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兴起的日本影响因素

新史学兴起的日本影响因素摘要：晚清以降，随着留日学人东渡与汉译日文书籍的涌入，一批反映西方现代思想的日语新词汇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包含了诸如进化、文明、近世、国家、社会、国民等具有“一般思想史意义”的史学术语。

新的史学术语的出现，为急切改变中国传统史学式微状况的晚清知识精英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他们利用这些从日本借来的新名词思考和构建新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话语的表述系统和书写模式，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新史学日本影响因素日译新名词术语是我们剖析各学科体系生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口，历史学科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术语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诚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

”①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入侵，中国人感到有必要为他们的历史表述语言补充新词汇，以借助它们形成新的书写方式，从而为树立先进的史学观念，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流弊提供前提条件。

由此，大量表示现代史学思想和概念的日译术语随着留日学人东渡与汉译日文书籍的翻译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包括进化、文明、近世、民族主义、国家、社会、国民等词，这些由日本人营造的新名词因其“音少；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剌■格之音；文法疏阔；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汉文居十六七”②等优点，在与严复翻译的名词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现代史学术语中的“永久性”的常用词。

笔者着眼于日译新名词的创出及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传播，注意对晚清知识精英对新史学术语的使用和意义阐释，最后总结作为“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的专门术语对推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意义。

一、新术语的创造1868年明治维新后，经历“黑船事件”阵痛后的日本，一改积极学取中国文化的做法，全面效仿欧美，锐意西学。

当时，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启蒙家、政治家、大学教师以及地方议员等精英普遍开展以“洋学”为主轴的业务，他们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翻译出版欧美各国图书、杂志的同时，利用日语片假名直接音译和汉字意译法创造了大量表现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词汇。

这些欧美语言来源的新词汇是日本学者苦心经营推敲创造出来的。

如果就翻译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术语加以分析，主要有四种翻译方式：1. 用纯粹日语翻译的。

即日语原有的而非用汉字翻译，如kaiketsu，keiken，ken-inaiyō，shūyō，shinsei，shijō，shuzoku。

这些日语词后经中国留日学生翻译介绍到中国，它们的汉语意义为：kaiketsu→解决；keiken→经验；ken-i→权威；naiyō→内容；shūyō→宗教；shinsei→侵害；shijō→执行，shuzoku→种族。

2. 从传教士汉语文本直接搬移过去的。

如：（1）民主，democracy （formerly，republican），一、丁韪良（w.a.p. martin）1864年在其《万国公法》中首度使用复合词“民主”，他将“republican”（form of government）翻译成词组“民主之国”（minzhu zhiguo），以相对于“monarchic”（form of government）或“junzhu zhiguo”“君主之国”。

实藤惠秀则指出王芝在其1872年版《海克之谭》中以“民主”来翻译“democracy”。

日语的翻译为“minshu”。

古汉语用法可以做比：《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将显休命于成汤”，谓民之主宰者，多指帝王或官吏。

又见《文选·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蔡邕注：“民主，天子也。

”（2）法律，17世纪被耶稣会传教士用来翻译“law”（艾儒略，1623）；1815年马礼逊按此义加注，日语翻译为hōritsu，请比较：《庄子·徐无鬼》：“法律之上广治。

”又见《管子》：“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指刑法，律令。

二、明胡应麟《诗薮·古体上》：“近体之政，务先法律”，指诗文创作所依据的格式和规律。

三、元吴昌龄《张天师》第四折：“岂不知张真人法律精严，早仗剑都驱在五雷坛内，一个个供下状吐出真情”，指道行戒律。

等等。

3. 利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去“意译”的。

如：（1）文明，civilization，一、《易·干》：“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指文采焕然。

二、《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谓文德辉耀。

三、前蜀杜光庭《贺黄云表》：“柔远俗以文明，摄凶奴以武略”，谓文明治教化。

四、汉焦赣《易林·节之颐》：“文明之世，销峰铸镝”，谓文教昌明。

五、《易·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犹明察。

（2）革命，revolution，《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该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谓天子受命于天，王者易姓。

（3）国民，citizen，《左传·昭公十三年》：“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谓一国或藩国封所辖百姓。

（4）历史，history，《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宋裴松之注：“（吴王）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

