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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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白 作 《 清 平 调 》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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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白 于 文 苑 图
李白后期的沉沦与漂泊
天宝三载（744）春，李白忧愤出京。五月，至洛阳，与杜甫相会，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次年春， 再与杜甫、高适会鲁郡和济南，和杜甫结下深厚友谊。十一月，李白从高天师受道箓于济南郡紫极宫。回任 城后，修酒楼，日夜沉饮其上，以示绝意仕进。天宝五载，漫游越中，临行赋《梦游天姥吟留别》，渲泄郁 闷。于越中，李白经贺知章故宅，追忆当年长安相见事，不胜感慨。天宝六载，北海太守李邕和淄川太守裴 敦复同遭李林甫陷害，李白不胜悲愤，于金陵作《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鸣不平：“君不见李北海，英 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天宝九载，白五十岁，深感从政无望，欲以诗文为终身 事业，作《古风·大雅久不作》等诗以明志。天宝十载秋，白在南阳附近石门山中元丹丘处作客，颇有出世 之意，忽又寄诗幽州节度使判官何昌浩，想弃文就武，从军赴边。秋末，有幽州之行。白于幽州目睹塞垣真 象，知禄山有作乱之心，便毅然南返，三入长安，欲向朝廷反映真象。但因安禄山深得玄宗宠信，虽忧心如 焚，然无计可施，乃离开长安。不久，从河南梁园南下宣州（安徽宣城），作《远离别》。天宝十二载秋，与 族叔侍御使李华登谢眺楼，作《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诗。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起，官军一触即溃，战火迅速蔓延。次年正月，洛阳沦陷，李白携宗氏夫 人仓皇南奔，开始欲往越中避难，继而又西入庐山。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七月，玄宗至 汉中，从房琯议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诸王分领诸道节度使，并遣永王璘出镇江陵。时李亨于灵 武即位，改元至德。李亨命璘还蜀，璘不从，十二月，璘出兵沿江东下，三次派人请白入幕。白素怀报国之 心，遂入永王军中，作《永王东巡歌》十首。未及一月。亨、璘内战，璘败亡，白以“附逆作乱”罪入狱， 幸得友人推覆清雪，以无罪开释。御使中丞宋若思上书荐李白，肃宗非但不准，又判长流夜郎。至德二年春， 行至奉节，遇赦返江陵，作《早发白帝城》。 他以为长安、洛阳两京恢复，国家中兴在望，又有用世之意，还至江夏，广事干谒，结果又告失败，唯 有痛饮浇愁，狂歌当哭。 上元元年，李白六十岁，还至豫章（江西南昌），再登庐山，作《庐山谣寄卢侍御 虚舟》一诗，意欲求仙学道，以度残年。上元二年，复游金陵，物是人非，生活拮据，以随身宝剑抵偿酒钱。 是年，贼势复炽，天下兵马副帅李光弼出镇临淮，将北上讨贼，李白又欲立功报国，遂请缨入幕，因病半途 而返，往依族叔李阳冰。次年春，病稍痊可，复游宣城，又因病重到当涂，时李阳冰将辞官归隐，白无处可 去，作《笑矣乎》、《悲矣乎》二诗，语无伦次，疑是悲愤至极、精神失常之作。 宝应元年（762），白六十二岁，十一月，卒于当涂，有《临终歌》，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 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关于白之死，亦有二说，一说死“腐肋疾”，一说醉后入水捉月而亡。
李白的家世与少年生活
李白（701——762），字太白。关于李白的贯望，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为蜀人 （刘全 白）；一说为山东人（元稹）；一说陇西人（李阳冰）；一说出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 内，范传正说）。现在一般认为，李白当出生于中亚碎叶，其家世已难于详考。据唐李阳冰《草 堂集序》等记载，李白是凉武昭王九世孙，其先因故流亡到碎叶。中宗神龙元年，李白随父迁 居唐剑南道绵州昌明县清莲乡。李父入蜀后，一直过着“高卧云林，不求禄仕”的隐逸生活， 可能是一个富商。 李白的家庭显然有浓重的西域文化背景。他幼年和青少年是在蜀中度过的，同时受汉和西 域两种文化的熏陶。这就不仅给他一副“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相貌，更赋予他追求自由和 豪放不羁的性格，“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巴蜀那曾孕育了司马相如、 扬雄、王褒和陈子昂的山川培养了他磊落的胸襟，慷慨的激情，更激发了他对自然的热爱。李 白少年时，正当“开元之治”的前期，玄宗励精图治，使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特别是朝廷“广 开才路”，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李白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又加上他的父亲有着较高的 文化修养，因而他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他读书泛览百家，不事章句，颂慕鲁仲连那样扶 危济困、功成身退的英雄，鄙视皓首穷经的儒生。又向慕神仙长生之术，喜游侠击剑，曾从赵 蕤学纵横家术，修炼剑道，多年后还在诗中描写自己“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江夏寄 汉阳辅录事》）的情景。 开元八年（720），礼部尚书苏頲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二十岁的李白带着诗文前去拜访，深得苏頲赞赏：“此子天 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 学，可与相如比肩也。”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引) 李白纪念馆（四川 ·江油）
