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①当时研究《洛阳伽蓝记》的文章比较多，如怡生：《洛阳伽蓝记版本述略》，《北平晨报艺圃》１９３５年１２月； 刘汝霖：《六朝伽蓝记叙目》。（师大月报》１９３４年第Ｂ期萼。 ②《海潮音）１９３１年１３卷。 ③《佛教史学）１８７３年第１卷１ｌ期。 ④《佛教史学）１９１１年第１卷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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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是官方的，如《明史》、《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 二是私家的，如明代高儒《百川书志》、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清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
《文渊阁书目》是明代的官修书目，此书不分经史子集，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往字， 凡２０号，佛书在寒字号，范围包括佛经、注疏、语录、文集、传记、笔记等，佛教方志也在此 中，著录《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补陀传》等佛教方志，由于其成书较早，因此对明代佛教 方志文献基本没有关注。其后的《明史艺文志》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记录则较注意，著录汪可立 《九华山志》、周应宾《普陀山志》、僧传灯《天台山志》等１０种。清代官方书目《四库全书总 目》是我国１８世纪前学术的大总结，如果说它记载释氏类史书是一太退步①，而与前代相比， 它在记载佛教方志上则又是一大进步。其原因就在于在《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眼中，佛教方志
２０世纪下半叶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一个发展时期，尤其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们
的思想较以往大为解放，学术视野也变碍开阔，宗教研究又再次发展起来。１９８２年，我国成立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最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台湾
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三辑连续出版，．该丛书收录明清至民国的佛教寺志、山志９７ 种。１９９６年白化文、刘永明、张智在此基础上又搜集诸多珍贵佛教寺院志资料，编辑出版《中 国佛寺志丛刊续编》，２００１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丛刊收录１７１种佛教寺院志，其中含有
部分明代南直隶佛教方志进行概述性的介绍。概述性的研究还有吴枫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
地理卷》，其中对《邓尉圣恩寺志》、《雪窦寺志》作简单介绍。陈兵编撰的《薪编佛教辞典》② 也对部分明代佛教寺志进行概述性的介绍。南炳文主编《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③中的第四 章第三节中也提及《天台山方外志》等几部明代佛教寺志。蓝吉福主编的《大藏经补编》中也从 版本、作者、流传角度对《天台山方外志》、《开元寺志》、《献花岩志》等明代佛教方志加以考 述。林继中释译的《中国佛教名胜地寺志》④在选译的同时，也对《嵩山少林寺志》、《九华山 志》、《阿育王寺志》等明代佛教方志进行简单的考证。 ２．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明代佛教方志。论著有顾承甫《旅游文化探胜》⑤，其中有专门 一章是从旅游学的角度讨论部分明代佛教方志的体例与史料价值、旅游学上的价值。 ３．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较早研究的有柴德庚，他在《明末苏州 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一文中讨论《灵岩记略》的作者弘储的思想状况，以及他撰述史书与爱 国情节之问的关联。李一氓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写《两种＜雪窦寺志）序》⑦一文，记载他所见到 的明代《雪窦寺志》的版本、流传与刊刻。曹刚华《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文献编撰的影 响》⑧一文讨论了《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等宋代佛教方志对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编撰的影响。
３１种明代佛教寺志。这一切都为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这对期。系统、全面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著作稻论文并未产生，僵不少辞书、佛教史、学术 史、思想史、方志史等著作和论文的内容涉及到该项研究。据对近人研究成果的不完全统计，有
关论述十余篇，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１．提要式的概述。以提要形式对中国佛教方志做一概述有利于推动佛教研究的发展，使更 多的人了解佛教方志，有助于我们对佛教方志的认识。《中国佛教寺院丛刊》收录１７１种佛教寺
院志，其中有３１种明代佛教寺志，并且编撰者对每本书都从版本、流传、传播角度进行了概述， 为以后明代佛教方志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①第二章第二节对
一
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
佛教方志始于魏晋时期的《洛阳伽蓝记》，它记载了当时洛阳城内寺院林立的状况。自此， 历代方外、方内都重视佛教方志的撰述与著录，出现了《释迦方志》、《清凉传》、《广清凉传》、 《九华山志》、《少林寺志》、《吴都法乘》等一大批佛教方志文献。面这些重要的佛教资料也在历
代官方、私家著述目录中得以记载与评价，在四部分类法中，佛教方志被划归到史部地理类专志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曹刚华
