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性别
文学与性别女性作家的突破与影响
文学与性别女性作家的突破与影响文学与性别：女性作家的突破与影响文学一直是人类表达思想、情感和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然而，在历史上，女性作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限制。
尽管如此，从过去到现在，女性作家们通过他们独特的观点和作品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界。
本文将探讨女性作家在文学界的突破以及她们对社会和阅读体验的持久影响。
第一部分：历史上的女性作家在过去，女性作家要面对重重困难才能获得公认和机会。
例如，在18世纪，女性作家对于发表作品和争取版税权的权利非常受限。
他们通常采用男性笔名来隐藏自己的身份，躲避某些社会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她在其早期作品中使用匿名笔名，直到她被公认为作品的作者。
然而，虽然女性作家受到许多限制，但她们不断用自己的才华和毅力来战胜这些挑战。
在19世纪，英国作家简·奥斯汀以她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和《爱玛》等作品成为重要的文学人物。
她的作品以细致入微的观察、深入刻画的人物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而闻名，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树立了榜样。
同时，一些女性作家在文学界取得了突破。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是第一位获得文学成就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
她的作品《小心得》以情感和社会真实性深受欢迎。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不仅为女性作家争取了认可，也为美国非裔女性作家开辟了道路。
第二部分：女性作家的影响女性作家的突破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就，她们的作品对阅读体验和社会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女性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探索了性别角色、女性自主权和女性经验的问题。
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其现代主义作品而闻名，她的小说《到灯塔去》中探讨了女性在家庭和职业中寻找平衡的主题。
她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通过内心独白和流畅的笔触，表达了女性作家对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渴望。
其次，女性作家在改变传统的文学审美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挑战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规范，使文学更加包容和多元化。
在20世纪的美国，作家艾米丽·狄金森以其个人的诗歌风格独树一帜。
文学作业中的文学与性别问题
文学作业中的文学与性别问题性别问题一直是文学作业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因为文学作品往往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性别角色和性别身份的认同和固化。
在文学作业中，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包括对性别角色的塑造、性别主题的探讨以及作家的性别身份对作品的影响等。
首先，在文学作业中，作者通过塑造性别角色来展现性别问题。
性别角色的塑造包括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表现和描绘。
例如，在一些经典文学作业中，男性常常被描绘成强壮、英勇和理智的形象，而女性则被描绘成温柔、柔弱和依赖的形象。
这种性别角色的刻画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和预设。
通过对性别角色的塑造，作者不仅仅展示了社会对性别的限制，同时也反映了对性别角色的规定所带来的困境和挣扎。
其次，在文学作业中，性别主题常常成为作家探讨的焦点。
性别主题探讨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平等和性别角色的错位等问题。
作者通过作品中的情节、对话和写法等方式，提出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思考和反思。
举个例子，女性主义文学作业往往着眼于女性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并通过女性角色的经历来呈现这些问题。
同时，一些作家也通过对男性角色的写作，来探讨男性在现实中的限制和期望。
这种性别主题的探讨不仅仅是为了揭示性别问题的存在，更是为了唤起读者对性别平等的思考和关注。
最后，作家的性别身份也会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
作家的性别身份不仅仅影响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塑造和性别主题，还会通过对情感、观察和表达等方面的独特视角带来独特的文学体验。
不同性别的作家往往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因此他们对性别问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也会不同。
作为文学作业的读者，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作家的性别身份来了解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关于性别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综上所述，在文学作业中探讨文学与性别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通过对性别角色的塑造和性别主题的探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社会对性别的认同和固化。
同时，作家的性别身份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文学体验和视角。
通过对这一议题的思考和讨论，我们能够进一步推动社会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和进步。
