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的起源·图片

古代城市的起源图片资料

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雕像（重百吨）

第18王朝的斯芬克斯石像

第26王朝的王宫遗迹

卡纳克神庙柱厅

伊什塔尔城门

尼尼微王宫

摩亨佐·达罗方形谷仓区

摩亨佐·达罗浴室

哈拉巴图章文字

帕特农神庙

厄瑞克提翁神庙

古罗马城遗址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孙晓春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起源比较

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起源比较(上) 第一节：西方城市的起源分析 1）柴尔德的"城市革命"概念 2）西方城市的产生及其早期城市设计中的特点一、柴尔德的"城市革命"概念柴尔德根据西亚、埃及和古代欧洲的考古学资料，提出了社会发展史上存在一次"城市革命"。他提出了城市出现的十项标准： (1)最初的城市较过去任何聚落均为广大，其人口亦较稠密. (2)城市人口的构成和功能与前迥异，包括不从事农业、畜牧、渔捞或采集以取得食物的其它阶层－专门化的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吏与僧侣。 (3)直接生产者必须向神或神权下的国王缴纳赋税，以产生剩余财富的集中。 (4)规模较大的公共建筑不但标志产生与前此村落之异，而且作为社会剩余财富的象征。 (5)僧侣、官吏和军事首长形成统治阶级，从事计划、组织等劳心活动。下层阶级从事劳力。 (6)财富的经营迫使文字的发明。 (7)文字的发明进一步推动科学的产生－算学、几何学、天文学。 (8)由剩余财富所供养的其它专家从事美术的新活动，其美术的概念化与复杂化构成各城市中心美术之差异。 (9)剩余财富更用于外来商品之输入，造成贸易的发达。 (10)由于原料能够输入，同时受到以居住地位（非亲族地位）为基础的国家的保护，专门化的工匠成为城市政治构成的下层成员。从西方城市的城市和发展来看，柴尔德的结论无疑是极有价值的。西方现代都市的组织形式和都市文化均发端于古希腊的"城邦"。二、西方城市的产生及其早期城市设计中的特点大多数人对"城邦"的认识和了解来源于古希腊。希腊之成为希腊，自然须追溯到小亚细亚出现希腊城邦的时代。大约在西元前9世纪，所谓希腊历史的黑暗时代已近结束，希腊人接受了两河文化的影响，包括字母、贸易方式，甚至城邦制度－而在两河流域，从事商业的城邦及原始民主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所以城邦制度并不产生于古希腊，而一直为我们所不熟悉的，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产生背景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这个名称的原意是"水中央"。这是一块面积不是很大的冲积平原，腹地数百里内没有丘陵，没有石头，下游是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也是沼泽地。要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并不容易，所以两河文化的人们要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新石器时代的天然环境，另外创造一个环境。于是为了大群体的共同利益就构成了超级村落－就是后来城邦的前身。城邦之间之所以要联合起来，是因为人类感觉到需要拿团体的力量去获取资源，而这些资源有些是远征队带回来的，有些是集体交换的。资源共享是分配最主要的事情，最早的泥版文献之一就是神庙分配物资的记录。这种城邦国家的特点就是共享的与合约的－合约造成民主的现象。这听起来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意味，但越是早期的人类生活越是受制于自然条件却是不争的事实。城邦的人群结合原则是地缘的，它有个中心，以城邦本身为中心，地点固定，当地财富的收集也固定。地缘性可以扩张，每次扩张的过程中，又都要有新的合约、新的协议和新的

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比较分析

中西城市规划设计之比较分析摘要：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中西方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本文从文化方面比较了中西古代规划思想和当代城市形态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城市规划思想城市形态比较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1、儒家礼制规划思想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图1）。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 中，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儒家思想强调重礼、崇孝、尚文。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在崇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形成了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的传统合院式住宅布局(二合、三合、四合院（图2）等)，并成为我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乃至村镇、城市的布局等。 2、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其突出特点就图1 明代北京城复原图图2 中国传统四合院

现代城市公园的起源和历史(DOC)