（5）科学，science，宋陈亮《宋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自然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成不遇”，谓科举之学。

（6）社会，society，《东京梦华录》：“八月秋舍，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是”，又见《梦梁录》：“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

”《二程全书》亦有“乡民为社会”之语，谓里礼之民，逢节日举行集会行赛之活动。

等等。

4. 使用汉字的配合创造的，即使用前缀、后缀构词法，这是日本学者使用汉字的配合创造新词的主要手段。

刘禾就曾概括了26种后缀、前缀构词，即以“反”、“为”、“阶级”、“作用”、“时代”、“感”、“主义”、“炎”、“化”、“线”、“法”、“的”、“于”、“点”、“力”、“问题”、“性”、“率”、“型”、“社会”、“学”、“式”、“超”、“论”、“观”、“界”为词尾的构词。

这类词语主要有近代、近世、进化、美学、民族主义、反对、刑法、社会学、抽象、概念等。

日语新词成功地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迅速在日本知识界流传，并渗透进日本各现代学科之中，为日本现代科学的名词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人们的思考和书写方式也由此改变。

二、新名词的输入鸦片战争后，随西方列强的炮火而步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输入宗教和实用知识，继而引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一批外国历史书籍得以陆续翻译出版。

甲午战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天朝独尊，民族自大心理再次降温，国民社会心理开始发生重要嬗变，表现为对西学优势地位的认同，近代爱国意识的强化和对清王朝不信任心理的加深。

所有这一切都为西学知识、文献在戊戌前后的传播交流提供了接受条件，而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思想并从日本引进西学为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共识。

康有为就曾提出“以强敌为师”的口号，他断然宣称：“采鉴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积极倡导转道日本学习西方，说中国学习日本可以“尽收其利而去其害。

何乐不为”，还把日本形象地比喻作为“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老农、识途之老马”。

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显示了它向西方学习，实行改革卓有成效，成为中国自强的效仿榜样之外，还由于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相近，交通方便，文字易懂，生活习俗也相似，向日本学习比去欧美更为简便。

所以，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赴日留学、考察，研究日本、学习日本。

以此作为契机，大批知识精英、留日学生通过创办东文学社、文明书局等翻译出版机构及《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等杂志以介绍和编译日书。

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遂传入中国。

据统计，1880—1904年间，翻译日语单行本2204种，其中宗教哲学方面的书籍98种（4%），文学288种（13%），社会科学697种（32%），历史地理257种（11%，其中被译介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汉文本）》、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等），自然科学267种（12%），应用科学396种（18%），其他201种（10%）。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社会科学占最多，达到总量的三成以上。

在翻译日本书籍的同时，大量的现代日语词汇也随之介绍过来。

实藤惠秀氏在其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中曾列专章探讨过日译新语入华的问题。

他综合中国学界的各种意见，并将上文所介绍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及《现代汉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中所出现的日译汉语加以整理，除去了重复的词汇，将其他中国学者认为来自中国古语的词汇做了标记，制成一个“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表”（表中列举来自日语的单词784个。

后来，当实藤氏之书被译成中文时，由于原著者实藤及译者谭汝谦、林启彦氏又发现了新的资料，将出现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译名词增至1063个，这大概是对入华日译新语的一次较完备的统计）。

中国学者对日译新名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纷然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这些表现西方新学理的词汇。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东渡日本，于横滨出版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这两种报刊上的文章中，就曾使用过大量的日语词。

无独有偶，与《新民丛报》展开思想论战的《民报》所发表的文章中，也曾用过许多日语词。

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的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凡例直陈：“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

”可见，日译新词引入的规模之大、渗透力之强。

这些日源词多属“形而上”层面的语汇（日源词的说法见于清末民初编写的汉外辞书，如1905年京师译学馆出版的《汉译新法律词典》及《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等书，这些日源词中固然许多确为日本创制，却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幕末、明治间日本人从早期汉文西书、晚期汉文西书以及入华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辞书中借取的，又重新介绍到中国来，但其间词义又发生了若干的变化）。

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法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名目，主观、客观、抽象、具体、概念、命题、定义、现象、本质、认识等人文、社会科学术语，对中国学术文化造成的影响非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