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历代的发展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作者：杨婉玲来源：《中学教学参考·语英版》2013年第04期关于文学创作的动力，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中的代表学说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自娱”说、“娱己”说、“遣兴”说、“畅神”说等，后面的这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著文自娱”说，“著文自娱”说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很好的补充。
这两种学说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发愤著书”说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文艺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话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窘之后的愤然之作，“愤”是作家创作的直接动力，作家遭遇不幸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通过“著书”而使内心“郁结”的“愤”宣泄出来，从而恢复心理平衡。
这就是“发愤著书”说的一般原理。
那么，司马迁所说的“愤”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愤”即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内心郁结而不得不抒发的心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
（一）“发愤著书”说的影响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之一，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后来，人们沿着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方向，对文学创作的发生又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创见，诸如“不平则鸣”说、“穷愁著书”说、“穷而后工”说等，其中，尤以韩愈和欧阳修二人最为有名。
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
韩愈“不平则鸣”的理论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的扩展，它强调了作家的时代环境和时代沉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出文学创作的内动力。
继韩愈之后，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
国开(电大)《文论专题》形考作业1-4参考答案
国开（电大）《文论专题》形考作业1-4参考答案形考任务1判断题1. “兴观群怨”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规律，就是在孔子那里主要是针对“用诗”，即发挥文艺社会作用而提出的“兴观群怨”，在后世都逐渐与“作诗”结合起来，使“兴观群怨”不仅成为对文艺社会作用的一种自觉认识，而且成为对文艺创作的一种明确要求。
（√）2. “兴观群怨”之“怨”，广义的“怨”，也就是把“怨”看作是对人的各种情感的一种代称。
（√）3. “兴观群怨”之“怨”，狭义的“怨”，也就是照字面意思所理解的“怨”，它是由种种不满意所引发的一种特定情感，包括忧怨、哀怨、怨恨等等。
（√）4. “兴观群怨”之“群”，是孔子以“诗教”为特色的文艺观的一个鲜明体现。
首先，它鲜明体现了孔子“诗教”的目的在于“仁”。
“群”就是人与人相亲相爱，和谐相处。
其次，孔子之所以强调“诗可以群”，是因为看到了文艺在使人“群”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感染作用。
（√）5.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也是刘勰创作论之总纲。
（√）6. 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穷而后工”说等。
（×）7. 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及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等。
（√）8. 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不平则鸣”说、韩愈的“发愤著书”说等。
（×）9. 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准则，所以也被称为“仁学”。
（√）10. 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1. 孔子所说的“兴”的含义，就是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引发人的联想，并进而使人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
论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词穷而后工”三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内容摘要：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词穷而后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这三个词代表着他们相同的一个看法，即坎坷的人生际遇可以磨砺心灵，文学伴之而生。
“不平则鸣”说：从司马迁到韩愈“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
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一切都来自于司马迁那自不得酬的人生,还有那些未实现的政治抱负,而引发的一段悲剧.然而历史上还有一位”不平则鸣”的韩愈,在感到社会中众多不公平的世态后,终于无法抑制内心波澜,完成了<<送孟东野序>>。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见之于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
此文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业习题集(1)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业习题集绪论一、单项选择题1．一般而言，主要影响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的是（儒家思想）。
2．主要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的是（道家思想）。
3．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两大支柱(教化说)和（意境说）。
4．《词话丛编》的编者是（唐圭璋）。
5．最早运用评点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是南宋末年的（刘辰翁）。
三、填空题：1．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标志着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形成。
2．1996 年10月17日至21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陕西师范大学首次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
四、简答题3．简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表现形态。
