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乡土小说_启蒙与审美之间的选择
同样是故乡,不一样的乡愁——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
“ 五四 ”时期 乡土 小说一般 关注 两个 主题 ， 是批判 国 民性启 蒙主题 ， 一 探 讨乡土 小说 与 时代和 社会 的联 系， 重阐 释它 的思想 内涵 。二 是关 注乡 土 小 着 说的审美 价值 ， 阐发其 所包 含 的道德 和情 感 内涵 。鲁 迅和 沈从 文就 是这 两种 主题 的乡土 小说代 表 作家 。 留学东洋 接受 西方现 代 文 明的鲁 迅， 回到落 后 的 旧中 国， 用 自己的 一支笔 揭露腐 朽 的旧文化 带给 国人精 神上 的枷锁， 希望 以引 起 疗救 的注 意， 而来 自湘西边地 的沈从 文则在 乡土小说 领域描绘 了中 国边 缘 乡 土 社会 的传 统诗 情 … 。他 们代 表 了乡土 小 说鲜 明 的两 级 。 同样是 写故乡， 鲁迅和 沈从 文的叙事视 角体现 了各 自对于 乡村社会 的文化 态 度， 在对 被言 说者 的展现 中， 体现 了作家 对乡土 社会 主观上 的感知 、理解 和 构造方 式， 而表 达 出作 者各 自不 同的 乡愁 。 从 １启 蒙与 审美— — 对乡 土世 界迥 异的 文化态 度 鲁迅 曾坦 言， 面对 日益衰微 的传统文 化， 欲要肩 负起启 蒙责任， 自己就不可 避 免地 要 走 “ 化偏 至 ”的道 路 ， 演激 烈 反传 统 的 角色 。鲁 迅 将 自己在 文 扮 这 一 角色 里 所 尽 的义 务称 为 “ 喊 ” 呐 。当鲁 迅 站在 西 方 现代 思 想 立场 上 进 行 “ 喊 ”时， 呐 他采 用 知识 分子 对 乡土世 界 自上 而下 的俯 视 姿态 ， “ 疗 对 被 救 者 ”进 行揭 露批判 时， 时时 能从充 满粉 饰与浮 华 的都 市 出版物 中发现 乡 他 下 人如 何 在 “ 目的迷 信 与讹 传 ”中加 剧生 存 的苦 难 旧 ２。并将 一 支如 橡 大 笔 植入 中国 乡村， 密切关 注这 一底层 人群， 这表现 了一 个现代 人道 主义者 的社 会 良知 。在 现代 乡土 小 说作 家 群 中， 迅 的文化 启 蒙视 角 无疑 是 独特 的 。 鲁 鲁迅 “ 总想 把 绍 兴社 会 黑暗 的一 角 写 出来 ”而 文 化就 是他 写 出这 “ 黑 暗 一角 ”的核心 要 素 。在 他 的笔下 ， 乡土是 古 老 民族衰 微文 化 的象 征物 ， 它 沉 积着 一个 民族 千 年 文化 的全 部 “ 气 ” 是 ～个 亟待 变 革 的世界 。如 《 鬼 ， 明 天 》开头 写道 ： 鲁镇 是僻 静 的地 方， 有 些古 风 ： “ 还 不上 一更 ， 大家 都 关 门睡 觉 。深更 半夜 没有 睡 的只有两 家 ： 一家是 咸 亨酒店 ， 几个 酒 肉朋友 围着 柜台，
审美视阈下纪江明的乡土小说
审美视阈下纪江明的乡土小说中国乡土小说发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孕育这一类型文学作品的重要文化氛围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一代人重新开始审视中国的乡土社会。
他们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来描写曾经养育过自己的故乡．在鲁迅、沈从文等人的笔下出现的浙东和湘西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魅力荡涤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使得传统乡土小说赖以存继的文化空间不复存在，从而直接催生了新乡土小说的诞生。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小说《鲶鱼》就是这样一部描写新时代农村社会的作品。
一、审美心灵的历史变迁乡土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中国农村生活的沧桑巨变，也展现着审美主体的心灵所经历的人生百态。
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启蒙与革命话语中完成审美观照之后，进入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则迷失了审美主体存在的痕迹。
当我们回首这条道路时会发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重要构成部分的乡土小说沿着两条路向前突进。
一条是以沈从文为旗手，后接汪曾祺、孙犁等人，他们持非功利主义美学观，疏离启蒙、革命等主流话语，采取亲和态度，把乡村看做人生价值理想的寄居地，笔下的乡村因而呈现出一种单纯宁静、平稳舒缓的诗化状态，充分体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和农耕文明意识。
”（1）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怀恋与追慕，他们试图用古典主义的手法在现代小说中表达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解，这一点在纪江明创作的小说《鲶鱼》中得到了较好的继承。
暑假很快就到了。
我们从阴森肃穆的祠堂奔跑出来，穿过大片披着金黄色的外衣、沉甸甸地垂着稻穗的田野，手足并用爬上老鳖岩，准备到溪滩玩耍时，眼前的情景让我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那一片曾经是我们乐园的溪滩地，不知何时被整饬成了一垅垅整齐划一的茶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那些头顶烈日，在茶垅间挥汗如雨帮张水清除草的，居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的父母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气息，他们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曾养育了自己的土地上。
论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PDF
