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奇崛”的文学审美好尚
《晚春》(韩愈)评析
《晚春》（韩愈）评析原文：《晚春》韩愈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评析：韩愈在文学史上震铄古今、沾溉后世的是他奇崛雄豪风格的诗篇。
这种风格，在他用以写景写人的古体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然而他的五七言绝句也常为人们所称道。
五七言绝句是吟咏性情，风致缠绵的诗体，本不是韩愈所长，而他却常用这种小诗来写景，将景色写得清丽优美，情韵绵绵。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昌黎的五言绝句与众唐人、与少陵以及本朝的王荆公等不同。
与其说韩愈的五绝有特点，不如说他的七绝更具有艺术个性。
七绝在韩集中有七十五首，不仅数量上仅次于他的五言古，而且多精品，这首《晚春》即是一例。
七绝《晚春》是韩愈《游城南》诗十六首之一，写郊外暮春景象。
首二句，作者不说暮春时节繁花似锦，却说树木花草如人一般有知觉，以万紫千红的花朵来争奇斗艳，表示对春光的珍惜，写得巧。
后二句一转，说杨花(柳絮)和榆荚，象“无才思”——写不出华美文章的人那样，不能以“芳菲”显示自己的存在，只会“作雪飞”。
这两句，既是对前两句的映衬，又是对暮春特定景象的贴切生动描摹，写得奇。
四句诗以奇巧的构思，将暮春景象写得活龙活现，并极富情致。
韩愈以春为题材的七绝还有多首，前人甚至觉得他对春天有某种偏爱，“韩愈以一年好处在草色有无间。
”(李日华《紫桃轩杂辍》)韩愈对春的态度是否如李日华所说，这里且不说它，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那些以春为题材的诗“捕逐出八荒”的奇思幻想却多有相同之处。
例如《春雪》：“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将白雪拟人，飞舞于庭树是“嫌春色晚”，并以白雪“作飞花”作结，与《晚春》的构想如出一辙。
这种构想的相似，除了一般的原因，即所谓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的细致入微地体察物情之外，更为主要的是因为韩愈的创作思想即力戒平显习熟所决定。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韩愈描绘春色的七绝，首首语精思淡，既写景又不止于写景。
韩愈奇崛险怪的诗
韩愈奇崛险怪的诗
韩愈是唐代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诗歌作品有很多种风格，其中也有奇崛险怪的诗，例如：
《竹枝词》中的诗句：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菲尽，日照香炉生紫烟。
这首诗以描绘自然景物为主题，但却远离传统的描写方式。
一切独立而不可联通的图象、境界等，一经游离，就只能在诗歌里形成一种孤立的存在状态，只有在头脑里被有意识地重重拼合，才能构成某种模糊的意象印象。
这种构思方式颇具创造性，但也令人难以理解。
此外，他的《八议》也是一篇充满奇崛险怪气息的文学作品，文章中语言简练、刻意追求奇特，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韩愈文学主张
韩愈文学主张引导语：韩愈，字退之，唐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世尊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今天为大家讲述一下，关于韩愈的文学主张。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就因为家风的影响而对文学有着多于常人的兴趣和认知。
韩愈七岁时就能言，十二岁时就能下笔成文，所以他能够对文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见解。
韩愈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一味地追求对仗工整讲究声律的骈体文，是不利于内容的表达。
所以自韩愈开始，就倡导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韩愈所主张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简简单单的创作古时的文章，那样反而不利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是学习先秦两汉时期散文创作的精华。
韩愈人文文章的一大重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说理明道，不是在文章表明做花式的修饰功夫。
纵观韩愈自己所创作的诗句文章就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有着雄伟的气势，说理极为透彻达点，逻辑性思维也是极为清楚清晰的。
所以唐时的杜牧将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句并称为“杜诗韩笔”，苏轼更认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主张文学创作要重视内容的表达，这也被他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
韩愈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率真无比，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也是同他积极有为的政治素养相关联的。
韩愈所创作的《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壮》还有《论佛骨表》都是很好的表现，其中《论佛骨表》更是指出了为官的人不敢指出皇帝过错的事实。