文学与性别研究
文学与性别研究近年来，文学与性别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性别角色在文学中的呈现方式，揭示其中的社会意义和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文学与性别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与文学创作、读者解读等方面的关系。
第一部分：性别视角的文学创作性别视角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作家们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等方式，深入探讨性别议题，揭示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构建和期望。
例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通过女性主人公的视角，描绘了她在男权社会中的困境和挣扎，展现了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自主性的重要性。
在文学创作中，性别视角常常以批判的方式呈现。
作家们通过对性别角色的剖析和拷问，质疑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例如，美国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通过虚构的近未来社会，描述了女性被剥夺权利的世界，引发了读者对性别不平等的深思。
第二部分：性别角色的解读与批评文学与性别研究不仅关注性别视角的文学创作，还致力于对文学作品中性别角色的解读和批评。
通过对作品中性别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作家对性别议题的态度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例如，美国女作家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通过女孩斯科特对父亲的观察和成长过程的描写，呈现了一种对男性阳刚之美的颠覆和质疑，引发了对父权主义的反思。
在性别角色的解读与批评中，也涉及到对文学作品中的隐性性别暗示的发现。
一些作品中，作者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巧妙地展示性别角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例如，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通过女主人公简的坚韧和独立，探索了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选择权和自我意识。
第三部分：读者的性别身份与解读在文学与性别研究中，读者的性别身份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不同性别的读者在阅读同一部作品时，会因其性别身份的不同而对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例如，女性读者可能更加关注作品中女性主人公的命运，而男性读者则更加关注男性形象的塑造。
古代文学与性别话题
古代文学与性别话题古代文学是多元而丰富的，其中一种重要的探索领域是性别话题。
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性别作为一个主题，被广泛地揭示和讨论。
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和文化背景，也展示了对于性别角色的思考和探索。
本文将从女性形象、性别关系以及女性创作等方面，探讨古代文学与性别话题的关系。
一、女性形象在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往往被塑造为柔弱、妩媚、依附于男性等传统观念的代表。
然而，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将女性描绘为无能或被动的存在，一些作品也展现了女性的坚强和勇敢。
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不仅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还表现出独立自主的个性。
另外，《木兰诗》中的木兰也展示了女性在面对战争和家庭责任时的无畏和坚守。
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古代文学不仅传达了对女性的期望和评价，还为女性赋予了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角色，凸显了性别话题的复杂性。
二、性别关系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关系常常呈现出男尊女卑的现象。
男性被赋予了社会地位的优势，而女性则被限制在家庭和情感世界中。
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女性地位的束缚。
然而，一些作品也试图挑战这种性别关系，通过塑造反派女性角色或者展示女性的智慧和才华来反衬男性的局限。
比如《双城记》中的玛德琳·德福斯妇人，她以自己的坚强和智慧，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角色，对抗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限定和压迫。
这些性别关系的描绘凸显了古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对于性别话题的思考。
三、女性创作在古代文学中，女性的创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性别话题。
尽管女性在当时社会地位较低，但仍然有一些女性作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以及《古文观止》的编者刘远等等。
女性创作的存在，不仅为文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也挑战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
她们的作品在探讨性别话题的同时，也赋予女性更多自由和发声的机会，为后世的女性作家树立了榜样。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与性别话题密不可分。
文学与性别问题
文学与性别问题在当今社会，性别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而文学作为一种广泛流传的艺术形式，也无疑是能够反映和探讨性别问题的重要媒介。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文学对性别问题的影响，包括文学作品中的性别形象塑造、性别主题的探讨以及性别问题对文学创作的启示。
