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古代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的碰撞
古代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的碰撞在历史的长河中，哲学与科学如同两条交织的丝线，共同编织着人类思想的丰富图谱。
古代哲学，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对宇宙、生命、道德的探索，为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科学，以其严谨的方法和实证的态度，不断推动着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和掌控。
这两者之间的碰撞，不仅是知识的交流，更是思想的火花。
古代哲学家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庄子、孔子，他们的思想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至今仍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他们探讨了诸如存在的本质、道德的规范、宇宙的秩序等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现代科学探索的核心。
然而，古代哲学往往依赖于直觉和推理，缺乏实证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现代科学，从伽利略的实验方法到牛顿的力学定律，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每一步都是对自然界规律的深入挖掘。
科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的改善。
现代科学强调实证和可重复性，这使得其结论更加可靠和精确。
然而，当古代哲学与现代科学相遇时，我们发现两者并非完全对立。
哲学提供了科学探索的道德和价值导向，而科学则为哲学提供了实证的基础。
例如，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在探讨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时，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
同样，量子物理学中的一些发现，如量子纠缠和不确定性原理，也启发了对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哲学讨论。
在思想的碰撞中，古代哲学与现代科学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古代哲学的智慧和现代科学的严谨，两者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世界观。
这种碰撞不仅是知识的融合，更是思想的升华，它让我们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既不失方向，也不失深度。
总之，古代哲学与现代科学的思想碰撞，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一次智慧的交融。
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体系，也提升了我们的思想境界。
在未来的探索中，我们期待这两者能够继续相互启发，共同引领人类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哲学思想的连续性
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哲学思想的连续性
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尽管它们在表现形式和语境上有所不同。
古代哲学家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探索了人类存在、道德、政治和宇宙等基本问题，奠定了哲学的基础。
他们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也为后世的哲学家提供了深远的启示。
现代哲学继承了古代哲学的精神，但在方法论和关注点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启蒙运动时期，以笛卡尔、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强调理性思维和实证主义，推动了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的德国理想主义、存在主义、实证主义等学派，进一步扩展了哲学的领域和深度，对人类认知、自由意志以及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深远。
然而，尽管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连续的。
例如，古代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存在、本质和实在的问题）在现代哲学中依然存在，并通过现代逻辑、语言哲学等方法进行了重新探索。
道德哲学也是如此，古代伦理学的关注点与现代伦理学的讨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尽管具体的伦理问题和社会背景有所不同。
哲学思想的连续性体现在它们对永恒问题的不断追问和思考上。
古代哲学家们对真理、美和善的探求，启发了现代哲学对于人类经验和现实本质的深入剖析。
而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为哲学提供了新的挑战和视角，如量子力学对于哲学中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生物伦理学在技术革新和道德边界之间的探索。
因此，尽管时代变迁，哲学思想的连续性体现在对普遍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探索上。
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在方法论和理论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共同追求的是对人类存在、价值和认知的深刻理解，构成了哲学思想发展的连续性链条。
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对比与评价
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对比与评价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重要的两个阶段，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古代哲学主要指的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而现代哲学则是指近几百年以来西方哲学的发展。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进行对比与评价。
首先，在思想方法上，古代哲学强调的是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思维，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他们试图通过推理和逻辑来揭示世界的本质。
而现代哲学则更加注重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实验和观察，例如康德的唯心主义和赫尔德的经验主义。
可以看出，现代哲学更加重视经验和实验，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其次，在价值观念上，古代哲学强调的是伦理道德和人类最高价值的追求，例如儒家的中庸之道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完美的伦理体系。
而现代哲学更加倾向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主性，例如康德的人道主义和罗尔斯的公正理论。
可以看出，现代哲学更加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注重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公正。
