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文发展脉络
西汉散文发展脉络
西汉散文发展脉络
西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而西汉散文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最重要的文体。
关于西汉散文的发展脉络，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
西汉时期，散文得到了特殊的发展，这与韩愈、梁任宏、萧绰等人的笔下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他们根据传统文学，在各自对文学概念的理解上融会贯通，融入新的思想，营造出丰富的思想内容。
在文体上，他们也用新的手法表达思想，充实了散文的内涵，使散文的文体完善了起来。
韩愈的《诗词歌赋集》是西汉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是西汉散文的先驱，建立起了“散文道”，对西汉散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散文道”是“千古贤人真语”，他用八言句式写出了“知仇救苦”、“荆棘生花”等文章，用散文描写文学思想，使后人受到很大的教益。
梁任宏的《梁任宏集》是西汉散文发展史上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是西汉散文学之第一人，他以“五窍攒章”、“云汉传祀”等著名文章，使西汉散文在发展史上走上了崭新的台阶。
萧绰的《四书萧曹集》则是西汉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结束点，他是西汉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文章比梁任宏和韩愈的文章更雄辩，更精炼，更富寓意。
他的文章让散文的文体得到了完善，而这也是西汉散文发展史上最后一千年的真正发展。
总而言之，西汉散文发展史上的发展脉络主要由韩愈、梁任宏、
萧绰等人不同时期的文章所构成，从他们的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西汉散文的发展脉络，而且可以感受到西汉散文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体会到西汉散文的精髓。
虽然西汉早已过去，但是它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时期，西汉散文仍然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西汉散文发展脉络
西汉散文发展脉络西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朝代，西汉时期的散文也是历代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西汉散文在形式上融合了儒家、吐谷浑学说以及西汉异族客居民的虔信等多种文化元素，在它的散文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表达模式。
西汉散文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阶段是西汉初期，由屈原、司马迁等人在散文中，以《九歌》、《楚辞》等为主，展现出先秦儒家的优越思想、精致的文字表达和强调礼仪的诗歌特色。
第二阶段是以苏轼、晏殊、李清照等人为代表的诗词文集表现出来的，其中融入了西汉异族客居民的虔信以及吐谷浑学说的文化元素。
苏轼多发表了许多感伤的词作，表达了对民间苦难的富有同情心的文章，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精神支柱。
第三阶段是汉魏两代，此时的散文更加深入民间，不再只强调传统的文化和礼仪，而是吸收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色彩，将民间的声音表达出来，将古典诗词的语言和格式与民间精神完美结合，以新的方式表达思想观念，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汉散文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诗词文集中的散文表达了宰相等官员的思想观念、王侯大臣的风范以及贵族的传统习俗，它的文字表达融入了儒家、吐谷浑学说以及西汉异族客居民的虔信等多种文化元素，展现出了西汉文化的魅力。
后世文人多从西汉散文中汲取养料，以最直观的方式表达思想，追求语言的精妙绝伦。
西汉散文以其独特的风格、多样的内容以及巧妙的表达模式，为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西汉散文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屈原、司马迁等人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强调文章的礼仪特色。
第二阶段是以苏轼、晏殊、李清照等人为代表的诗词文集，融入了西汉异族客居民的虔信以及吐谷浑学说的文化元素。
第三阶段是汉魏两代，多从民间获取灵感，以新的方式表达思想观念，对后世文学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西汉文化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西汉散文的不断发展表明，文人们以一种新的表达模式抒发自己的思想，并融合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元素，丰富了社会文化的内涵，为后世的散文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散文发展演变大势
两汉散文发展演变大势
两汉时期，散文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
在西汉初期，散文主要是官方文书和史书，内容单调、形式呆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散文逐渐发展出了多种形式，如叙事、议论、赞赏、描写等，内容也更为丰富多样。
到了东汉时期，散文迎来了全面发展。
刘向的《说苑》、班固的《汉书》、《后汉书》、《续汉书》以及陶渊明、刘禹锡等人的文章，都有不同的风格和主题，成为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散文在语言表达和艺术构思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运用了富有感染力的夸张、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此外，东汉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如市井文化、俚俗文学，这些都成为散文的厚实土壤。
总的来说，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时期，散文不断创新，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两汉辞赋创作的发展及流变
两汉辞赋创作的发展及流变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一种有韵散文。
特点是韵散结合体，专事铺叙。
从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内容可分为五类：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
前二者为汉赋代表。
汉赋的形成汉初赋家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汉初赋家继承楚辞余绪，流行“骚体赋”，其后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
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其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1）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
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鹏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王刘安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
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2）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二百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九十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内容上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汉代散文发展脉络
