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一)
新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研究的基本1
• 这些均系秦代洞庭郡迁陵县地方行政文书档案。 《文物》和《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选 释了其中的几件行政文书。2007年，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着的《里耶发掘报告》一书中，又 新公布了秦代户籍文书若干新资料。2012年，《 里耶秦简【壹】》，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公布了 第五、六、八层出土的简牍。
甘 肃 省 永 昌 县 水 泉 子 村 简 牍
（二）上个世纪发现的简牍材料经过专家 的精心整理逐渐刊布于世
• 1972至1974年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出土的肩水金 关汉简，历时38年，《肩水金关汉简》第一卷（ 上、中、下三册），于2011年由中西书局出版。
肩 水 金 关 汉 简
• 1972年在山东临沂发掘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的部分 内容，历时38后，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银雀 山汉墓竹简· 贰》，刊登了图版、释文和注释。内 容包括论政论兵，阴阳、时令、占候，文学、杂 技类等。
（一）经科学发掘或抢救性发掘整理的简帛资料公布加快
• 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Ｍ8号墓抢救性发掘出 土约属于西汉前期的简牍780余枚，主要内容为 日书、历日和告地书。 • 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随州市考古队编纂的 《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 》一书，公布了全部图版、释文和注释。
湖 南 郴 州 苏 仙 与 桥 晋 古 简 井 群 出 土 吴 简
• 2003年，长沙走马楼发掘清理万余枚西汉武帝时 的竹简，经专家初步考证，“这些简牍是汉武帝 时期的行政文书，其性质大部分属于司法文书， 涉及到汉代的诉讼制度、法制改革、统计制度、 交通邮驿制度及汉长沙国的历史、法律、职官、 郡县、疆域等诸多方面。”
随 州 孔 家 坡 汉 墓 简 牍
• 2002年，山东日照汉代海曲故城抢救性发掘出土 属于武帝时期的木牍4枚、竹简39枚，木牍内容 为遣策，竹简主要为“视日”。2003年文物出版 社出版的《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对文物 简牍做了介绍；《文物》2010年第1期公布了Ｍ 106号墓的发掘简报；刘绍刚、郑同修《日照海 曲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研究》一文，公布 了视日简的全部释文及部分照片。
第三节 简帛文献
讲义二第三节简帛文献在纸质文献通行以前，从时代来说，大致是隋唐以前，竹、木所制的简牍和缣帛是文献的主要载体。
人们很长一段时间使用这些材料来书写文字。
我们所说的简帛文献，是对简牍文献和缣帛文献的概括。
一、简帛文献的起源简是用竹或木制成的长条。
从出土的简来看，一般宽1厘米左右。
记载不同的内容则选用不同长度的简。
举例来说，皇帝的诏书用的是一尺一寸的简，法律条文、《春秋》一类记载大道的经典用二尺四寸，等等。
由于新的竹子水分比较多，容易生虫或折断，在制造竹简的时候，还要经过火烤这道工序。
称之为“杀青”。
后来文章写好了也叫作“杀青”。
一条简一般只写一行字。
如果写两行字，就需要加宽。
要写多行字，就超出了竹子这种原材料所能提供的宽度，需要用更宽的木板来做。
很多不产竹子的地方，比如说西北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多数也是木简。
木制的宽简称为牍，或称板牍。
写信也用板牍，一般一尺多长。
所以叫尺牍。
后来尺牍成为信的代称。
竹简和木简都可以用绳子编连起来，这样就可以书写更长篇的文字。
一般称之为编、策或册。
基本上，简多数只能容纳一行字，板牍更宽，可以容得下几行字。
更长的书，就需要将简编连成策了。
编好的简需要卷起来存放。
这是中国典籍早期的装订形式。
有关简牍文献最早起源于何时，目前并没有定论。
多数学者根据甲骨文的字形认为，简牍文献起源于商代。
证据主要有：《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而甲骨文字形中“册”是个象形字，象用绳子将简编连在一起。
“典”则是一个会意字，像把编连在一起的“册”放在几上，表典藏之义。
有关简牍文献的书写方式，现在学术界也有争论。
主要集中在对“刀笔”一词的释义以及毛笔广泛使用的时间。
从古人的注解到今人的论著，对于刀笔的释义都是有争议的。
一派认为，在简牍开始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期到秦朝以前，毛笔都还是不常用之物，简牍的主要书写方式是用刀刻文字，以刀为笔。
另一派认为，在简牍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代，毛笔就已经发明并广泛应用了。
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
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喜欢简帛书的我，这是个很不错的值得学习的文章！原文地址：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作者：简猫摘要：帛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字载体，是一种写在光洁细薄丝绢上的文字遗存。
它以毛笔、墨、缣帛的产生为前提，以简牍无法满足人们要求的状况为条件而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同样由于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无疑给纸张的问世也就提供了机会。
虽然纸张比缣帛更适合作为文献的载体，虽然它的问世并没有完全取代缣帛，然而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所以帛书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帛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文字载体[1][②]”，是一种写在光洁细薄丝绢上的文字遗存。
帛书有着从战国到魏晋乃至宋、元、明、清的存在史，它对纸张的发明有直接的启示，帛书的形制也对后世的书籍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帛书几乎无人问津，笔者有鉴于此，撰成此文，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一、帛书的兴起帛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首先是缣帛的出现为帛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次毛笔和墨的发明又为帛书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最后，简牍作为文献载体的不适应性也为帛书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迫切需求，换句话说，帛书的出现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1．缣帛、笔、墨的出现帛书的出现和“我国最早发明养蚕织丝有关，[2][③]”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发现了人工整治的蚕茧，纺织品残遗和石制或陶制的纺轮。
甲骨卜辞中也出现丝、蚕、帛、桑等字[3][④]。
到了商朝缣帛的质量就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文物上看出，“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曾附有绢织物。
