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浅析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形成原因
浅析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形成原因司马迁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领域中“成一家之言”，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其经济政策主张放任私人经济生产活动。
回顾历史，司马迁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其家学思想传统和西汉时期封建经济发展臻于繁荣的反映。
【关键词】自由放任；家学思想；封建经济繁荣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经济学界对垒的两个思想阵营。
回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种现象也曾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例如，儒道思想从法乎自然出发，主张“无为”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倡导农商并重。
商韩法家则强调富国强兵，主张“国富民贫”，独重农业。
《管子》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放任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某种融合。
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发展和巩固，国家干预主义和重农抑商思想成为历代主流思想，司马迁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如梁启超所言：“前哲精义，千年湮没”。
在今日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我们不妨回头探寻前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华和源头。
一、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内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史记》的《平淮书》和《货殖列传》中。
司马迁认为国家经济管理应该“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其意思是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最好是不加干涉，听任私人进行生产和贸易活动；其次是国家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其次是用教化的方法诱导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又其次是由国家采取行政法治手段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最差的办法是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
由此观之，在司马迁看来，评判国家经济政策好坏的标准是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程度越低越好。
司马迁之所以提出上诉管理国民经济的主张，是基于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认识。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撰写了《史记》，这
本书不仅是当时帝国历史研究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史学家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
本文重点探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期对对经济思想的研究有所裨益。
《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的著作，司马迁重点写作货殖的生活，和他在汉朝的经济思想。
在《史记》中，司马迁提出了三种经济思想，即“利己、适宜、宽厚”。
首先，司马迁认为“利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他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正当的，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必须看重社会利益。
因此，他反对利己主义，认为利己主义会导致社会不公平，从而破坏社会稳定。
其次，司马迁崇尚“适宜”的经济思想，即适度支出，量力而行，以免产生过度支出。
他认为，如果花费过度，可能会导致民众拮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转。
而且他认为实行适宜的政策，可以保护小资本家，防止大资本家过度投资和抢占资源，以保障社会经济秩序。
最后，司马迁认同“宽厚”的政策，即运用宽容的政策使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受益。
他认为，合理分配资源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宽厚的政策也有助于减少不公平的发生，促进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发展。
总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引导我们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进而发展具有社会情感的经济思维，以及实行宽容、适宜、宽厚的政策，以建设公平、和谐的社
会。
司马迁的经济观念对儒魂商才的启示
司马迁的经济观念对儒魂商才的启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被誉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司马迁不仅在历史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他的经济观念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本文将以司马迁的经济观念为切入点，探讨他的思想对于儒魂商才的启示。
一、司马迁的经济观念司马迁的经济观念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史记》中。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努力才能够取得成功。
同时，司马迁也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对于商业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他认为，商业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司马迁也注意到了商业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商人的欺诈行为和商业活动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等。
二、儒魂商才的启示儒、魂、商、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种人生境界。
儒者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完美，魂者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追求，商者则是注重实际的经济活动，才者则是追求技艺上的卓越。
这四种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依存的。
司马迁的经济观念对于儒魂商才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司马迁认为经济是国家强盛的基础，这一观点对于商者来说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商人应该注重实际的经济活动，积极地参与经济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商人也应该注意到商业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遵守商业道德，保持商业活动的公正性和诚信性。
其次，司马迁的经济观念也对于儒者和魂者具有启示意义。
儒者和魂者注重的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追求，但是他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的重要性，积极地参与经济建设，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司马迁的经济观念对于才者也有启示意义。
才者追求的是技艺上的卓越，但是他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的重要性，积极地参与经济建设，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才者也应该注重实际的经济活动，将自己的技艺应用到经济建设中去。
三、结语司马迁的经济观念对于儒魂商才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资治通鉴·唐纪》经济部分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资治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张洁张剑光内容提要：《资治通鉴·唐纪》中以记录军事、政治为重点，经济的内容相对较少。
在这些经济材料中，司马光着重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反映出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
司马光格外重视人口，认为这是国家征收租赋、摊派徭役的重要依据。
他反对货币私铸，反对轻易对货币制度进行变革。
《通鉴》的取材与司马光的经济意识具有紧密的关系。
关键词：《资治通鉴》司马光赋税人口货币作者简介：张洁（1980－），女，河南洛阳人，历史学硕士，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教师。
张剑光（1964－），男，上海嘉定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因激烈反对王安石新法，上疏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
政治上的失意，使司马光能以全副精力放在潜心修撰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上。
这部被后世史家誉为“史学绝作”的史书，是一部极有史学价值的经典著作，同时书中也体现出了司马光的政治和思想倾向，他将自己当代政治、经济上的一些看法融进了这部史学巨著中。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大部分笔墨都花在了军事、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着力描写朝廷政争、君主活动、国力和军力，而对于经济部分则惜墨如金，其《唐纪》部分也不例外。
这说明司马光认为统治一个国家的基础主要在军事、政治、礼仪、边疆等方面，其次才是经济。
就《通鉴》经济部分较少编入的原因来看，可能在司马光的眼里经济不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应该要直接抓的，而是有关部门和大臣的事情，但这些并不说明司马光不重视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不多的关于经济的记载中，主要涉及赋税、田制、徭役、人口、货币、漕运、仓储等方面内容，虽然不够完整系统，但也足以反映司马光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他重点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深刻地反映出一代政治家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讲解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1)一一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摘要：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司马迁主张让社会经济生活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
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与儒、道、法三家俱有渊源，他较多地吸取了管子、老予与荀子的学说，而把孟子与韩非予的思想当作了反面的参照系。
