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维尔纳·米勒谈德国政治与知识分子解析
希特勒的政治秀
希特勒的政治秀作者：李伯杰来源：《读书》2011年第09期纳粹的缘起、发展和一度胜利如何可能，原因复杂，绝非可以“一言以蔽之”。
在种种阐释的努力中，有人认为，希特勒善于摇唇鼓舌，富于煽动性，把德意志民族欺骗了，德国人民着了这个波西米亚传令兵的道，才跟着他走上了纳粹的不归路。
此说固然有避重就轻之嫌，纳粹运动的产生及其得势自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思想、心理等等根源，怎一个“欺骗”了得。
但是，纳粹运动的领导层，特别是希特勒本人高度重视舆论和宣传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这些宣传的确煽动性和蛊惑性极强，给纳粹的夺权之路铺平了道路，也是不争的事实。
希特勒们的宣传手段之高明，希特勒本人及其同伙展现出来的作秀意识和才能，都令人叹为观止。
希特勒和他的同志们深知，一个政治主张需要巧妙的包装，才能使其效果最大化，如哈滕豪尔在《德意志的国家符号》里所说：希特勒“对于大众的无意识、对于他们的政治情感的感觉是有把握的，并且借助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游行检阅和象征符号巧妙地运用了他的这个感觉，而且比十月革命的继承人运用得更加巧妙”。
希特勒们深谙政治与作秀之关系，精于包装和作秀一道，堪称政治营销的高手。
所以从另一个侧面看，纳粹运动也可被视为一个超级秀场，希特勒率领纳粹运动的作秀才子和包装大师们粉墨登场，走上政治Ｔ型台，上演了一出政治大戏。
希特勒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缺乏渊博的学识，又没有后台和靠山，想要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又何其难哉。
少年希特勒的抱负，是做一个艺术家，但是他的艺术抱负被维也纳的艺术卫道士们摔得粉碎。
然而他至死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绝不甘于艺术才能被埋没。
于是当艺术家未果，他的艺术才能只能转型，到纳粹的政治秀场上一展身手。
希特勒的口才是他最重要的资本之一，于是他就把这个本钱的收益最大化。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里评说道：“希特勒特别强调栩栩如生的口才，认为这是领袖的唯一标志。
据他说，任何著作都不能像演说那样影响群众，至少是不能使领袖和他的千百万信徒结成巩固的、有血有肉的纽带。
纳粹的意识形态
纳粹的意识形态纳粹（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二战时期德国的极右翼政治党派。
纳粹的意识形态深深影响了德国社会，其思想和行为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本文将探讨纳粹的意识形态，从其政治、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反智主义等方面进行剖析。
一、纳粹政治思想纳粹的政治思想基于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重要理论家的观点，鼓吹国家主义、极权主义和独裁统治。
他们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认为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者来实施集权政治。
此外，纳粹还倡导对某些社会群体实施歧视和迫害。
纳粹的政治思想打着“保卫国家利益”的旗号，但实质上是以极端主义为手段来追求权力和控制。
二、纳粹的种族主义纳粹的种族主义观点认为，人类的种族存在着不平等和不同等级。
纳粹将雅利安人视作最高贵的种族，认为他们具备优于其他种族的生理和智力品质。
相比之下，他们将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少数群体定义为“劣等种族”，并从法律和政策上加以歧视和迫害。
纳粹的种族主义观点严重侵犯了人权和尊严，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
三、纳粹的民族主义纳粹强调对德国民族的优越性和保护。
他们鼓吹德国人民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纳粹将国家与民族紧密联系，将德国的兴衰与民族的兴衰相互联系。
纳粹的民族主义扭曲了对外国事物的看法，导致德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侵略和扩张政策，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四、纳粹的反智主义纳粹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持有怀疑和敌对的态度。
他们认为自由思想和学术研究会威胁到纳粹的统治。
纳粹试图控制和操纵教育体系，以保持对群众的思想控制。
纳粹的反智主义倾向导致了对科学和文化的扭曲，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正是这种反智主义的观念导致了德国的崩溃。
结论纳粹的意识形态充满了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反智主义的思想。
纳粹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破坏。
我们应该铭记历史，警惕类似的极端主义思潮的兴起，倡导以和平、包容和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德国纳粹时期的思想与政策分析
德国纳粹时期的思想与政策分析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在德国崛起，最终掌控了政权。
纳粹政权在短短12年间对德国和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党内的思想以及政策对德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纳粹的思想纳粹政权的核心思想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纳粹政权认为，德国人拥有独特的文化和种族特征，因此应该成为统治者。
德国民族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种族，其他种族应该被剥夺权利和压制。