(1)散见于子书中的文学批评；（2）笔记体的诗话和词话；（3）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4）评点；（5）散见于诗、词、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的文学批评；（6）专门性的论著；(7)诗选和批注；（8）诗纪事及词纪事五、论述题1．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民族特色主要有哪些？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以及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有关。
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历史悠久，独具体系，有其深刻性与正确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2.由于受到古代社会农业性和宗法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
4.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义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摹仿），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
5.由于汉语独特的结构和声律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从中总结出一套结构形式和使用技巧。
“古雅”的审美范畴和“复古”的文学思潮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特色。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作者：敬莉来源：《报刊荟萃（下）》2017年第02期摘要：先秦两汉文论内容丰富，但是还未完全成熟和独立。
两汉文论成就突出，很值得关注与研究，这对于后世文论的研究也有帮助。
这一时期，文论也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司马迁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修养，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后世文人们的创作。
本文主要讨论“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研究的材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的一些规律和两汉文论的概况。
关键词：两汉文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一、两汉文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概况先秦、两汉文论尚未从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但是汉儒已经开始逐步将文学与学术区分开来，文学和文论趋向于独立。
秦汉大统一帝国建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都是想统治人们的思想。
汉武帝于太学中设五经博士，儒学成为钦定的官学。
另外，儒学内部有了论争，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论争中，今文经取得了胜利。
东汉后，古文经渐盛，郑玄集古、今文经的大成，结束了古、今文经学之争。
因此，两汉文论以儒学为宗是其大的背景。
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
汉代文论不断深化。
出现了《毛诗序》这样一批理论l生很强，观点鲜明的论文。
论述的范围也更广。
汉人的文学观念较先秦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区分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
二、司马迁的文论思想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化学术氛围较自由，战国诸子仍有影响，当时的文论较为丰富多彩。
司马迁在这一时期对文论有所贡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包含着他的文论思想。
包括实录精神以及春秋义法，说明作家的创作要如实的反映社会现实，要有“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文章写作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当然，最为人欣赏的以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发愤著书”说。
三、“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司马迁“发愤著书”情结对唐宋诗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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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宋 朝 文 人 缺 少 像 唐 王 朝 那 样 的潇 洒 浪 漫 只 ” 以议 论 为 诗 而北宋开始 的屈 辱外交 更是让有 志 之 士 愤 而 挥 笔 写 下 一 首 首 爱 国主 义 诗 歌 北 宋 欧 阳 修 宦 海浮沉 两 遭 贬滴 虽 有 பைடு நூலகம் 观 旷 达 之 时 但 不 “ 免 挥 墨 写 就 如 今 薄 宦 老 天 涯 十 年 歧 路 空 负 曲江 ” 花 的人 生 感 叹 经 历 了一 系 列 的人 事 变 迁 他 在 诗 “ ” 歌 理 论 方 而 提 出 了 穷 而 后 工 的诗 歌 创 作 观 认 为 ” 诗之能穷人 殆穷者而后工也 ’j , 卜 某 种 程度 上 是 “ ” 对 发 愤 著 书 这 一 理 路 的贯 穿与 继 承 苏轼 关 心 国 “ 计 民生 作 诗 多抒 发 对 现 实 社 会 的看 法 怀 着 一 肚 ” 皮 不 合 时宜 的态 度 进 行 文 学 创 作 苏轼 一 生 多 艰 “ ” 他 晚年 自言 问汝 平 生 功 业 黄 州 惠 州 檐 州 屡 遭 贬 滴 至 贫 瘩 偏 远 之 地 的政 治迫 害 但 每 一 次 的贬 滴 都 是他 创 作 的 高 峰 然 而 贬 滴 与 迫 害 并 不 是 苏 轼 的不 幸 而 逆 境 恰 是 对 这 位 大 文豪 的玉 成 南 宋 著 名 的 爱 国诗 人 陆游 虽 适 逢 时 代 的不 幸 与个 人 命 运 多 外 但 仍 怀 爱 国之 心 矢 志 不 渝 他 在 《 澹 斋 : “ 居 士 诗 序 》 中说 盖 人 之 情 悲 愤 集 于 中而 无 言 ” “ ” 陆游把 发愤著书 发 始 发为诗 不然 无诗 矣 “ ” ( 《感 兴 》 ) 展 成 愤 郁 中不 平 在 陆游 看 来 外 族 入 侵 统 治 者 内 部 的 腐 败 以及 国 破 家 亡 的大 悲 大 “ ” 《 示 儿 》 《 书愤 》 和 痛 是他 发愤 的主要原因 《 诉 衷 情 》 等 都 是 其 情 感 在 政 治 方 而 的流 露 甚 至 于 他 和 唐 婉 幽 怨 曲折 的 爱 情 也 都 是 他 进 行 爱 情 诗 题 材 的源 泉 “ ” 司 马 迁 的 发 愤 著 书 说 总 结 出 了古 人 进 行 文 学 创 作 的 一条 普 遍 规 律 又 由于 它 带着 批 判 的 现实 主 义 精 神 所 以它 对 后 世 尤 其 是 那 些 坚 持 正 义 关 心 民 生 疾 苦 和 民族 命 运 的 优 秀 文 人 影 响 特 别 大 尤 其 在 唐 宋 诗 歌 发 展 到 了 中 国古 代 的最 高 峰 这 一 理 论 无 疑 成 为 诗 人 们 创 作 的动 力 理 论 无 论 是 由于 诗 人 的个 人 经 历 还 是 出于 对 社 会 的 讽 喻 对 国家 民族 的热 爱 “ ” 诗人们 往往能 发愤 创作 形成一批批成熟而优秀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表达的发愤著书的决心。
以下是对其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的解释：
