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家及作品概述

两汉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家及作品概述

贾谊（前200～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论治安策》、《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过秦论》1．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本文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作出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作了概括。作者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叙史时所看重的是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不讲细节的准确。

2．对比论证方法。本文通篇采用对比论证手法，集中表现在第5段。秦国的过去和现在比，陈涉与九国之师比，秦强盛之久与秦灭亡之速比，这样通过对比论证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

3．语言有辞赋特色，讲究铺排渲染。如开头写秦孝公的雄心，连用“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等四语；中间写九国之师攻秦，四君、九国、谋臣、策士、武将，一一列名，显得有声势；写秦始皇，则极力塑造出他那“威加海内”的形。行文多用骈偶，读起来铿锵有力，且句式变化多端，不显得单调。

《论积贮疏》是贾谊的名文之一。虽历时2000余年，但其论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辉。文章直抒政见，观点鲜明，议论锋利，论证严密，善用对比，笔势流畅，说服力强，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无论对历代经济政策的制订，还是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予民休养生息和“重农抑商”的政策，到汉文帝时，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但商贾、地主侵夺农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广大农民因破产而纷纷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的佣工或无业的游民，官僚、商贾的淫侈之风也日益增长，这些都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的积贮，很不利于西汉封建政权的巩固，同时北方匈奴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况，贾谊就向文帝上了这份奏疏，建议重视农业生产，以增加积贮。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所用。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前179一前104）撰。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干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除此书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巨大。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因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治《春秋谷梁传》。

《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是刘向说理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部是《新序》），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说苑》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晁错为人刚直苛刻，直言敢谏，为发展西汉经济和巩固汉政权制定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政策，还写出了《论贵粟疏》、《言兵事书》、《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政论性文章。

《论贵粟疏》这篇文章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晁错针对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粮食供应一直紧张，经济形势很严峻，社会安定、边防巩固受到危及的形势又上脍炙人口的《论贵粟疏》。全文紧紧抓住贵粟，从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实际出发，高屋建瓴，援古况今，层层剖析，反复论证，又明确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以振兴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对历史上文景之治的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