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与发展方向
当代西方史学思潮变迁——从新史学到后现代主义
除了埃里克森以外，心理史学中还有一些非常 经典的作品，如：彼得·洛温伯格所写的《纳粹青 年追随者的心理渊源》，深入分析了二战中纳粹 追随者的心态由来。科胡特所写的《德国的影 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则是从威廉二 世缺乏安全感的病态心理出发，对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起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4 )其他 除了上述的这些领域以外，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仍在不断地
当代西方史学思潮变迁— —从新史学到后现代主义
一、新史学及其研究的主要领域
新史学是20世纪初以来，西方历史学界的一个新的 发展潮流，新的发展趋势。它对国内外的历史学研究都 产生了重要影响。
1.新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由兰 克开创现代史学的传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于 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新史学。
然而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人们重新认识到政治的重要 性，政治毕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新政治史又重 新回到了学术界的主流。目前，西方政治史研究的重点领域有： 政党政治、议会选举、传记和以权力为纽带的各种政治行为的研 究。在新政治史中大量地使用了数据统计、图标公式等一系列计 量史学的方法。总之，新政治史是以政治学的理论模式和计量分 析的方法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下层群体的政治行为。但是，必须 要指出新政治史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的政治史学。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一、本文概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和分析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新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以来，逐渐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
它强调历史研究的多元化、跨学科性和文化转向，注重分析历史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为我们理解过去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从新文化史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主要成就及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全面概述，以期对读者产生深入的认识和启发。
在定义上，新文化史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局限，将文化视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通过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分析，揭示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强调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
在研究范围上，新文化史不仅关注宏观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也注重微观的个体经验和日常生活，从而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研究。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多个方面。
它推动了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使历史研究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文化现象。
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然而，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方面，由于过度强调文化因素，有时可能忽视了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分析，导致研究不够全面。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虽然新颖独特，但也可能导致研究过于主观和片面。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新文化史需要在保持其独特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旨在全面概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分析其在推动历史学文化转向、丰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及为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提供历史依据等方面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指出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
周立红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
”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
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
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法国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它更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借助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用文化的观念解释历史。
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新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
我们通过与古典文化史的比较，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的三个特色：首先，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认为文化是具有一致性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只是一个单数名词。
在许多传统文化史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词“时代精神”。
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是统一的，表现出共同的特征。
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
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产生了许多变化，具有了丰富多样的特征，但其主流文化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统一的趋势。
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时期，分别为：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文化的起源阶段，形成了希腊精神。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时期，西方文化发展的黑暗时期，但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另一重要支柱——基督教精神。
近代文化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希腊精神得以复兴，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宗教改革，促使宗教走向市俗化，西方文化两大支柱共存、共荣。
现代文化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科技革命的推动，西方文化走向了现代化，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理性精神占居了统治地位。
下面是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精神。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文化史家一般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古希腊是西方人的“家园”。
爱•麦•伯恩斯与菲•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也认为：“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中，其文化最能鲜明地反映出西方精神的楷模者是希腊人。
没有其他民族曾对自由，至少是对其本身，有过如此炽烈的热心，或对人类成就的高洁，有过如此坚定的信仰”。
伊迪斯汉密尔顿在谈到大希腊时也说，那时创造的艺术作品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直到现在都没有被人们所超越，西方几乎所有的艺术与思想都有他们的烙印。
也许这些说法多少有些夸张，但整个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是肯定的，希腊精神成为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支柱。
希腊精神的核心是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
1、民主精神古希腊精神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民主精神。
古希腊民主精神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最高权力属于人民。
定期举行的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国家大事都由人民的意志表决决定，任何个人不得凌驾于人民之上。
“轮番为治”与公民大会是“主权在民”原则的落实处。
人民轮流参加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处理国家事务，审理案件，调解纠纷是为“轮番为治”。
最能体现古希腊民主精神的是伯里克利的这段名言：“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要】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始于文艺复兴运动，此后又经历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主义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
这些运动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不断创新和进步，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新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多样化和国际化，其对全球文化的影响日益显著。
未来，西方新文化有望进一步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拓展其影响力和包容性，为全球文化交流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西方新文化史，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主义运动，后现代主义，发展趋势，全球文化影响，未来展望.1. 引言1.1 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始于中世纪晚期，当时欧洲经历着诸多变革和发展。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古代文化，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
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艺术、音乐、文学等领域的繁荣和创新，开启了西方世界的新时代。
随后，启蒙运动的推动进一步强调理性和理性主义，对传统的权威和信仰提出挑战，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工业革命的爆发则引领西方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新技术、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使得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活力。
20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进一步挑战传统文化模式，探索人类存在和社会现实的本质。
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为我们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为我们展望西方文化的未来提供了一些线索。
2. 正文2.1 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新文化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其影响深远且持久。
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古罗马和希腊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赞美。
人们开始重新研究古代文明的艺术、哲学和科学，并试图将这些传统重新注入现代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学者和思想家们致力于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思想观念，从而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还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开始重视个体的力量和创造力，这导致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西方文化是现代世界中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的特点是重视个人自由和人权，强调理性、科学和技术。