现代城市公园的起源和历史专题提纲现代城市公园的起源和历史 (1) 一、城市公园简介 (1) 二、城市公园的起源 (1) 三、城市公园的历史演变 (2) 四、西方城市公园历史 (2) 五、国内城市公园的历史 (4) 六、城市公园发展历史区域案例——杭州 (7) 一、城市公园简介 1.城市公园的概念城市公园是指向公众提供浏览、休憩、娱乐的城市公共绿地，为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包括综合性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儿童乐园、居住区游园等，城市公园的景观面貌标志着一座城市的整体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水平高低。公园的设计理念不是简单的“园和林的混合物”，而是以植物造景为主体、体现以人为本、充满文化艺术气息的境地。公园造景的设计，无论在命名、楹联、摆设等都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公园景观的内容。同时设计还需要空间和内容上的相互照应、调整，并使之协调互补发展，提高庭园总体的造园艺术，也使庭园更具有诗情画意的意境。 2.城市公园的景观特征和设计趋势 1)城市公园的景观特征以树木、草地、花卉为主，兼以人工构筑物的景观。由动物、植物、水体、园路等组成，偏重人与自然的交流。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户外（绿化）活动空间。 2)城市公园的设计趋势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水平走向空间立体功能日趋综合风格更趋多样性案例：巴黎拉维莱特公园二、城市公园的起源从古埃及园林出现至今，世界造园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但以城市公园的形式出现，却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情。17世纪中叶，首先在英国、继而在法国和全欧洲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武装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起土地贵族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宣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诞生。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新兴的资产阶级没收了封建领主及皇室的财产，把大大小小的宫苑和私园向公众开放，统称为“公园”。这些园林具备城市公园的雏形，为19世纪欧洲各大城市公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细想

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经过长期实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规划思想也日渐成熟，终于形成了《考工记》、《管子》等各种不同思想的城市规划理论。这两部书虽然都出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却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划理念。《管子》相传为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所撰，经考实为后人托名而作，约形成于战国时期。该书内容十分庞杂，城市是其所涉内容之一，对都城的城市规划，《管子〈乘马第五〉》针对当时的礼制制度提出了如下设想：“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在这段论述中《管子》对都城的城市规划主要提出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城市的选址条件：“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二是城市规划的具体原则：即“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城市规划而言，《管子》的这段论述虽然比较简略，但毕竟使我们了解了我国早期城市规划的某些观点。从《管子》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管子》提出的都城规划模式所强调的是人们的实际需要，着眼点是城市的使用功能，而反对特定的模式。不仅如此，《管子》对城市等级的划分与宗法等级也不相同。《考工记》将城分为三个等级，王城、诸侯城称“国”，采邑称“都”，其划分以礼制等级为准。而《管子》认为城市划分的依据应是城市的规模与人口的多少，而不是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千室之都”与“万室之国”（《管子·乘马篇》）中的“国”与“都”就是

两种规模不等的城市。《管子》的城市规划思想与《考工记》相比较，显然《管子》更加注重城市的理性发展，而《考工记》所强调的是礼制制度。西周是我国礼制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这种礼制制度在我国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影响，城市规划与建筑是体现礼制等级思想极为敏感的地区，所以在以礼教立国的社会中，《考工记》的影响要比《管子》的影响大得多，特别是北京城，它的规划与发展始终与《考工记》有关。《考工记》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一部手工业官书。书中不仅收录了大量春秋至战国时期我国的手工业资料，而且还包括很多手工业的生产制度与规范，从而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正因为它是一部官书，所以书中所反映的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手工业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关于古代城市规划，《考工记》是我国古代最权威、最全面的一部著作，它所提供的资料比《管子》详细得多，《考工记》的规划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有关都城的城市规划方案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然而城市毕竟不是模式化的产物，脱离实际的固定模式也肯定是难以行通的，实际上我国历代的都城建设都没有严格执行《考工记》的具体规定，完全按照《考工记》方案建设的都城并不存在。我国历代的都城规划形制都不相同，说明每一座都城在兴建之际，都根据实际的地理环境和实际需要，对《考工记》的方案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虽然每一座都城的城市布局都不相同，但我们从其规划的模式和手法上仍然可以明显看出《考工记》的潜在影响。在我国古代都城之中，对《考工记》规划思

