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徽商发展古今

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商帮期末论文金融学院投资2班贺敏20130973浅谈徽商发展古今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籍商人。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省市、绩溪县及婺源县。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

徽商的活动围遍及城乡，东抵，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上文是摘自百度百科，人们对于微商的一般认识大致如上所说，但我仍对其感到迷惑和怀疑，徽商从何而来，又将归于何处，在清朝之后，它就真的逐渐衰微，泯然于市了吗？我翻开历史的书简，探寻那辉煌的奇迹，又不得不寻访这片美好的故土，领略重生的新徽帮。

一，从何而来徽商萌发于东晋，但徽州从商的历史就要追溯到更久以前了。

古代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没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粮食产量普遍较底，因此，这里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差。

又因地处在崇山峻岭之中，每当战乱，难民纷纷逃来此地，以避战祸，人口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矛盾，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地少人多的矛盾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粮食严重不足，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史料称：徽州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迫，外出谋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

徽州虽“粮不足”，可物产丰富。

万山丛中盛产竹木，所产杉木，质地坚硬，可为栋梁之才；竹子满山遍野皆是；茶可称一绝，尤其是祁门茶和松萝茶；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财富，瓷都的制陶原料白土，就产于徽州；手工业更具特色，文房四宝闻明全国。

纸：“自首至尾，匀薄如一”；毛笔倍受人们喜爱；墨：“坚如玉，纹如犀”；砚：因石取势，雕琢成颇具艺术价值的图案，至今盛名于世；漆器：被当时人称为“绝古未有”的珍品。

异常丰富的土特产品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

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贩运土特产品起步的。

大山挡住了徽州人经商的道路，但这里的水陆可称便捷：“上接闽广，下接苏杭”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陆，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

尤其到了明清昌盛时期，徽州府聚集了大量的徽州商人，这时的徽帮已经发展成为特定的群体，可以说拥有强大的商帮实力和稳定的商业条例规则，这是由多种条件影响而产生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非偶然。

首先，徽州府，位于省的南部，境有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绩溪县，而且还包括现属省的婺源县共六个县。

这个区域是在省东北走向的江湖山地的东端，西部北上方与山地交界的山麓。

它拥有由钱塘江的水源在新安流域冲蚀而成的小规模的盆地，西面有天然的障壁，这样的地理环境，正足以使它成为战乱时的避难地。

故从汉代到唐朝末年，从北方有很多难民逃到这里避难。

但这里姓汪的大都是当地山越人中的土豪。

这样的徽州商人很多。

他们从事商业的原因及背景是：第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可耕种的土地较少。

第二，附近木材及石料等供给受到山地的惠赐，故从很早开始，木材、纸、笔、砚、墨、瓷器等都成了重要的土特产品。

第三、这些特殊产品的贩运，固然带来了富裕，但土地的减少（就人均而言）和苛税的增加，终使经商的人增多。

又随着江南三角洲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安江等地的交通更加方便。

这样，到了明、清的后半期，形成了70%的人口从事商业的盛况。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商人与其他地域的商人尚没有多大差别。

至于明末，则已凌驾于商人之上了。

徽商之盛，与成化、弘治间食盐贩卖的国策有关，也已明中期以后江南三角洲手工业生产之扩大和商品流通之扩大为重要条件。

当时，在、、等地，二十个商人中就有十九各是徽商。

不过，明末徽商之盛，与其说是质量上的提高，到不如说是数量上的增多。

徽商的商业资本发展犹如滚雪球一般快速壮大，拥资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富商人数愈来愈多。

一个徽商发财后，总有一批人在其卵翼下发展成新富商。

因此，徽州的富商愈来愈多，其资金总量也越来越大，各种渠道流入的资金使得整个徽州“富甲天下。

”二，归于何处清末的近百年间是徽商的衰落时期。

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除当时的苛捐杂税太多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等原因外，值得引起重视的有以下几点：1.官商结合的垄断市场的结束：徽商的主体是盐商。

徽州盐商在清政府实行“纲盐制”时，其所经营的盐业是受政策保护最多的，他们凭借垄断两淮盐引的特权，在徽商中实力最雄。

而在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之后，徽州盐商居然没有一点竞争能力，从此便一蹶不振。

2.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衰落：外国商品加入竞争后，徽商没有后发优势。

如徽州茶商在清光绪前由于外国不谙种茶之法，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处于垄断销售的贸易地位，故而能大获其利，成为当时我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

但富裕起来的茶商没能居安思危。

清光绪时，印度、锡兰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了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一是这些产“洋茶”的各国对本国茶叶出口采取免税甚至倒补的鼓励扶持措施；二是这些国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厂生产，使用机器制茶，极大地提高了其制茶的工艺。