李白前期漫游与干谒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二十五岁，以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上安州裴长史书》），从此开始了他漫游、干谒的生涯。 李白经长江三峡出蜀，沿途作有《登峨嵋山》、《峨嵋山月歌》、《渡荆门送别》等诗。出蜀至 江陵，他遇到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因而写了《大 鹏赋》。此后，李白沿江东下，东至金陵和扬州。此时的李白，风华正茂，广事交游，轻才好施，他 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说：“襄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救 之。”魏颢《李翰林集序》甚至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
李 白 作 《 清 平 调 》 图
清 · 苏 六 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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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二入长安之风光与失落
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可能是因元丹丘推荐（元则是以道士的身份受到玉真公主征召入京的），玄宗 皇帝下诏，命李白入京。李白初闻征召，真是喜出望外，以为他多年的政治理想有了实现的机会 ：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不过，这时的玄宗已经不再励精图治了。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后，权力便由奸相李林甫掌握。所以玄宗召李白进京，并不是任用贤才， 治理国家，而是需要一个出色的文人来点缀太平。 初入长安，李白的确受到玄宗的眷顾。玄宗降辇步迎，云：“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 焉能致此。”并赐七宝床，御手调羹，命待诏翰林。唐制，皇帝所在处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医卜 伎术之流，随时待诏命，备顾问，玄宗时名其待诏之所曰“翰林院”。开元二十六年，又别建学士院， 以他官兼充学士，专掌起草诏命，李白入翰林，只是以文词秀异待诏供奉而已，并未授正式官职，与 以他官充任的学士不同。但以其声名之大，玄宗初亦颇加礼遇，并命其起草诏诰。据说他曾作过《和 蕃书》、《出师诏》等文，又应诏作过一些描写宫廷歌舞享乐生活的诗文，如《泛白莲池序》、《宫 中行乐词》、《清平调》等，这些作品都获得了玄宗的欣赏。玄宗带着大批妃嫔官员幸骊山温泉宫， 李白也在侍从之列。他曾得意地说：“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 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甚至以为不仅可以平步青云，而且还能援引故人：“激赏摇天 笔，承恩赐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但李白这时期的行为举止，仍然保持着平交王侯的态 度，不肯屈己下人的故态。对于玄宗，他当时是歌功颂德，对官僚显贵，则取“平交”的态度，即所 谓“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 。 没过多久，李白便发现玄宗对自己只不过是倡优蓄之，并没有委以大任，这与他的理想可谓大相 径庭。于是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 。渐渐地表现出厌倦情绪。这时，他和 贺知章等人在一起喝酒，号称“酒中八仙”。杜甫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来不上船，自称臣中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可见李白可能有借酒装疯、拒绝奉诏之举。又尝沉醉 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 由于李白“戏万乘为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恃才傲物，遂遭谗谤，自知不为朝廷所容，便在天 宝三载春，上书请“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金放还。这样，李白于天宝三载，怀着悲凉、 怨愤而又恋恋不舍的心情，高吟“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的高傲诗句， 告别了帝都，经由商州大道，离开关中，结束了他在长安一年多的宫廷生活。
李白性格与思想
李白的思想比较复杂，兼有儒、道、游侠、纵横家的成分，而以儒、道为主。但其避开科举，而其思想 显为盛唐之产物。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功名心很强，有着强烈的“济苍 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李白的政治理想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答孟少府移文书》）。但 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隐逸于世，广为交游，寄希望 于风云际会，以便名动京师，待朝请之。他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 盖世功业。其慕姜尚、范蠡、鲁仲连、张良、谢安之风，且益加之。期为帝王之师，以建奇功，后便功成身 退。然而时过境迁，正当其要有所作为之时，开元盛世已经过去，朝廷日趋腐化，社会酝酿着新的危机。其 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之中，定然要遭致失败。欲望极奢，实现的希望却极渺茫，因此他对自己遭 到的打击也倍感沉重。每当遇到挫折和不平，他都爆发出强烈的愤慨，他对现存秩序的大胆批判和否定，往 往有排山倒海之势。然而愤慨之余，又常欲用隐居求仙、狂饮颓放，来暂时解脱精神的痛苦，可见道家之批 判现实与隐逸思想对其影响亦深。其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都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 龚自珍曾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 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 李白的一生，是为实现济苍生、安社稷 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的一生。虽然历尽坎坷， 屡遭打击，他的雄心壮志，总不消歇。受挫 之后，他亦时作出世之语，但往往其言愈冷， 其心愈热，为时不久，便又热血沸腾。终其 一生，为苍生社稷之心，无时或忘。在这种 追求和奋斗中，他虽然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 政治家，却成为一位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