我国古代地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关城镇修建和房屋建造的论述，总结了大量生活实践的经验，其中经常以阴阳五行和堪舆学的方式出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述规划和建设城市的中国古代书籍，但有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和《墨子》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夏代（公元前21世纪起）对“国土”进行全面勘测，国民开始迁居到安全处定居，居民点开始集聚，向城镇方向发展。夏代留下的一些城市遗址表明，当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工程技术水平，如陶制的排水管的使用及夯打土坯筑台技术的采用等，但总体上，在居民点的布局结构方面都尚原始。夏代的天文学、水利学和居民点建筑技术为以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规划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物质基础。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的城市雏形。商代早期建设的河南偃师商城，中期建设的位于今天郑州的商城和位于今天湖北的盘龙城，以及位于今天安阳的殷墟等都城，都已有发掘的大量材料。商代盛行迷信占卜，崇尚鬼神，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城镇空间布局。中国中原地区在周代已经结束了游牧生活，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兴建了丰、镐两座京城。在修复建设洛邑城时，“如武王之意”完全按照周礼的设想规划城市布局。召公和周公曾去相土勘测定址，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城市规划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规划事件。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图2-1-1）。同时，《周礼》书中还记述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

如“都”、“王城”和“诸侯城”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级别差异；还有关于城外的郊、田、林、牧地的相关关系的论述。《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周代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图2-1-1 周王城平面想象图战国时代，《周礼》的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各方挑战，向着多种城市规划布局模式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模式。除鲁国国都曲阜完全按照周制建造外，吴国国都规划时，伍子胥提出了“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他主持建造的阖闾城，充分考虑江南水乡的特点，水网密布，交通便利，排水通畅，展示了水乡城市规划的高超技巧。越国的范蠡则按照《孙子兵法》为国都规划选址。临淄城的规划锐意革新、因地制宜，根据自然地形布局，南北向取直，东西向沿河道蜿蜒曲折，防洪排涝设施精巧实用，并与防御功能完美结合。即使在鲁国，济南城也打破了严格的对称格局，与水体和谐布局，城门的分布并不对称。赵国的国都建设则充分考虑北方的特点，高台建设，壮丽的视觉效果与城市的防御功能相得益彰。而

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建设

.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建设作者：曹阳来源：添加日期：11年03月01日城市文化是一门城市管理科学，它不是单指某一特定的城市文化设施、市民的知识水平、教育程度高低等狭隘的文化现象，而是包括了城市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及其所形成的管理系统。一、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城市文化是一门综合管理城市的学科，是城市组织体系的基本架构和行动方略的指导系统。城市文化的构成要素有城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建筑文化、自然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它们是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结合，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是： 1、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市民。市民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市民的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广大市民只有不断增强城市意识、开放意识、法制意识和现代生活环境意识，促进一个城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有浓郁的崇文意识、有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个城市才能现代化。 2、塑造城市形象文化。城市形象文化主要指城市的外观形象，它包括城市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时尚的外观形象。诸如，城市的空间布局，建筑的造型、风格、色彩以及道路，广场，公园，雕塑，路灯，栏杆，甚至路牌和广告等等。独特的文化来源于独特的自然和生态环境，所以，要建设和谐城市就必须充分认识自己城市的自然特色，保护自然和城市的文化特色。城市的发展是以健康的自然环境为前提的，自然环境是孕育城市文化的摇篮，因此，只有遵从自然规律的城市发展，才能产生经久不衰的城市文化。 3、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表现，是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城市最独特的文化优势。历史文化使一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充分挖掘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历史文物和文物依存的周边环境，是树立城市文化个性、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捷径之一。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可以与旅游、文化产业联姻，产生投入小、回报大的经济效益，它所起的品牌效应，绝非商业铺面和房地产等近期利益所能比拟的。 4、有繁荣发达的文化产业。所谓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娱乐产业、影视及音像制品业、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一些与文化相关的美食、美容、时装、休闲、美术品产业等等。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既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一）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指导法的起源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人们日常交往的渐趋频繁，尤其是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而出现的。尽管某些简单的调整民事经济关系的伦理习惯或行为规范可能起源较早，但相对系统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国家法的产生，则只能出现在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或国家产生之后。在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聚落组织与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并不需要借助法律制度等国家机器调整规范，社会长期处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①]，“无制令而民从”[②]的状态。当时，维持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主要依靠氏族内部的原始民主精神和初民们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与伦理道德规范，并以群体组织规则、氏族首领威信及社会舆论监督等为保障。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在一些极端场合，有时也以