这一篇文章还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幸亏有人求亲，才降为被贬潮州的结局。
韩愈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
自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化，也自此渐渐被抛弃，一股文学清风开始吹起。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
韩愈作为一代名家，其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惊世名言更是比比皆是，以下节选了韩愈作品中部分诗词加以赏析。
韩愈的诗风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流派，其笔力雄健，气势凌厉，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韩愈作品赏析与背景
韩愈作品赏析与背景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篇将就韩愈的作品展开赏析，并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地位。
一、内容与形式韩愈的文学作品，无论诗、文、赋皆富有特色。
其文注重内容的实质性，力求言简意赅，而其诗歌则更多地体现出对自然和社会的关注。
在形式上，韩愈的创作风格独特，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二、主题与意象韩愈的作品主题广泛，既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入思考，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评。
他善于运用丰富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使得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他独特的意象手法，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语言与风格韩愈的文学语言质朴自然，且不失高雅。
他的作品中常使用大量的修辞手法，如对偶、排比等，使得语言更加生动有力。
在风格上，韩愈的作品既有豪放的一面，也有婉约的一面，展现出其深厚的文学功底。
四、文化背景韩愈生活在唐代中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烈。
这种社会背景对韩愈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作品常常反映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
五、历史地位韩愈的文学成就被后世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足以说明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作品评价后人对韩愈的作品评价极高。
如苏轼曾言：“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这充分肯定了韩愈在文学、思想和人格上的卓越成就。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韩愈的作品过于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深度,但这也正是韩愈作品的独特之处。
七、影响与价值韩愈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作品开创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先河,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同时,韩愈的人格魅力和思想观念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的直谏敢言、忠君爱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志士为国家和人民奉献自己的力量。
韩愈的创作风格与人格
韩愈的创作风格与人格韩愈（768—824），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也是中唐诗坛上一名别开生面，用于独创的诗人。
在提倡古文运动的同时，也曾致力于诗歌的创新，以纠那时平庸的诗风。
韩愈是我国唐朝初期闻名的文学家。
他在那时的古文运动中所成立的功绩受到后人普遍的赞扬。
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绩也是不容轻忽，不可招架的。
韩愈的诗歌有四百来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不多，反映社会现实的面也不宽，称不上是中唐社会的一面镜子，但人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到那时社会的某些面影，听到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声，从那些怀才遭冤的怨言中，人们看到封建专制压制人材的某些侧面，从而加深了对我国封建社会的了解，与此同时，也能够看到韩愈诗歌中独特的艺术风格。
《古文评注》上说：“唐文惟韩奇。
”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
韩愈的诗，也引入了韩文的风格和章法技术。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韩孟诗派作为中唐诗史上一个极富个性特点的艺术创新流派，在对诗歌艺术的创新上，更是表现出异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韩愈在歌创作上，反对因袭，力求创新。