最后，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古代哲学主要依靠理性和直觉来认识世界，强调智慧和悟性的发展，例如老子的道家思想和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而现代哲学更加注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强调实证和实用，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康德的批判哲学。
可以看出，现代哲学更加强调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注重实证和实用的价值。
综上所述，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在思想方法、价值观念和对世界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古代哲学注重本体和形而上学的思考，强调伦理道德和人类价值的追求，依靠理性和直觉来认识世界；而现代哲学更加注重实证和实用，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依靠科学和技术来认识世界。
两者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丰富多彩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现代解读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现代解读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先秦时期至清末的几千年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哲学体系。
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文化，也对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于古代哲学思想的解读与应用愈加深入，本文将从几个重要方面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当今社会的现代解读。
一、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学体系之一，由孔子所创立，强调“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
儒家伦理强调家庭和社会和谐，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一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1. 仁爱与和谐“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倡一种以爱人为中心的人际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关注人际关系和道德规范的理念依然适用。
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作场所，尊重、理解与包容他人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基础。
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显得尤为重要。
2. 以德治国儒家提倡“以德治国”，这意味着国家治理应以道德为主导。
现代社会需要更多的官员和领导者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提升公众对政府及其政策的信任度。
这一思想能够引导我们思考如何通过良好的道德教育与示范，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与美好。
二、道家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反思道家思想主要由老子和庄子等人创立，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美。
它推崇“无为而治”，认为人应顺应自然，不必强求。
这一理念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提供了一种生存之道。
1. 自然与内心的和谐道家强调自然的重要性，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环境问题、生活压力等诸多挑战，此时道家的“顺应自然”理念显得格外重要。
许多人开始追求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以及心理健康，通过传达合乎自然法则的人生观来指导他们的生活。
2. 无为而治的人生态度“无为而治”不代表放弃行动，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在工作与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选择与决策的问题，通过平静地观察、分析，再做出明智选择，可以使我们避免因激动或焦虑而导致的错误。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当代思想启示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当代思想启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智慧的结晶。
这些古代哲学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范，同时也在当代中国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本文从古代哲学思想与当代思想启示两个角度，谈谈古代哲学思想对当代的影响与启示。
一、古代哲学思想古代哲学思想是指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中所形成的思辨性文化，从古至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就是儒家、道家和墨家等。
1. 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家庭和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曾子说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醴”，这种友情便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而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仁”的理念，强调通过孝、悌和友、爱等社会道德意识来调节社会秩序。
2. 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一种思想流派，在中国哲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道家思想主张“道法自然”，认为有些事情必须要随其自然而行，不要过分纠结于形式。
同时，道家思想还表现出了奉行简朴生活以及追求“无为而治”的思想。
3. 墨家思想墨家思想宣扬“兼爱”、“非攻”、“尚同”等观念，强调所有人都应该公平的发展。
墨家认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他人是有益的，而不同的观念体现出了对社会和人类的普遍关注。
二、当代思想启示古代哲学思想不仅仅是遗留在历史书籍里的言论，而是能够永久地影响并引领着当代思想的一个生动例子。
下面，本文从儒家、道家、墨家三种哲学思想来谈谈它们对当代的思考和启示：1. 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由和独立，许多人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人际关系都会产生冷漠。
而儒家思想则强调人际关系，即教育人们要尊敬自己的父母、长辈，并且要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这不但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还可以让自己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
2. 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目标，但这也会让人们迷失自我，不再关注着生命的本真。
而道家思想则表扬自然、重视本质。
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思想