决斗、复仇或战争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与争端。但这完全是在民主、平等的名义下进行的，丝毫不具有征服、奴役或压迫性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公元前5000年左右起，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已能创造出维持简单再生产之类的最低消费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并且迅速转化为社会财富，逐渐被某些氏族首领据为己有。最晚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会劳动分工日渐扩大，脱离生产领域的商人阶层和从事精神生产的宗教神职人员以及从事脑力劳动的管理人员相继出现，私有制、贫富分化及社会分层日趋显著。少数垄断社会资源的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利益，调整和解决矛盾冲突，开始建立国家机器，法的起源也就应运而生。有人认为，法起源于天道与神意。如《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称：“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亦称：“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 也有人认为，法起源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还有人认为，法起源于“理”，亦即宇宙绝对精神。如朱熹指出：“法者，天下之理”[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⑤]；“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⑥]。就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具体途径而言，历史上有刑“始于兵”[⑦]的说法。这种说法表明，中国古代的刑最初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战争中产生的军法。“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变迁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变迁经过漫长的历史，人类在为生存奋斗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如何改良自我的生存环境来满足生存安全、生活和生产需要。世界各地原始群居地点的选择和居民点的选址，普遍利用有力地形，建在近水、向阳和避风的有力位置。而居民点内部的空间结构，则体现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以及与环境的共存关系。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关城镇修建和房屋建造的论述，总结了大量生活实践的经验，其中常以阴阳五行和堪舆学的方式出现。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管子》和《墨子》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以下就结合具体的朝代做进一步的分析。夏代( 公园前21世纪）对国土进行了全面的勘测，国民开始迁居到安全的地方定居，居民点开始出现，并向城镇方向发展。夏代留下的城市遗迹表明，当时的城市设计已经有了一定的工程技术水平，如陶制的排水管的使用及夯土筑台技术的采用等，但总体上，在居民点的布局结构方面都尚原始。夏代的天文学、水利学和居民点建设技术为以后中国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物质基础。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的城市雏形。如商代早期建设的河南偃师商城，中期建设的位于郑州的商城和位于今天湖北的盘龙城等等。商代盛行占卜术，崇尚鬼神，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城镇空间的布局。而中国中原地区在商代就结束了游牧生活，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较大发展，这期间兴建了丰、镐两座京城。在修复建设洛邑城时则完全按照周礼的设想规划城市布局。召公和周公都曾去相土勘测定址，进行了有目的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城市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规划事件。春秋战国时代的《周礼、考工记》则记载了关于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同时，《周礼》还记载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级别差异;还有关于城外的郊、田、林、牧地的相关关系的论述。《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战国时代，《周礼》的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向着多中城市规划布局模式发展。除少数国家完全按照周制建造外，其他很多国家都另辟蹊径。如吴国国都就按照“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充分考虑江南水乡的特点，水网密布，交通便利，排水通畅，展示了水乡城市规划的高超技术。又如越国的有些小国则按照为《孙子兵法》国都规划选址。战国时代丰富的城市规划布局创造，首先得益于不受帝王统治的制式规定，另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管子》和《孙子兵法》等论著，在思想上丰富了城市的创造。《管子、度地篇》中，已经有关于居民点选址要求的记载：“高勿近埠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管子》还认为，必须将土地开垦和城市建设统一协调起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前提。《管子》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史上革命性的著作，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城市单一的周制的布局模式，从城市功能出发，理性思维和自然环境环境和谐的准则确立起来了，其影响深远。另一本战国时代的重要著作《商君法》则更多的从城乡关系、区域经济和交通布局的角度，对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阐述。秦统一中国后，在城市规划思想上也曾尝试过统一，并发展了“相天法地”的理念，即强调方位，一天体星像坐标为依据，布局灵活具体。

