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太平天国与戊戌变法

第四讲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

一、太平天国运动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背景、太平天国运动的特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对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些另类观点介绍。

二、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背景、维新变法的兴起、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戊戌维新失败原因。对戊戌变法的另类评价。

一、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面对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造成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各阶级、各阶层都在探索国家出路。

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企图用绝对平均主义方案改造社会。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背景

1、延续旧式农民造反的脉络

（1）、清王朝的衰落和吏治腐败：

经过康乾盛世，清朝进入衰落阶段，官僚体制遭腐败侵蚀，行政低效，权钱交易，贿赂公行，财政匮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2）、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平：

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失地农民增多，土地集中官、地主和富户手中。

（3）、人口剧增和人口流动：

人口激增，达到4亿，而耕地未有增加，且集中在官府和少数地主手中；人多地少，商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士农工商之外又增加佛人、道人、操兵者、践役者等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人；地域上流动增强，地方形势复杂.

（4）、社会秩序混乱：

官民矛盾；土地集中造成贫富对立；民族矛盾（客家、土著）、冲突激烈；天灾频仍，富户囤积，米价腾跃，民不聊生。

2、增加了一些近代的因素

（1）、基督教的传播冲击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

自唐、元、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收效不大；在不平等条约和坚船利炮的庇护下，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加快了传教步伐。

（2）、西方殖民势力的鸦片贸易对社会的冲击：

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后合法化，大量白银外流，引起银价上涨，农民税负加重；腐蚀青年，侵蚀社会道德观。

（3）、西方国家通过通商口岸进行商品倾销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的影响：

五口通商后，欧美洋货大量输入，价格便宜，打击了农村手工业和商业，农村经济日益萧条，东南沿海地区首当其冲。

总之，政治、财政、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混乱、矛盾交织在一起，天灾人祸，使得局势恶化。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的爆发是必然的。

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3月，洪

秀全在东乡宣布称天王。

太平天国运动的特点

1、神权主义运动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它不同于当时的帮会，也不是纯宗教，是带有政治诉求的宗教，中西混杂的神权论。

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信仰和旗帜，推动了运动的勃兴和发展，也是导致最后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导致与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全面冲突，得不到士大夫和保守的农村

的支持；诱发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

2、新时期的造反运动，打上了近代社会的印痕

1）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针对当时的社会症结提出系统的秩序（国家形制）设计，达到了先前农民起义没有的（乌托邦）水平。深刻反映了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帝国末期最底层的困境及其愿望：“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2）、运动的失败除了内部自身的因素之外，清朝政府与外部侵略势力联合剿杀也是重要因素，这成为新时代的特点。

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1、基本破坏了清朝的统治体系

1）、此前，清朝的正规军为八旗和绿营，已表现出十足的腐败无能，根本无法完成反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的任务。太平军兴后，八旗和绿营更是不堪一击。直到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主要由在籍官员和地方乡绅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团练”的兴起，才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

2）、清朝的军事大权渐转入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所掌握的由地方团练武装演变而来的湘军及从中分化出来的淮军等手中，人事权、财政权等亦渐落入地方封疆大吏手中，清朝廷无力退回到此前的中央大权独揽的局面。这样一种格局，为后来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军队成为私人的政治资本，酿成共和流产后军阀割据混战的后果）。

3）、由于镇压太平军的需要，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在运动的后期与外国势力达成妥协，借师助剿，如此不得不面对“华洋杂处”的局面。通过通商口岸和割让的领土，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形成西方势力为中心的地带，其影响逐渐深入沿江和内地一些地区，逐渐演变出半殖民地。

4）、结束了皇帝高度专权的时期。虽然这不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果，但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由于咸丰帝驾崩，宫廷斗争的结果是太后、皇帝和中枢王大臣三方力量形成了不稳定的三角关系。

2、促进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

促使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为主流的农民造反运动的需要，“资取洋人长技”，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民”，拯救清朝的统治。