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哲学思想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哲学思想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古代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到现代的新儒家、现代化的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古代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之一。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
儒家思想注重孝道、仁道、礼法和道德伦理，强调“中庸之道”，即“处事中正，不越规矩，不少过矩”，并提倡“仁者爱人”的行为准则。
儒家思想认为，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具有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因此，儒家思想提倡教育，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更好地实践道德和社会责任。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另一种重要思想。
道家思想以老子所写的《道德经》为代表。
道家思想注重自然、宇宙和人性的关系。
它提倡“无为之道”，即遵循自然的规律和趋势，实现个人对自然界的和谐共处和自我超越，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同时，道家思想反对权威和规矩，强调灵性和自由，提倡“道法自然”，即不需要刻意追求成功或需要，而是依靠自然的趋势和运营，来实现自身的目标。
墨家思想则是中国古代最早期的跨省家族组织，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为《墨子》。
墨家思想注重实践，提倡以实际行动为基础的宗教。
墨家广泛回应社会问题，例如战争、灾难和疾病等，通过实施工匠制度来拓展人类社会的问题解决方案。
他们还提倡反对纷争、避免争斗、强调充分的社会认同和共同目标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新儒家运动兴起，旨在重新解释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指导原则，并将其应用于现代社会。
新儒家运动重视文化传统和个体自由，提倡“合乎人性的儒家思想”。
它也试图在鼓励道义的过程中，传达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以实现“人文关怀”和个体成长的目标。
现代化的中国哲学思想则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推动下形成。
现代化的中国哲学思想强调实用主义、科学技术和人类价值观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哲学思想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在社会变革中继续维护其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
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现代中西哲学的异同
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现代中西哲学的异同中国哲学是历史悠久的哲学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
尤其是古代中国哲学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不少启示。
现代中西哲学则是以日益发展的科技、社会和文化为基础，具有更为现实和实践性的特征。
本文将重点分析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现代中西哲学的异同。
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强调形而上学和伦理道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儒家思想。
儒家主张“仁爱之道”，强调人际关系，提倡“仁、义、礼、智、信”五项基本德行，希望通过人伦之道实现社会和谐。
这与现代中西哲学的思想方向不同，现代哲学更注重实证性和实用性，西方哲学强调理性和个人主义，而中国哲学则强调道德和社会责任。
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支派别是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深刻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道的关系，设想了一个纯粹自由自在的状态，这在现代中西哲学中也有相似的体现。
比如西方哲学家专注于探讨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中，重视个人自由和追求的思想并不是很突出，有时甚至被儒家思想所否定。
在现代中西哲学中，存在一些著名的学派和思想家，例如西方哲学中的康德、海德格尔、马克思等，中方中学有李约瑟、王夫之、范文澜等等。
他们的思想多以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等为主导。
而在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中，这些学派的思想远没有那么明显。
古代中国哲学更侧重于道德伦理，技巧卓越、逻辑完备的思想家少，以论述为主。
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现代中西哲学的异同，还表现在哲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
在古代中国哲学研究中，以《易经》、《道德经》、《论语》等古籍为基础，其研究方法多借助文献分析和注释，强调思想的演变和渊源。
而现代中西哲学的研究更注重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更多借助数学、物理学等工具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现代中西哲学的异同在于，古代中国哲学思想强调形而上学和伦理道德，重视人伦道德和社会责任；现代中西哲学注重实证性和实用性，强调理性、自由、个人主义等。
古代与现代的哲学思辨
古代与现代的哲学思辨哲学作为一门探讨人类思维、现实和存在的学科，自古以来就在各个时代展开了深刻而广泛的讨论。
从古代的孔子、苏格拉底到现代的康德、尼采，人们持续思考着生命的意义、道德的本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古代与现代的哲学思辨虽然在时间和语境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讨论的问题上有一些共通之处，同时也有各自的特点和关注点。
在古代，哲学在希腊、中国、印度等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诞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和思潮。
希腊哲学强调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思考宇宙的本源和普遍存在的真理。
中国哲学则注重和谐、德行和仁爱，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类的修养和社会的治理。
印度哲学则关注个体的心灵状态和生命周期，追求解脱于轮回苦难的境地。
而在现代，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兴起，哲学也逐渐与科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联系在一起。
康德提出了“自由意志”和“纯粹理性”的思想，强调了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性，以及理性对于认知的限度和社会行为的规范性。
尼采则批判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观念，强调个体的意志和自我超越的力量。
古代与现代的哲学思辨在一些问题上有着相似的关注点。
例如，人类存在的目的问题，古代哲学倾向于通过回归自然和追求道德价值来解答这一问题，而现代哲学则纠结于物质和心灵之间的关系，讨论人类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此外，对于伦理学的思考，古代哲学更注重德性和责任，而现代哲学则更关注权利和公平。
