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题分析-学者明星化[1]

学者明星化是学术的普及的捷径观点1 历史不拒绝普及易中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把个《三国》讲得天花乱坠，一支“易粉”队伍也随之形成，而且大多是青年人。

青年人爱着迷，时下的中国青年似乎更爱着迷。

迷歌星、迷球星、迷影星，迷来迷去，迷的都是借传媒出头露脸的人物。

易中天也正是借助央视的强势传播，才得如日中天的。

与别的“粉丝”不同的是，“易粉”们迷的却是学问，而且是他们一向敬而远之的史学，这实在是件稀罕事。

不管易中天采用了什么方式，插科打诨也罢，玩噱头也罢，对缺乏传统文化滋养的当代青年来说，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是雪中送炭。

去年，笔者在某重点高中代语文，讲到《失街亭》一课，问讲台下的莘莘学子：“同学们看过《三国演义》吗？”哄然而答曰：“看过！”继而七嘴八舌补充道：“在电视上看过！”再问：“有看过原著的吗？”拭目以待，只看到孤零零一只手举起。

又问：“为什么连《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回答乱纷纷，有说看不懂的，有说没时间的。

笔者先是惊讶，继而一想，如今的中学生负担太重，学英语比学汉语用的工夫都大，对必读的古典名著也只能心向往之了。

至于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不但绝大多数青年人没读过，中老年人读过的又有几个？这不能抱怨大家，因为这些史著太深奥了，距离现实生活也太远了。

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听人讲《三国》吧。

听人讲和自己读当然是两码事，但听了总比没听强得多，不但对三国史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样还能汲取到历史的养料，激起对史学的兴趣。

易先生讲《三国》，自我标榜曰“品读”，这是对的，因为他的确是在深入浅出有滋有味地解读。

普及史学知识的途径很多，比如电视剧，比如戏剧，比如连环画等，而品读无疑也是其中一种，而且是最接近阅读的一种，因而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种。

其实，历史知识的普及由来已久，至少从宋代开始，《三国志》的普及就开始了，那便是由社会最底层的艺人们演出的评书和戏剧。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从罗贯中的创作目的来讲，未必是在做普及，但客观上也确实是在做历史知识的普及。

在当时，《三国演义》从情节结构到语言文字，都最大限度地通俗化了，是为文坛所不屑的，但正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行，才使三国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不衰。

易中天算不上罗贯中的继承者，但从普及三国史这个角度讲，工作的性质有相同的一面；相同中又不同的是，易中天是站在万人瞩目的《百家讲坛》上，做着使无数学者眼热的名利双收的好事儿，较之罗贯中当年的处境不知好几万倍。

易中天之所以声名大噪，腰包鼓胀，固然是他有真学问真本事，却也和普及工作的缺乏有直接的关系。

偌大中国，文史工作者数量庞大，有着易中天一样学问一样本事或者更高一筹的，应该大有人在；使学术走向大众的路子也决不止《百家讲坛》一种，还有很大的开拓与创新的余地。

我们翘首以待。

观点2 也看学者明星化学术何必都在深闺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放弃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

与此同时，古往今来的这些先知硕儒、名士方家也不乏追随者。

从这层意义上说，学者明星并非今天才有。

与过去相比，现在只不过是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广播电视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思想传播得更迅速，寓教于乐，也更容易产生明星般的效应。

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图书馆的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

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

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会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

当然，学者在通过电视媒介进行文化普及的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更不能讲述未经学术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作为电视媒体，不能只注重满足观众猎奇心理，为了提高收视率，过多选择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内容。

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迷信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正如科技成果要完成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一样，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播种在大众的土壤中，当学者不再寂寞，当学术著作不再养在深闺无人识，当粗通文墨的观众也可以从妙趣横生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时，文化或许才能真正与天不老。

观点3“学者明星化”，是今天多元社会还给学者尤其是学术的公平；而且，这种价值回归仍嫌迟了点。

学者明星化，是对学术的社会张力的认可；也是学术本身不可抗拒的魅力使然。

长期以来，“内敛、含蓄”一直是构成中国社会真正精英的知识分子的个性标签，学者似乎就该永远闭门读书、远离红尘，中矩中规。

某些人脑中有一个定势思维：明星一定是，甚至只能是“歌星、舞星、影星、笑星”等娱乐圈名人。

这实在是一种肤浅的认知偏差。

“明星”这一概念的外延及内涵怎么也不应该排斥“学者”。

学者明星化，凸现和佐证了“科学文化知识是有形资产”这一观念；是对长期以来脑力劳动者及其自身价值模糊定位的一种矫正；是对“读书无用”这一悖论的堂皇批驳。

“学术明星”与“艺术明星”是等价的，甚至前者更胜一筹。

观点4你要是道德楷模，你就要循规蹈矩，衣衫破旧，挨饿受冻，吃苦在前，享乐没有；你要是劳动模范，你就要兢兢业业，脏累差活抢着干，还得任劳任怨，不能喊半声苦；你要是名人遗孀，你就得寂寞终老一生，不能再嫁，否则有暴风骤雨般的闲言碎语等着你。

