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
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哈贝马斯(Habermas)是现代重要思想家之一，也是传播伦理学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传播伦理学思想，离不开对自由、公正、民主等概念的思考，也对现代媒介传播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要求。
下面将就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展开阐述。
一、自由的传播伦理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是传播伦理的基石。
他要求的不是自由的使用权，而是自由交流的可能性，即人们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意见的机会。
这一自由传播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它要求人们自由地掌握信息和知识，进而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为了实现自由的传播，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
公共领域是一种通过自由讨论和交流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个人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意见，公共决策透明化。
二、公正的传播伦理哈贝马斯认为，公正是传播伦理的另一个重要要求。
在传播伦理中，公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媒介机构的公正；其二，媒介操作的公正。
媒介机构的公正，是指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坚持媒体独立性和平衡性，不受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干扰，让公众获得公正、全面的信息。
媒介操作的公正，则要求媒介从业者遵守职业道德，尊重真相、尊重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避免诽谤和造谣。
三、民主的传播伦理在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中，民主被视为最高形式的传播伦理。
他认为，民主公共讨论应当是基于自由交流的平等原则，并且在平权的前提下，让公民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做出政治决策。
在现代媒介传播的背景下，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技术和制度的改革，促进民主公共讨论的开展。
他主张采用网络等现代媒介手段，以开放、透明的方式建立公共领域和公共世界，让人们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意见，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四、结语哈贝马斯的传播伦理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日益深入的信息时代，我们必须强调媒介独立性、平衡性与职业道德，保障公众的权益和利益。
通过民主公共讨论，让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进而实现公共利益。
只有在自由、公正、民主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解读哈贝马斯
解读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技术哲学思想摘要：人类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地位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同时它的作用和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
针对这种现象的出现，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对此提出了全新的理论，即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理论，本文试图对这种全新的理论观点作一简要的解读。
关键字：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政治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国著名哲学家、理论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
哈贝马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81年问世的两卷本的《行为理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是哈贝马斯1968年8月问世的一本重要论文集。
其中大多发表于1963年至1968年。
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是这年7月为纪念马尔库塞70诞辰写成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技术与我们人类的生活关系日益紧密。
特别是从十九世纪的50年代开始，西方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掀起不同程度的科学革命，而革命的结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科技进步的负面效应也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那么究竟我们持技术悲观论呢还是持技术乐观论呢？哈贝马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
但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科学技术作意识形态并且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并不是由哈贝马斯创见的。
第一个试图揭示专门科学知识与政治传统之间联系的是M·韦伯。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这一观点。
在哈贝马斯的这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论文中，由于有一部分写作目的是为了纪念马尔库塞诞辰七十周年，因此，在书中作者对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批判。
马尔库塞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技术理性批判，即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通过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来得以阐述。
[1]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技术哲学理论更多的是把技术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证明政治的科学化或技术化。
哈贝马斯浅析
哈贝马斯浅析在霍克海默看来，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追求物质和经济利益作为最高目的，导致了人成为单向度发展的人，而生产力的推动又加速这种异化。
霍克海默最后仍还是认为人是自由自主的，然而恰恰是这种自由缔造了现代文明。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文明片面注重工具理性，弱化了人们对于人生目的和价值的关注，必须依靠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健全公共领域的民主程序和发扬商谈伦。
哈贝马斯反对把意识现象作为直接给予的东西，作为知识的起点，而是把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作为人类交往的背景。
这里的生活世界来自于胡塞尔，而生活形式来自于维特根斯坦，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看成人的周围世界和人的实践活动的统一体，人不可避免地要继承所在世界一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规则来思考和行动，人的实践又会推动现存的体制和规则的变化。
哈氏的生活世界就是经验之中可被直观的世界；生活形式则是人的日常活动的世界，它沉淀着来自人类长期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承的基本共识。
生活世界是交往理性的领地，在生活世界之中，人和人的沟通比较容易，人们凭借着生活世界中通行的规范行事。
社会机制作为工具理性的领地，人们在这种社会之中成为货币和权力的筹码。
在哈氏看来，随着人们过分看重经济活动，社会组织的高度职能化、法制和税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彻底导致人的完全物化。
哈氏区分了四种行为：目的行为是行为者进入所期望状态的行为，着眼于功效最大化；规范行为是行为者按所在群体认可的规范来调节自身，其中各成员的行事能够互相期待；戏剧行为是行为者把社会群体当成观众表现自己，希望观众进入到他的思想情感之中；交往行为是主体之间的互动以便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协调各主体的行为。
哈氏又区分了三个世界：客观世界是实际存在的世界；主观世界是行为者的生活体验和意图愿望的世界；社会世界是由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构成的世界，生活世界就被归于社会世界。
哈氏认为，人的目的行为主要相关于客观世界，规范行为主要相关于社会世界，戏剧行为相关于主观世界，交往行为相关于生活世界，这些行为和世界都不是各自分立而是交叉渗透。
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理解-最新文档资料