然而，在古代与现代的哲学思辨中，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
古代哲学更加理想主义，对于宇宙和人类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而现代哲学更加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试图通过理性分析和科学方法来回答问题。
此外，古代哲学更多地与宗教和神话相互交织，对于人类存在和生命意义有着深刻而细腻的思考，而现代哲学由于信息的爆炸和多样化，更多地关注个体和社会的问题。
总的来说，古代与现代的哲学思辨在时间和语境上存在着差别，但它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是相似的，即通过哲学的思考和思辨来揭示真理和意义。
虽然人们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答案，但这不影响哲学的重要性和对于人类思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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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内容提要】以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不同诠释为契入点,揭示了现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建构要以哲学史和哲学的统一为学术基础。
【关键词】胡适冯友兰古代哲学传统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一大凡学人论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会对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或表示惋惜或指为缺陷。
确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1919年问世之后,再也没有续之以“卷中”、“卷下”了。
不过,胡适并不认为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
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对此予以辩解:“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以专书形式问世”,并列举了《淮南王书》和《戴东原的哲学》等著作。
[1]胡适的意思是说,他在形式上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但在实质上是写了完整的从先秦到戴震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胡适的辩解是有道理的。
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把中国哲学史分为3个时期:先秦时期的古代哲学、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中世哲学、宋元明清的近世哲学。
翻阅基本上收齐了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论著的《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不难看到胡适对这3个时期的中国哲学都有学术价值颇高的论著:其研究古代哲学的代表作,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外,还有《先秦名学史》;研究中古哲学的代表作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为其中的第5章;研究近世哲学的代表作,除《戴东原的哲学》外,还有长篇论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以及有关李觏、费经虞费密父子、章学诚等人的论著。
这意味着胡适按照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确定的历史分期,对先秦以后的中国哲学继续进行着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
就此而言,应当说他并不是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
然而,认为胡适不只是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的更重要的理由,在于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中,以科学主义的立场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血脉相承的一个传统。
胡适把实用主义称作实验主义,充盈着科学主义的倾向,因为其用意是“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
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
[2]这种方法以近代科学的逻辑化和实证化为知识的标准。
在他看来,“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
[3]这意味着实验方法是在哲学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于是,胡适考察中国哲学史就以方法论知识论的发展为主线。
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把方法论和知识论归于同一门类:“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4];并在以后此书的台北版自记里强调:“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
”[5]他把这样的立场贯串于对中国古代、中古、近世这3个时期哲学的诠释之中。
关于古代哲学,胡适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
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
由此他最肯定墨家,因其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名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 成为“别墨学派合法的代表人物”;墨家学派发展下去,本该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但被庄子“怀疑的名学”的思想所破坏[6];他也表彰法家,认为“韩非的学说最重实验,他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实际的‘功用’作试验”[7]。
关于中古哲学,胡适认为从董仲舒讲阴阳灾异的儒教,到道教、佛教,“思想的宗教化”是这一时期的“特别色彩”;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用自然之“道”否定有意志的主宰,“在哲学史上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其结果也可以阻碍科学的发达”,这是因其“崇拜自然太过”而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充。
汉代的医药和天文较发达,“这两种学问都是实证的知识,都得注重验证”,王充“很受了这种实证方法的影响,所以他每立一说,必须问‘何以验之?’‘何以效之?’”;这代表了他对宗教迷信的“一种批评精神”,而“批评的方法处处注重证据”[8]。
关于近世哲学,胡适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格物致知的路是有归纳精神的科学之路,“程、朱一派走上了格物致知的大路,但终丢不了中古遗留下来的那一点宗教的态度,就是主敬的态度”;陆、王的致良知虽有解放思想的作用,“但他们偏重主观的见解,不重物观的研究”,是反科学的。
[9]作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的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
[10]在清代学者中,戴震标志着“近世哲学的中兴”,因他“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