论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陈坪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都习惯于把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笼统地称之为“农村题材小说”。
其实这种说法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它所指称的本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学样式。
在我看来并不是凡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都可纳入这一范畴的。
比如说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鲁迅影响下出现的以文学研究会一些成员为主创作的乡土小说与九十年代再度兴起的乡土小说就与一般的“农村题材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
乡土小说发源于五四时期。
当时正值启蒙的时代、思考的时代。
在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影响下渴望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已涤荡了整个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它所引发的文化、思想革命使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受到猛烈的抨击。
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学习西洋文明并希望能依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⑴的热情普遍蔓延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面对思想观念上的陈规陋习和诸多社会的、人生的问题一批文学青年有无数的“为什么”要寻求表达。
他们在忧患中饱含着探索的热情并希望在这些问题的哲理探索过程中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下“问题小说”一时蔚为风气反映出此一时期知识青年、文艺青年现代意识的觉醒。
鲁迅、罗家伦、叶绍钧、汪敬熙、杨振声、冰心、胡适、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都写过此类小说。
如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和《药》就提出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及“改造国民性”、启发人民觉悟的重大问题。
但作为“新文学运动初年的产物它看重思想较多地从思想观念出发除了少数优秀的作品外多数作品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这一类毛病尚未摆脱实践…为人生‟的主张时那种幼稚而有点蒙昧的状态多少带有梁启超把小说当作工具的味道”。
⑵因此随着“五四”潮的消退“问题小说”也很快失去了轰动效应。
本来这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青年作家中就有不少人是从乡村中走出来的那里有他们难以割舍的故土之情孕育了他们生活感情的根。
启蒙是乡土文学影响乡村的主要方式……论述类文本阅读
启蒙是乡土文学影响乡村的主要方式
《启蒙》是乡村文学的基石。
乡村文学能够影响社会并贯穿社会各个领域，它不仅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更多地表达民族精神和民魂。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动态把握文学作品和乡村现实交叉、融合在一体，启蒙就变得尤为重要。
启蒙以民间传统文化为基础，纳入社会当前的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结合当下的文艺流派，并创作出各种乡村文学作品，从这波澜起伏的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学，能够使多样的社会观念完善交融，影响着新文艺。
这样，乡土文学就成为了社会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乡村文化的发展及田园生活美化。
因此，启蒙文学非常重要，它可以提高乡民的成长经历并增强乡村文学的凝练度，进一步完善乡土文化，充实乡村文学质量，带动乡村文学的发展。
正是由于启蒙文学的影响，它使乡村文学的主旨更加深入和真实、饱满，并结合作者的乡土情感。
同时，也能够输出乡村文学的要义、价值观以及丰富内涵，从而丰富我们的文学生活，让更多的遗忘精神得以延续和抚今追昔。
总之，启蒙文学在乡土文学发展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为文艺实践者提供了许多奉献的机会，使得乡村文学可以更加有思想、有结构去反映实际社会，也为文学作品添加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五四乡土小说的启蒙主题
作者： 陈继会
出版物刊名：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72-76页
主题词： 改造农民;五四乡土小说;中国乡土小说;乡土文学;启蒙主题;鲁迅小说;改造国民性思想;理性批判精神;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人格
摘要： <正> 1 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丰富的文学主题中,改造农民灵魂的主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引人注目的主题。
表达这一主题的艺术实践,是本世纪初年风靡中国思想界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表现。
这是先觉的志士仁人为重建民族文化心理、重塑民族文化人格的一次伟大而又艰难的跋涉。