在纳粹改变后的德国法律中，犹太人、罗姆人和同性恋者等少数派被排挤在社会的边缘。
纳粹政府对这些少数群体实施残酷的迫害和屠杀。
此外，纳粹政权还鼓吹控制性和军国主义。
他们构建了一个蓝色领袖（Führer）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党首希特勒和他的圈子当中。
纳粹政权宣扬军民一体，让德国人相信他们需要服从军事法则，维护国家的利益。
纳粹政府将军事态度与纳粹党的控制形成一种新的统治模式，以确保政权的稳定。
政策纳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其思想。
在国家肃清运动（Gleichschaltung）中，他们控制了政治组织、工会、学校和媒体，以确保思想统一。
在其中平民奖章（Volksempfänger）的广播中，纳粹政府宣传他们的思想、政策和成就，确保人们听取了组织流言蜚语。
他们的教育政策受到了极大关注，他们会确保通过宣传审查和学术重组来确保年轻人接受他们的思想。
纳粹政府还通过为家庭提供各种物资和僵化的道德教育来支持传统家庭观念。
在工业和经济方面，纳粹政府实行了发展路线经济学，重视国家经济自主，反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学。
他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业产出。
然而，纳粹政权下，经济发展仍然步履蹒跚，经济约束压制着纳粹政府。
结论在纳粹时期，德国的思想和政策对这个国家和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纳粹政府的极端思想排斥了所有形式的多元文化，并导致国内的混乱和失序。
爱国主义新说
爱国主义新说作者：施京吾来源：《读书》2014年第02期说实话，我是有点家国情怀的。
这种情感得自于我对这块土地的直接感受：巍峨壮丽，幅员辽阔。
在古代长城的尽头，遥望过祁连山的挺拔，那雪白的山体，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无比壮美；在腾格里沙漠，一边是延绵无际无垠黄沙，一边是黄河大拐弯，简直令人感到波澜壮阔。
我看过黄山的云山雾海，泰山的雄伟宏阔，此外——还有我没去过但听说过的，漓江的秀美、九寨沟的五彩斑斓……凡此经验种种，我实在找不到不热爱、不赞美这方水土的理由——不需要任何人、任何教科书大义凛然地把我教育成为一名爱国主义者，我自动地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山川河流。
不过，此种“爱法”具有强烈自然主义色彩，还有些许审美特征，它诗情画意，却完全不具有理论特性，不能因此成为爱国主义理论的归依。
爱国主义理论是一种政治理论。
国家不仅包括自然的土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它还具有政治属性——在政治学意义上，“国家”还凝聚着一种特别的诱惑力，特别令某些人感到神武威猛、心醉神迷：权力。
一旦涉及权力，“国家”的面目顿时变得有些可憎起来，作为历史学者，我对爱国主义口号下的各种苦难更是屡见不鲜。
此种情形下，提及“爱国主义”不能不小心翼翼。
但不论对爱国主义持何种态度，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却面临着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得不属于一个国家，换言之，不论自己归属哪国人、哪个民族，我们不得不接受某一统治、治理集团的管辖。
因此，即便在现代国家，对公民政治忠诚的考量，依然是现代政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一般意义而言，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属于两种不同价值观，爱国主义强调付出，自由主义则强调对个体权利的维护。
由于国家的权力属性、对个人奉献的要求，使得公众在让渡自己权利的时候，往往采取观望姿态：奉献自己的利益并非不可以，但我们为谁而奉献？谁将在我们的奉献中获得利益？如果这个答案仅仅是“国家”，而将“人民”的概念抽象化、形而上学化，那么，国家又为何需要收获这种利益，它的最终受益者究竟是谁？国家不是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具体的人组织而成，必然有利益的最终获得者。
论民粹主义的美国起源、当代发展及制度逻辑
论民粹主义的美国起源、当代发展及制度逻辑作者：柳亦博王若彤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06期摘要：从纷繁的现象和复杂的定义中很难把握民粹主义，想要理解民粹的制度逻辑，必须从源头出发考察其发展演变。
当代民粹主义的源头是19世纪末美国的人民党，在其诞生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民权运动之前的左翼民粹主义阶段，民权运动之后的右翼民粹主义阶段，以及后特朗普时期的无领袖民粹主义阶段。
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中间歇性的爆发，缘于民粹主义已深深扎根在其民主制度中，它通过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身份政治和代议制的联结，形成了一种“民主-民粹”的共生态。
美国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自我革新，才有可能摆脱民粹主义的纠缠，否则只能在民粹主义的斜坡上不断滑向深渊，从现代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变成国际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关键词：民粹主义;美国;代议民主制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21）06-0084-12一、引言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现象，除非它表现为具体的行动，否则很难被识别出来。
身处在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人们往往难以分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边界，这是因为二者确实共享了部分理念——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支点，而民族国家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