提要：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２０世纪以来 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主要有官方和氍家两 方面，其中私隶书目类型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３类。２０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提 要武概速，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考察明代佛教方志，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海外学者对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酌成果。 关键词：明代佛教方志 明清时期文献
①《虞山兴福寺志＞跋．民国８年常熟开文社排印本。 ⑦张相文：＜佛学地理志》卷３。民国１４年中国地学会排印本。 ⑦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第３７８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④杜洁祥：＜中国佛寺史志丛刊）序言，台北丹青图书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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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为范围的佛教史籍。”④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佛教方志的理解可以从狭义、广义两方面来考虑。狭义的佛教方
志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有一定文献体裁的关于佛教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名胜古迹的文
献，如佛教寺志、佛教山志、精舍志、塔院志、佛教名山寺院游记等。广义的佛教方志，则包括 所有关于佛教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名胜古迹的文献记载，无藏内、藏外之分。如《魏书》、《旧
中国佛教史籍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既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源流，又与中国历史上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而其中佛教方志文献更是以其独
特的魅力在中国历史文献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清人所说“一寺之志亦犹一国之史，
为不可少者。”①关于中国佛教方志概念之界定，陈垣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未有明确说 明，民国学者张相文撰有《佛学地理志》一书，虽名佛学地理志，实则探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发
研究也取得较大的进步。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中外学者，包括宗教界的学人对中国佛教 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或以传统的治学方法，或结合刚传人我国不久的西方学说对中国古代
佛教问题作多方面的考证与研究。在佛教方志方面，时以研究六朝的佛教方志《洛阳伽蓝记》为
主流，对明清佛教方志则间或提及。①陈垣于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间，先后在《大公报》、《辅仁学志》 等刊物上发表系列短文对中国佛教史籍进行考证，其中考证《吴都法乘》、《清凉山志》，对此二 书做了开锚性的史料挖掘。丁福保编纂了著名的《佛学大辞典》，其中从版本、源流、刊剡角度 对一些明代佛教寺志加以介绍。林在青在《元贤禅师的“鼓山祥”及其生平》一文中，从思想、 禅宗流派等５个方面对《温陵开元寺志》（作者元贤禅师）做详细考证，其间亦提及《温陵开元 寺志》的创作动机。另外，１９４７年《南京文献》连续两期刊发明人盛时泰的佛教方志书《栖霞 小志》、《牛首山志》，并加以点评。陈鸿飞在《佛教典籍分类之研究》②一文中简单提及佛教方 志的问题。
“亦足为考古谈艺之资”，而非纯佛教典籍也。②故而编撰者著录《破山兴福寺志》、《径山志》、
《吴都法乘》、《邓尉圣恩寺志》、《禹门寺志》等明代佛教方志有１８部之多，且每本书编撰者都从 作者、源流、版本、流传、史料价值等角度加以考证论述。此外，清代《内府写本书目》也著录
了《清凉山志》的写本。 相比官方而言，这个时期私家著录则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主流。明清时期，私家书目快速 增长，出现多种书目类型，按其职能，大致可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３类：第一，导读书
目，即专门为指导后学而编的书目。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孙星衍的 《孙氏祠堂书目》。本着这个宗旨，这类书目多不重视明代佛教方志，如张之洞《书目答问》本 “今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之书，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 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和“杂地志，止关一方，又非古籍”的原则。因此在地理志中根本就 没有收录明代佛敦方志。第二，版本目录，以登记、查核所收珍贵名本为主的书目。如《季沧苇 藏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等。这些书目是以书籍的版本作为收录 的标准，如《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中从版本角度著录《天台山志》。第三，登记、考订书目。这 是明清私家书目中较为普遍的一种书目，其以记载私家藏书、考订艺文为主，如黄虞稷的《千顷 堂书目》、陈第的《世善堂藏书目录》、徐心的《红雨楼书目》等。这类书目由于受明清书目变革 风气影响，其分类体例上也多有不同。或作《总目》分类，或按《文渊阁书目》分类，在收书范
日本是海外较早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重镇。当时学者有服部俊崖、清原秀惠等人。服部俊崖
在１８７３～１９Ｌ３年间先后发表了《鼓山志解说》③、《径山志解说》④等文介绍明代《鼓山志》、 《径山志》的编撰状况。清原秀惠在１９１０年先后发表《支那佛教寺志》，介绍中国古代佛教寺志
书情况，开创了日本早期研究佛教方志之风。
佛教史学研究论文
佛教史学研究论文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
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
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
