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接受美学》有感

读《接受美学》有感
接受美学酝酿、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鼎盛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前半期，此后就渐趋衰落，但并没有消失，而是逐渐融人了近20年各种哲学、美学新思潮中。

比如，70年代以后影响极大的解构主义思潮，在思路上就是从读者角度切入的，体现了接受美学的启不；又如女权主义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接受美学的成果，它从接受和效果的角度，发掘了女性文学长期被湮没的许多成果，重建了女性文学史；新近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基本上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展开的，其中有不少论及大众文化问题，仍渗透了接受美学的影响；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思潮、一个学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巨大、深远的影响，却至今仍然存在，它所开创的文学、美学研究新思路、新方法，还远未过时。

读《接受美学》让我对美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对朱立元先生有了一定的认识。

《接受美学》是朱立元先生在80年代末出版的，书中对接受美学产生的文化背景、理论源泉、主要内容的等进行梳理与阐发。

本书在努力使接受美学学科化，努力把接受美学基本思想、观念、方法应用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实践中去这两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朱立元先生从文学本体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效果论、文学批评观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接受文学观，倡导建立一门“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接受美学学科”。

该书从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点出发，广泛结合中国当代文化转型期的变革实践，综合运用当代现象学美学、发生认识论、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理论方法，熔冶重铸，建构新说。

由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较厚实的理解，因而其理论建构更倾向于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将接受美学统一起来。

不同于接受美学在哲学基础上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与反拨，朱立元坚持认为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他从心理学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文学接受的认识论，说明“这正是不同于一般认识论的文学认识的特点”。

对于姚斯的期待视野，朱立元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它作为阅读的前结构，至少应包括：（1）世界观和人生观；（2）一般文化视野；（3）艺术文化素养；（4）文学方面的知识、阅读经验，对文学史、文学类型、语言、主题、形式等方面的熟悉和领悟等。

朱立元认为，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和文学能力四个层次、四要素的有机组合，才以经验形式形成每个读者现实地进行审美阅读的前结构和心理图式，即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

姚斯和卡勒等人只看到“文学能力”的一个层次和因素，忽视了前三个层次和因素，实际上是把文学阅读活动从整个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总体中割裂出来，孤立起来，这是不符和文学接受的实际的。

同时，朱立元还从发生认识论的同化与顺应出发，提出期待视野包括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两种相互对立的期待。

在文学阅读中，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作为阅读的主体性，一方面以习惯方式规定着对作品阅读的审美选择、定向和同化过程，而不是纯然被动地接受作品的信息灌输，即定向期待；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打破习惯方式，变革自身视界结构，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作品中与原有视界不一样的东西，这便是创新期待。

从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点出发，朱立元从接受角度进行了文学价值和文学效果的研究。

他强调读者直接参与文学价值的创造。

这是由于：（1）文学的价值关系只能在读者的欣赏中现实地生成，因为建立价值关系的惟一途径是阅读活动；（2）文学价值的形成，需要读者的创造性劳动的直接参与，这是文学价值的内在源泉。

（3）文学价值和价值的关系的实际承担者或载体不直接是文学作品，而是在读者创造性阅读中形成的审美对象。

同时，由于文学活动中读者的作用，文学价值表现为基本价值和浮动价值。

基本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1）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在同一时代或时期对于多数人来讲，其基本价值基本不变；（2）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杰作的价值超越时代而长存；（3）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价值具有很强的恒定性；（4）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文学的浮动价值是指文学的一部分价值是变动的。

这是因为多元价值系统的文学作品本身是变动的，而文学作品的接受主体则是更活跃的变量。

不仅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读者，而且同一时代不同读者或读者群，因其审美期待视界的不同，其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与价值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

价值关系的主客体双方既然都是变量，他们所形成的文学价值关系自然处于浮动之中了。

朱立元的文学价值观是与文学效果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认为，文学价值关系的现实确立，即文学作品的诸价值在读者身上的具体实现，就是文学效果。