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理解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理论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被公认为是“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历史科学、心理学等领域中都有着深厚的造诣。
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不仅在联邦德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西方国家的哲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被称为是“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观点是把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与异化的根源，当作实证主义的思想基础来加以批判。
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单面性、实证性、功利性、反辩证性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们自身成为统治工具，成为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延续这一观点，讨论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和人的未来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等问题。
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特别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与统治的合理化的问题。
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
”[1]近代科学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是一种技术上切实可行的知识。
在19世纪末期以前，科学技术还没有出现彼此相互依赖的现象，自然科学以及由它所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利说推翻了旧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从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
“从19世纪的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2]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是一种上层建筑。
论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意义
论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意义1. 引言1.1 引言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意义技术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对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中，我们往往将技术理性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但同时也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弊端和潜在危险。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他的著作中对技术理性提出了批判，他认为技术理性的盲目追求效率和控制往往导致了我们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脱离和异化。
本文将对哈贝马斯的批判进行剖析，探讨技术理性的弊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之道。
通过对哈贝马斯的思想进行深入探讨，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认识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如何更加负责地使用和发展技术，从而实现技术与人类的和谐发展。
2. 正文2.1 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概念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概念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中。
他认为技术理性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它强调的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有效性和效率性。
技术理性将知识和科学与实践结合起来，通过理性的规划和控制来达到预期的结果。
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主导理性形式，它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和影响日益扩大。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的出现和发展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密不可分。
他认为现代科学的理性化趋势促使人们将这种理性扩展到实践和行动中，从而形成了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注重系统性、计划性和效率性，它的发展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哈贝马斯也指出了技术理性的局限性和问题。
他认为技术理性过分强调实现目标的方式和结果，忽视了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
技术理性的单一追求效率的倾向可能导致环境破坏、人类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对人类自身的尊严和自由造成威胁。
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思考和批判，他呼吁人们在应用技术理性时要平衡考虑科学知识、实践经验和人文关怀，避免技术理性的滥用和偏颇。
这对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自身的整体利益至关重要。
论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意义
论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意义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理性是一种独立于道德和价值观的决策模式，它回避了对公共领域的讨论和理性思考，剥夺了个体的自主性和参与感，导致了社会决策的缺乏公正性和民主性。
哈贝马斯指出了技术理性对公共领域讨论和民主决策的边缘化。
技术理性注重实用性和效率，强调将问题域限定在专家范围内，而忽视了公众的参与和讨论。
这导致了决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减弱，社会在面对技术决策时无法有效参与和监督决策过程。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公共讨论和辩论的方式，将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融入到决策中，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公正性。
哈贝马斯还强调了技术理性对个体自主性的剥夺。
技术理性将问题视为客观存在的独立实体，忽视了个体的情感和经验。
而个体的自主性和参与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石，它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技术理性对个体的剥夺导致了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漠视和被动化，剥夺了个体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权。
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对于当代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它提醒人们要警惕技术理性的权威化和过度追求效率，要重视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它呼吁人们要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公正性。
它强调了个体的自主性和参与感的重要性，促使人们拥抱自己的生活并主动参与社会发展。
这些批判和呼吁对于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和有人情味的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哈贝马斯（EdwinH.Hablitz）提出的。
他认为，人际交往是由一系列交互行为构成的，这些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下具有不同的形式。
因此，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坚持将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联系在一起，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交往的本质。
哈贝马斯的理论认为，人际交往是由三种基本的行为形式构成的，即表达、反应和交流。
表达是指个体对外界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愿望等，反应是指个体对外界表达感受到的情感、思想、愿望等作出反应，交流是指个体之间通过交流传达信息。
哈贝马斯认为，这三种行为形式构成了人际交往的基础，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彼此。
此外，哈贝马斯还认为，人际交往不仅仅是表达、反应和交流，还包括对行为的评价、判断和行动的规划等活动。