通过鉴定得知殷代已经生产出仅用纬线织成的单色绢。
[4][⑤]”到了春秋战国，纺织业可以说是迅猛发展。
“纺织品中已经有素、绅、缟、绫、纱、缯等不同织物。
如山东曲阜的薄绸——鲁缟，纤薄透明，轻盈如烟。
[5][⑥]”有专家根据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判断“毛笔在母系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花纹就是用毛笔描绘的。
简帛文献及其研究价值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恆先》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凡物流形》（局部）
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太一生水》（道家著作）
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江陵出土的《算数书》（迄今所知最早的数学文献）Biblioteka 1989年在湖北龙岗出土的秦简
1993年在湖北荆州周家台出土的木牍
1972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羌律》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东汉简《死驹劾状》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东汉简《死驹劾状》（局部放大）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汉简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出土的法律文献《王杖十简》
下面先看看一些简帛照片：
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
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
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
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 劳边使者过界中（用）费》
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传车簿》
金文的主体是商周金文，通常专指殷、周、秦、汉铜器上的文字。金文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祭祀、战争、政治制度、册命、诰文、契约与律令、外交、经济、交通、音乐等。
金文拓片
金文拓片
以上这些甲骨文、金文都不是“装订成册的著作”，不是成本的著作，而是一件件单独的文书，所以显然不是书。
我国最早的古书是以简帛为载体的，也就是说，是简帛书籍。
3
2
1
4
“编”、“册”、“卷”的说法源于简帛
再看看简帛古书照片就清楚了：
简帛书法艺术鉴赏
简帛书法艺术鉴赏近百年来，地下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给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材料，给现代书家提供了汉唐碑拓所不可比拟的原始墨迹和崭新范本。
在研究领域，对中国书法史的认识在不断更新。
在创作园地，简帛书法的艺术创作更是异军突起，空前活跃。
有鉴于此，我们试将中国历年出土的有代表性的简帛书法名篇按时代先后作一次粗线条的巡礼，以期对当今简帛艺术的研究和创作有所助益。
湖北曾侯乙墓楚简在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简帛书法是起源很早但发现和兴盛得很晚的一种特殊载体的书法。
它相对于甲骨文书法和金文书法来说，有其特殊的地域性差别。
尽管在甲骨、金文中就已经有由简册编连而会意的“典”、“册”等字，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在商、周遗址中发现过简帛的痕迹。
简帛书法的出现，一开始就跟崇尚浪漫、巫风昌盛的荆楚之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楚民族缘起于祝融部落集团，最早族居于淮水流域之荆（今湖北西部的荆山一带），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始有荆楚之名。
至楚穆王时（前625－前614年），楚人北上，方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进取精神和称雄中原的气概。
至楚庄王时，楚人问鼎中原，与齐、秦、晋争夺霸权，先后扩境江南，灭国六十一，拓疆五千里。
至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在弭兵盟会中夺得霸主的地位，成为春秋时期最为强盛的富强之国。
随着楚国的发展和强盛，孕育于这块山川灵秀、巫风浓郁、夷夏杂糅的神奇土地上的楚文化更是以其神秘浪漫、自由奔放的色彩而形成一支足可以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南方文化的代表。
而作为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楚系文字，更是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其独特的风格特征。
如现在所知最早的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前876－前842年）铭文，其形体虽与西周金文并无大异，但其构形风格则大异其趣，不仅粗犷恣肆，野气十足，而且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故清人吴大瀓《愙斋集古录》称：“字体奇肆，于此见荆楚雄风。
”自此而下，楚系文字从春秋至战国虽经历了从雄肆到秀丽再到圆浑的演变发展，但其中以结体工整修长、线条婉转灵动、富有装饰性的秀丽型风格一直是楚系金文的典型代表，如《王子午鼎铭》（前577－前552年）、《王子申盏》（前505－前489年）等。
2023年公务员(国考)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经典例题
2023年公务员（国考）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经典例题单选题（共60题）1、2012年第三季度全国100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43. 3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610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
上年同期这100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77. 9万人。
A.高于上年同期B.低于上年同期C.与上年同期持平D.无法推出【答案】 A2、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A.1950年到1965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B.1966年到1985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C.1986年到2003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D.1950年到2003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费持续增加【答案】 C3、近代以来，史学界发展出几种“专门之学”，即简帛学、敦煌学、徽学、黑城学等，主要对象是出土或传世的文书，包括简帛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黑城文书，时间跨度从战国秦汉直至明清。
虽然这些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中国却并没有自己的“古文书学”。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研究是随着出土或传世文书的不断发现而逐步扩大兴盛，却又各自为界。