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比作一头“大象”，每个研究者只能把握它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若沿用盖尔纳的比喻，我们可以将民粹主义比作一只狡猾善变的“狐狸”，学者们根本无法捕获这个研究对象。
历史上共出现过四次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浪潮的中心分别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和俄国、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拉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东亚和东南亚[1]，以及2010年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民主国家联盟，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与英国脱欧被学术界视为最近的一次民粹主义高峰。
先知、先驱、诱惑者——尼采对德国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影响
007先知、先驱、诱惑者——尼采对德国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影响1941年，一位年轻的德国飞行员参观了位于魏玛的尼采档案馆。
当他还是一名学生时，就已经对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著作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被哲学家文献的混乱状态所震惊。
随后，他创作了一幅名为《美景宫后的五月，魏玛1941年》(Mai hinter Schloss Belvedere, Weimar 1941)的小画。
这位在当时还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年轻艺术家就是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这幅画本身不需要我们特别在意，但是在同一张纸上还写有33行文字，20岁的博伊斯在这些文字中阐述了他的思想，那也许是他理解尼采的精髓所在。
人们从中读到这样的句子：“人可以通过他的天赋和狂热的意志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阿波罗和迪奥尼索斯。
”（1）1978年，当博伊斯已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时，他创作了另一幅以《日食和日冕》(Sonnenfinsternis und Corona，图1)为题的拼贴画，这件作品是明确献给尼采的。
这幅拼贴画的构图极其简单：它由两张照片组成，一张贴在另一张上面，在每张照片上，博伊斯都用纸打孔器打上了三个孔，并将圆孔的边缘全部涂成了棕色。
下面的照片显示的是一个沉闷的室内场景，上面的照片则是尼采疯了之后那幅著名肖像画的复制品，这是由汉斯·奥尔德（Hans Olde）于1899年，也就是尼采去世前几个月完成的。
上述两件作品不仅证明了博伊斯对尼采的长期关注，而且显示了德国人对尼采作品接受方面的变化。
尼采的艺术理论使年轻的博伊斯着迷。
尼采认为，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代表着两个基本原则，而这两个基本原则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基础。
前者代表美、和谐和理智清晰，后者代表生机、迷醉和狂喜。
尼采哲学的另一个核心宗旨是，“意志”是所有生命和全部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
博伊斯为自己的拼贴画选择了“日食”这个标题，可能有两个寓意。
墙上的利维坦
墙上的利维坦作者：贺海仁来源：《读书》2011年第07期战后出生的德国人生在新社会，长在新国家，没有父辈一代才有的“原罪”感，那种感觉让作为写作者的德国知识分子常常面临君特·格拉斯所描述的境况：“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死者在看着他。
”按照扬-维尔纳·米勒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中的归纳，以是否参加过“二战”的标准，德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二十世纪早期的“希特勒青年一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怀疑一代”、“一九六八年一代”、“一九八九年一代”和当今的“柏林一代”。
比之其他国家的知识个体而言，德国人在战前和战后的出生日期具有独特的政治伦理意义。
“代”的意义在德国如此重要，以致有人说仅仅早几个月晚几个月就判别了有罪无罪，这个事实对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中间尤为显著，它又可以区分三个群体：第一，在一九二七年或之前出生者——他们没有被征调到真正的部队，但是仍以操纵高射炮而参与了战争，德国学术界所说的“高射炮助手一代”就是指这个年龄段的人，如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和库尔特·松特海默等人；第二，一九二九年出生者，他们没有参加防空部队，但以其他形式参与了第三帝国的防卫，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拉尔夫·达伦多夫和汉斯·马根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等人；第三，在一九三○年或之后出生的人则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清白的几代”，这些人或者战后出生的人更少有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解脱的感觉。
当然，这是一种“被发现”的解脱，一种不彻底的解脱，因为当你想起自己已经解脱的时候，就已经与过去发生了勾连，这是一种混合了历史、罪恶、民族、家庭、血缘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合记忆。
奥托（Otto Depenheuer）先生是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我称他为老邓。
老邓是科隆大学的法哲学教授，在国家与宗教、法治和宪政、财产权、自由、团结、医疗保险等领域中著书立说。