汉代散文发展脉络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也屈指可数。
两汉王朝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纵观整个汉代散文的发展，我国汉代散文经历了西汉，东汉两个时期，演变诸体大至，文质相生，异彩纷呈。
西汉初期：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
建国之初，统治者一心治理国家，巩固政权，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主要是总结秦亡教训，以利长治久安的政论文。
汉初政论文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
先是陆贾的《新语》，接着是贾谊的《过秦论》等专题政论文。
贾谊把汉代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两汉政论散文虽是基于先秦诸子散文，但有明显不同于先秦诸子的文章。
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下，是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显得严谨质实。
除贾谊外，晁错的《言兵事疏》，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等最为著名。
西汉中期：即汉武帝至宣帝在位时期，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时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四大赋”。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此外，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也是西汉一部大著述。
同时，宣扬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这种局面影响到散文创作上来，表现为汉初纵横驰骋的文章风格被此时出现的“天人相与“”灾异谴告“的今文经学代替，代表作家有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在文章上，变纵横驰骋为典雅醇正，变激切无忌为委婉含蓄，变藻饰富丽为质朴平易，游谈之风荡然无存。
先秦到两汉散文发展历程
先秦到两汉的散文发展脉络史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
甲骨卜辞和因伤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
而先秦的散文主要是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其中包括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
在这当中，又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类：一是作为文献结集的《尚书》以诰命体形式出现；二是按年代记史的《春秋》、《左传》,以编年体形式出现，；三是分诸侯国记史的《国语》、《战国策》,以国别体形式出现。
这些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始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甲骨卜辞是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凶吉应验情况刻在加固之卜兆旁。
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面，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状况。
如：“㞢于王吴□二犬”（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记载了王吴他受到殷人的侑祭（㞢祭）。
同样，商周的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最早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
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
”(《殷文存》)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
到了周代，不仅有了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
如：“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太）[室]，王若曰：曶，令女（命汝更）乃且（祖）考（司）卜事，易女（锡汝）赤巿（韨）、□，用事。
王才（在），丼吊易（邢叔锡）曶赤金，曶受休[命]于王。
曶用丝（兹）金乍（作朕）文孝白（考宄伯）牛鼎，曶（其）万[年]用祀，子子孙孙（其）永宝。
”（《曶鼎》）当中就讲周懿王或孝王的元年六月的乙亥日，周王在穆王大室册命作器者—曶，命令他继承祖考的职司掌管周王朝的卜事，即铭文所谓的“更（赓）乃且（祖）考司卜事”，并且赏赐了作器者。
邢侯后人在宗周为王臣者井叔还赏赐作器者以赤金（铜）一钧（30斤）。
作器者感到荣耀，遂以赤金作鼎以为纪念。
中国古代秦汉文学作品介绍
中国古代秦汉文学是指秦代和两汉文学，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下面由为大家提供关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秦汉文学作品介绍一、秦汉散文一、所谓“汉代散文”是指政论文及抒情、叙事文，汉代散文创作的主流，就文体说是政论文，就文风说，是切中时事，朴厚无华。
理解：秦汉散文的发展脉络。
大体说，由西汉初期贾谊等的情感浓重，文气纵横，变而为西汉中后期刘向等的引经据典，再变而为东汉前期王充等的崇实诚、斥虚妄，通达深刻;再变而为东汉后期王符、仲长统等的抨击时弊，愤世嫉俗，文风几经迁转。
第一节李斯与秦代散文理解;一、《吕氏春秋》简况。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撰，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前后，被视为杂家着作。
二、《吕氏春秋》的说理方式。
《吕氏春秋》文章一般都较短小，以事实说理，平实畅达，不求华丽，如《贵公》。
从文学角度看，《吕氏春秋》最大的成就是它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
它在阐述某个道理和思想时，往往采用一组寓言故事，从不同侧面予以说明。
三、李斯生平与《谏逐客书》写作缘由。
李斯，楚国人，公元前247年入秦。
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拜为长史、客卿。
秦统一，李斯为丞相，设郡县，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下令焚书而倡导“以吏为师”。
李斯遭赵高诬陷腰斩于咸阳之市。
李斯入秦十年，因韩人郑国为秦修灌渠事，秦大臣提议驱逐所有外来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所以写了《谏逐客书》。
四、秦刻石文的特点。
1、其形式四言为句，三句为韵，较独特。
2、铺叙颂夸，气度宏伟，韵律谐和。
3、限于刻石体制，文采不足。
简单运用：《谏逐客书》的主要特点。
这篇《谏逐客书》以逐客不利于秦的统一为中心。
首先铺叙历史上客卿辅助秦国并使之国富兵强的事实，以明客卿不曾有负于秦;其次胪述秦始皇看重外国的玩好之物，而轻视客卿的事实，论定其重物轻人的错误，最后分析纳客和逐客的利害关系，指出逐客非但不利于秦的统一大业，还会使秦国趋于危亡。
汉代文学：第一章 汉代论说散文(2011)
二、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 统《昌言》 • 和帝、安帝两朝，东汉的政治已开始走下 坡路，顺帝以后，外戚宦官把持朝政的局 面逐渐形成，到了桓、灵之世，已是国将 不国。由于朝政和世风都日益腐败，忧世 和愤世之情便在文人当中弥漫开来。这一 时期，老庄的思想更加流行，一些文人在 儒家学说之外博涉旁通，思想行为通脱自 由。
二、贾谊《新书》，《过秦论》， 《陈政事疏》（治安策）
• 贾谊（前200－前168），把汉代政论体散 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 贾谊(前200～前168年)，汉族，洛阳（今 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 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 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 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 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 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 33岁忧伤而死。