[11]但是,清代学者的方法以文字材料为研究对象,“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
[12] 可见,胡适实际上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传统的发展线索,勾勒出一部贯穿着如此传统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
二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如上诠释,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完成的。
就在这个时期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通史著作《中国哲学史》上下册。
相形之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半部”问题就更显眼了。
其实,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作为胡适的后来者,其学术价值主要不在于写出了胡适没能完成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通史著作,而在于站在与胡适科学主义相左的立场上,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另一种传统。
后者主要表现在作为《中国哲学史》“补编”的《新原道》中。
冯友兰以人文主义的立场严格区分了科学和哲学,认为其新理学是最哲学底哲学,不以科学为根据,所以亦不随科学中理论之改变而失其存在之价值。
在哲学史中,凡以科学理论为出发点或根据之哲学,皆不久即失去其存在之价值;科学的功用在于增加对实际世界的知识,而“哲学是可以使人得到最高境界底学问,不是使人增加实际底知识及才能的学问”[13]。
他由此来把握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
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
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底。
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
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14]于是,他把中国哲学史的演变过程看作是围绕如何统一高明与中庸而展开的。
孔孟作为儒家的奠基者,确立了儒家在实行道德中求最高境界的方向,也确立了中国哲学的主流方向;但他们在“极高明”方面还没有达到最高的标准,即尚未能“经虚涉旷”。
站在孔孟对立面的杨墨,只讲到功利境界,与“ 极高明”相去甚远。
使哲学走上“经虚涉旷”之路的是名家,因为“经虚涉旷”的哲学必讲“超乎形象”,即名言是纯逻辑的抽象而不执着具体存在,而“在中国哲学史中,最先真正讲到超乎形象底哲学,是名家的哲学”。
可惜名家未能运用超乎形象的知识来得到一种生活。
老庄道家的无名,经过而又超过名家,即更以超乎形象世界为旨趣,以得一种“极高明”的生活。
不过,道家将方内方外分作两行,无见于“道中庸”。
《易传》、《中庸》虽受道家的影响,但接续的是儒家注重“道中庸”的传统,对超乎形象有所忽视,不十分合乎“极高明”的旨趣。
总体上看,先秦哲学是朝着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方向而进展的。
“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一次逆转。
”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哲学,是利用古代的宗教和科学而形成的;宗教和科学都是对实际世界的解释,因此,“严格地说,汉代只有宗教、科学,没有纯粹底哲学”。
到了玄学,中国哲学的精神进展始入正路。
因为玄学家“辨名析理”之玄谈,对超乎形象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力图统一“极高明”和“道中庸”,即讲境界是“经虚涉旷”而行事则“和光同尘”,但他们还是把玄远高明与应务应世看作是两行。
禅宗则进了一步,不仅其“即心即佛”完全超乎形象,而且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使“极高明”与“道中庸”成了一行。
但它作为宗教是出世间的,因而不能回答既然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出家修道。
宋明理学克服了禅宗的宗教性,即追求极高的境界,而所做的仍然是人伦日用之事,“这是把禅宗所一间未达者,也为之戳穿点破”,因而把高明与中庸统一了;而且朱熹建立了可言说的超乎形象的理世界,这比道家、佛家不可言说的超乎形象的世界更高明。
[15]因此,宋明理学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高阶段,朱熹则是其最高典范。
但宋明理学的形上学仍有执着形象之嫌,因而“他们已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
但他们所统一底高明,尚不是极高明”。
清朝人批评理学,说其过于玄虚,使理学更不近于高明。
于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
[16]三显然,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什么有不同的回答。
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多元的,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也可以是多元的。
当然,更有价值的是这两种不同的回答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如何以科学和人文的相统一来诠释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
胡适和冯友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是为了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哲学。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
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17]冯友兰更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引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为了继往开来,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
[18]所以,他们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什么的回答,是与他们要建构怎样的哲学理论直接联系的。
胡适认为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世的“格物致知”中得到彰显,尤其是清代学者将其推向高峰,但仍缺乏近代科学的实证基础。
因而他主张现代中国的新哲学应当是接续这一传统,并对它施以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洗礼:“继续九百年来致知穷理的遗风,用科学的方法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论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
”[19]由此他建构了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实验主义哲学。
冯友兰把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认为朱熹是这一传统的典范,但仍未达到最高明,而清朝对理学的批判则是对这一传统的违逆。
因此,他认为现代中国的哲学理论的建构,必须扭转清朝的逆转,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来提升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使其再走入正路。
他以为其接着程朱理学而又克服它著于形象的新理学,就是这样的哲学理论。
撇开胡适和冯友兰哲学理论本身的得失,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即他们的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很有价值和影响的。
之所以如此,他们的哲学都接续着中国哲学的某种传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