与之相比清政府却从咸丰以来，逐年在提高茶叶关税，茶叶的成本在加大；徽州茶商制茶仍旧限于作坊式的手工生产，落后的制茶工艺导致其茶叶质量已不如“洋茶”。

此时的茶商仍宁愿将大量资金浪费于奢侈性享受之中，也不愿进一步提高生产工艺。

光绪二十三年，清两江总督坤一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明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旧，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他们以费多效微为名，激烈反对，此事只得作罢，中国的茶叶一方面由于关税的原因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制茶工艺落后，质量不如“洋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出口量逐年递减。

3.积累的资本未用于扩大再生产：徽商经营方式是一种封建小农经济。

鸦片战争后，徽商没有考虑后路，获利后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消费。

江浙商人有一万要变两万，而徽商发迹之后，往往不注重创业而注重功名，由原来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变成了贪图享受、追逐功名、大兴土木、广建豪宅，把大量的金钱用于买田、置地、修祠、建房、娶妻、纳妾、续谱、止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资本萎缩。

如清咸丰年问，徽商注定贵花金百两、八十万两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

全宅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问，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正厅前后三开间结构、两进回廊，前有天井、外院、院，后有书厅、花园、鱼塘，还有娱乐厅、麻将厅、鸦片厅、小姐楼阁和保镖、女佣住室等等，整幢建筑装饰考究，砖、木、石三雕俱全，其徽商巨富的铺排遗风可见一斑。

有的为了赏赐一个官位而挥金如土、攀亲折桂，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影响了再生产的扩大，而且造成商业资本的严重匮乏，难以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三，浴火重生徽商在明、清两朝雄冠商帮四百余年，它造就了一批最有影响的商界精英；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和规则。

尽管清末因各种原因而导致衰微，但徽商作为省一个知名的省区名片，在今天仍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徽商是有国际影响的商帮，国外有一批大徽商，还有几十家研究中国徽文化和徽商文化的单位。

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沿海粤、浙、闽、苏、沪等商帮，得风气之先，迅速崛起。

在九十年代后一批新徽商继往开来，也开始崭露头角。

中国五百强企业中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中有几十位是人，进入五百强本地企业有十一家，分别是：马钢集团、海螺集团、徽商集团等。

己有一批较大的新徽商回投资，如雨润食品集团董事长祝义才己在投资三十多亿；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近东在开办了十多处大型电器专营商场；正鼎投资集团董事长真铭（车载GPS）等去年都在投资创办了相关的工业开发区。

历史徽商是儒商，历史上著名徽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种人：一是精明的商人；二是有造诣的文化人；三是有爱心的善人。

现代新徽商传承历史徽商的优秀商德，又有时代的特色，新徽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具有三种突出的竞争力：年轻、高学历、产业。

在两次徽商精英年会上，各地徽商共谋振兴之道，他们的共同愿望，可以概括为三点：加强徽商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联系、增强徽商之间的凝聚力和联合、增强徽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连接。

“商帮”是一个历史的名词。

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企业，“商帮”这一销声匿迹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名词，又突然红火起来，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有的研究历史著名商帮，有的宣传现代新商帮。

古商帮是中国封建主义体系中，在市场经济萌芽时代的地域性工商业群体组织；新商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地域性工商业群体组织，新老商帮都有共同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特色。

改革开放以后，一批新商帮开始崭露头角，历史上已负盛名的晋商、徽商、粤商、鲁商、浙商、苏商、闽商又重振雄风，还有沪商、京商，深商、豫商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各种商帮旗号都在纷纷举起。

形成现代商帮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有一批地域相同、成功的工商企业，有鲜明地域特点的产业和市场等方面的结合，还有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共同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文化。

一些专家、学者在探讨有关“商帮”的两个课题，一是新商帮与古商帮有那些传承关系；二是在现代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强调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商业环境中，带有强烈地域概念的商业帮会组织能否持续存在。

在国际化、信息化的时代，新商帮不应再延续划地为牢的旧观念，联系商帮的地域、亲缘等概念必然逐步淡化，而共同的商道、商德等文化因子，将成为联接新商帮的重要纽带。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对“商”、“周”时代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春秋多义士”，“一诺重千金”。

春秋战国时的“义士”最大特点是“重然诺，轻生死，”他们对“诚信”精神的执着追求到了令人惊奇、惊叹的程度。

诚信是儒教伦理道德的主要容，也是儒家做人、处世、为政的行为准则。

儒教把诚信的民风、诚信的社会、诚信的政府看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前进的方向盘。

中国古圣先贤都以“仁爱”作为道德的基本元素，批判“为富不仁”，倡导“仁者爱人”、“以义为利”、“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

这己成为中华古商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准则。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浪潮蓬勃兴起。

在国际化的商贸游戏规则中，“诚信守约”是公认的现代价值观，它的价值取向是：单个利益主体、出让部分权利、以换取有关主体普遍同意为前提的契约精神，并重视建构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氛围，创立普遍交往与交流的信任基础。

诚实守信、履行社会责任，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