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
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著录。
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
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
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属山西临汾）人。
“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
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
《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
“凡所经历三十余国”[2]，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
中国历史文献学
居延汉简：20世纪主要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县境内出土的汉代简牍，因出土地在汉代泛称居延，因而被称为居延汉简。
这批汉简分为两次出土，1930年到1931年出土的汉简称为旧简，约1万多枚；1972年到1974年出土的称为新简，约2万余枚。
居延汉简涉及面很广，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
它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丝绸之路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可以利用《中国简牍集成》、《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等资料进行研究。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明末清初顾炎武撰。
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然后根据明朝行政区划，叙述舆地沿革，其中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
被梁启超称为“政治地理学”，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地方政治史必读的书。
《四库全书》：清代官修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囊括了历史主要典籍。
乾隆三十七年到四十七年，清朝选派纪昀、于敏中等人编纂《四库全书》，总成七部。
该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为许多子目，检阅十分方便。
共收录著作3500多种，对于历代学术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而每一部都有提要，对于该书作者、成书特点、价值都作了介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在编书的过程中，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我国古代文献遭到极大破坏。
版本学：版本学是探讨古籍版本的源流，研究古籍版本的异同优劣，以及鉴定古籍版本真伪等方面内容的一门学问。
版本学的核心，就是通过甄别、考证、比勘、分辨，最后选出善本，以便学者利用。
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图书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版本的源流系统，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的版刻特点，版本的识别与鉴定等。
吐鲁番文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70年代，先后由外国考察队、探险家以及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各种文字的古文献，共约3万件。
中国佛教历史渊源
中国佛教历史渊源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探讨中国佛教的历史渊源及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朝时期。
当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和佛像。
这些佛经和佛像成为了中国佛教的最初源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二、佛教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时期，佛教逐渐成为了一种信仰和文化，吸引了大量信徒。
同时，佛教也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佛教寺庙和石窟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三、佛教的繁荣唐朝时期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大量的佛教寺庙和艺术品被建造和制作。
同时，佛教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时期，中国佛教的特点逐渐形成，如禅宗、净土宗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四、佛教的衰落与复兴在元朝之后，中国佛教逐渐衰落。
由于战争和政治动荡等原因，许多佛教寺庙被破坏或关闭。
然而，在近代以来，中国佛教逐渐得到了复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开放，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提升。
五、中国佛教的特点中国佛教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中国佛教注重实践和修行。
在中国佛教中，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念佛、禅修等。
中国佛教注重融合和创新。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
中国佛教也注重社会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许多佛教寺庙和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六、结论中国佛教历史渊源悠久，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
