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历史背后的隐秘与沉思

尊儒：历史背后的隐秘与沉思罗石贤的读史随笔《尊儒的痛》，是一部让我读后久久无法释怀的读史随笔。

它以极为冷峻而沉着的笔触，通过着力对秦、汉、唐、宋、元、明、清七个王朝的全景式描绘与对历代帝王将相臣工的悉心刻画，展示了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至一九一二年二月清朝君主专制结束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激烈动荡的社会变迁和变幻莫测的世态人心。

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解读帝国盛极而衰的内因，剖析帝王尊儒埋下的隐患和隐痛，诠释儒、释、道等诸子百家思想，用一枝激情老到、行云流水的如椽铁笔，再现了中国古代血雨腥风的风云历史，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摇曳多姿的历史画卷。

儒学治国邦：辉煌背后埋隐患儒学是以“六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学，由孔子及其后学为主要思想代表，是关于如何发展人的文明及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其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

由此也形成了“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天人合一”的人格理论、“格物致知”的认识理论、“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光宗耀祖”的功名思想、“忠孝两全”的家国观念、“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言信行果”的诚信观念、“贞节牌坊”的女性观念和“杀身成仁”的仁义气节。

儒学在过去两千年中，先后经历了先秦孔门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并广泛传播于东亚地区的朝鲜、越南、日本、新加坡等国，对近代西方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美国最著名的综合类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亚历山德罗·波茨说，儒学是汉学的最重要的思想，它能够成为汉学主流当然不是偶然，必须是各种文化诱因形成价值集结体系的结果，所以是自然形成体……通过对现存历史资料的研究，我们对儒学创始人———伟大的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孔子的人生志向都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充分了解到存在于当时客观事实下的社会状态，也对这门古老哲学的价值取向有很深的体会。

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文化的潜层人生观和价值观，了解他们的社会观和宇宙观。

儒学在历史中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教育-经济-政治都有着相互扶持并相互参与的互动作用，我们都知道这种互动的积极意义，儒学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去，而且它影响了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各国，作为哲学的一门自成体，它的现代价值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有必要发掘它的哲学内部义理的现代作用并使它与现实社会相融合。

我们应对儒学内涵做可靠的哲学理性理解，使它的现代价值与后现代价值也都得到恰当的定位与公正的评论，特别是它填补西方文化中的价值缺陷和推动世界文化发展以及发掘人类未来价值趋向的正常化上要公平客观地分析、学习、研究，在现代社会肯定最关键的社会学中的生命伦理、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这三大课题上，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哲学确实能够作出极其重大的贡献。

在“哈佛儒学研讨会”上，美国哈佛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教授艾伯伦就曾说，儒学这么伟大的学说，现代理智的中国人都有义务赋予它新生的源泉，我们作为哲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也有义务帮助中国哲学断层的链接，以避免世界优秀文化的断裂……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从世界文化大潮流的角度来正视儒学与生俱来的精神资源。

从美国的核心文化“实用主义哲学”看，中国汉学文化的思想是非常广阔的，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化历史，还有它的实用价值。

中国文化不单单是儒学，还有佛教、道教等其他文化，从这种广义出发，在国际文化潮流中认识这种看起来曾经属于东方文化领域的汉学，在地域化与全球化的各自属性与过去相比明显很多的这个时代看儒学，我们发现，其实它们是不存在矛盾的，应该是和平存在的。

经典哲学融入现代生活的积极意义与现代社会哲学是绝对相辅相承的，也是我们强调“认同意识”的关键。

韩国儒学家赵骏河在《儒教的核心与现代价值》一文中认为：“世上最无缺欠的、完整的、首位的教导是儒教；世上最长久的、最完整的、最杰出的学问是儒学；活在世上，最必要的、最盼望的路是儒道。

”可见儒学对世界影响之大。

儒学可谓博大精深，其伦理思想深深影响了一代代国人，其理论精华已经融入国人的血液中，成为国人的忠实信仰和精神支撑。

作者敢于拷问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思想伦理并提出质疑，无疑需要极大的才情、胆识和勇气。

《尊儒的痛》就是这样一个倾心演绎、悉心解读儒学的一扇窗口。

它通过结合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兴亡，细述了儒学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作者以王朝更替为经，以人物故事为纬，从史实出发，纵向对比儒、释、道，横向对比欧洲古罗马、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引经据典，洋洋洒洒，用暴风骤雨式的笔触将皇与后、君与臣、父与子、叔与伯、爷与孙的血腥争夺和皇帝与臣工的残暴杀戮融入历史背景和社会事件中，让那一段刀光剑影的血腥历史慢慢展开、娓娓而谈，让那一段如歌如泣的往事在岁月的风尘中凸现风云变幻、摇曳多姿。

古代中国是一个面积辽阔、人口众多、民族繁荣的泱泱大国，实行国家的大一统和长治久安实为不易，极需一种大思想来教化子民，使得江山永固。

而孔子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之大成，编纂整理成《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春秋经》六经，由他创立的儒学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顺应了历代封建帝王巩固封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

儒学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首先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极大地迎合了封建帝王“君权神授”的心理，故儒学一直被历代帝王奉为治国安邦的圭臬。

