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之争(DOC)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儒家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两个派别的论争。
始于西汉末年。
战国以来，儒生传经多为口耳授受。
西汉初，经书始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经”。
而汉代发现的先秦经书均用古文书写，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初无派别含义。
西汉哀帝时，刘歆争立古文经于学官，遭到已立于学官之今文经博士反对，由此形成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的对立。
双方所持经学底本不同，经解歧异，互相驳难，论争延续了近两个世纪。
今古文学之争多与政治斗争相联系。
王莽出于托古改制的需要，排斥今文经，为古文经立博士，东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政治措施，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但古文经仍在民间传授。
因古文经内容胜过今文经，加以东汉著名经学家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皆习古文经，古文学派渐占优势。
马融、郑玄又兼通今文经，训释经文兼采两家之说。
至东汉末年，两派趋向混一。
参见“今文经”、“古文经”。
今古文之争 (最后定稿)
以《春秋》为例浅谈今古文之争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
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是专指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
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
汉朝建立后，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扩建王府，坏孔子宅，从鲁壁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几篇《尚书》。
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以解释《春秋》为例，今文经有两本，分别为《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古文经也有两本，分别为《左传》、《毛传》。
现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为例, 探讨二者的差异。
首先是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章的差异。
《左传》、《毛传》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用六国古文字所书写而成。
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在汉代及其以后整理成书，用汉隶抄写的。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在此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1.今文经学重在阐述经书的“微言大义”，学风活泼，但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
如: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 隐公元年》) 上引《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如：“大一统”、“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等等, 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今古文经学之争
2.今古文经学区别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
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
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
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
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
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
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
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
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争论。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黄丽丽(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200001)提要: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
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
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
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斗争;性质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2-0094-08一、目前学术界的六种意见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极予人启迪的经典个案。
前贤时哲对此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建树甚多。
但在这两大学派的斗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上,则见仁见智,观点至今仍有分歧。
目前主要有六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学术观点之争。
如清季廖平认为今古两派学术观点截然不同,各自为家,今文学派宗奉孔子,以 王制为本,谓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古文学派宗奉周公,以 周礼为本,谓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学家,故两派壁垒森严,势如水火、阴阳!。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政治斗争和政治利益之争。
如蒋逸雪说:∀汉代今、古之争,自来视为学术论难,今观武帝之于河间献王,光武之于桓谭、尹敏,以及经师之作伪篡易,是属于学术问题者少,而属于政治问题者多也。
#∃范文澜也指出:∀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
#&孙筱则认为今文学派是维新派,其观点是王权专制政治的反映;古文学派是守旧派,其观点是宗法政治的反映,代表了两汉时诸侯王国和豪门世族的要求;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
历史趣闻历史上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是怎么回事？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历史上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是怎么回事？导语：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
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
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
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
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
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
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生活常识分享。
古今文经学之争
古文经学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
用先秦的古文字“篆书”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
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
这些古文经传，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今文经学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这些传授和研究今文经籍的学派称为今文经学。
第一次经学今古文之争西汉中后期，一些古文书写的经书陆续发现，并在民间传授。
这些古文经与今文经在内容、解释和观点等方面多有不同。
与今文经着重于阐述圣人的微言大义不同，古文经偏重于史实的解释。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召领校皇家藏书。
刘向卒后，哀帝又命刘歆继父业。
刘歆在校中秘书时阅览并研究了许多古文经籍，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
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
基于此，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请立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
因遭到太常博士（今文派诸儒所拒绝）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
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
第二次经学今古文之争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
《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
王莽秉政后，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
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
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
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
东汉光武帝立今文五经十四博士，而不立古文经。
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
当时古文经学在朝野势力和影响均已较大，治古文经者迫切要求立古文经学于学官。
建武四年（28），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
经今古文之争名词解释
经今古文之争是中国清代经学中的重要派别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本是指经书的文字和篇章结构，并没有什么政治内容。
但到西汉末年，两种经学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许慎等认为刘歆将“左氏传”、“毛诗”、“周礼”等归入官学是“颠倒五经”，“离其宗旨”，并指责刘歆“非毁先帝，嫉害圣人”。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著《六艺论》批评“今文师说立于学官，而古文之学，至郑犹不绝”。
清初学者黄宗羲、朱权、毛奇龄等都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他们反对明末的空疏学风，提倡经世致用。
他们认为，今文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古文经学注重训话名物，两者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应互相攻击。
但是到了康熙后期，清代中叶以后，王阳明学说流派占据统治地位。
今古文经学之争名词解释
今古文经学之争名词解释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指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古代经典的阐释和解读方式的争议。
今文学派主张将古代文献进行现代化的翻译和注释，以使其更易理解和接受；而古文学派则认为应该尽可能保留古代文献的原貌和特色，以充分体现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内涵。
经学研究则主要涉及对古代经典的解释和注释，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和诠释经典中的思想、价值和观念。
这场争论影响深远，既涉及到文化传承和文学翻译，也牵涉到学术方法和思想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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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古文经学区别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
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
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
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
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
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
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
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
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争论。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
是故孔子忧道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
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
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
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
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
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书。
至于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
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
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
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
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赞之。
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
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以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
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
博问人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
此乃有识者之所叹癏，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
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笾豆：笾和豆。
古代食器，竹制为笾，木制为豆。
古代祭祀时盛祭品的两种器具。
陵夷。
衰败；走下坡路。
黄门侍郎，又称黄门郎，秦代初置，即给事于宫门之内的郎官，是皇帝近侍之臣，可传达诏令，汉代以降沿用此官职。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王永之弟。
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即新太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
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
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即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
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
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
从汉平帝即位时只有9岁，由王莽代理政务，后来成为安汉公。
汉平帝死后，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2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改年号“摄政”。
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
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
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
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
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
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
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
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
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
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
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
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
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
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
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第一、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
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造成了民间物价的不稳定。
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
第二、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
由于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
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王田”。
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在朝野的压力下，宣布恢复土地自由买卖。
[7]第三、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也未获得民众支持。
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
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第四、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
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
各城设交易丞五人。
钱府丞一人。
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
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
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
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
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
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7]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
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
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
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