正是这一主题,划开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近代、尤其是古代的乡土文学的层次。
现代乡土小说这种理性批判精神,使其远远超出了古典文学或“唯农最苦”或“田园怡乐”一类表层的暴露、歌吟层次,在对农民灵魂的拷问中,跃上了一个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层而。
在高张“科学”“民主”大旗的“五四”启蒙运动中,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先行者。
浅谈五四乡土小说
`浅谈五四乡土小说11汉语言文学（非师） 38号郑秋凤摘要：五四乡土小说出现于上个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们很多受鲁迅的影响，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这批五四小说作家们那种对故乡的爱恨交织，对乡村文化的“弃父”与眷恋，乡情乡愁与理性国民批判的纠结，表现着“国民性批判”这一闪耀着现代意识光芒的主题。
关键词：弃父；国民性批判；故乡情结；爱恨交织一、五四乡土小说创作倾向及意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在外来经济侵略的影响下，已经濒临破产，广大农村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小说作家们对封建文化和乡村陋习进行了深刻描写。
就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而言，鲁迅在乡土小说模式开创过程中的意义是重大的。
鲁迅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弃父”倾向，以及对老中国儿女国民劣根性的理性批判，对后期乡土小说的影响仍是及其深远的。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中提出了“国民性”的概念，“那种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迫使他从一个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上来审视他笔下的芸芸众生。
用冷峻尖刻的解剖刀去杀戮那一个个腐朽的魂灵。
从而剥开封建文化那层迷人的面纱”。
[2]的确，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理性思考与冷峻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五四”一代乡土小说作家。
曾经被热烈向往的“父亲”，很快成为人们不满甚至唾弃的对象。
在“民主、科学”两大旗号的鼓动下，人们纷纷要求弃父，西方现代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精神支持。
郑振铎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这一口号，他说：“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候以天然美来来安慰我们被扰的灵魂和苦闷的心神。
然而在此到处是荆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的。
”[3]二、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故乡情结”“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大都是被生活驱逐到异地的流寓者，鲁迅称之为“侨寓文学的作者”。
“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特点
２０１６年０９月下半月刊“五·四”时期，我国的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新文学运动”的诞生和发展，使得我国的文学发展方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也发生了变化。
由于社会形态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具有了新的人文关怀特征，这与作家自身对乡土的情怀有关，当然也与其内心存在的情感矛盾有关。
一、乡情与理性的情感矛盾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者们，面对着残酷的统治，传统的思想与封建的伦理纲常对社会底层人民的迫害至深。
所以，对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者来说普遍存在着乡情与理性的矛盾。
一方面，要在理性意识的引导下，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借助自己的语言尝试唤醒麻木不仁的底层人民；另一方面，在创作时，却又难以舍弃自己对故乡的深情，对生长于这片土地的人们，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品，即使是在批判性最强烈的时候，作品的笔调也是在冷峻的批判中透露出一丝暖意，甚至是绵绵的惆怅。
事实上小说创作者的另一半情感仍旧眷恋着自己深爱的故土，这也使得当时的乡土文学作品大多让人感受到希望和向上的力量［１］。
这一时期面对的创作对象大多是我国广大的农民，以及这一阶层的人们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这些传统思想随着民族文化的积累，以及社会形态的改变，形成了坚固的思想意识。
但小说作者在批判的同时，潜意识里也表达出了自己对农民的同情，以及似有似无的谅解。
其中，比较典型例如台静农、王鲁彦、废名等人。
这一时期的小说存在这一矛盾，与当时的乡土文学的局限性有关［２］。
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并不彻底，许多人仍旧坚持传统的思想观念。
一方面，部分人民坚信在封建统治体制的引领下能够走出困境；另一方面，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性，拒绝接受新的思想，和有可能成真的、新的社会形态。