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佛教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贡献。
在未来，中国佛教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全二十册)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全二十冊）目錄（嘉靖）陝西通志（四十卷）（明）趙廷瑞纂修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本（嘉靖）新寧縣志（十卷）（明）王臣修陳元珂纂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本橫溪錄（八卷）（明）徐鳴時纂明抄本（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撰輯（明）林材訂正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萬曆）開原圖說（二卷）（明）馮瑗纂抄本（康熙）江都縣志（十六卷）（清）李蘇纂修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刊本（乾隆）乾州志（四卷）（清）王瑋纂修清乾隆四年（1739）刊本（乾隆）廣西府志（二十卷）（清）週採修李綬等纂清乾隆四年（1739）刊本襄城文獻錄（十二卷）（清）劉宗泗輯清乾隆四年（1739）刊本（乾隆）閩清縣志（十卷）（清）姚循義纂修清乾隆七年（1742）抄本（乾隆）宜良縣志（四卷）（清）李淳纂修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刊本（乾隆）當陽縣志（九卷首一卷）（清）黃仁修童巒纂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本（道光）威遠廳志（八卷）（清）謝體仁纂修清道光十七年（1837）刊本（乾隆）通州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高天鳳修金梅纂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本清道光十八年（1838）修訂（光緒）朝城縣志略（一卷）（清）李煜纂修清光緒間抄本崖州直隸州鄉土志（二卷）（清）湯寶芬修抄本（宣統）恩安縣志（六卷）（清）汪炳謙纂修清宣統三年（1911）抄本（宣統）昭覺縣誌稿（四卷）（清）徐懷璋纂修清宣統三年（1911）稿本（民國）同正縣志（不分卷）錢承聰纂民國間抄本南潯鎮誌稿（四卷）周子美纂修稿本——《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前言方志是中國文化的特產，編修方志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源遠流長。
方志是中國文化遺產中非常寶貴、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佔有很大的比重。
中國幅員廣闊，地區差異懸殊，正史往往過於概括，以記國事為主，而方志卻以記載地方內容為主，可以與正史相輔相承。
方志具有“存史、資治、教化”三大功能：所謂“存史”，指的是方志為研究中國各地的歷史、地理、物產資源、風土人情、社會風貌、自然災害等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材料；所謂“資治”，指的是方志為各級政府施政和研究地情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與現狀材料；所謂“教化”，指的是方志是愛國、愛家鄉的生動教材。
明代方志《滇略》述论
明代方志《滇略》述论黄金东（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81）[摘要]谢肇淛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一生著述丰富，《滇略》为其代表作之一，是谢肇淛对云南文化的最大贡献，记述简明扼要，体例独具特色，内容无所不包，涉及经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
该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对研究古代云南历史、经济、文化及民族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滇略谢肇淛地方志体例史料价值[分类号]G255.1地方志简称方志，它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功能。
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地方志的修纂。
云南虽地处边陲，但志书的编纂历史悠久，元代即出现全省性质的志书《云南志略》，明代纂修的省志更有9种之多，如洪武《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滇略》《滇志》等，其中尤以谢肇淛编纂《滇略》最为著名。
道光《云南通志稿》认为在明志中“惟谢肇淛《滇略》称为完善”。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福建长乐县江田人。
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官至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
谢肇淛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小草斋诗集》《小草斋续集》《小草斋文集》《西吴支乘》《居东杂纂》《北河记》《滇略》《风土记》《粤藩末议》《塵余》《五杂俎》等20余种。
作为明代宦滇士人之一，谢肇淛对云南文化的最大贡献为纂修了详细记载当时云南历史文化、山川地理、名物典藏、风流人物的《滇略》。
1《滇略》成书时间及版本关于《滇略》成书时间，谢肇淛在其书中并无明确的说明。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乃其官云南时所作。
”[1]937参照谢肇淛的履历，当在天启年间。
《中国边疆史地古籍解题》亦说此书大约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
[2]255郑志惠根据史书所载，也考证说其书成于天启元年（1621）。
[3]他根据《滇略》所记内容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云龙州改土设流事，而王凤文《云龙记往·段宝世袭传》曰：“天启元年改土归流”，则云龙改土归流事万历四十八年（1620）定案，次年天启元年（1621）实行。
中国历代方志概1
中国历代方志概述（二）作者：黄燕生明代明代建立初年，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明史·艺文志》)洪武六年(1373)，又“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明史·太祖纪》)洪武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今言》卷一)洪武十七年(1384)，再“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同上)。