韩愈诗歌的主导风格是“崛险怪”，要紧表现为想象的特，夸张的斗胆，意境的奇幻。
提起韩愈，人们第一想到他是一名杰出的散文家，他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后世一千连年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庞大阻碍。
其实他的诗歌一样对后世阻碍深远，在诗歌创作上，韩愈也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创建了新的流派。
韩愈为诗的风格也如他的散文一样，浑浩流转，独立特行。
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不仅某些思想内容一以贯之。
在表现手法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偏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骈文是一脉相承的，“不平那么鸣”的文学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表现出来。
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即是追求奇、特、险、怪。
他不甘平庸，勇于向社会挑战，勇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一生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现真我，显示出豁达、好强、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
在艺术上创新求异，斗胆采纳前人不经常使用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并非都以奇险见长。
第七章 韩孟诗派
永贞行 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瘅疠烝。 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 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 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 纳凉联句：昼蝇食案緐，宵蚋肌血渥 。 城南联句：灵麻撮狗虱，村稚啼禽猩。
韩愈是中唐、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 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 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领袖，广交文友， 提携后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 掀起了有影响的新诗潮。 他的诗大都气魄宏大，气势磅礴，改 变了大历以来诗坛上纤巧卑弱的现象。其 次，是他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 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 象怪奇，构思奇特，标新立异。表现了一 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
四、韩诗地位与影响：
《原诗·内编》上：“唐诗为八代 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 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 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第三节
孟郊、贾岛、李贺
一、孟、贾、李三人的共同点： l、他们都与韩愈有密切交往，其创作也 都受韩诗追求奇崛险怪的影响。 2、三人都是科场失意、仕途不顺。孟效 四应科举，四十六岁时才进士及第。五十岁 选授溧阳尉。贾岛早年为僧徒，后还俗应举， 但屡试不第，直到58岁时，才被任命为遂州 长江县主薄。李贺更是命乖运奇，因其父名 晋肃，而失去应举的资格，后任奉礼郎，年 27即抑郁而死。
第二节
韩愈
一、生平思想 韩愈，字退之，河阳人（河南孟 县），自称郡望河北昌黎。三岁时父亲 韩仲卿去世，得长兄韩会抚养。十年后， 韩会死于韶州贬所，由嫂抚养。19岁应 举。“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 卒无成”。不得授官。从29至34岁，先 后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徐州节度使 张建封幕府作推官。
贞元十东）连州 阳山县令。元和元年至十二年，先后任 国子监博士、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因 平淮有功），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十四 年，因《谏迎佛骨表》，得罪宪宗，贬 潮州刺史。次年回。后官拜国子监祭酒、 兵部侍郎、吏部侍郎。57岁去世。
试论韩愈诗歌风格演变探微（一）
试论韩愈诗歌风格演变探微（⼀）试论韩愈诗歌风格演变探微(⼀)论⽂关键词：韩愈诗歌风格奇险论⽂摘要：提起韩愈的诗歌创作风格，⼀般都认为韩诗奇险怪僻，其实不尽然。
⽂章解读了韩愈诗歌创作的历程，探析了韩诗奇险风格形成的原因。
提起韩愈，⼈们⾸先想到他是⼀位杰出的散⽂家，他被苏轼誉为“⽂起⼋代之衰”，对后世⼀千多年的散⽂创作产⽣过巨⼤影响。