它是某一阶段具体的价值关系在读者身上实现的静态成果。

文学效果是文学多元价值的转化，其直接效果是改造人们的灵魂。

这种改造实质上是从改变读者的审美经验的视界开始，逐步改变读者整个文化视野与实际生活的视野。

这种视界改变最终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行为。

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效果史观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对此朱立元提出了将之引入中国文学史编纂的理论设想。

朱立元认为，首先，可以在总体上引入“效果史”思路，把传统的作家作品史的编写路子上升到重视整个民族审美经验，观念演进史的高度。

接受美学从作品改变读者视界的角度来贯穿文学史，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文学史展示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演变的历史，特别是展示一个民族审美经验和观念发展的历史。

这样就不只是按历史顺序罗列一些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而是从中把握与总结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不只从描述、分析作家作品的成败得失上，而且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去总结这种发展。

其次，应当将作家、作品史与批评史结合起来研究。

中国古代不少作家本人就是批评家。

第三，对一部分文学史上的作品，既注意当时读者的接受反应，又注意现代读者如何调整视界重新接受的情况，并加以对照比较，就能比较科学的处理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历史性变化。

同时，读者审美需求及期待视界的突破改变也同样可以用来更合理的解释文学史上的某一文学流派或运动的兴废更替。

作者还建议，在中国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之外，应当专门撰写一些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效果史”，考察其在诞生时及后世读者们的反应、批评、议论，考察其在不同时代地位的升降、价值的浮动以及社会效果的变化，以便“以小见大”。

综而观之，朱立元从认识的整体观、系统观入手来构建一个完整的接受美学体系，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作出了发展贡献。

我认为，今天美学对象的确立，可以在充分尊重历史、尊重审美现象的基础上，作这样的思考：美学应超越主客分立模式，把集中体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包容主、客体于一体的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美与艺术在今天已没有冲突，审美已成了艺术的首要功能，审美活动最集中地体现在艺术活动中，故而，艺术活动可以成为美学重点的、典型的研究对象；再次，如果我们追索审美活动、艺术活动的根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实质上是人的一种特殊的
活动，是作为整体的人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可视为一种导致特殊效果（如自由、和谐、健康）、富有魅力的生存与实践；而人的生存与实践首先是一种关系，人是在生存中体会到自我的，是在关系中认识自己的，人只有在某种独特的审美关系中，才能体认到审美主体，感受到审美经验，同时构建起“美”的事物即审美对象来。

在此意义上，审美关系同时也就是一种生存、一种实践，它和人的总体性生存与实践一样，具有社会性，也具有历史性。

故而，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我们可以说：美学是对现实中以艺术活动为典范（重点）的审美活动进行思考、解释的学说与理论；具体说来，美学应将美与艺术等审美对象放在一种能集中体现审美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审美活动中加以考察；进而可以说，美学应通过对人的生存或实践的考察来把握审美活动与审美关系，并在这种活动与关系中来理解审美经验，理解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理解艺术活动，理解“美”这种观念或价值的诞生与应用。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背景，由于多种多样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同一作家、作品在接受视野中形成了不尽相同的面目，这种面目是由不同读者塑造而成的。

正如国内的译介者所言，接受美学的一大功绩是对读者的发现。

此外，接受美学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大部分的创作群体或个体，其创作的价值并不是在产生之时就全部显现出来的，有不少是在作者身后才被逐渐发现，甚至是被附加的，而这种发现和附加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

因此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也不应是孤立和静止的，更不能是断章取义、主观臆断的；而应该用动态的、历史的眼光去考察。

由此，读者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得以突显，一种由作者、作品、读者三方构成的动态文学史观得以形成。

总的来说，读《艺术与社会》使我受益匪浅，读书使人明智，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还要不断的阅读大量文选，提高自己的社会阅历，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朱亚冬 2011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