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主要与他的经济思想有关：本文试以他对商鞅变法的态度为例，剖析他对政治翠新家的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渊源；政治革新家；态度与评价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
”[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
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
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
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 五、礼仪说 • 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赞赏管 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渊 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 狄益甚。 ”
• 六、生意经 •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 （一）降低成本说。司马迁引用当时谚语 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超过百里之外 不去贩卖柴草,超过千里之外不去贩卖粮食。
• （三）是燕赵经济区。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燕、 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赵都邯郸和 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 部分地区。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 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 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 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 2）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这 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吴 王刘濞曾在东楚罗致天下逃亡分子,铸钱煮盐,发动“吴 楚七国之乱”。 • 3）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 昌)、长沙二郡。 • 物产丰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 楚都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寿春就成为这一地区的 政治经济中心。 • 合肥是皮革、鲍、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广州)是珠玑、 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 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 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 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 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 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 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 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 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 • 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 财矣。
司马迁《货殖列传》蕴藏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蕴藏的经济思想推荐语 文章不长，但极有见地和学术价值。
——跃农十八世纪时，英国学者亚当·斯密以一本《富国论》成为经济学的创始人。
说到“富国论”，社会经济学界都会提到这位经济学家。
其实，比亚当·斯密早1700年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经济学的观点：“《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室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贫富之道，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司马迁这一观点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独具只眼，发人之未见，在世界上也许都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学的观点的人。
《货殖列传》是《史记》的第129篇，除第130是司马迁自传，这一篇便是压卷之作。
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对社会经济的“一家之言”。
货，是货物、商品、财富和意思；殖，就是增殖。
从标题的意思看，这一“列传”是对社会财富增殖的研究。
司马迁对经济的研究相当广泛深入，从文中列举的一系列商品来看，汉代经济领域已经十分周全：山西的木材、竹、谷、旌、玉石，山东的鱼、盐、漆、丝，江南的楠、姜、金、锡、丹砂、玳瑁、珠玑、齿革，龙门以北的马、羊、铜、铁等，这都是当时流通相当普遍的货物。
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是：让各地的特产自由流通，在本地低廉的东西，在别处便会增殖。
这一观点与一千七百年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市场价值规律”和“市场交易原则”基本是一致的。
在《货殖列传》中讲到：“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意思是说，让老百姓各自做各自擅长的事，拿出各自的特产，适应流通的需要，哪儿缺啥，随时就补充，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
社会经济自然运行，那么，人们所需的衣食货物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和流通。
经济搞好了，“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人们的贫富则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他的给予或夺去的，聪明而灵通的人会致富快一点，笨拙的人会显得慢一些，这都是市场的规律，由不得哪个人投机取巧。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
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
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
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②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③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
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北京工商大学夏京春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
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
”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
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
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
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
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
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第六章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
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 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 。孟子 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 利”。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 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 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宁要社会 主义草）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 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义与利者， 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 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 欲利也；。”
• •
5、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 司马迁认为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晴 雨表。“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 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 贵。”韩非为代表，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 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 动。管仲提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 后治之”(《管子· 治国篇》) 管仲的这些经 济政策思想，是司马迁经济政策思想的主 要来源。但是，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 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 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 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国 家干预的理论。
• •
二、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 质基础
在财富与道德的关系上，财富是道德的基础。 司马迁认为富裕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礼节相让， 贫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礼让。“礼生于有 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道出 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 事实。经济财富决定社会政治、风气。（发展是 硬道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经济地位决 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 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