其实他的诗歌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诗歌创作上，韩愈也⾼举“古⽂运动”的⼤旗，创⽴了新的流派，但后⼈对韩愈的诗风历来有许多争议，笔者集中拜读了诗⼈各个时期的诗作，觉得韩愈为诗的风格也如他的散⽂⼀样，浑浩流转，独⽴特⾏。
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创作不仅某些思想内容⼀以贯之，在表现⼿法上，亦有明显的散⽂化倾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骄⽂是⼀脉相承的。
“不平则鸣”的⽂字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体现出来。
韩愈诗歌在表现⼿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
他不⽢平庸，敢于向社会挑战，敢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真我，显⽰出豁达、好强、⽆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
在艺术上创新求异，⼤胆采⽤前⼈不常⽤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并不都以奇险见长。
他的诗可以清幽如⽔，也可以奔涌如瀑，更可以奇险如坚冰怪⽯。
韩愈出⽣时，李⽩已去逝，三年后杜甫也谢世，到韩愈的时代，唐代诗歌成就的最⾼峰已过去。
韩愈作为诗⼈，其得益的是有许多前辈作楷模，可供他学习和借鉴;困难的是要超过李、杜等⼤诗⼈，是相当不易的。
⽽韩愈的性格及他个⼈的才华，使他决不肯做个亦步亦趋的模仿者，所以他必定要开拓新领域，创造⾃⼰的流派，形成独特的风格。
赵翼《威北诗话》认为，⾄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变化，终不能再辟⼀径”，故只能求之奇险。
纵观韩愈的诗歌道路，奇险诗风的形成与特定的⽣活时代、与诗⼈的性格和⼈格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唐特定的历史时代使韩愈在亦官亦仕的⽣活中，忽沉忽浮，忽枯忽荣，⽽这些都影响着他的诗歌发展。
奇崛之笔与世俗之情——论韩愈诗歌的日常生活题材
作者 简 介 ：许 菊芳 （９ １ ） １ ８一 ，女 ，湖 北 大 冶 人 ，硕 士 生 ，从 事 唐 宋 文 学 研 究 。
收 稿 日期 ：２ ０ 一 Ｏ — １ Ｏ６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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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这 些 描 写 日常 生 活 题 材 的 诗 歌 在 写 作 过 程 中 主 要 运 用 了两 种 不 同 的 笔 法 。一 类 以 平 实 之 笔 出 之 。 如 《 儿 》 示 即 以 平 铺 直 叙 的 笔 法 ，叙 述 了 自 己从 孤 身 一 人 人 京 到 “ 辛 勤 三 十 载 ，以 有 此 屋 庐 ” 的 自豪 ，不 仅 如 此 ， 由 于 自 己 的 奋 发 ，妻 子 得 以 “ 封 高 平 君 ” 恩 ，子 孙 得 以 “ 朝 裾 ” 从 ，往
奇 崛 之 笔 与世 俗 之 情
论 韩 愈 诗 歌 的 日常 生 活题 材
许 菊 芳
（ 南科技 大 学 人 文 学院 ，湖 南 湘潭 湖 ４ １０ ） １ ２ １
摘
要 ：韩 愈 诗 歌 Ⅲ 中有 大 量 以描 写 日常 琐 事 及 表 现 世 俗 人 情 的 诗 作 ， 这 类 诗 歌 主 观 上 是 韩 愈 个 人 对 杜 甫 的 推
来 的 宾 客 是 “ 带 悬 金 鱼 ” 的 卿 大 夫 ，客 间 闲 聊 的 是 “ 玉 道
、
日常 生 活 题 材 诗 歌 的 创 作
从 题 材 上 看 ，韩 愈 诗 歌 的 题 材 多 种 多 样 ， 有 咏 物 诗 ， 如 《 雪 》 戏 题 牡 丹 》 《 春 》 等 ；有 咏 史 诗 ，如 《 春 、《 、 晚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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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愈“奇崛”的文学审美好尚段振良（铜仁学院科研处，贵州铜仁 554300 ）摘要：韩愈好尚奇崛的文学审美观是一个事实。
这既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体现在他的论文标准中。
韩愈此种好尚根源于他的人生际遇，也根源于刻意求新的创作心理。
关键词：韩愈； 奇崛； 好尚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08) 04-0034-03韩愈在《进学解》中曾借弟子之口自炫其文“上规姚姒，浑浑无涯。
《周浩》《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言，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诗》正而奇葩。
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其中文字谨严，文辞铺张华美，变化奇多而有法度，义理正大诸项，皆是取之有理，因为广泛地取法古典，几乎是一切文学大家的共有倾向。
但像韩愈这样标榜“佶屈聱牙”也要学习的人，似乎未曾有。
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又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
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
”这种追求大气象的欲望当然是无可指责的，不过落实到语言和文旨方面，明确要追求“奇辞奥旨”，那就明显是一种刻意的文学审美好尚了。