一、性别形象塑造文学作品中的性别形象塑造是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塑造不同的性别形象，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性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
例如，在经典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班内特展现了坚强独立、聪明机智的性格，击破了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偏见。
同样，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也常常表现出智慧、勇敢和独立的特质。
然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性别形象也存在着刻板化的问题。
女性形象可能被描绘成被动、脆弱或者依赖男性的形象，而男性形象则可能被过度强调其阳刚之气。
这种刻板化的塑造有时会对性别平等造成负面影响，加深了性别角色的固化和不平等。
二、性别主题的探讨除了性别形象塑造，文学作品也经常涉及到性别主题的探讨。
性别主题包括但不限于性别角色的固化、性别歧视、性别权力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议题的呈现和思考，文学作品能够引起人们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并推动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思考。
《红字》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其中揭示了对女性的道德束缚与歧视。
小说中的女主角因婚外生子而被社会指责，这充分表现了对女性的性双重标准。
通过揭示这种歧视现象，小说引发了社会对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的深思。
三、性别问题对文学创作的启示同时，性别问题也对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性别问题的存在促使作家对性别、家庭、权力等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洞察。
通过创作文学作品，作者可以表达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唤起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和表达LGBT群体的权益和平等问题。
这些作品通过创造性的故事情节和各异的角色形象，向读者传递了对性别多元性和包容的呼吁。
总结起来，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对性别问题有着深刻的影响。
文学与性别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分析
文学与性别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分析在文学作品中，性别角色的塑造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通过对性别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作品中的性别意识、性别角色刻画和性别关系的描绘。
本文将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探讨性别在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一、性别角色刻画的方法与手法在文学创作中，性别角色刻画并非是单纯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区别，而是通过对个人特质、行为举止、语言表达及心理反应等方面的描绘，构建一个具有性别特色的角色形象。
作家通过语言、描写与情节等手法，为性别角色塑造出独特的形象。
1. 语言和描写手法作家可以通过使用特定的语言和描写手法，巧妙地刻画性别角色。
例如，对于女性角色，常常使用柔美、细腻的语言，强调她们的温柔、娴淑和柔情；而对于男性角色，则更多地采用阳刚、有力的语言，展现他们的勇敢、果断和坚强。
同时，作家还会通过描写角色的外貌、姿态和打扮等细节，进一步突出性别特征。
2. 心理内心和行为反应性别角色的塑造还依赖于他们的心理内心和行为反应。
女性角色通常被描绘为柔弱、敏感而容易受伤的，她们关注感情、家庭与关怀，注重细节和人际关系；而男性角色则常被描绘成坚毅、勇敢和决断的，他们更加关注权力、竞争与成功，注重自我表现和事业。
作家通过角色的心理描写、情感表达和对外部事件的反应，深化了性别角色形象的刻画。
二、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性别角色刻画的舞台，也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的存在与发展。
通过描绘性别角色之间的互动、角色的意识觉醒以及角色对性别身份的认同与否等，作家传递了对性别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观点。
1. 互动关系性别角色之间的互动是衡量性别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性别平等与差异的体现。
作家通过角色之间的对话、情感纠葛和相互作用，展现了性别角色之间的固有刻板印象和不同的社会角色分工，同时也呈现了他们对这些刻板印象的认同、抗拒或超越。
这些互动关系展示了性别角色之间权力、权威和控制的差异，引发了对性别平等与敌对关系的讨论。
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以中国文学为例
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以中国文学为例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通过文字记录人类的思想和生活，艺术地表达着人类文化和情感。
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文学这个领域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问题。
在中国文学中，性别歧视已经深深地植根在这个领域中，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在作品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
这篇文章将探讨性别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如何消除性别歧视问题。