• 《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 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 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 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 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 焉。 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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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
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
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
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②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③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
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
据《货殖列传》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其中具五民。
”④《史记·三王世家》载：“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
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
’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
’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
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
去雒阳，余尽可。
’王夫人不应。
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
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
’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
”⑤宛：宛即南阳，是汉、江、淮之间的交通孔道，又是铁的产地，冶铁工业非常发达，是工商业荟萃的中心。
《货殖列传》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
宛，亦一都会也。
俗杂好事，业多贾。
”⑥据《高祖本纪》载：沛公连夜领兵，把宛城紧紧围住，围了好几圈。
南阳郡守想要自刎，其舍人陈恢越过城墙去见沛公说：“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
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
……”⑦。
陶、睢阳：两县原都是僻居内地的小县，后邗沟与淮泗菏济沟通后，两城都位于运河之滨，于是便随着商货云集，而变成了重要的商业都会。
《货殖列传》载：“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⑧又载：“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⑨《汉书音义》曰：逐时而居货。
韦昭云：随时逐利也。
”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赵为大国，而邯郸又适“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故在战国时即已为“天下名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西汉时，其盛不减：“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
北通燕、涿，南有郑、卫。
”⑩燕、蓟：两地皆地连辽东，东北边胡，东接秽貉、朝鲜、真番，是沟通中外的重镇，又盛产鱼盐枣栗，故也是商货聚散的重要都会：“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
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
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11江陵：江陵是楚国的故都，为江南经济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由于具有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故商业的发达亦比较早。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12寿春、合肥：战国时楚徙都寿春，为淮河流域的重镇，合肥受南北潮，为南北商货交流聚散之处。
“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13番禺：番禺即今之广州，自古为对外交通之门户，又为“奇怪”和“珍异”之所聚，所有中国商货之出口与南海诸国商货之入口，均径由此门户，故自古即为中外商贾所麇集。
当江南广大地区还处于尚未开发的榛莽状态时，番禺即已一枝独秀，成为一个人烟稠密、交易繁忙的大都会。
《货殖列传》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14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
布，葛布。
二、司马迁的重商观念司马迁认为，在各种行业中，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15他指出：经商之所以容易致富，并且还容易获致巨大的财富，这是由商业的性质决定的，其主要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１）商业营运，实际上是资本运动，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
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年间，社会上就流传着“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谚语，据《韩非子》解释说：“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这是说商人手中资本的作用，它是在不停的周转中——即流通中来不停地使自己增殖的，所以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就是商业资本额的增多。
（２）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
古代商业主要是买贱鬻贵的贩运性商品，这样性质的商业说明生产与流通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直到汉代，这种商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基本上还没有越出《国语》所下的定义的范围：“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知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
贵贱的差额愈大，则商业的利润愈高。
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差额主要为两种原因所造成：其一，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使许多物产的有无多寡之间出现很大差异，成为《盐铁论》所说的多者独衍、少者独馑，即在盛产该物品的地方，价格奇廉，而不产或少产的地方，则价格昂贵；其二，是意外灾害 如战争、饥馑、疾疫等 和荒歉造成的物价波动。
总之，只要供需之间不协调，便是商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商人常常于不旋踵之间即已腰缠万贯。
（３）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
这也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二是受市场条件的限制。
司马迁所列举当时四大经济区的特殊物产，虽然都已是“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故皆待“商而通之”，但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民”并不是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而是具有充分购买力的财富所有者。
同时，商人为赚取大的利润量和高的利润率，其所贩运的物品，不但都是产自外地的罕见之物，而且都是产自远地的特殊之物，地理的差距愈遥远，价格的差额也愈巨大，于是陇蜀的丹沙毛羽，荆扬的皮革骨象，江南的楠梓竹箭，燕齐的鱼盐旃裘，兖豫的漆丝絺纻等等，便都成了商业贩运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性质的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之中，至西汉，商业的发展又远远超过了战国，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16司马迁以具体事例，描述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富商大贾的具体情况。
很显然，司马迁不是为那些暴发的资本家写个人的发家史，而是要通过那些暴发户来说明贯串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
这些富商大贾都是兼营工商业或兼营农牧业，如，“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
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禄，……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
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
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
”17以上这些人都是“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
”18汉代这样的富商大贾非常多，说明汉代商业资本积累得非常大。
三、司马迁的财富观念《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
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
《平准书》载：“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
齐桓公称霸，魏国的强大，都是由于重用谋臣，实行发展经济措施的结果。
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司马迁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
商鞅变法之后，“秦人富强”。
秦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9。
秦的灭亡也与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
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其结果使：“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20。
在如此衰败的经济情况下，人民无法生活，只好奋而反抗，推翻当朝统治。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
因此，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
在《货殖列传》中，他对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
他写道：“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
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
……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
”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
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
所以，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这是应当肯定的。
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
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
《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
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