据史籍记载，洪武间成书的全国区域志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3种。
《大明志书》修于洪武三年(1370)，参修者有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6人。
主要内容是“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
”(《洪武实录》卷五十九)共记述当时12行省、120府、108州、887县，其区域“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
”(《今言》卷一)同年十二月成书后，朱元璋命秘书监印行。
这是明代编纂的第一部地理总志。
惜久佚于世，卷数亦无从考知。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传世明初刻本题刘基等撰，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记古今建置沿革之由。
”(《洪武实录》)是书曾于南雍刻印，并颁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
明永乐间，修《永乐大典》，于诸府州郡县每引该书，条叙建置沿革，可见是书专志沿革，是一部专志体的全国区域志。
《寰宇通衢》1卷，成书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撰人不详。
据郑晓《今言》介绍:“书分八目。
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藩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路；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
为驿九百四十。
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
为驿七百六十六。
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
古典文献的检索
第七章古典文獻的檢索一、傳統紙質文獻的檢索方法與途徑索引古今又稱玉鍵、針線、韻檢、通檢、備檢、引得等。
最先出現於明代。
“索引”一詞，原從日語引進，一度依據英文index譯為“引得”。
現通行和規範術語為“索引”。
我國最早使用“索引”者為1917年林語堂在《科學》雜誌發表之《創設漢字索引制議》，不僅論述索引之功用，且闡述了索引與學術演進的關係，稱：“近世學術演進，索引之用愈多，西人治事，幾於無時不用索引以省時而便事。
”1.書目檢索及其類別1.1叢書檢索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陽海清編《中國叢書廣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版施廷鏞編《中國叢書綜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版1.2單書檢索各圖書館藏書目錄。
如《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目錄》、《杭州大學圖書館線裝書總目》等。
查閱有關分類目錄。
善本書目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善本書提要》《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等斷代書目如《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現存宋人著述總錄》《清人別集總目》等專科書目如《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1.3題記檢索羅偉國、胡平編《古籍版本題記索引》（上海書店1991）如查李清照《潄玉詞》版本情況，根據《潄玉詞》書名在第346頁檢索到如下內容：潄玉詞一卷宋李清照撰宋刊本[41]·二十一·7勞巽卿校本[11]·一百十九·9舊抄本[91]·四十·10潄玉詞十二卷宋李清照撰宋刊本[14]·四下·4901.4篇目檢索專書索引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篇名目錄及作者索引》（中華書局編印1965），《全唐文篇名目錄及作者索引》（馬緒傳編，中華書局1985），《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作者篇目索引》（常振國、降雲編，中華書局1988），《全唐詩索引》（作者篇名索引，史成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全宋詞作者詞調索引》（高喜田、寇琪編，中華書局1992）等。
佛道格局视野下明清河西道教的发展及影响——以张掖、永登为中心的考察
宗教学研究佛道格局视野下明清河西道教的发展及影响以张掖、永登为中心的考察程思尹（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摘要：明清时期河西张掖、永登二地在官方主导下，将道教宫观与儒家祠祀共同布局于城镇卫所堡寨内部，逐渐形成人口聚落核心区以儒道为主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念。
两地信仰由重佛转向三教并立、以儒道为主，这种变化一方面受到明代皇室崇道的彩响，更主要的是国家权力有意促使河西民众奉祀儒道、平衡佛教狡盛的局面。
明清时期道教在河西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客观上为擬聚并同社会价值理念、守御疆土、促进民族融合发挥了多重作用。
关键词：明清时期；河西；佛道格局；文化融通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20）04-0215-08On Development and Effect of Taoism in Hexi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Belief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Zhangye and YongdengCHENG Si-yinAbstract：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Zhangye and Yongdeng in Hexi placed Taoist abbeys and Buddhism temples into garrison c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local officials,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common social values in localities.The main belief of the two areas changed from Buddhism to three religions and put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t more important position.The change was for the influence of imperial household of Ming dynasty on one hand,and the intention of national power for prompting the prosper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bove all.