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活动都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该在讨论人际交往时考虑到它们。
最后，哈贝马斯的理论指出，人际交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涉及表达、反应和交流，还包括其他行为活动，如评价、判断和行动规划。
哈贝马斯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人际交往，就必须把这些行为活动联系在一起，以期获得更好的结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主要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世界的基础是语言，因此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的第一章，他探讨普遍语用学，其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
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比如冲突竞争，都是为达到理解的行为的衍生物，而语言则是社会进化阶段上特殊的理解媒介。
因而哈贝马斯把语言作为具有明晰性的交往行为从其他类型的交往行为中分离出来。
要想理解语言，须探索它的存在基础——语言有效性基础。
阿佩尔认为超验性的强制力，即作为言说者，一旦开始试行、理解一个言语行为或对之做出反应，就成为主体，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作出了相当的假定，阿佩尔称之为“可能性之规范条件”。
这种规范可以理解成人的头脑中具有的行为标准、甚至一般准则的约束性规则，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
基于前人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
”为了理解的目的，他提出四个语言有效性要求的义务：1.言说者的选择必须是可领会的表达，使双方都能理解。
2.言说者所陈述的内容必须听者能够理解的基础，也就是双方都要具有言说者叙述的知识背景。
3.“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信任他。
4.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表达自身正确的语言，使双方在公认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要有三大缺点:第一，它未能认真对待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并拒绝用它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沉醉于工具理性批判之中，拘泥于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而没有对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进行经验分析。
因而，这种批判对社会经验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
第二，它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仍然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力量，不能把握理性的真正意义。
第三，它未能认真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因而不能客观评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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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技术哲学思想摘要：人类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地位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同时它的作用和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
针对这种现象的出现，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对此提出了全新的理论，即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理论，本文试图对这种全新的理论观点作一简要的解读。
关键字：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政治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国著名哲学家、理论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
哈贝马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81年问世的两卷本的《行为理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是哈贝马斯1968年8月问世的一本重要论文集。
其中大多发表于1963年至1968年。
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是这年7月为纪念马尔库塞70诞辰写成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技术与我们人类的生活关系日益紧密。
特别是从十九世纪的50年代开始，西方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掀起不同程度的科学革命，而革命的结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科技进步的负面效应也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那么究竟我们持技术悲观论呢还是持技术乐观论呢？哈贝马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
但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科学技术作意识形态并且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并不是由哈贝马斯创见的。
第一个试图揭示专门科学知识与政治传统之间联系的是M·韦伯。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这一观点。
在哈贝马斯的这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论文中，由于有一部分写作目的是为了纪念马尔库塞诞辰七十周年，因此，在书中作者对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批判。
马尔库塞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技术理性批判，即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通过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来得以阐述。
[1]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技术哲学理论更多的是把技术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证明政治的科学化或技术化。
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哈贝马斯主要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论证的。
他写道：“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称这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科学技术本身已经取得了合法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2]因此，哈贝马期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
这里所说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并非意味着科学在一般的意义上简单地转变为意识形态，而是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是功能。
“当哈贝马斯断言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时，他是说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统治的基础，导致了政治的科学化的趋势，它为传统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性合法性的论证。
”[3]那么，基于对科学技术的上述认识，哈贝马斯对这一命题还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主要工具，成为一种决定社会系统发展的自主性力量。
这就使得晚期资本主义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形：社会制度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决定的；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需要的政治，必须遵循这种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
”[4]因此，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与科学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性质。
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政治机构的日常活动日益专注于技术问题，关心现实生活中需要满足的问题，而不是关心政治实践问题。
只注重从技术上满足现实需要的活动，而排除“价值问题”。
这种“把政治编译还原为合理的管理”的尝试，是以牺牲民主主义为代价的，因为它使公众舆论只起着投票选择行政领导人，为统治决策起作用，而不是展开对大政方针的公开讨论。
这表明科学技术已起着使行政活动和舆论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作用。
