果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能力存在差异的话,就必然得出民事主体的人格也存在差异的结论。

然而从法律上看,民事主体的人格应当是无差异的、等同的。

因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都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即人格。

但是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其权利能力却存在差异,并非“一律平等”。

就自然人而言,尽管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但这只是指一般的权利能力而言,在某些情况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基于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家都不会赋予外国人、无国籍人与本国人完全相同的权利资格；基于社会经济秩序正常化的需要,法律限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商业活动,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享有商事能力；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禁止雇佣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4]即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劳动的权利能力。

5]法人的情形也是如此,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其目的限制,因此设立目的不同的法人,有着不同的权利能力,从事武器生产经营的公司与从事电器产品生产经营的公司,其权利能力不同；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院与以完成国家国民教育为宗旨的学校,其权利能力也不相同；以从事营业为目的的公司与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慈善会,其权利能力就存在更大的差别。

至于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其间权利能力的差异就更为显著,自然人具有自然属性,法人具有社会性,法人不能享有自然人所特有的民事权利,如生命健康权、身体权、肖像权；自然人也不得从事某些只能由法人从事的事业,如电信事业、邮政事业、军工生产、医药生产等。

上述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在权利能力上存在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之间法律人格不同的结论。

“异义说”将人格和权利能力区分开来,一方面维护了所有主体人格的平等性,另一方面为民事主体之间权利能力的差异性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

依“异义说”,人格解决的是主体之所以为主体的资格问题,自然人之所以为民事主体,法人之所以为民事主体,在于其具有独立的人格。

在主体的人格确定的前提下,民事主体能否享有哪些权利又能否承担哪些义务,亦即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范围,则由权利能力来解决,不同的权利能力意味着主体之间能够享有的权利范围的不同。

笔者认为,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区别还不止于此。

人格是现代法律对自然人和社会组织的主体性的确认,而非赋予。

自然人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律不过是予以确认而已。

基于这种确认而非赋予的特性,民事主体的人格各自独立,因而也就具有等同性或者平等性,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也无论自然人或法人存在多大的差别,其主体资格都是一样的；而且,由于确认而非赋予,因而法律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是不能加以限制或者剥夺的,限制或者剥夺都会导致民事主体人格的差异,而有违现代法治的平等理念。

然而,权利能力则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一种资格。

既为法律所赋予,那么法律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主体赋予其不同的能力,如根据自然人与法人的属性不同而赋予不同的权利能力,根据法人设立的目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权利能力；而且,权利能力既为法律所赋予,那么法律也可以加以限制或者部分剥夺。

在现代社会,法律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者社会政策,总是对某些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加以限制的,如对未成年人劳动能力的限制,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能力的限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商事能力的限制等,这种限制并不会导致对现代法治理念的违背。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多数情况下,人格的得失与权利能力的得失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

例如,自然人出生时取得权利能力,同时也取得人格；自然人死亡时,权利能力归于消灭,其人格也归于消灭。

法人的权利能力与其人格的取得与消灭也是如此,均为“始于其设立终于其解散”。

这也是传统理论主张“同义说”,将权利能力等同于人格的原因。

然而,笔者认为,“同义说”将权利能力与人格混同的根本原因是只看到权利能力与人格的起止,而没有看到权利能力的变化。

实际上,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其人格在其存续的过程中没有变化,但是其权利能力却是在发生着变化的。

例如,依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劳动能力的取得在于年满16周岁之时,而非其出生之时；其结婚能力的取得也是在达到法定婚龄之时,而非出生之时；如果加入公务员队伍,那么其商事能力也将受到限制。

至于法人,其权利能力受设立目的的限制,如果法人在其存续过程中,变更其目的,那么其权利能力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自然人、法人权利能力的变动,进一步说明了权利能力与人格不应当是等同的概念,因此理论上应采取“异义说”而不宜采取“同义说”。

二、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平等性与差异性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在民法学理论中属于常识。

我国民法理论教学恢复之初,民法教科书在涉及到民法的平等性原则和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时,都会谈到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平等问题,并且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平等是公民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原则的必然反映,甚至于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平等视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所具有的法律人格的特性。

6]而且,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平等也是自然人在主体资格方面不同于法人的特征之一。

因为法人的权利能力因业务范围不同而有区别,7]各个法人设立的目的、任务不同,业务经营范围不同,决定了其权利能力的大小和范围不同。

8]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指的是自然人不因其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家庭出身、职业、财产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等区别而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

9]这一原则在民事立法例上通常是通过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起止来体现的。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自出生完成之时开始。

”《日本民法典》第1条规定:“私权的享有,始自出生。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6条亦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意味着人在生命存续过程中都具有权利能力,因而人的权利能力是平等的,无区别的。

10]但也有直接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的。

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1条规定:“（1）人都有权利能力。

（2）在法律范围内,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和义务能力。

”11]我国《民法通则》是既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的起止,又直接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平等性。

第9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第10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平等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民法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理念的逻辑起点。

权利能力的平等意味着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和人格的独立与尊严,意味着民事主体在民事交往中应当相互尊重,意味着当事人在处理民事法律问题时的自主与自决（即意思自治）。

民法的所有制度设计都是建立在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的,无论是法律行为制度还是时效制度,无论是物权制度还是债与合同制度抑或亲属继承制度,民法采取的是中立的立场,很少有宣布自己站在法律关系一方当事人一边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弱势群体保护法的立场就不一样,这些法律明确地宣布其站在弱势群体一边）。

因此,我们看到的民法制度总是不偏不倚的,没有明显偏袒任何人的色彩。

这一点在债法对于合同条款不确定性所规定的补充性规范中体现得最为典型。

例如,质量约定不明确或者不能依其他方式确定标的物质量标准时,我国民法规定应采用“通常标准”12]（有的规定“中等品质标准”13]）；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时,我国法律规定债权人随时可以要求履行,债务人也可以随时履行,但应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14]然而,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平等仅属一般情形,而非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的“一律平等”。

有一般情形,就有例外情形或者特殊情形。

就特殊情形而言,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存在差异的。

在民法学习中,重要的不只是把握权利能力的平等性,更应该关注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差异问题。

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外国人及无国籍人权利能力的限制。

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授予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与本国人完全相同的权利能力,对于某些民事权利,法律限制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享有。

我国《民法通则》第8条第2款规定:“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此规定,法律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不得享有的民事权利,意味着对其权利能力的限制,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权利能力与本国公民存在着差异。

例如,外国自然人在我国从事营业活动的,须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登记手续,其形式只限于设立外资企业（包括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

第二,未成年人劳动权利能力的限制。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各国法律都明文规定禁止雇用童工。

我国《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由此可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被雇佣而从事劳动的权利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结婚权利能力的限制。

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男女双方结婚须达到法定婚龄,即男须年满22周岁,女须年满20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