二、个人主观情感浓烈这一时期的作品受到鲁迅的现实主义的行文风格较深，小说创作者的思路不断开阔，对创作方法的探索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论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
论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陈坪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都习惯于把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笼统地称之为“农村题材小说”。
其实这种说法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它所指称的本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学样式。
在我看来，并不是凡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都可纳入这一范畴的。
比如说，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鲁迅影响下出现的以文学研究会一些成员为主创作的乡土小说，与九十年代再度兴起的乡土小说，就与一般的“农村题材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
乡土小说发源于五四时期。
当时正值启蒙的时代、思考的时代。
在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影响下，渴望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已涤荡了整个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它所引发的文化、思想革命，使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受到猛烈的抨击。
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学习西洋文明，并希望能依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⑴的热情普遍蔓延，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面对思想观念上的陈规陋习和诸多社会的、人生的问题，一批文学青年有无数的“为什么”要寻求表达。
他们在忧患中饱含着探索的热情，并希望在这些问题的哲理探索过程中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下，“问题小说”一时蔚为风气，反映出此一时期知识青年、文艺青年现代意识的觉醒。
鲁迅、罗家伦、叶绍钧、汪敬熙、杨振声、冰心、胡适、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都写过此类小说。
如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和《药》，就提出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及“改造国民性”、启发人民觉悟的重大问题。
但作为“新文学运动初年的产物，它看重思想，较多地从思想观念出发，除了少数优秀的作品外，多数作品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这一类毛病，尚未摆脱实践‘为人生’的主张时那种幼稚而有点蒙昧的状态，多少带有梁启超把小说当作工具的味道”。
⑵因此，随着“五四”潮的消退，“问题小说”也很快失去了轰动效应。
本来，这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青年作家中就有不少人是从乡村中走出来的，那里有他们难以割舍的故土之情，孕育了他们生活感情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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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第21卷第4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rna l of Anq ing Te a che rs Co lle ge(S oc ia l S c ie nce Ed ition)M a y.2002Vo l.21No.4ΞΞΞ五四乡土小说:启蒙与审美之间的选择方习文(巢湖学院中文系, 安徽 巢湖 246011) 摘 要: “五四乡土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是五四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创作上的体现,而且一开始就受到文学界的理论重视,并得到关注、提倡与引导。
同时,鲁迅与周作人创作的范式影响力,对乡土小创作的发展起了奠基与推动作用,从而构成二十世纪乡土文学发展中一主一从、一浓一淡的两条线索。
关键词:五四乡土小说;启蒙;审美中图分类号: 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2)04-0045-04 “五四(20年代)乡土小说”是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氛围下启动的,它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势头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成果,并对二十世纪的乡土文学的实践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走向乡土——文学的必然选择以倡导“民主”“科学”为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其本质上是一次“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的文化运动,这一带有“现代”胎记的文化思潮,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在政治思想界,主要是“劳工神圣”思想的传播。