一韩愈这种审美追求首先表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在诗歌方面，韩愈在常体诗（相对于韩愈的自创体）中有意追求用奇字、僻字，作险句，造成一种气狠力猛的风貌。
如著名的《石鼓歌》中用僻字“蒐”，险句“凿石作鼓隳嵯峨”一句，无非是说在高山上取石材，而用“隳嵯峨”，就显得非凡磅礴。
在《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以“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写瀑布，其想象之奇幻不在太白“银河落九天”之下，而另有一种源自社会生活形象的强猛力度。
在题材及意象上，韩诗常“以世俗、丑陋之事之景入诗，写落齿，写鼾睡，写恐怖，写血腥，形成了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特点”[1]315。
这便是在题材意象上的奇崛之追求。
韩愈在诗歌语言体式上也不甘于落入流俗。
如果说李白在《蜀道难》中出现的“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 冲波逆折之回川”之类的散体语，其节奏感并未完全消失的话，而韩愈《送董召南序》中“唐贞元时人董生召南”就是纯粹的大白话了。
韩愈开“以文为诗”之先，虽影响到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而最终未成气候，实在是因为不顾及诗歌语言的起码规则，只顾新奇一端了。
在散文方面，韩愈奇崛的文风追求正如他自己在《进学解》中所言是“闳其中而肆其外”，在《送穷文》中所言是“怪：怪奇奇”。
韩愈散文时出艰涩之语已是论家的共识。
作为追新逐奇的极端之作当数《毛颖传》。
奇崛的第一个特征是文体难于归类：无涉辞赋铭诔赞颂之类自不必言，名之曰“传”并不是人物传记。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虽然是虚构，但是概括了一类人，讥讽礼俗之士的主旨甚明。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是自况之作，阮、陶的这两传都不是传记，颇类杂文。
较之这两传，韩愈《毛颖传》更具有人物传记之特征。
因为“毛颖”有时代、籍贯、家世、职官、行事、结局等人物传记之要素，甚至还有“太史公”的评说。
然而毛颖先生却是一只笔，不论外在形式如何足称传记，终不可归入传记。
如以寓言观之，至少是难以满足中国式寓言特征的：我国的寓言一般是文章中的论据；再则寓言所蕴藏的意义与要阐述的事理存在着类比关系。
柳宗元《捕蛇》、《茵臍》、《三戒》之类，刘基《郁离子》诸作都通过文末“噫”、“呜呼”、“郁离子曰”的议论出示了本体，即本体和喻体同在一篇之中。
《毛颖传》独立成篇，又并不产生一个显著的思想指向，而只是有某些双关讽世语。
若以传奇小说观之，则相去更远，鲁迅先生已作否定之论[2]58。
以思想论，《毛颖传》文末“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数语，似为曲讽时事，但据童第德考据，韩愈作此文当在39岁左右[3]，那几年他频改职事，甚是忙碌。
此时韩愈牢第10卷第4期铜仁学院学报2008年 7 月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07-04-08作者简介：段振良（1949-），男，贵州铜仁人，铜仁学院学报编辑部主编，科研处处长，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骚虽然不少，但“以老见疏”的“老”字很难合度。
“勇夺三军之帅”的业绩尚在后来的岁月，此时以“老而秃”的毛笔自况不是太早了么。
也许将《毛颖传》看作是对毛笔的产生、性能完善、文化功用的“幻设”[2]54-58 表述之作也是可以的。
另外，《毛颖传》中“勳”、“哽”、“陈玄”、“弘农”、“陶泓”、“会稽褚先生”等字词，并不是每个国子博士都能认能讲的。
“中山”、“管城”等词，人们自然要解为战国中山国、河南郑县，而韩愈不过是说拔其毛做笔的兔子是生在山中，笔杆是用竹管做的。
总之，《毛颖传》非驴非马的体式，可此可彼的意思，生涩费解的字词，别出心裁的构思，如此“奇辞奥旨”确实证明韩愈为文崇尚奇崛的审美倾向。
二韩愈崇尚奇崛的倾向，还表现在他对同时代及前代作家的批评态度中。
在诗歌方面，韩愈重视孟郊、卢仝、李贺等诗风奇崛的作家。
他对孟郊尤为推重，在不少作品中备加赞扬，还同孟郊一起写了许多联句。
他在《孟生诗》中称赞孟郊诗具有古意，“古貌又古心”；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韩愈写道：“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则见，长而愈骞……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说孟郊为诗都是挖出心肝之言，而语言上表现出曲折刺眼，也就是合于韩愈“佶屈聱牙”的标准了。
相反，韩愈对白居易的态度则不同。
韩愈与白居易同时，在长安时还有来往，但韩集中没有一处称道过白居易的作品，这表明他对白居易的浅易通俗、下偶俗好的文风是不满的。
皇甫湜是韩愈的弟子，其论文标准与作品风格深受韩愈影响。
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也。
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
值正郎（皇甫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
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
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
’客座旁观，靡不股栗。
”问题不在于皇甫湜的狂傲直露，而在皇甫湜贬斥白居易作品为“桑间濮上之音”，当是韩门一派的论诗准则所致。
皇甫湜对老师韩愈可谓顶礼膜拜。
