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徐珍华(演讲家)：辛亥革命呀遗憾在哪里

特级教师徐珍华（演讲家）：辛亥革命呀遗憾在哪里？
“皇帝倒了，辫子割了。

”这八个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对当时社会变化的体验之辞，它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一是革了辫子的命。

在中国，不懂得皇帝的权威，就不会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伟大历史意义。

从秦始皇到宣统，在2132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是同皇帝联系在一起的。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

”因而力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古典史学，倡导“史界革命”，重建近代新史学。

“五四”以后，更多的人看到这一点，并予以抨击。

但在“天下者主一人之天下”的中世纪中国，在皇权观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与“皇帝倒了”相提并论的是“辫子割了”。

辫子本是女人的一种风俗习惯，而非“汉官威仪”的应有之物。

但随着满族的兴起和努尔哈赤的向外拓展，留辫与不留辫，遂由风习问题一变而为满汉民族间的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1621年，努尔哈赤攻下辽沈后，即大规模地强迫汉人剃发留辫。

1644年，清兵入关，在攻占北京尤其是攻占南京之后，厉行剃发令，“叫官民尽皆剃头”，违抗者“杀无赦”。

当时不但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令，而且还有“一个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之令。

中原汉人自古注重冠服，“披发左衽”是最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更何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剃发留辫违背了汉民族多年来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感情，也因此演化成了满、汉之间的一种激烈对抗，于是便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民族惨剧。

清朝统一后，剃发留辫凭借政权的力量由满族的风俗变成了满汉民族共同的风习。

既然是一种风习，也就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变。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进呈《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以辫子不利于打仗、不便于用机器、不利于卫生，且为外人耻笑为言，力主“断发”（即剪辫），认为不如此不足以“易视听”，不利于变法维新。

辫子是一束头发，然而它又维系着家家户户同王朝和传统的一种历史联系，因此剪辫子与否不啻是一种严肃的政治抉择。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思想勃兴，留辫成了效忠清王朝的标志，剪辫则往往与反清革命相系结，带有鲜明的排满革命意识，是革命的标志。

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即动员群众剪辫。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致电内务部：“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

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

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

凡来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

”以行政的命令推行剪辫，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

在此之前，社会上对没有辫子的人，“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

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

”在此之后，剪辫非但是正当的，而且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命令。

于是，剪辫渐成一种新风尚，留辫者则为社会舆论所不齿，“非讥之为豚尾，即詈之曰满奴，甚欲削夺其选举权，以实行强迫手段”。

鲁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感谢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从此可以不带辫子而自由自在。

辛亥革命前后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形说明，辫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个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

剪辫与否本身不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多大影响，但在近代中国它显然又带有观念变革的意义。

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曾在辫子面前展现过各式各样的面目。

孙中山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割掉辫子，表明了一个革命先行者同旧王朝的决裂。

黎元洪于武昌起义军逼迫下割掉辫子，显示了一个旧官僚在威逼之下的政治转折。

袁世凯于就任民国大总统的前夕割掉辫子，验证了一个“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的人舍鱼而取熊掌的内心权衡。

而梁启超的一个厨子由于被人割了辫子，大哭了几天，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说不清剪不断的恋旧之情。

而喝过洋墨水的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很久以后还拖着辫子，还自诩“残雪犹有傲霜枝”，并傲然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台。

这是一种植根于内心深处的自觉的遗老意识。

形象
虽然如此众多，但社会观念的变化毕竟已成为时代潮流。

谁敢保卫帝制谁就成了人人讨伐的对象；谁还留着辫子，抱着老皇历自居于潮流之外就成了封建余孽。

“封建余孽”四个字出现于辛亥革命后，鲜明地反映了这场革命矛头所向的威力。

1911年的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的一次真正的大变革。

清王朝在这次真正的革命中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却没有改变，革命带来的不是人们初期所设想的一个推翻清朝政府后的和谐，安宁，自由的社会，这时的局面显得更加混乱，北洋军阀们更是各自为政，争抢地盘，哪管什么制度不制度，民生不民生，一小撮曾经的维新派反而在这时又跳了出来，认为帝制才是中国最合适的制度，于是复辟的浪潮又涌动起来。

中国现代化改革路程之漫长可谓是世界上少有的。

从1840年国门被打开以后，我们就认识到工业革命的先进性，一直到这个普遍的真理被国民所接受，我们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但是曾经凌辱过中国的帝国主义怎么可能坐视中国的强大呢？扶植军阀只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权宜之策。

随之而来的民国政府也只不过是欧美帝国在中国的新的代言人而已。

中国的社会制度表面上是转变了，但是至于中国的真正统治者，依旧还是没变。

统治者已经不是原来的皇帝了，但是谁掌握的军队多，谁的实力强，谁依然是中国的“皇帝”，只是名字改了一下，叫“总统”而已。

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我们的革命志士也在寻找救国之良策，但都失败了，一次次的救国运动反而成为了他人登上权力顶峰的垫脚石。

回首这几次革命，武昌起义可谓是成功了，至少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废除了帝制，这毕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实现它建立之初的目标。

我们不禁要反思，固然有外国势力的干涉，但是在我们民族内部，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世代影响着我们，集权在中国发展了几千年，我们仅仅靠西方传播进来的思想就想去解决本质问题，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事情？况且在我们国家自己的发展路上，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概念，岂是西方文化所能颠覆的？是的，我们在20世纪初落后了，于是我们开始模仿他人的改革。

尤其是日本改革的成功对中国是一个不小的震动，我们就去学习了。

在清末的时候，我们也曾仿效日本的君主立宪，后来这个改革失败了。

随后去追随着西方，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是我们的国情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我们从来就没有去反思过自己，我们只是觉得别人的都是好的，一味地去学习，去接受，可是如此之大的国家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岂能一下去改变？尤其是君权文化在中国早已被合理化了，可是今天突然被推翻了，而且没有合适的理由，只是一味去宣扬西方社会就是这样的，他们没有什么，我们也应该没有什么，真是一个可笑的理由。

即使有一少部分人可能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如此大的中国，他又怎么能让每一个人都接受呢？一个靠不住的理由，一个永远无法宣扬的精神。

中国人在最后还是恪守了传统，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包括辛亥革命。

民众只知道改朝换代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去改朝，改过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还以为像当年的李闯王一样又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所以大家的生活依旧，改革变成上层人物的政治游戏。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清政府的几次维新都失败了，这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但新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没有像日本、英国一样使中国也走上富强的道路。

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在新思潮的推动之下，有了一定发展，尤其是“一战”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欧洲的战争，无暇顾及东方，这就给了民族工业发展的机会。

当然，一个国家的工业要很好地发展还是要靠它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国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政治环境中，工业的发展也就是昙花一现。

当“一战”结束以后，中国也进入到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统治之下，民主思想已经消失殆尽，官僚资本依靠掌握国家政权逐步在中国强大起来，可是这不是为了国家而强大，是为了一己私利。

所以，辛亥革命尽管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现状，但是在革命的旗号下，依然沿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道路在往前走。

没有给国家带来富强安宁的革命竟然被历史上的少数人称之为成功的革命，我们不禁为之慨叹。

直到1949年，我们的国家才算是真正掀开了新的一页，我们的民主被真正地实现。

而之前的一切，留给我们更多的是
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