在这种思潮下,处于社会最底层、占我们这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文化心理……日益为社会所重视。
《新青年》于1918年第4卷第3号开始在《社会调查》栏内,刊载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以及乡村风俗文化的情况介绍。
以后不断有这类文章刊出。
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对于在中国农村的黑暗状况,以及青年应采取的态度,都做了明确的阐述。
随后,在中国兴起了农民运动。
对农村与乡土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文化思想建设的层面上,还体现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运动的具体实践上,显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中的一种方向和选择。
与此相呼应的是,“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为人生”启蒙主义的文学思潮,也给“乡土文学”作家以影响,在理论上起了倡导、推动的作用。
新文学发轫期,最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陈独秀,提出“三大主义”,反对“雕琢的阿腴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提倡“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P19)显然主张文学当研究、反映国情,关心平民生存。
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主张“重新去发现‘人’,去‘辟人荒”’,“从文学的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
[2](P20)他在1918年发表的《平民文学》更明白地倡导文学对于平民悲欢哀乐的关注:“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3](P211)。
沈雁冰也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他的注释是,“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一般特殊阶级的”。
[4](P13)文学界走向“平民”的主张更加明确和自觉,“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与被侮辱者’”,[5](P219)要描写下层民众的苦难和挣扎,树立“血和泪的文学”,[6](P490)以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表现社会下层(尤其是广大乡村)普遍的苦难和愚昧。
五四乡土文学与问题小说的兴起、流变与式微同样存在密切关系,换句话说,是现代小说自身运动的结果。
在五四乡土小说兴起之前,现代思想的觉醒导致一场文化启蒙思潮,出现了一批“问题小说”,他们以小说的方式探讨国民性改造问题、人生目的问题、劳工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婚姻问题等等。
但是,由于“问题小说”的作者对于小说中所涉及的“问题”并不真正了解,在ΞΞΞ作者简介: 方习文(1964-),男,安徽宿松人,巢湖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
收稿日期: 2002-04-27如何解决“问题小说”的答案中,常常开错药方,加上“问题小说”的作者又无足够的可资依凭的有血有肉、比较深切的实际生活感受,因此,不免造成这部分小说思想胜过形象,缺乏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以对观念的图解代替生动真切的艺术表现等方面的缺陷。
“问题小说”的贡献,是通过对现实的关注和研究在思想上、观念上向现代精神、现代文明、现代生活转换,它的缺陷是缺乏对总体中国国情的把握,由于缺乏一个合理的切入点,作品只是针对一些零散、个别的生活现象有感而发,所以缺乏一定的深度与现实普遍性,而最大的缺失是简单地把文学变成思想、观念的功利性手段,而没有尊重文学的规律性,从而有过于思想化、观念化的倾向,或者存在皮相的涉及而缺乏深刻的把握,或者有尖锐深刻的问题揭示。
新文学就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启蒙与审美之间寻找一条合理的出路。
对于不少五四文学青年,他们是城市的移民,主要寄寓在北平与上海。
要承认,对于远离现代文明的闭塞的广阔乡村,却继续保持着小农家法的封建文化机制,而这些城市因较多地濡染了异质文化的进步营养,便以其现代品质,作为与古老乡村文化的对立物而存在。
对于这些侨寓者而言,他们一方面已经受悟受益且置身于新文化思潮氛围中,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使他们在思想上、在写作上都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而选择的关键在于寻找一个合理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当他们侨居于城市的一隅,拿起自己的笔,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启蒙的时候,他们又必须面临自身的情感的问题。
这种情感最突出的莫过于在城市现实生活中的困惑与落寞。
这些作家对城市显然不能适应或不完全适应甚至有排斥心理,从启蒙的角度看,城市的现实本身也没有提供合乎启蒙理想的生活因素与模式,甚至不能作为代表中国现实性和普遍性的审美关照对象。
思想上的反思、情感上的怀旧、记忆的返观使他们自觉的走向乡土。
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走向了乡土,不仅是受情感需要支配的不自觉选择,而且是受启蒙思想的熏陶和启示的。