卧底赵达版第二季 卧底
卧底赵达版第二季卧底读新近出版的《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触目惊心得有些恍惚。
这位在新闻界卓有声望的人物，也当过“告密者”“卧底”。
记得2009年3月，章诒和先后发表两篇文章，揭露“告密”和“卧底”人的行径。
《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认为，是聂绀弩的好友黄苗子的告密将聂送进了监狱；后一篇《卧底》，主角是翻译家、出版家并兼有“好人冯二哥”之称的冯亦代，章伯钧成为右派后，他一直在章家卧底，不时地向组织汇报章的情况。
两篇文章一出，千层浪叠起，论者多站在道德高地谴责黄苗子和冯亦代的行径，大多忽略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因素，只有曾与冯亦代交往甚深的北岛先生的文章比较中肯。
我认为，章诒和所展现的重点是黄、冯两位老人曾经的另一面，而非论者所言的“丑陋”的揭露。
我在给甘琦（北岛夫人）兄的邮件中写道：“‘告密问题’开始讨论时我就不以为然，我的看法和北岛先生一样，例证是我在《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所引用的聂绀弩给周扬的信。
聂是章大姐褒扬的人，但在胡风事件时，他尚在旅次，却主动揭发有关胡风的四条线索（从后来的《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三批材料看来，这四条线索有两条是存在的）。
其实聂完全不必要这样做，但他做了，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恩怨的问题。
”我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告密也罢，卧底也罢，黄、冯不会是个案，这样的人很多，只是人们不知道而已。
现在，读到《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又一个“卧底”出现了。
1957年反右时，徐铸成是新闻界著名的“大右派”。
1959年9月被摘帽后，上海市政协主管右派改造的江华找到他，要他“做些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江华对他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破顾虑，为党做些工作”，并指示说，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
徐铸成没有选择，诚惶诚恐地接受了任务。
开始，他的工作重点是李平心和傅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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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维尔纳·米勒谈德国政治与知识分子魏玛时代的民主政治为何如此脆弱?德国如何从政治极权转变为民主宪政?德国在二战后如何完成了对纳粹时代全民族反思?曾在中国先后出版过《危险的心灵：施米特和战后欧洲思想》和《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的扬-维尔纳·米勒与知名学者徐贲就二战前后德国政治文化进行了对谈，强调了德国知识分子在几个历史阶段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您的书里谈到，1933年以前的魏玛共和时期，许多德国自由主义者对群众民主感到不安和焦虑，使得德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议会政治充满了反感和不信任。
能否请您谈一谈魏玛共和时期的政治特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魏玛民主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米勒：不只是在德国，甚至不只是在欧洲，“魏玛”一词至今仍然催动着我们的政治想象。
“魏玛”代表着民主在二十世纪遭受的一场最令人惊讶的失败，民主的这场失败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性后果。
要说清楚魏玛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魏玛的失败并不是由某种制度原因所注定的，如强势总统或一般性的政治制度架构。
魏玛的宪法是高度民主的，也很进步，但是正如Franz Neumann(魏玛时期的著名律师)在当时就指出的那样，魏玛宪法也许更像是一个条约或停战协定。
当时德国的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着敌对的关系，宪法起到的是在它们之间调停的作用。
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
(徐贲按：施米特政治哲学提出的政治同质性和政治的根本在于分清朋友和敌人，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便对思考民主宪政仍有意义)。
魏玛民主的软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德国政治文化中有许多非常违背自由(deeply illiberal)的因素，战败后的德国深深感到《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经济恶化在1920年代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二战后人们还从体制建设和宪法条文来总结魏玛时期的政治教训。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民主要捍卫自己，就必须限制极端主义的党派或彻底禁止这些党派。
纳粹和希特勒就是利用了魏玛的民主体制才获得政权的。
德国人至今将此视为重要的政治教训。
这几年由于恐怖主义利用民主制度攻击民主社会，民主的自我捍卫，又称“战斗型民主”(militant democracy)，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出现战斗型民主概念也与冷战有关，当然，冷战时针对的是公开的党派，不是恐怖组织那样的秘密团体。