他评价韩愈是“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如神出天，呜呼极也！后人无以加之也，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
”[4] 对白氏的鄙视，实际上折射出韩愈对白居易通俗诗风的不满。
在散文方面，韩愈论文同样尚奇。
对古代作家，他很推重扬雄的艰深之作。
《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最。
”《送孟东野序》又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
”《进学解》再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答崔立之书》中又再称“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为“古之豪杰之士”。
这说明韩愈对扬雄的推崇爱好。
而扬雄悔于赋之不劝，无悔于文之艰涩。
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著《太玄》都是文风艰涩的典型之作。
苏轼很不客气地批评扬雄说：“扬雄好为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
若正言之，则人人皆知之也。
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
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生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5] 苏轼对扬雄的批评自有道理。
韩愈对扬雄的爱重，可能不宜以道理论是非，因为这是一个纯粹风格好尚问题。
韩愈对樊宗师的评价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樊宗师是南阳人，做过绵州、绛州刺史，以文章名，但其文章时称“涩体”。
近人谢无量说：“今观世传宗师《绛守居园记》，虽经训释，犹多不可读，其艰深过扬雄远矣。
”[6] 然而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称道樊氏为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文末的铭诗又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
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
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
有欲求之此其躅。
”不仅赞扬樊宗师作文的独创性，又肯定其文章“文从字顺”，还号召人们去追随樊氏。
这样的推赞很难让人理解，以致有人认为韩愈是在讽刺樊宗师。
其实韩愈是出于本心，韩愈的儿子韩昶拜樊宗师为师，肯定与父亲的评文论道有关，可作佐证。
此外，韩愈对其前的文章家苏源明、元结、李观等的评价，都显出好尚奇崛的倾向。
当然，韩愈好尚奇崛、僻涩、险怪一路文学风貌虽然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说韩愈的诗文都是此种风貌。
韩愈也有大量明彻晓畅、自然通透之作品同样是事实。
这正如有的人只吃鲤鱼、大黄鱼等通常鱼种，而韩愈除了吃这些常见鱼种之外，还要冒险吃河豚。
三韩愈形成此种文学好尚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
第一，一个文学家的人生际遇不仅影响到他的创作内容，也会影响其创作风格和论文标准。
韩愈一生屡遭打击，积郁自甚。
他写得最精彩的文章，不是论道一类，而是鸣不平一类。
论道一类文章要讲论据，讲逻辑推导，如《原道》、《原毁》这类文章，自然会平实一些。
鸣不平的文章最能调动才智，最能散发个性。
有司马迁寓褒贬于叙事那样的鸣法，有弥衡击鼓而骂的鸣法，也有做青白眼的阮籍写得不明不白、使人们摇头而叹“阮旨遥深，归趣难求”的鸣法，还有陶渊明“守拙归园田”那种谈泊的鸣法，又还有李白写烂醉的鸣法等等。
韩愈功名心重，口喊要归隐都是言不由衷，又不肯变为狂怪，怕损坏了自己的形象，势必要寻求一种既能展示自己的才调、段振良：论韩愈“奇崛”的文学审美好尚又有别于平俗文字的路径。
《穷送文》那种绝妙的构思，古奥的文字，焦灼的功名欲混成一体，便形成了奇崛特立之风格。
袁行霈认为：“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外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
”[1]315 这应该是确论。
第二，从文学创新的方面看，一切文学大家所以为大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他不满足于流行的俗品文学。
他既已于这些文品早已游刃有余，那么，这类作品已不能激起他的创作欲望，他势必另有所图，别开生面。
这正如当今市场经济中，生产厂家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竞争之道。
韩愈作为一代文章大师，当然首先在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复兴古文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不在于他追求奇崛的诗风与文风。
但是这种追求又是与他在古文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分不开的。
须知在“文章道弊五百年”[7]的唐代，人们要恢复古文也并非一件易事。
韩愈之前许多古文家只能说，不能写，或纵使能写，不能工。
到了韩愈的时代，很多人写作古文的水平大为提高，但是仍有不少人拜韩愈为师或投书领教作文之法。
这使韩愈看到了复兴古文局面的可喜，同时也感到了自身的压力。
比如，在贞元十七年（801）即韩愈三十四岁那年，李翊向他投书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