性别歧视在中国文学中的体现首先，性别歧视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中国文学中，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文学中，性别歧视的体现与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深刻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并反映在文化和艺术领域中。
在这个时期，女性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她们的地位低下、被压迫，这种社会秩序也被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在中国传统戏曲文学作品中，例如《婉娥传》和《西楼梦》，女性被描绘成忠贞的、孝顺的、被动的形象。
这些作品中，女性的地位被限制在家庭中，没有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机会。
而且，在传统的小说和诗歌中，男子英雄和他们的生活被赞美和歌颂，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只是作为支配和符号出现。
在现代文学中，性别歧视的问题依然存在。
中国女作家在写作中也遭遇到了网上尤为激烈的攻击和批评，这还远没有结束。
有一些文章描写女性和男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强调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但是，这些文章被批评人士指责为“美名其曰女权思考”，她们被指责为“妇女运动”的代表，她们的文学作品被贬低到客观和带有偏见的程度。
在这样的批评下，女作家的批评声音和创作机会被抑制了。
消除性别歧视的解决方案消除性别歧视问题，需要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共同努力。
在社会方面，需要推行女性厚爱和合作的时代，支持女性在教育、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文化方面，文学作品需要更加公正和平等地反映社会中的人类生活和思想。
女性的形象需要更加现实和多样化，文学作品也需要把女性描绘成真实的、多样化的人物。
文学与性别问题的研究
文学与性别问题的研究自古以来，文学一直是记录和表达人类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
然而，由于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固化观念的存在，文学中的性别问题也备受争议。
性别问题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涵盖了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本文将探讨文学与性别问题的关系，并分析这个领域内的重要研究方向。
首先，文学作品对于性别问题的反映和思考有着重要作用。
过去，许多文学作品大多是由男性创作的，表达了男性对于女性的固有观念和偏见。
女性在这些作品中常常是被动的、依附于男性的存在，被刻画成柔弱、温顺或者迷人的角色。
然而，现代文学中，女性作家们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探索女性心理、挣脱束缚和探讨性别认同的问题。
她们以奋斗、坚韧和独立的女性形象来呈现，并深入揭示和抗争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压迫。
这种转变反映了性别问题在文学创作中的研究进展。
其次，性别问题研究也关注文学中角色的性别建构。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别对于角色的塑造和命运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性别建构和性别角色的刻画既有意识的设计，也有潜意识的影响。
女性在很多作品中被塑造成温柔、善良，而男性则被要求坚强、果敢。
这种性别建构往往反映了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和期望。
性别问题研究关注这种性别角色的构建与塑造，以及其中的权力关系和对女性的歧视。
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角色性别呈现，研究者们试图揭示社会性别观念、规范和压迫对于角色发展的影响，推动性别平等的进步。
另外，性别问题研究还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语言。
在书写和表达中，语言对于性别问题起到重要的作用。
过去，男性语言被认为是普遍的、中性的语言，而女性语言则经常被打上标签“情绪化”、“柔弱”。
但这种划分和定性导致了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近年来，性别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和倡导“性别中性”的语言使用。
他们试图摆脱语言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通过使用包容性的语言来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的认同。
总结起来，文学与性别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领域。
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性别的反映、角色的性别建构和性别语言，研究者们试图揭示和批判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刻板印象。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第十五章文学与性别一性别的文化属性文学与性别的关系是古老而有趣的课题。
许多时候，人们总是兴趣盎然地用性别来说明文学的某种风格或气质——文学似乎天然的存在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别，前者豪放刚强，后者婉约细腻。
南宋的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如是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秦观的诗被世人叽为“时女伤春，终伤婉弱。
”元好问则是直接称之为“女士郎”。
文学史上，类似的比附屡见不鲜。
这样的比附咋u明显贬低婉约派的同时，还隐约着一种性别认识论上的设定：女性和男性在气质上的分别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