从购置枪炮、火轮船到仿制。

3、太平军奋勇反抗清朝的统治的斗争精神，鼓舞了后来的志士。（孙中山、毛泽东）

屡败清军的洋兵洋将，却屡屡被太平军战败，大长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志气，鼓舞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志和决心，也粉碎了西方列强迅速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企图。

应该如何评价“太平天国”？

对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些另类观点介绍

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如果作为一种农民反抗当时满清封建与专制王朝的斗争，这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把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做为一种建立自己的"新王朝"

的开始，特别是洪秀全这些所谓的"农民领袖"，他们所领导的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暴动，并不是要彻底改变满清的封建与专制王朝的制度，而只是打着农民"救世主"的旗帜，重演一场新的"皇帝梦"。洪秀全建立的这个"太平天国"的"洪氏王朝"，与满清王朝相比，不仅更加专制与封建，而且还表现的更加愚昧、落后、残酷、集权、保守。因此，当“太平天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洪秀全在南京建都时，他已经开始走到了广大农民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注定要失败的结局。

第一、太平天国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等级森严的王朝1851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太平礼制》中，以天王诏令的形式规定了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森严的等级制，君臣上下之间有天壤之别，从称呼、服饰、仪卫、舆马都有明确规定，不准逾越，甚至对王以下的各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的称呼，也有规定。如丞相至军师称"

大人"，师帅至两司马称"善人"，丞相子至军师子称"公子"，师帅子至两司马子称"将子"，丞相女至军师女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称"雪"。在公子，将子，玉或雪中，又有等级区别等。其权力则高度集中，洪秀全为天王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其余领袖皆称王，在天王之下，分别拥有一定范围的较大的权力，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宝塔状的权力等级结构。天王与其它诸王的关系再也不是暴动时的兄弟关系，而完全是一种君臣上下的关系，每个王都有四千人以上的僚属和待从人员。

礼制规定：天王出行，要乘六十四轿夫之舆，臣民要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东王杨秀清“每出府开路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征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铜钲十六对,……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士兵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等级的森严，已经远远超过封建皇朝了。天下男子的兄弟之情和天下女子的姐妹之情，已经被忘得干干净净了。

第二、太平天国表现的比以往王朝更加残酷和落后

太平天国建国的基本组织是拜上帝会，洪秀全通过这个“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把广大民众束缚在宗教的愚昧之中，太平天国有许多礼仪、行为、准则、活动等都是建立在一种宗教、封建迷信的基础上，比如洪秀全本人就是借着宗教迷信来处理和判别是非。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天王洪秀全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

李秀成是这样记述说：“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无情，自有升平之局。”“主不问国中军事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事为事。”太平天国的一些诏书的唯一内容就是要人们相信洪秀全是受“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及“天兵天将”的保佑的。

洪秀全一方面用宗教和迷信愚弄民众，而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更为残酷和残暴的专制手法来维护自己的“太平天国王朝”。太平天国制定了许多残酷的刑法，除了鞭打、枷杖、斩首外，还有什么五马分尸，点天灯等更残酷的酷刑，在太平天国内部不容许存在反对意见，对于那些敌视太平天国的和自已内部的不同意见者，洪秀全都采取残酷的手法处死。

第三、太平天国比以往任何封建皇朝更加腐败和堕落

太平天国的这些造反起家的“农民领袖”，在没到繁华的南京--即京都天京，已经开始由“农民领袖”变成了“农民权贵”，他们早已没有了农民朴素的“乡土气”，也早已没有农民的那种勤奋诚实的精神，他们已成了骑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农民贵族”。太平军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自洪秀全在天京做了“天王”之后，生活更加奢侈和腐化，他只有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其帝王生活的威仪和气派，是有相当排场的。最突出的是大纳嫔妃，大搞礼仪。

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36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供词中说他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还有宫女1000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

在占领南京后，只有四十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一八六四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一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它诸王也不例外。洪秀全做"农民皇帝"便开始在南京城内大兴土木，为了修建"天王府"，他动用了上万军民折毁大批民房，

天王府修建的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其它诸王也在南京城内选择地点，各修王府，其豪华程度一个赛一个；同时为各位“农民领袖”大搞祝寿活动，大搞各种排场，太平天国