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城市的痕迹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读后感摘要：“城市不止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 关键词：城市刘易斯·芒福德城市的定义城市发展阶段划分在大一上城市规划导引这门课程时，依稀记得老师提过刘易斯·芒福德，因为那时的专业知识还很少，不敢去读这样的大作，因为自己弄不明白。虽然现在也还是积累的知识不够多，但是上了中外城市建设史、中外建筑史之后，再读他的大作，已经有一些眉目了。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了解了一些刘易斯·芒福德的生平。刘易斯·芒福德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特别是他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他一生撰写了30多部专著，他被广泛地公认为世界上空前伟大的城市科学专家。他所涉及的学科有建筑学、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科技发展史、哲学、技术、英国文学、美国研究和城市科学，所涉猎的知识很广泛。他最优秀的著作《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史》，至今仍被公认为全世界城市科学研究的经典著作。看完这本书之后，自己对世界城市的发展史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当然，最可惜的是刘易斯·芒福德没有将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列入其中。对于这本书精华的部分实在太多，凭我小小的能力，我只能选取最感兴趣的小部分做一些自己浅陋的理解了。芒福德先生在72年前基于西方城市发展进程的思考，对我们中国今天的城市发展也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他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造。”在我国今天城市迅速发展、资源迅速枯竭、生态迅速破坏、环境迅速恶化的情形之下，我们更应该读一读芒福德对于非理性的工业文明的尖锐批判，对现今日益拥挤、丑陋而紧张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 一研究中的棘手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世界上任何地方政治权威的中央集权化和固定结构的源起。文字书写要晚于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在近期的研究论着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象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

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这种对国家起源的古典看法至今仍然有其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注意到，马克思的范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弱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无疑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不是充分条件呢？剩余产品也许会诱使潜在的剥削者对之加以垄断，那么，是什么保证他们如愿以偿呢？大多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什么不断然拒绝这种企图，从他们那里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没收回来呢？平均分配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不会引致统治阶级独占闲暇和权力这样的文明进步，然而，却显然会响应庞大人口的立即需要，至少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适度地缩短劳动时间。要使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转为充分条件，似乎还要求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原则。那么，哪里才能找到这些原则呢？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于社会内部的动力──亦即在同一社会内部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逻辑上还有两个与国家兴起有关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以及与其它社会之关系。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演变的一般理论中，经常抽去上述两个因素，亦即自有人类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就是多样化的。然而，对于国家构造而言，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一直就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萨特（Jean-Paul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竭力试图将这些并列配合因素加以理论化，直接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不过，有意义的是，它们也许表明了存在着残酷的历史否定性：“匮乏”和“分散”背后的力量削弱了人类群体控制自身发展、将事业联合起来的能力，而这正是《德意志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及影响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得特点及彩响摘要：中国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得历史。在古代拥有着緊荣得城市经济与深厚得城市文化底蕴，其城市规划得特点也异常鲜明，影响深远。文章就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得特点与影响做了初步得探索，多元融合得中华文化使城市表现出包容性与丰富得活力，封闭与稳定得社会秩序使城市表现出极强得统一性。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得一些观念，对当今得城市规划仍有很大得借鉴意义。关键词：城市规划；中国古代；特征；影响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得特点（一）中央集权下得“搭齐划一” 我国早期得城市总体形态受到以井田制为代表得早期农耕制度得影响。所谓井田即“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得形成，造就了中国古代城市方格网得特征。贺业矩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把城市视为一大块井田，利用井田阡陌得经纬，构成道路网，按照井田制，将它划分成若干等面积得方块底盘，充作城市营建用地; 同时规定，以井田得单位——夫作为城市用地得单位。”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方格网状得总体空间格局。以间为房屋得基本单位，几间并联成一座房屋，几座房屋围成矩形院落，若干院落并联成一条巷，若干巷前后排列组成小街区，若干小街区组成一个矩形得坊或大街区，若干坊或大街区纵横成行排列，其间形成方格网状街道，最后形成以宫殿、街署或钟鼓楼等公共建筑为中心得有中轴线得城市，这就就是中国古代城市得特点。中国古代得城市具有明显得风格统一，整齐划一得特点。其中得原因：一就是该城市规划格局本身得优越性。二就是秦朝以来确立得中央集权制度，“车同轨, 书同文”，城市得格局当然也要按照规定被标准化。这种城市规划得格局，中心明显，主次分明，有明显得对称轴，左右呼应，街道得脉络清晰。根据这种城市规划得方式，所有城池得规模与形制，都有一定得层次标准。都城都就是最高大坚固得，其下得诸侯、郡县城市则以行政等级得高下来确定规模。就城市本身来说，首先，会选择城市中心得位置，“仰观天象，俯察经纬”, 确定中心后以此为基?点，向四周扩散，进而框定城市得总体范围，该中心在都城往往就是皇宫所在地，在郡县则往往就是钟鼓楼或行政机关所在地。其次，城中普遍都有一条以中心街道或宫殿建筑构成得“中轴线”，城市以此左右对称布局，譬如唐长安城得朱雀大道。再次，中国古代对