所以，只有在文书数量足够多、研究足够丰富、积累足够厚重、交流足够频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中国古文书学”。
A.重考据轻分析B.重发展轻交流C.重理论轻实践D.重传统轻创新【答案】 B4、某大学寝室有8个人，三个是广东人，一个是北京人，有两个是北方人，一个保送生，三个是贫困生。
假设上述介绍涉及该寝室的所有同学，则下列关于该寝室同学的判断与题干有矛盾的是（）。
A.保送的学生来自北方B.北京人既不是保送生也不是贫困生C.有两个贫困生是广东人D.没有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学生【答案】 C5、随着债务置换计划的实施，地方债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基本消弭，刚性兑付再一次得到确保。
简论简牍帛书的文献学价值
谓“ 文罪状十 四条 ， 孙 善后 办法 五条 ”要 Ｉ ， 题记 、 符号以及简 帛制度与后世古籍制度 ４ 周． 秘密 ｉ１ 方出 社， １ 修改 、 ｊ 平山 中国 社会 Ｍ． 东 版 ２ｎ ０ 陶成章集【】 Ｍ． 中华书局：４６ １８． 求撤销孙 中山的总理职务 。 此活动得到早 嘲陶成章传 ｑ 民出版社 ， Ｏ ． 的关系等 。 关于简 帛的形制 ， 古无定制 ， 也有人通 ． 人 ２ ９ Ｏ
三则为今之殷墟 甲骨文字 、 敦煌塞 容 用中简。对这些 问题进行研究 ， 以弄清 经过转 写转 刊的资料 。……中国的资料几 汲冢 书 ， 可 敦煌千佛洞之六 楚我国书籍制度的演变与发展的客观进程。 乎大都是后 时资料 ，它们 特别 成为语 言研 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
关于简 帛文献的类别 ， 目前还没有一套 究的障碍 。 ［ ”１ １ 而近代 以来出土的简牍 帛书， 朝及唐人写本书卷 、 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 目 我国出土简 帛文献最大的特点就 成熟的分类标准。若按照《 汉书 ・ 艺文志》 的 有不少是遗失了一两千年的珍贵资料 ， 这些 籍档册” 。 分类方法 ， 为六艺 、 可分 诸子 、 诗赋、 兵书、 数 资料弥补了只有古籍记载而无原物的缺憾 。 是它们长期掩埋于地下 ， 未经辗转 流传 ， 真 它们是考古发现的 术、 方技等 ； 按照古代 四部分类体系 ， 又可分 如在马王堆汉墓 帛书中 ，绝大多数都 为佚 实地保留着 当时的原貌 ，
简牍 帛书 ， 指简牍和帛书 ， 简称“ 并与同盟会南洋支部相对立 ， 相互争 是古代 的文献资料 ， 主要应用于纸张发明前的殷
一
些革命志士 ， 在东京设立东亚亡 国同盟 雄 。１１ 年 ２月， ９０ 陶成章和章太炎又在 日 商至汉魏时期 ， 国文字和书写条件成熟时期 是我
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
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
《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孔子对于“六经”虽然做的主要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这一开创性的学术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
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
”[1](P2)春秋战国时期，学派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发展。
但由于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经籍百家遭到严禁，致使学术为之一变。
汉惠帝时，下令废除《挟书律》，百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学术为此又起一变。
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汉初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西汉末期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东汉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学术史研究从此绵延不绝，各个朝代官修或私修史书，一般都有总结前代学术的专门章节，或曰《艺文志》，或曰《经籍志》，目的都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但是，由于秦代毁灭性的焚书，致使中国大量的古代书籍严重失传，以至后代出现了一些所谓续作的“伪书”，而且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传世的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
对此，历代学者不断对某些“伪书”进行甄别和审查，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
然而，从清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疑古思潮”。
崔述运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以经书中的某些记载驳斥诸子百家中所载之古史，写作了《考信录》，认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中国的信史应始于唐、虞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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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一)
历经百年沧桑，通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蔚为国际显学，受到世界学人的瞩目。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
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着数千种。
这些论着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
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着目录等。
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
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正如张政
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
”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
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
二人于1914年合着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
《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
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
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
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
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
《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
《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着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