1930年代初，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协助下，魏玛共和转变为一个威权的总统制政权，纳粹在1933年崛起，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之间有哪些分歧呢?对时局的发展和变化，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反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米勒：魏玛是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实验室，包括一些非常奇怪的意识形态联盟，一些看起来是对立冲突思想的新组合(如“普鲁士社会主义”)，社会在左、右两个极端间稀奇古怪地摇摆。
1930年代初的威权政治吸引了许多左翼、右翼人士和知识分子，当时人们急切地想解决德国的民族自尊和经济问题，几乎没有人认为自由民主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把兴趣投入到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中去。
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反对建立保守的威权政体，但并不反对威权本身。
许多右翼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强势国家的新模式，也有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想保存民主共和的政体，但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少。
当时有一个现象我们不应当忘记，那就是学生群体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共和，倾向右翼。
二十世纪在整个欧洲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到了1960年代，政治上活跃的学生又一边倒地转向左翼。
二战以后，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表了他的《德国罪过问题》，帮助德国社会反思在纳粹极权时代所犯下的不同性质的责任和罪过。
还有哪些德国思想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米勒：雅斯贝尔斯并不是唯一尝试从哲学角度讨论德国罪过问题的人，但确实没有人像他那么细致地区别不同的责任和罪过。
雅斯贝尔斯为德国人思考历史和历史影响提供了一套公共语言和概念工具。
而且，他还特别把清晰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建议结合在一起。
这首先表现在对民族国家的道德沦丧进行批判思考。
他同时还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不存在德国“集体道德罪过”的问题。
他认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犯下的是“政治罪过”;德国人帮助形成新的极权政治文化，需要担负的是集体的“道德责任”。
我认为雅斯贝尔斯是对的。
对于任何有过极权政治经历的国家，雅斯贝尔斯提供的公共语言和分析概念都仍然有用。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德国思想家对此也有所论述呢?米勒：政治理论家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在思想上与雅斯贝尔斯非常接近，他继续雅斯贝尔斯的反思，并且将这一反思与“宪法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宪法爱国主义持民主的反民族主义立场。
我认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中人的自由交际和辩论的思想，也是深受了雅斯贝尔斯的影响。
哈贝马斯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对民族国家和国家主义权力的危害性一直很警觉。
我认为，在德国有一个思考纳粹极权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您也许了解，在中国现在有一些关于普世道德的讨论，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民族国家主权和人权的关系。
雅斯贝尔斯积极主张普世道德、普世价值和“世界公民”，这与他在纳粹极权时代的经历有些什么关系呢?米勒：雅斯贝尔斯和许多其他德国知识分子经历过二战，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他们来说，人权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有所冲突。
今天，人们对犹太人大屠杀邪恶的感受比雅斯贝尔斯那一代人更强烈。
二战以后，人们曾对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权普遍寄予厚望，提出了各种关于世界政府或全球邦联律法(人权)的构想。
冷战破灭了这些希望，但是，人权仍然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可以从这两点来看：第一，西欧国家都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这些权利法案都受到宪法法院的有效保护。
一战和二战间的那种不设限的议会政治在许多方面都被抛弃了。
(徐贲按：也就是说，议会不得通过限制或废除公民权利的律法。
坚持人权原则的宪法法院不允许“人民代表”通过议会的立法程序来限制人民的公民权利。
)第二，欧洲国家自愿接受赞同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机构和协定(如欧洲议会)的约束。
这样的国家机构和协定不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还有一些实施贯彻的权力。
人权在1970年代由于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法国)的推动而得到发展。
人权推动者包括那些对阶级斗争论和其他左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
民族国家主义及其专制政权与普世道德之间的关系又有哪些具体冲突呢?米勒：很明显，纳粹公开反对启蒙思想关于所有人类在人性和尊严上平等的主张。
纳粹主张的是种族等级论。
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纳粹没有它自己的一套道德观。
历史学家以前常说，纳粹是道德虚无主义，一切都只是为了权力，等等。