的排场比当时的清王朝还盛，如在建都第二年洪秀全的第四子出生，东王杨秀清曾对前线将领下令说：“转谕各统下官员等，俱要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差派妥员押解回京，以备十月二十四日王四殿下满月之期，天王登朝谢天之用"，（参阅《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一七八页。）洪秀全的一个四儿子出世，就如此大搞排场，而其"天王"和"诸王"的寿辰可想而已。

第四、太平天国是一个"人间地狱"

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营女营，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时，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如果尊重史实而不是凭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代表的绝对不是什么先进、进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蛮、迷信的代名词，与"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词来装神弄鬼，煽动、欺骗、愚弄贫苦大众跟他造反。"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只是骗人的美丽谎言而已。说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

第五、太平天国内部相互之间的权力争斗则是"你死我活"十分激烈

“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就是暴力斗争的产物，而他们内部相互之间为了争夺权力，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内部权力争斗，其中最主要的有：一是酝酿已久的洪，杨矛盾。从金田村暴动到定都天京的过程中，杨秀清成为实际指挥者，可节制诸王，定都后又总理朝政，能令行禁止，而且他自己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东王府，成为天朝之外的又一“天朝”。

二是杨秀清与诸王的矛盾。主要是杨、韦矛盾，韦昌辉身为北王，当杨秀清势力强大时，洪、韦联手，在“天京事变”中将杨的势力彻底消灭。

三是洪秀全与诸王的矛盾。表面上洪秀全是天王，实际上洪秀全在杨秀清时，存在与杨秀清的权力争夺，而杨秀清之后又存在韦昌辉的权力争夺，韦昌辉之后又出现了与石达开的权力争夺等。

四是各王之间的权力争夺。如杨秀清与韦昌辉，韦昌辉与石达开等。

总之，太平天国自暴动以来其内部并不"太平"，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权力争夺，这正说明太平天国本身就一个"权力争斗"的产物。

第六、太平天国运动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天国是清末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太平天国从最初的几万人，后来发展到拥兵百万，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历时十几年时间，由于连年的征战，给社会财产带来的破坏就无法计算，而造成的人员伤亡，据不完全计算仅人员死亡就达到了三、四千万人之多，基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相当；仅在太平天国内部因权力争夺发生的的“天京内乱”，就死亡达十万人之多。把全国拖入战争之中，死了这么多的人，仅仅只是为了这些“农民领袖”建立自已的“农民王朝”。对广大民众有何益处可言？

所以我们要及时解决农民问题，不要逼农民造反!

二、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背景：

1、甲午战争失败。鸦片战争后中国屡败于西方各国，自量不如西洋列强，但从不把小

小日本放在眼里，中国历来轻视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

而1894年日本蓄谋发动的侵略战争，仅仅8个月时间，就在海陆战场打败了中国军队，对中国人来说深深的丧师辱国之感特别具有辛辣意味。

中国失利的原因：

（1）、从根本上来说是新兴的日本和年迈的中国之间新与旧的较量，日本迈着近代步伐冲来时，晚清仍迟滞在封闭的中世纪，统治者的好恶决定着兴衰，“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局限在“用”，难逃失败。

短短半年，辛苦30余年洋务自强的求富事业就被中日甲午海战的炮火全面击垮。李鸿章自嘲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窑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参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225页。）

（2）是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从1888年后到甲午战前未再添新舰，由总体实力领先日本海军转为战前逊于日本海军，即装备落后，技术不精，枪炮不良。本来中国海军比日本向外购军舰要早，但黄海海战中的中国海军在吨位、速度、火力三个方面都比日本的军舰要略逊一筹。因为战前六年，慈禧将海军经费用来修颐和园，每年“由海军经费内挪三十万两”以建造颐和园。这样，一艘一艘的铁甲舰化为颐和园的山水花木。而日本是举国一致在备战，不断购买新战舰。