仿佛易中天走出书房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学者嘛，必须杜门不出、穷经皓首。

画家陈丹青说得好，“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别再用老眼光看待人、物了。

到底是一样的啊，要洪战辉处处小心翼翼，必须过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不能爱，不能多说话，不能表达怨言，等等，这是不厚道的。

观点5 时统宇冷板凳是必须要坐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这是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规则。

不过在现代社会，我们仍旧把这句话当做唯一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的话，就不太客观了，难道你要禁止知识分子上网、看电视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如果还说做学问不能用电脑、网络，只能用笔墨纸砚，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我知道学术界的很多人对那些经常上电视上报纸的知识分子很不满，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觉得那些人的观点他并不能赞同，这很正常，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人中肯定也有因为其他原因的，比如说嫉妒等等。

不过作为一个学者，坐冷板凳是必须的，就是这些电视知识分子也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该坐的时候你就得坐，这样才能有积淀。

”电视知识分子有积极意义电视知识分子有他的作用。

法国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名字叫布耳·迪厄，他对电视知识分子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但讽刺的是，他自己也是一个电视知识分子，而且他的一系列的批评都是在电视上完成的。

所以说，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不可避免地要和现代传媒接触。

知识分子必须坐冷板凳，但不是说就该一辈子都坐冷板凳，在学术上，你必须沉下心来，但当面对大众的时候，就应该充分利用传媒的作用，来达到知识的普及。

我们说有很多大学问家不愿意和大众过于频繁地接触，但也有一些人愿意这样做。

特别是在现代，这样的人正在增多，国外的许多大学者都经常在电视上演讲。

”媒体要求学术通俗化电视、报纸并不是社会科学院，它们有它们自己的性质，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不可能特别专业，那样的话没几个人能理解，也就等于白说了。

所以媒体要求学术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通俗的、大众化的形式，这是必然的。

如果在媒体上也和论文那么专业的话，还不如把电视台变成社科院呢！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一个学者的全部，但也不能完全抛弃，像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这样的明星知识分子的出现，作为一种现象，他们遭到那么多的非议，也是他们作为学术明星的一个必然，很正常。

这两个现象并不是对立的，现在很多人把它们对立起来，我并不赞同。

我觉得，否认电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一个很怪异的事情，因为其毕竟是有意义的，但反过来说，倘若把这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或者唯一出路的话，那就更加错误了。

”易中天的自我评价：从社会效益来说，学者明星化应该是利大于弊。

历史应该是鲜活的，不能像做八股文那样死板地面对历史。

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就是人类的幸福，包括我们当下正在生活的人的幸福，作为我们，至少有一部分学者有这个义务，就是把人文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我们人类幸福的结论传播出去。

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文化品位；做坏了就是…双输‟，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

中国不乏满腹经纶的学者，只是读者少有所知。

易中天认为过去的很多历史著作实在太艰深，一般的观众和读者很难接受。

并直言历史学家担负学术的责任，他负责的对象是学术界。

但是应该有一些人来向大众负责。

《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万卫：学者走红是好事，我们既需要书斋型的学者，也需要把学问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学者。

万卫认为易中天的飞速走红，与他以“平民立场，现代视角”解读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很大关系，并称约易中天《汉代人物风云》前，就读过他著的书也听过他的讲座，感觉这位学者很有可能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社会非常需要他们这样的学者。

“书斋型学者和易中天这种把学问普及到大众的学者没有主次之分，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万卫称。

辩论实例：1 反方一辩从学术受众的层次性，学者明星化的产生、作用等诸多方面娓娓道来，层层剖析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2 正方从学术普及具有专业性、严谨性、社会性的角度出发，一一论证了学者明星化商业性的实质以及诸多负面影响，无法深层次的达到学术普及的要求，因此学术普及是歧途。

反方则强调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过程中一种更优的传播途径，因此是捷径。

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学者明星化与学者明星的区分上，正方始终强调“学者明星化”的“化”字有大量、过度之意，反方对此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击，而是重点强调学者明星化的诸多正面效应，对此正方也极力阐明学者明星化的众多负面效应，结果导致利弊比较，正方四辨不得不提问反方希望对方能给出量化的标准，自由辩论进入僵持阶段。

3 我方一辩就将明星所涵盖的范围清楚地介定了出来,并着重强调学者只有捍卫学术的权威才能体现学者的真正价值。

反方则指出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下学术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架上,只有通过传媒向大众推广才能体现整个社会与时俱进的要求. 接下来的质询阶段我方二辩三辩就明星所特有的娱乐性商业性等问题向对方发起了进攻,指出当今的学术明星是商业包装的结果,而真正的学者是没有功利性的,而且当今的学者不能把握自己学术普及的度。

自由辩论阶段双方围绕"学者明星化和投机主义","学者明星化和商业化,娱乐化,庸俗化的关系"及"学者,明星,名人的差别"三个争锋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4正方认为学者明星化只普及了学术知识而不是方法论，关注的是学者个人而不是学术本身，是一种商业化行为，助长了学术的浮躁之风乃至学术造假，是学术普及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