• 这些文章又往往充斥着图谶符命等迷信的东西。 班固的《典引》就是这样一篇歌功颂德之作。另 外，此期论说文往往带有浓厚的道德化色彩。班 固还作有赋体文《答宾戏》，此文在形式上虽是 模仿《答客难》和《解嘲》的，却没有其中的牢 骚不平，而是表白自己“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 为业”的志向，表现出浓厚的道德化的倾向。 •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那些不拘于儒家正统， 思想和文风都自由活泼的文章。代表作家有王充、 冯衍、桓谭。冯衍《显志赋序》，桓谭《新论》， 王充《论衡》。
二、西汉中期的散文
• 西汉中期，为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是 西汉中期。这一时期，汉朝达到了强盛的 顶点，散文创作也空前繁盛。在内容和文 风方面，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 1、出现了一批直接为朝廷歌功颂德的作品。代表 作家司马相如，如《谕巴蜀檄》、《难蜀父老》、 《封禅文》等 。 • 2、出现了一些感慨士之不遇、抒写牢骚不平的作 品。如东方朔的《答客难》，司马迁《报任安 书》。 • 3、随着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家思想，散文作品的风 格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典雅醇厚、带有浓厚 经学气的儒者之文。代表作家董仲舒，董仲舒策 对： 《贤良对策》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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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散文发展脉络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也屈指可数。
两汉王朝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纵观整个汉代散文的发展，我国汉代散文经历了西汉，东汉两个时期，演变诸体大至，文质相生，异彩纷呈。
西汉初期：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
建国之初，统治者一心治理国家，巩固政权，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主要是总结秦亡教训，以利长治久安的政论文。
汉初政论文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
先是陆贾的《新语》，接着是贾谊的《过秦论》等专题政论文。
贾谊把汉代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两汉政论散文虽是基于先秦诸子散文，但有明显不同于先秦诸子的文章。
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下，是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显得严谨质实。
除贾谊外，晁错的《言兵事疏》，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等最为著名。
西汉中期：即汉武帝至宣帝在位时期，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时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四大赋”。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此外，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也是西汉一部大著述。
同时，宣扬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这种局面影响到散文创作上来，表现为汉初纵横驰骋的文章风格被此时出现的“天人相与“”灾异谴告“的今文经学代替，代表作家有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在文章上，变纵横驰骋为典雅醇正，变激切无忌为委婉含蓄，变藻饰富丽为质朴平易，游谈之风荡然无存。
此外，出现的桓宽的《盐铁论》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做为西汉前期散文与西汉后期散文的创作的过渡作品，历来备受推崇。
它不仅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伟大的散文著作。
其中“本纪、列传、世家”更是开我国专题文学的创作先河，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的创作宗旨“余述历黄帝以来的3000多年的历史，其材料的丰富，调查的广泛，研究的深入更是前无古人的。
在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史记》不仅集先秦之大成，而且为后代之楷模，后代凡优秀的散文家无不传承它的精神，那种”其弥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尔而见义远“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见。
《史记》可谓我国散文创作的颠峰之作，鲁迅曾评价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西汉后期: 汉元帝即位。
开始嫔击“王霸杂用”的儒学，采用所谓的“纯儒”。
至此，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得到了真正的尊重。
反映在散文创作上，其文章彻底改变了受战国影响而表现出来的驰骋文风，形成了普遍的书生论道，引经据典，大谈天人感应，导致散文创作中，思想沉闷，缺乏文采，几乎没有什么文学成就。
但随后，出现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对抗后，又重新为散文的创作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扬雄的《太玄》、《法言》，刘向的《新编》、《说苑》、《列女传》。
其中为妇女列传的《列女传》更是文学的一种创造。
东汉时期：东汉文坛与西汉相比，变化很大。
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越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
创作宗旨转变为如何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公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的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压抑，他们更多地运用“赋”来抒发自己的不平，赋的风貌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班固的《两都赋》及张衡的《二京赋》。
东汉散文在西汉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史转著作，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东汉散文向着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于体散文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校正。
东汉后期，因政治日趋腐败，社会更加黑暗，散文作品因此由前期活跃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逐渐转向更多地关注政治，指陈时弊，重要作家和作品有桓谭《新论》，其文既无西汉后期以来日趋典雅雍容的风貌，更无扬雄的拟古艰深，而是纵意而谈，不刻意修饰，通俗如口语，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的散文作品。
总之，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两汉散文的发展，演变在众多的优秀散文作家手中“述理于心，著言于翰‘且“杂用为文绮”锻炼成为语言运用的艺术，将直接的实用性和艺术的审美价值结合起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影响巨大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