文艺复兴是现代西方文化的起点。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它是一种反对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文化运动。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美和真理，注重人类个性、自由和人权。
著名画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以及莎士比亚和但丁的文学作品，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代表。
启蒙运动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
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它是一次反对封建和教会专制的运动。
启蒙运动提倡理性、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洛克、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和瑞士哲学家卢梭。
现代西方文化的特点是重视个人自由和人权。
在西方社会，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和尊重。
人们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婚姻自由等个人自由。
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也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例如常被提及的“一人一票”和“言论自由”。
现代西方文化也强调理性、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西方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科学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力量。
同时，现代西方文化也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流行艺术和娱乐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相互交融。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
例如，在重视个人自由和人权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公共道德等问题。
总之，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进程。
它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并对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意味着西方社会在人类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西方新文化的兴起与走向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它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点。
在这之前，欧洲大陆主要以基督教教义为中心，文化发展相对滞后。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风潮和文化观念，奠定了西方新文化的发展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他们对古代哲学、艺术和文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他们试图将古代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寻求新的真理和价值观。
这种对古代文化的重视和研究，对西方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新文化的兴起。
宗教改革者们提倡个人对信仰的直接体验和对宗教教义的独立思考，这种自由思想的推动促使了各种文化形式的创新和发展。
17世纪，启蒙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新文化的发展。
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理性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质疑传统的权威和观念。
他们试图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统治，倡导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启蒙时代的思想进一步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作品。
这些作品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对人类自由和进步的追求，为后来的西方新文化奠定了基础。
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新文化的兴起。
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阶级结构更加复杂。
这种社会变革使得西方文化显现出更多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特征。
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新的科技手段和媒体形式，如印刷术、电报、摄影术等，这些新技术为西方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0世纪的西方文化进一步呈现出多样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倡反传统、反体制的观念，对权威和规则提出质疑。
它强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娱乐化，对艺术、文化、传媒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也进一步加速了西方新文化的发展。
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一、新文化史的兴起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国际性潮流,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被称作“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
新文化史的内容非常复杂，本身具有多样性、零散性和非系统性的特征，但总体而言，它相对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而言，更富有自我批判精神，对研究对象和读者都体现出一种更加平等的精神。
20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折。
一方面，新史学运动追求的科学性在计量史学的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同时自身所无法消弭的弱点也暴露无遗，是历史学新的危机，从而呼唤史学的进一步革新。
另一方面，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动摇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学术范型的根基，为学术创新扫除了种种旧的藩篱和障碍。
这样，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领域的新探索之一开始脱颖而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先问世的新文化史学作品，却出自一直热心鼓吹和实践计量史的学者。
1975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尔•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中的异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此前不久，他还宣称惟有计量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并预言历史学家在80年代将成为计量史学的一统天下。
然而，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数字和图表模型，转而对几百个村民的生存方式和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对贫穷、财富、婚姻、爱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
这本书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学界和大众的广泛注意，成为20世纪法国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
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 并传播到许多其它国家 , 七十年代初传入英国和意大利,八十、九十年代则播及欧洲其它地区: 德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
卷入其中的史学家们的研究范围涉及诸多地区和时代,包括古典时代的遗迹 (彼得•布朗)、中世纪、近代早期以及东亚史(哈里•哈鲁吐里安、马克•爱尔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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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与发展方向[摘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
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的旗号。
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
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
卡尔(Edw ard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
”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
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
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
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
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2](p198)。
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
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
”(EdwardHallettCart，WhatisHistory?NewYork：1965，p．84．) 一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
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
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
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serielle)。
”[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B 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
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
”[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
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
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des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雅克・勒高夫(JacquesLe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
”[6](P31)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
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
米歇尔・伏维尔(MichelV 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
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
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LeRoyLadurie)。
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
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
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
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
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
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
这里的‘文化’ 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
”(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
”[6](p136)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
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
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
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
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
”[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
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