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ing of Taoism in Hexi objectively played multiple roles for uniting the common social values,guarding the frontier lands and promoting national integration.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Hexi Area;Buddhism and Taoism Pattern;Cultural Integration位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孔道，尤其唐以后在吐蕃、西夏、蒙元时期崇佛政权统治下,河西佛教长盛不衰。
明朝与吐蕃的交往中藏族历史文献
明朝与吐蕃的交往中藏族历史文献藏学文献是记录西藏及藏族地区历史文化的载体。
藏学历史文献作为藏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的历史与藏学文献产生的历史是相一致的。
凡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等手段，记录和描绘藏族社会发展过程的一切载体均属藏学历史文献，藏学历史文献以藏文历史文献为主体，也包括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形成的藏学历史文献。
本文以藏学历史文献发展为脉络，对贯穿各个时期藏学历史文献的特点及其代表作作一简述，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标志着西藏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藏文的创制，标志着藏族先民的历史文化用自己的文字开始正式记载下来，从此，揭开了藏学历史文献发展的序幕。
当吐蕃王朝正在崛起之时，汉族已经经过了近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理论和实践。
随着文成公主入蕃。
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繁荣，汉文历史文献《史记》、《尚书》《战国策》等传入吐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吐蕃的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也开始将颁赏、封赠、会盟、祭祀等有关政务大事的活动，刻记在碑石或简牍上，以传示后人。
朝廷中有专门的记事官，记载朝廷大事及户藉，军队数目、地亩赋税等内容，并将这些记载个别历史内容的简牍加以汇编、加工整理，为吐蕃王朝后期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有金石文献、简牍文献和古藏文写本手卷文献。
金石文献包括刻石文献和金属铭刻文献。
刻石文献是人类文献的一种古老形态，以各种形式的碑刻为主，其中又以盟书誓文、纪功述德为主体。
也有祭祀、颁赏、会盟以及纯宗教内容的刻文造像，还有个别纪事为内容的碑刻。
从形制上分大致有碑刻、摩崖石刻、玛尼石刻以及建筑体壁刻几种。
碑刻文献主要有唐蕃会盟碑，达扎路恭纪功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等八通摩崖石刻文献在吐蕃时期，主要有贡布第穆萨摩崖刻石，谐拉康摩崖刻石、德玛摩崖刻石另外还有洛扎摩崖刻石、仁达摩崖刻石。
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研究
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研究[１]段玉明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摘要】由于社会的几次巨变，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经历了数番兴废荣辱的折腾，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增加的趋势。
一座佛教寺院的修葺重建，不啻有寺院建筑本身的意义，同时还有佛教、宗嗣相续的意义，并会在地方与信众中形成一种修葺重建的传统。
在寺院修葺重建过程中，历史的厚度总是一个基本的考量，因其累积着神圣的厚度。
藉此种种，无论巴蜀佛教寺院如何在反复的毁建之中折腾，最终仍能呈现出一种顽强不灭的势头。
【关键词】 佛教寺院 恢复重建 巴蜀 明清经过宋元之际旷日持久的战争，巴蜀佛教寺院遭受破坏非常惨烈。
蒙元统治数十年，各处名寺古刹尚未完全恢复重建，即又遭受元末明初的战火。
明朝统一，伴随局势逐渐安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巴蜀佛教寺院的恢复重建始才逐渐步入轨道。
经过永乐至于正统、景泰（1403-1456），各地名寺古刹陆续有所恢复。
万历时期（1573-1620）达到高潮以后，复再陷入明末旷日持久的战争，尤其是张献忠入蜀带来的惨烈，多数名寺古刹毁于兵火。
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伴随社会的逐步安定与社会经济的日渐繁荣，巴蜀佛教寺院的[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巴蜀佛教文化史研究”（项目编号：12BZJ008）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中国寺观文化史》”（项目编号13&ZD079）阶段性成果。
兴建方又呈现出兴盛的景象。
所以，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经历了数番兴废荣辱的折腾。
这是历史演进的无情，也是佛教寺院自身的宿命，令其逃遁无术地被镶嵌在社会历史的网络中。
一、明清方志记载的巴蜀佛教寺院方志是一种地方性史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统计档案。
故祠庙、寺观等等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其记载却未必全面与准确。
尽管如此，作为官方或地方当时的记录，无论其选择标准如何（往往只是官方允准、在地方上具有影响的寺庙），都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可以用来观察和推测当时寺庙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