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如孔芝(Claudia Koonz，研究纳粹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证明纳粹有自己的道德主张，如团结、牺牲，尽管这些道德价值只适用于同一种族群体的成员之间。
纳粹其实是要用他们自己那一套价值和目标来取代现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目标，取消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
更重要的是，纳粹以自己的方式把他们那一套价值当成普世价值。
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拿另一套价值与全人类成员平等地分享，而是说，他们和十九世纪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不同。
纳粹追求的是一种更具世界性的目标，要超越传统的德国民族概念，尽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们的政治和道德制度拓展疆域。
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帝国主义。
它把帝国本身变作一个巨大的种族化民族国家，用它来消灭其他民族、奴役其他民族。
这与十九世纪英、法帝国主义是不同的。
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二战时第一个提出纳粹帝国的这一特点，后来的历史学家，如马佐尔(Mark Mazower，英国历史学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科耶夫是正确的。
二战后德国发生了根本的政体变化，从政治极权转变为民主宪政，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能否请您谈谈宪法爱国主义如何在政治上、文化上起到纠正民族主义的作用?宪法爱国主义又是如何重新表达共和主义和民主的呢?米勒：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基础不是民族文化，而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大部分会体现在宪法之中。
但是，宪法爱国主义中的“宪法”指的决不只是纸上的宪法。
宪法价值应当体现为宪政道德和更广义的宪政文化。
因此，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可能并没有宪法爱国主义，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则可能有宪法爱国主义。
在德国，施特恩贝格尔最早提出宪法爱国主义，得到响应。
一个原因是，德国的民族历史遭到过纳粹的严重破坏，德国民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也遭到过纳粹破坏。
另一个原因是，东、西两德处于分裂状态，不可能实现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
您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中说道，首先正式提出“宪法爱国主义”这一说法的是德国思想家施特恩贝格尔，他援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阿伦特的共和主义，以及“公民举止”或“公民性”(Burgerlichkeit)，提出，最迟到十八世纪末，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宪法爱国主义”，也就是对法律(宪法)和共同自由的热爱。
宪法爱国主义的意义应该不只限于德国吧?米勒：是的，我认为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超出了它的德国具体环境，应当成为我们思考一般多元文化社会中政治认同的重要概念。
这个概念也为思考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欧洲联盟就是一个例子，欧洲国家最近在欧洲宪法文件问题上没能达成协议，这并不表示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的辩论已经结束，更不表示已经不再需要宪法爱国主义。
德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是否还在影响普通德国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政治的批评态度?我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有人想证明自由民主在美、英世界之外并不受欢迎。
米勒：我并不认为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在德国还有多少残余，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德国人对美、英自由民主抱否定的态度。
其实，美、英自由民主差异很大，说“美英自由民主”未必合适。
当然，在德国是有人反对美国的一些思想，如美、英式的经济新自由主义。
但是，除了一些边缘派别和边缘知识分子，并没有谁会怀疑自由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的正当性，如议会、受宪法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独立司法审查，等等。
还有，中欧和英国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的看法也已经越来越接近。
二战后的一代德国人比经历过二战的那一代在记忆纳粹历史时更具批判性，这是为什么呢?在第一第二代人渐渐死亡消失后，这一历史记忆将如何传承呢?米勒：1960年代初，不只是1968年，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人就已经开始对纳粹和极权国家进行更为批判性的思考。
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深入认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此后，德国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极端反道德性有了新的认识，不可能再把它简单地当作二战中的一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