于是他们或眷恋故乡流露出乡愁乡情;或将启蒙的视野投向中国的乡村从而审视“乡村化的中国”;或者即爱且恨的面对那份深切记忆中的人与事。
总之,五四乡土文学的兴起是建立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一次必然又自然的选择,是在启蒙的理想曙光照射一个深彻沉重的中国时,乡土成为作家自觉走向启蒙、走向“中国”的本相与内核、走向自我的必经之路。
二、五四乡土小说理论的倡导与导向1926年,陈定潢在评价鲁迅的小说时,率先提出乡土文学并创立了“乡土文学”这个名词。
后来这个概念就作为了一种具有特定价值的小说观念与美学标准流行起来。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是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可见乡土文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现象受到重视,“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被认同、被研究且广泛应用。
但“乡土文学”作为概念范畴正式确立之时,已是乡土文学勃兴之际,在此之前乡土文学创作的兴与盛,同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恰如“五四”乡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幼稚到相对成熟的过程,“五四”乡土小说理论的建设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其主要的特征依然是关注当下文学如何沿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精神、文学在启蒙与审美之间走向时代性、民族性的道路。
其一,在探讨文学自身的发展方向上,世界文学的影响与启示,以及文学的“世界性”视野越来越确立这样一种价值观,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地方的”。
虽然一开始并不如此明确。
譬如与乡土小说理论建设相关的最初的理论探索,并非一开始就意指明确、直奔主题的。
最初只是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最普泛的命题,即文学的“地方色彩”(l oca l co l o t)(或称之为“地方色”)来讨论的。
周作人在他1921年8月翻译英国作家劳斯(W.H.D.Rou se)为《希腊小说集》所写的序文中谈到文学的“特殊的土味和空气”,以及因此而来的文学中的“民俗”成份问题。
他说:“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
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是必要的,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
”由沈雁冰、李达、刘大白共同编写的《文学小辞典》也曾以“地方色”为题设置辞条,解释文学的“地方色彩”:“地方色就是地方底特色。
一处的习惯风俗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
”也许出于艺术家一种本能的感应,闻一多在谈到郭沫若《女神》中欧化倾向颇为强烈的新诗时,也特别地关注、强调文学的“地方特色”,在写于1922年12月的《〈女神〉之地方特色》一文中,他说:“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64・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方特色。
”上述讨论,也许最初并不明确指向“乡土文学”,但作为一种理论积累和铺垫,无疑在催发着、孕育着更为明确的、完备的乡土小说理论的出现。
其二,是在启蒙意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下一种思想的延伸与选择,从关注表现对象即农民这一角度来讨论乡土文学。
沈雁冰从“为人生”即关注“农民”这一意义上,倡导“农民文学”(乡土文学)。
他批评一些作品“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高度评价鲁迅的《风波》。
在他看来,《风波》“把农民生活的全体作为创作的背景,把他们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来”,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则呼唤显克微支和莱芒特式的中国农民文学的出现,成为“民族灵魂的化身”,“成为亿万农民的代表呐喊者”。
这种呼唤和倡导,从一个侧面建构了初期的乡土小说在理论上所倡导的一种文化价值倾向。
其三,这一时期较为自觉地把“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讨论、倡导,从而建构乡土文学理论的是周作人。
周作人对于乡土文学的倡导,其最初的动因约略说来,全在于“纠编”,即纠正新文学初期的一些偏向。
这种偏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文学创作的“概念化”、“单调化”的毛病。
周作人在肯定新文学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的同时,又指出了其“一点不足”,即太“抽象化”,“执著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
另一方面,是“五四”新文学因渴望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目光所及全是西方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文学的“乡土气味”。
他在为刘大白的《旧梦》所作的序中说到:“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Ko s m opo 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的气味,这虽然是不得已却也是觉得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