1.司马迁：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6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他是《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纪传体写成的通史的撰写者，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2.发愤：发愤指努力奋发、专心致志、积极进取，追求进步和成就的精神状态。
在自序中，司马迁表达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意味着他以极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写作《史记》的工作中。
3.著书：著书指撰写书籍、写作著作。
在这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表示他立志要写一部具有纪实性和文学价值的史书，用以记录和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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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历代的发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
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这样类似的一段话。
在这两段话中，司马迁发现了著书者的不幸生活遭遇与创作文学作品的关系，认为著书者能创作出流传百世的经典著作是和其不幸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经典著作也是著书人对社会黑暗的愤慨的抒发，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主张。
司马迁也实践了这个主张，他在惨遭“李陵之祸”受宫刑之辱后，忍辱负重创作出一部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史记》。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的主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代的许多名人文士追随着他的脚步，对其发愤著书的主张不断地继承、发展、完善。
东汉桓谭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
……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
”（《新论 求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完全继承。
到了南北朝时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被广泛接受，刘勰和钟嵘
这两位文学理论家在司马迁“发愤著书”主张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蓄愤说”和“怨愤说”，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但又注入了新的内容。
钟嵘的“怨愤说”出自于《诗品》。
文中写道：
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人产生怨愤，激发文人的创作，从而“展其义”、“骋其情”。
刘勰的“蓄愤说”出自于
“蓄愤说”也基本继承了“发愤著书”说，但不同的是“蓄愤说”补充了“愤”所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动荡和人生的坎坷都能引发人们的“愤”。
并且在蓄愤说中，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注重“真”的美学意义。
到了唐朝，韩愈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发展为“不平则鸣说”。
他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然而“不平”的含义是多重的。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
”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这样说道：“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也就是说“国家之盛”可以鸣，“自身不幸”也可以鸣。
他的“不平则鸣”说扩大了“发愤著书”说中激发创作情感的范畴，不幸时可以著书泄愤，得志时可以著书言道。
与韩愈同一朝代的柳宗元也提出了“感激愤徘”说，他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说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
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略以效于当世。
故形于文章，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道者之为之也。
”柳宗元认为君子积极入世而产生的“感激愤悱”是创作文章的动力。
这个观点也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并较之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来得更进步。
时过境迁，宋代的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说”，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
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穷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认为诗人在受到人生挫折的磨炼，心中郁积忧思感愤，方能创作出优秀的诗
篇。
欧阳修进一步将诗歌的创作与诗人内心郁积的情感和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是对“发愤著书说”的进一步完善。
随后，北宋的陈师道提出“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的观点，这是对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的补充。
南宋陆游也提出“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的观点，直接阐述了诗人心中郁积的悲愤是创作诗歌的主要动力。
这些都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完善。
到了晚明，李贽直接把“发愤著书”说运用到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上，并把它上升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
他用“发愤著书”说来研究《水浒传》，得出了“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的结论。
明清时期，小说盛行。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都被称作“发愤之作”，这些作品都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期，由于签订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的愤怒。
爱国主义作家孔广德，他把当时爱国文人抗议签订“马关条约”的诗文编辑成《普天忠愤集》。
他在《普天忠愤集》中对全国的爱国人士“愤书”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强调“愤书”的战斗作用。
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将手中笔杆子化作枪杆子，通过文学创作拯救国人的愚昧的思想，激发国人的爱国救国的情感。
他们都将“愤书”转化为一种民族救亡的手段，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具体实践。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司马迁“发愤著书”在历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