城市的起源和发展

城市的起源和发展邸永君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居住方式上已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前农业化时代，人类由居无定所、散若星辰的存在方式发展到使用半永久性居舍，并小规模聚合，最终过渡到定居于乡村聚落；第二次大的变动是在农业化时代，固定城市的出现，城市设施不断完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次是在工业化时代，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居住于城市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主流。以考古发掘所得到的实物证据为依据，学术界普遍接受关于“第一批城市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于西亚地区，以双支河流域中下游最为集中”的观点。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则形成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左右。而我国有考古发掘证明的最早城市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前1700 年，属较为晚近者。考“城市”一词，属“城”与“市”之连用。城字最初指城墙，内者称城，外者称郭。《韩非子?七患》有云：“城者，所以自守也。”《孟子?公孙丑下》有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后引申为有城垣环卫之都邑。《诗经?瞻卬》有云：“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又引申为筑城。《诗经?出车》之“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是此意。市字之本义，乃聚集货物进行买卖。《易?系辞下》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后引申为交易场所。《战国策?秦策一》有云：“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因市多在城内，也可用以代表城邑。《汉书?梅福传》有云：“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城”“市”二字连用，最早见于《韩非子?爱民》，有“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之语。于正史中最早出处为《后汉书?法雄传》，有“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之语。杜甫《征夫》，有“街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之句。城市也可专指城中之市。宋人张俞有《蚕妇》诗：“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便是专指城中市场而言。随着历史发展，城与市的功能联系日趋紧密，作为城最初本义的城墙多已不存，即使存在亦早已不是城市外围边界，市的地位和作用却直线飙升，更加突出强化；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距离也越来越近。到如今，城市的定义也变为“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并成为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城市的诞生？人类社会存在了上百万年，为何偏偏在大约5000年前出现城市？城市出现的区域有何特定条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根据对城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学界对城市起源大致有四说。一种是“防御说”。《吴越春秋》有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前已述及，过去的皆有城墙，且大多不止一重，因而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皇帝高官居之，外城则居住平民百姓。建筑城郭的主要目的防御外敌侵犯。同时兼有防御水患之意义，这是从军事和安全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二种是“集市说”。此说突出“市”的功能，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业畜牧业产品，需要集市进行交换，后逐渐固定，聚集者越来越多，就先有“市”，后来将周围建墙围起，便又有“城”，则城市就此形成。这是从经济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三种是“分工说”。认为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者需要场所进行生产和交换。所以城市应运而生。这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四种是“庙宇说”。认为如果没有对权威的尊重、对某种场所的依附及对他人权力的服从，城市就不可能存在。能够使远比一个家族更大的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就是宗教崇拜。比如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城市就是靠清真寺的出现发展而来。先有庙宇，然后拱卫之而出现其他设施，包括市场、居所，再筑城，这便是“庙宇说”。是从宗教学角度解释城市的出现。以上四种理论都有事实依据，但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往往是以上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对产生条件有客观方面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有充足的水源。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管仲曾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在《管子?乘马》中，他明确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近地利。”就是说，凡营造国都，不建在大山之下，也一定要建在大河的近旁。高的地方不可近于干旱地区，以保证用水的充足；低的地方不可近于水洼地带，以节省沟堤的修筑。一定要依靠自然资源，凭借地势之利建设城市。管子阐明了建设国都，建设城市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历史上建设城市经验的总结。只要打开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城市大都建在江河之畔，湖泊之侧，或者是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其二，交通条件亦属十分重要的因素。货物交换、市场运作离不开运输，而运输效率则明显受制于地理因素。所以城市或建立于平原开阔地带，或依山而建，但有通路与外界联系，大型城市必是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其三，周边地区物产状况。城市人口多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周边人口提供。所以周边物产状况直接决定了城市是否能够存在，和其存在规模，发展极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对城市产生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人，城市便会变为死城而消失。城市周边地区的人口和城内人口要在合理比例的范围之内。人口的稠密度决定乡村能否养活城市。当然，生产力越发达，科学技术越先进，人类克服客观困难的能力越强，人类建立城市所受上述某种因素制约的程度就会越小。但人类也绝非万能，因为克服自然因素的过程无疑会增加成本，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近则承受不起经济的压力，远则招致大自然的惩罚。以笔者只见，近年来北京恶性膨胀的趋势若不遏止，大自然的惩罚为时不远矣。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_赵世超