男性之阳刚、粗矿、豪迈与女性之阴柔、细腻、婉约、自然而然地与体制状况、身体结构以及染色体这些自然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换句话说，生物学因素决定了男人和女人在性别气质上的本质性差异。
长期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但女性主义者和同情女性主义的人们终于发现这种性别知识中隐藏着父权和男权意识形式的运作痕迹。
如同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对“神话化程序”所作的分析，意识形态往往是通过自然化和去政治化的一系列程序而产生作用的。
于是，性别知识的去自然化和重新政治化就成为女性主义的首要人物之一。
在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第二性》中，西蒙娜。
德。
波伏特振聋发聩地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形象。
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第二性》用了大量的篇幅，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主义角度试图阐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女性的生理状况并不是女性处境的必然原因。
事实上，男性中心社会早已事先设置无数规范指定女性的成长过程。
从“人”（man）这个语词的意义看“人就是指男性。
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性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
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
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
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
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
”这样，性别范畴波伏娃纳入社会权利结构中予以考察。
对于女性主义而言，《第二性》是意义在于完成了性别的去自然化，为性别的文化社会建构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波伏娃对性别奥秘的发现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家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开始把“性”（sex）和“性别”(gender)作出严格的区分。
前者指生理性别，即两性之间的自然差异；后者又称之为社会性别，“用来指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尽管将社会和生物性别真实地截然区分开来是困难的，但是在概念上是区分是很有价值的。
社会性别的概念能够清楚地表明，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绝不是‘自然’的………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它是可以被消除的”朱迪斯-巴特勒受福柯后结构主义的启发，提出“性别扮演”理论，将性别结构又推进了一步。
在她看来，性是性别的基础，瓦解男性中心的性别知识体系首先必须解除性的自然属性面纱。
她明确地指出:生理性别其实与社会性别一样，都是被社会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
没有本质的或天生的自然而然的性。
不同的是，性或生理性别具有生物学的基础，能够更有效地隐蔽其原本具有的文化社会涵义。
生理性别同样被切入社会权利结构网络之中，具有被规训的一面。
对于巴特勒而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存在根本的分别。
究其实，生理性别就是社会性别。
性别对于个体的意义不在于其原本原本或本质上“是”什么，而在于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扮演了哪种角色。
因此，“做”一个男性或男性，“是一个对模仿的模仿，是一个没有原件的复制品”。
所谓的男性本质或女性本质，事实上只是一种观念的构造，是一种性别形态。
某种性生理器官必须表现出某种社会姿态，只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制造的认为规定。
巴特勒颇为激进，其性别扮演理论甚至对异性恋体制也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无聊是性别建构论，还是性别扮演论，其意图都在于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体系，在于瓦解建立在男性霸权基础上的性别秩序。
长久以来，这种性别秩序深刻的嵌在等级森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认识论框架中。
这个人是结构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太阳与月亮、白昼与黑夜、文化与自然、阳与阴、男人与女人、父与母、理性与感性、男性与女性、坚强与软弱、外与内、尊与卑、主于从、中心与边缘、有序与无序…..两者的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
在传统的性别秩序中，女性处于从属的位置。
男性为第一性，女心只能作为踏对立面和第二性而存在，是被压抑的他者。
柏拉图的轮回理论很能说明这一点。
他说男人爱智慧和理性，因此与哲学离的很近；而女性则是感性的生物，距离黑暗只有一步之遥。
男性如果不爱哲学转世则变成女人，生命再次轮回，就只能向下沉沦变成黑暗的基质。
结构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无疑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
因而，在一批态度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那里，“女性”这个概念几乎也就是“革命”的同义词。
不少理论家也承认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
《反对资本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作者大卫-施维卡特甚至有些夸张地认为：20世纪最有意义的革命不是俄国不是俄国革命也不是中国革命（每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是不可逆转的、至今仍然在进行着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革命，它证深刻地改变着人类性别关系。
