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理论该读些什么
《外交事务》杂志：关于现代化理论该读些什么
Posted by lrrhjjjf on2010年03月20日Leave a comment
Go to comments原文：What to read on Modernization Theory
关于现代化理论该读些什么
来源：《外交事务》杂志
作者：谢瑞.伯曼（Sheri Berman）
发表时间：2009年3月12日
文章摘要：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现代化理论注释提纲
谢瑞.伯曼系巴纳德学院政治学副教授
译者：@Ytblf
校对：cfy cheng，andy cheng
在半个多世纪里，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会直接导致社会和政治的积极变化——曾是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都备受关注的课题。1990年代，在自由市场全球化和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推动下，该理论在华盛顿再度风行，并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发展中世界的政策制定。在历经学界数十年嘲弄挖苦后，一种松散、有待完善的现代化理论正在兴起——这无疑会激发该领域一向势同水火两派的欢欣或疑惧。
《民主的若干社会要件》（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59年第1期，总第53期），第69-105页。
西摩.马丁.利普赛特的经典文章——在其1963年出版的《政治人》一书中有集中阐述——是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作。他关于基础论题的著名公式——一个国家民主的可持续性与其富裕程度成正比——为社会科学领域最有成效、最持久的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虽然时常有支持和反对两方的讽刺挖苦，实际上利普赛特的论证是异常复杂而精密的。他宣称经济发展会带来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的总体趋势是民主。比如他认为，一个更加富裕的社会，其教育和城镇化水平往往更高，交通和通讯手段更加先进多样，中产阶级的比重更大，并且社会的公平性和流动性也更强。所有这些，利普赛特论证道，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诞生和正常运作是必需的、密不可分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
最初，学界对现代化理论很快予以认可。1960年代末，一股反对的潮流开始出现。批评者认为该理论是一种过于机械、乐观的目的论。主要挑战之一来自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奠基性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对该理论不加质疑的社会变革图景提出异议。他指出，现代化论者认识到经济发展会引发深刻社会变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断定这些变革必为良性、进步，则是错误的。他强调，处于急剧转型阵痛期的社会往往不稳定，甚至充满暴力。只有当健康的、能够对社会变革进行有效疏导和回应的政治制度存在时，社会变革才可能带来积极效果，而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是一项极为耗时费力的任务。
《拉丁美洲：欠发达和革命》（Latin America:Underdevelopment and Revolution），作者安吉.戈登.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
《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作者费尔南多.亨利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法雷图.恩佐（Faletto Enzo），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年。
《现代化和官僚独裁主义》（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作者吉列尔莫.A.欧唐娜（Guillermo A.O’Donnell），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
另一种主要挑战来自依附论者，如安吉.戈登.弗兰克、费尔南多.亨利克.卡多索以及法雷图.恩佐，他们并非针对社会变革，而是对现代化理论认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发展图式提出质疑。他们论证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非西方国家往往是欠发达国和附属国。遵循相似的思路，吉列尔莫.A.欧唐娜声称许多拉美国家（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被强加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并非民主，而是“官僚独裁主义”。在这些有力的挑战面前，现代化理论岌岌可危，并且该理论似乎也无助于对一个时期内世界政治的停滞作出解释。197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毫无疑问地走向没落。
《现代化：理论与事实》（Modernization:Theories and Facts），作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费尔南多.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载《世界政治》第49期，1997年1月，第155-183页。
充满历史讽刺的是，正是从那时开始，第三波世界民主浪潮开始发力——全球范围内，专制政权纷纷垮台，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政体。目光所及之处——从南欧到东亚、从拉美到苏联——似乎都是同一幅图景：向民主转型是当时的主旋律。并且，在许多国家，这种转型要么与经济快速发展相衔接，要么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转轨同步。其结果重新唤起了对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种关注。参与论战的一位关键性人物是亚当.普沃斯基。在与不同作者合著的一系列著作中，他认为，第一波现代化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将民主的建立（“民主化”）和持续（“巩固”）混为一谈。事实证明——他断言——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巩固而非建立起着重要作用。
《现代化、文化变革和民主：人类发展序列》（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作者罗纳德.英格勒哈特（Ronald Inglehart）、克里斯琴.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作者迪特里希.鲁斯切米尔（Dietrich Rueschemeyer）、艾芙琳.休伯特.斯蒂芬森（Evelyne Huber Stephens）、约翰.D.斯蒂芬森（John D.Stephen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
《民主和再分配》（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作者卡莱斯.博伊科斯（Carles Boix），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
《独裁和民主的经济根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詹姆士.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当前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争论，在许多方面又重新围绕利普赛特所设定的原初命题进行。在对经济和民主的关系进行大量经验性研究的同时，学者们试图对二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和原理作出准确分析。经过多年来与合作者的共同研究，罗纳德.英格勒哈特在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the World Values Survey）中积累了大量数据。他指出，大众文化观点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和政治后果二者关系的关键变量。与之相反，迪特里希.鲁斯切米尔、艾芙琳.休伯特.斯蒂芬森以及约翰.D.斯蒂芬森认为，影响二者关系最重要的变量是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同时，卡莱斯.博伊科斯、达龙.阿西莫格鲁以及詹姆士.A.罗宾逊对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对一国政体类型的影响范式进行了研究（虽然他们在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重要性上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