当然，儒家的社会理想不独为君，不独为民，而是为天下的。

同时，儒家劝导帝王要施仁政，要爱民，要实行人性化人本化的国家管理。

在这种理想和谐的大一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君民各得其所，和睦不争，共处于一种和平安定的礼制状态中，百姓也能从中受益。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推动西汉的强盛，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更是把儒学作为安邦定国的理论基础，从此儒学奠定了大一统国家不可或缺的根基———思想统一。

董仲舒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并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哲学伦理政治体系，使政治与哲学和伦理有机地融为一体，促进了中央集权制政权的巩固，实现了皇权政治“大一统”。

在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大一统”在疆域统一方面都维持了动态平衡，印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乱交替，轮回往复的历史发展规律。

在这种轮回往复中，就算国家四分五裂，也总能顽强地重新统一，并逐渐形成一整套庞大而严密的专制集权制度。

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努力复原和对种种现象的缜密分析后指出，正是这种儒学治国上的“大一统”思想，形成了社会变革和朝代交替的“历史基因”和“历史惯性”。

历史基因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历史走向，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就是这种历史惯性、历史基因决定的例证。

这种历史惯性从深层次来解析，是一种历史的显性遗传基因，是一个地域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民风习俗的漫长积累与沉淀。

经过东西方比对，作者进一步指出，“欧洲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欧洲，而中国两千余年来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国度，大概就是这种不同的历史惯性、基因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正因为有强大的儒学理论作支撑，才实现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并在秦汉以后，造就了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及明成祖、康熙及乾隆一代又一代雄峙之主，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景泰之治、康乾之治的盛世。

但尊儒给社会带来的“硬伤”是极其明显的，为治国留下的隐患也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儒学具有历史局限性，在不同的时代对儒学要有新的解读、补充和完善。

先秦儒学的全部内容就是修己与内圣、安人与外王。

但秦始皇在灭六国实现江山一统后，却采取严刑峻法，倒行逆施，大开杀戒，针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的现状，还不择手段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极其残暴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暴露了秦皇的暴虐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离德，导致苛政暴政，最后江山自葬。

在汉王朝晚期，皇帝软弱、官吏腐败、政以贿成，公道正义难寻，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加速了没落。

唐朝虽说当时文化繁荣，民生殷实，雄霸世界，万国来朝，但在其末年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这三大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宋朝的经济、科技和文化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可由于当时邻国对峙，宋朝军事力量薄弱，武力装备不足，靖康之难后统治者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抱残守缺，最终因受历史环境所限，导致了大宋王朝的衰退、覆亡。

马背上的蒙古族的铁骑踏入欧洲，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领土最大的大元帝国，但蒙古人却不重视文书典籍，漠视汉文化内核儒学，轻视汉人，最后使得一代天朝走向衰败。

大明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顶峰，也是大一统基因成熟的阶段。

虽说大明皇帝铁腕肃贪，强化皇权，但帝王疲惫，专制独裁，使得百姓涂炭，民不聊生，从而走向毁灭。

满清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手中开创了又一次盛世，但背离历史发展规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对外向西方列强屈膝投降，加之官吏贪腐，皇权式微，带来了中国近两百年落后挨打的严重后果。

作者在《尊儒的痛》中指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留给历史的痛是无法弥合的，这痛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隐性的，都直接或间接加快了王朝的衰落。

由于以儒学为基础的伦理型政治学说主张忠孝合一，移孝忠君，把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在血缘、宗法、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因而对素有敬道德、行仁义的国人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和蒙蔽性。

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是一种独特的伦理型政治文化学说，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虽说否定统治者的残暴无道，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在促进家庭伦理关系协调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也因此出现了家长制、一言堂，重道德、轻法律，重了悟、轻逻辑，重人治、轻法治，甚至于人治取代法治的不良现象。

特别是儒学中的“大一统”思想给社会留下的隐患更大。

“大一统”的本质是高度一元化的秩序，建立“大一统”的过程是在地域、权力、政策、思想、秩序、信仰、人伦等等方面，灭“多”树“一”、再反过来以“一”强行贯穿天下的过程。

实行“大一统”要求取缔任何对“一统”构成竞争与挑战的东西，要求消灭对手，消灭差异，以实现权力的最大限度的集中与垄断，这无疑是对人性的桎梏和扼杀。

在“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下，统治权不容受到批评、置疑、挑战，不容受到竞争、制约、分割，不容让渡，不容躲避。

统治者不许被统治者独立、自治，不允许被统治者将自己置身于权力范围之外。

对统治者的不满，即使是和平的，也被视为“犯上作乱”，因此需要使用武力来平息。

一切对“大一统”政治秩序构成挑战的思想言论、制度、观念都得明令禁止。

事实证明，虽说“大一统”可以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变得强大，避免外族侵略和内乱，但这种强权统治又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得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近两百年却落后于欧洲文明。

加之在宋、明以后，由于以朱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基础的政治学说，逐渐演变成一种对人加强禁锢和专制统治的禁欲主义政治学说，违背了儒学初衷，其消极性更是日益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