那么，哈贝马斯究竟是如何在他的论文中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阐释的呢？首先，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具有替代被废除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意义。
”也就是说在说，科学和技术尽管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它们在当今社会中的性质或功能却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
而且，一方面技术的那种意识形态与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比较，好像前者缺少些后者所具的属性，即技术的那种意识形态性中很少有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比如说，电脑技术、通讯技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都切身可以感觉得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力量，并且在给人们所带来的利益也是可以亲眼目睹的，而传统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则不具有这些功能，它只能说是一种思维上的渐变过程。
另一方面，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力或是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科学和技术，因此，出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人们对某项发明或某件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标准时，往往要给它们加上具有“科学性”或“技术含量”这样的字眼以此来证明它们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把科学和技术偶像化了，因而比之以往那种传统的摸不着看不见的旧意识形态就更加难以抗拒，范围也更为之广泛了。
因此，哈贝马斯指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服务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并且损害了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
”[5]可见，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且它们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时，比之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危害程度更加强烈、更加深入、更加不可抵当。
在我们生活的今天，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许多先进技术手段和设备的出现，使人类对它们的依赖性不断加深，以之于离开它们就可能会无法正常生活、工作也无法正常运转。
其次，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
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所代替。
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
[6]”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技术趋势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它不仅表现在使政治技术化或科学化，而且它还播及到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
统治阶级把科学和技术作为统治人民的基础，而这种科学技术的存在又使被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又非常的认可，因此，这样就使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更具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同时也在不断地缓减二者之间在利益上的冲突，从使矛盾被积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当哈贝马斯断言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时，他是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统治的基础，导致了政治的科学化的趋势，它为传统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性合法性的论证。
”[7]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把科学技术看成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动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日前边加强这一事实，进行了深入思考之后所提出来的。
其基本意图，是想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与科技进步的内在关系。
”[8]因此，哈贝马斯说，“毫无疑问，无论是新的意识形态，还是旧的意识形态，都是用来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本问题的。
从前，社会暴力直接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今天，是结构的条件首先确定了维护社会制度的任务，即确定私有经济的资本价值增值形式和确保群众忠诚的、分配社会补偿的政治形式。
[9]”再次，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作为并非一开始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只有随着科技进步，使技术理性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整体领域中去，起支配作用时，成为社会生活方式时，科学技术转化为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促成科学技术转化成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即一是为了确保制度稳定的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大，二是科学成为第一生立力。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至少在三个方面引起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一是以社会补偿分配为手段的应急原则，取代了平等的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其二，民众非政治化了，政治舆论也失去了作用；其三是晚期资本主义消除了政治的实践问题。
”[10]因此，哈贝马斯才说：“技术统治的愿望，今天不没有在任何地方变为现实，甚至连基本理论都没有。
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
技术统治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表现在它掩盖了这种差异。
”哈贝马斯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上面所提及的两种发展趋势，业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至于使得马克思学说的两个主范畴——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再也不能不根据情况而加以运用了”[1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又另辟西径了。
所以，他才会说：“如果说意识形态概念和阶级学说使用范围证明是相对的，那么，马克思赖以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的范畴框架，就需要一个新的解释。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取代。
[12]”因此，从哈贝马斯的上述论证中，仿佛要让我们大家来重新界定和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且让我们更深刻地来了解科学技术的客观性以及它对人类所产生的具大的负作用，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哈贝马斯就陷入技术悲观论的片面想法，从而忽略了人在科学技术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注释[1] 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P137.[2][4][5][6][9][11] ]哈贝马斯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学林出版社会 2002.P62.63.64.65.69.70.[3][7]衣俊卿等 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 [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P256.[8][10]欧力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M] 重庆出版社 1997.P260-261.367-368.参考文献[1]哈贝马斯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学林出版社会 2002.[2]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3]陈昌曙技术哲学引 [M] 科学出版社会[M] 1999.[4]于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评析[J] 长白学刊.2001.1.[5]许良技术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