历史等级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以来，又成为历史的包袱。研究中国等级制度，有助于认清社会进步的大趋势。等级制度的起源人类的不平等由来已久。就中国而言，由于以农立国又灾害多发，特别需要借重老人的经验和集体的力量。所以，自古以来，农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父家长既是生产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家族财富的支配者，家族成员都必须屈从他的意志，甘心接受按性别、辈分、年龄相区别的族内分层。随之，族间征服日益频繁，自然选择的结果使“服之而已”成为“古之伐国者”的主要传统。于是，除了族内分层，在不同族团之间又形成了臣服关系。既已臣服，就得承担义务。义务繁多，轻重不一，但皆可归入“服”的范畴。服字像用手按跪跽之人，实不杀而迫其做事之会意。多数的事需调集人力前来完成，但也有一些，可令人分头从事，向贵族献纳制成品。这样一来，事有时便转化成了贡，或者说，服原本就包括事和贡两部分。而且，所有这些又都分别固定地摊派到各家族。正如孔颖达所说，“任”皆“有常”，“殊于”汉唐间的“不主一”也。各项事务皆有专掌，由各族分头完成，在全天下造成“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新局面。正是服，即人们在劳动组织中的地位，把初始形态的族内分层和族间奴役变成序列化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谁在什么时候干什么，听从哪些人指挥，都规定好了。积久而成习惯。看似简单的服制竟能带来“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上下有服，都鄙有章”的管理效果，原因在于它符合早期文明社会的发展水平。等级既已出现，就需建立制度加以强化。在中国，这种制度就是礼。礼与等级如影随形，应产生于夏之前。孔子维护旧等级的努力和对等级制理论的初步建构春秋时期，“人有十等”、“以待百事”式的“服制”走向解体。作为熟悉并挚爱礼乐文化的知识精英，孔子反对“贵贱无序”，坚持“贵贱不愆”，试图通过“正名”和“复礼”以回归“天下有道”，其政治立场是保守的，但政治态度却十分积极。他没有简单地肯定旧制度，而是用新的阐释论证礼的合理性。这套办法就是“述而不作”。 1.不谈天人，改谈人人。中国以“服”为核心的等级礼制源自家长对妻妾子女的奴役，又推及到被征服者身上。它的后盾是武力强制，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人们认为：祖先虽死，却仍在冥冥之中控制着自己；王公贵族通过祭祀、卜筮与之沟通，代表祖先发号施令。礼所规范的等级体现的是神人关系，违礼之举将受到鬼神惩罚。这种全靠习惯和鬼神恫吓维持的礼是“无理之礼”，即没有必要解释的神示。进入春秋，社会对鬼神、天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单用“畏天之威”已很难将人纳入上下“相畏”的礼制轨道。于是，孔子主张先“事人”、后“事鬼”，开始以仁释礼，把礼所体现的等级说成人与人相偶的正确方式，把礼看做处理人际关系的总则。这样，孔子便引领人们从神道设教的恐怖中获得了解脱。故章太炎称赞“孔子之功”是“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 2.以仁释礼，沟通忠孝 “爱人”是孔子对仁的最重要的解释。但如何施爱，却有讲究。孔子的办法是“因亲以教爱”，即抓住“报本反始”、“慎终追远”的人之常情和追求“心安”的普遍心理，从孝入手，宣扬遵守家礼的必要性，然后以孝为“入仁之门”，诱导人们“资于事父以事君”。在他看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在恢复家内秩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恢复政治秩序，应是没问题的。为了更好地以爱为出发点，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亲亲、尊尊”两大原则。即爱施于家族内部，要考虑“五服之节，降杀不同”，爱施朝廷，要考虑“公卿大夫，其爵各异”。可见他所谓的爱，仍然是有等差的爱。礼的作用就是“辨明此等诸事”，“节文斯二者”。所以，他的结论文/赵世超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93 2016.10 | SOCIAL SCIENCE DI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