由于女性主义运动，“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穿越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时刻”文学与性别文学与性别的关系无疑是复杂的。
持女性立场的理论家常常偏重于考察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和文学史中女性作家的位置，审查父权文化制度如何通过文学塑造来规训女性。
审查男性中心的文学史有事如何遮蔽女性作家的成就和如何压抑女性的声音。
的确，“在没有哪种角度比男性如何想象女性、如何塑造虚构或描写女性更能体现性别关系之历史文化内涵了”。
“由于女性形象在文学中仅是一种介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她们总是被他们的男性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
”历史地看，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或者妖魔化女性，或者神圣化的女性，这是女性形象扭曲变形的两个极端。
人们很早就发现，在文学史上众多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被截然地分为两种类型：要么是荡妇、妖女；要么是天使、贞女。
“红颜祸水”是文学史中长盛不衰的故事，妲己、夏姬、赵飞燕、杨玉环，这些被称为“尤物”的女性美丽、妖艳、富于性魅力，又常常被视为国家社稷之颓败的罪魁祸首，一次次地成为男性失败历史的替罪羔羊。
这些故事显然是男性想象的产物和男性欲望的投射，它满足了男性的性欲望、性幻想和推卸历史责任的双重心理需要。
在西方古老神话故事中同样流行着这样的古事：夏娃诱亚当堕落；海妖赛壬以其勾魂的歌声诱惑航海者落水；美杜莎目光所及，变宝为石；美狄亚杀死亲兄弟，烧死情敌，最后为报复丈夫而杀死亲生儿子。
在现当代西方文学中，另一种极端是把女性理想化和神圣化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大地之母”、“伟大的母亲”、“圣母”、“纯洁的女性”、“永恒之女性”、“家中的天使”……..歌德在《浮士德》中充满深情的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上升！”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则赋予了黑人老母亲以拯救堕落南方的伟大角色。
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更是充满了才子落难佳人相救的老套故事，这类故事甚至延续至今，演绎出各种各样的当代变体。
妖魔化女性显然是对女性形象的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而对女性的极度弘扬和圣化则遮蔽了女性真是的生活处境。
如同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所指出的，男性作家常常把女性虚构成盖世无双的美人、虚构成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比男人还伟大的女性，但实际上她只是她丈夫的财产。
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和M.罗杰斯的《烦人的另一半：文学中的厌女史》都注意到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西方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厌女症”传统。
这一传统最初可以上溯到神话中关于人类堕落的故事和潘多拉盒子的传说。
这两个故事显然都与神秘而又危险的性相关，它表证了“厌女症”的起源。
男性文化把女性视为性动物，正是女性的性欲这个及危险的诱惑导致人类的堕落和无忧无虑的人类黄金时代的终结。
从此，“女人、性和原罪常常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男权思想根本模式”“厌女症”传统一直顽固地延续至今、从劳伦斯宣扬女性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到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的性暴力美学等等，许多强悍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作家常常把女性卑贱化、性欲化和“婊子化”，事实都一再表明“厌女症”所代表的男权思想在西方现当代男性作家的笔下仍然留下了斑斑劣迹，有时候甚至愈演愈烈。
正如莱丝莉-菲尔德勒在《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中所指出的：19世纪文学中性感而倔傲的“玫瑰”到了20世纪，变成了海明威笔下的“美国婊子”，而到诺曼-梅勒手里，更是每况愈下——“他使她更婊了” 。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同样存在“厌女症”倾向。
这老套的“红颜祸水”故事和不断出现的“妒妇”形象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
其中在经典小说《水浒传》中尤为突出。
同情女性的夏志清如是言：“《水浒传》中的妇女并不仅仅是因为心毒和不贞而遭遇严惩，归根到底，她们受难受罚就因为她们是女人，是供人泄欲的冤屈无告的生灵。
心理上的隔阂使严于律己的好汉们于她们格格不入。
由于他们的禁欲主义，这些英雄下意识地仇视女性，视女性为大敌。
”有趣的是，中西文学还存在与“厌女症”正好相反的“爱女癖”传统。
在男性的社会里，女性充当审美对象的历史同样十分悠久。
男性作家对女性美的热爱与膜拜是否隐含着性别关系的另一种形式？然而一些敏锐的批评家发现：在弱柳扶风、如花似玉、冰肌玉骨、软玉温香等等修辞描摹的背后仍然隐藏着男权意识形态。
这里的审美实质上是一种赏玩、把玩和占有，是把女性客体化，用孟锐的话说就是将女性形象“物品化”男性的这种审美不是平等的，而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奴役。
性别等级关系并没有因为这种审美而产生真正的改变。
如此看来，男性文本塑造女性形象的修辞技艺与性别政治之间可能存在着种种复杂而隐蔽的关系，审美化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诡计。
许多女性批评家都发现，性别政治同样深刻飞嵌入了各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之中。
因此，揭示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隐蔽的性暴力已经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思考女性》一书中，玛丽-艾尔曼指出了菲勒斯主义批评的一个明显的成规，一种“性别类比模式”：男性批评家在评论女性作品时，常常把眼光投向所谓女性气质上，总是习惯把女性作品当做女性本身，乐此不疲地对女性作品做胸围和臀围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