（3）是中国舰队败于日本间谍。

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和爆发时，日本政府在中国秘密开展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而清政府的反间谍行动却收效甚微，这也成为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两大间谍机构（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触角遍布中国城乡：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为了适应这种扩张的需要，日本开始针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1886年，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乐善堂成立。它是由日本对华谍报重要头目荒尾精在汉口创办的重要间谍机构。

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

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也是荒尾精，代理所长根津一，是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他们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888年底，一些日本间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附近，为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作准备。经过长期观察，他们向日本海军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因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而且这里位于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正好拊威海之背。该建议得到采纳，为日军击败北洋舰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华谍报头目亲自出马刺探军情：1893年是日本对华谍报工作最关键的一年，日本间谍活动尤为猖獗。当时，尽管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早已确定，陆海军也为发动战争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但何时发动战争、能否取胜，还需要作出最后的判断。1893年4月，对华谍报头目、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动战争作最后的准备。在两国关系已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政府还为他为发动战争作最后准备的实地考察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鸿章更是视他为座上宾，奉若神明，还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和军队的操练。

川上操六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天津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亲自登上了北塘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在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的陪同下，川上还对天津周围的地形偷偷地进行了考察。这次中国之行，川上进一步了解清政

府的极端腐败，而且对清军战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考察，确信清政府战则必败。

回到日本后，他密令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泷川具和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设防情况。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两国军队在朝鲜进行着激烈较量。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将自己伪装成中国老百姓，来往于威海、旅顺之间，窥探中国海军的情报。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5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的铭军6000人入朝。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14艘军舰投入出征准备。

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立即将其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根津一。根津一马上发给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这就为9月18日的黄海海战作好了准备。此后不久，宗方小太郎被召回日本。他穿着中国服装接受天皇的召见。陆军大将本庄繁评价宗方说：“日清战争之时，他密行威海卫军港，详细侦察敌情，对君国作出极大贡献。”

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搜出日军俘虏在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

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张之洞等有识之士十分忧虑，纷纷上书，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清廷曾采纳了一些意见，采取过部分防谍措施，破获了几起间谍案。但从最后结果来看，日本的谍报活动还是取得了成功，而这与清政府吏治腐败、不能严守军事机密、不重视防范间谍有很大关系。

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更为严重的是，两国交战之时，仍有清政府官员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

在这种情形下，洞悉清朝军队军情的日军最终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北洋海军却全军覆灭。

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各阶层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亘古奇变！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1）、清朝大国形象扫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尊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痛哭不止。《马关条约》真是前所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所败，现在竟被东方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的那样惨，条件又订的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2）、宣布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不能救国。

（3）、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2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丧权辱国（领土方面→刺激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巨额赔款→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新通商口岸→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投资设厂→资本输入）

（4）、促进了中国民族的新觉醒。

惨败引发的割地赔款和瓜分危机，深深的刺激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引发了新的社会思潮的兴起，如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等，近代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也随着资产阶级运动的兴起而萌发。

（5）、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爱国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实业救国”。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加入欧美列强的金融体系，成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民主主义发展受阻，军国主义抬头，成为远东的战争策源地。

甲午战争对朝鲜的影响

日本将清政府的势力排挤出朝鲜，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并逐渐将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直到二战结束。

甲午战争对远东政局的影响

日本的崛起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三国干涉还辽、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

三国干涉还辽《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这阻碍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于是俄国联合法、德两国，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第六天，俄、法、德三国同时派出海军舰队武力胁迫日本还辽，日本向三国屈服，答应退还辽东半岛，但坚持“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的原则，又向清廷索要3000万两的“赎辽费”，清廷被迫答应。而俄、法、德三国的行动表面是在维护中国主权，实质却是借机与日本争夺割占中国领土的机会。此后，俄、法、德以干涉还辽自恃有功，相继要求清政府的“回报”，英、美等国不甘落后，也要求清政府给予“补偿”。这样清政府就沉沦在掠夺的陷井中不可自拨，任人宰割。

当时一位爱国人士绘制的《时局图》：熊代表俄国、虎代表英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肠子代表德国、蛤蟆代表法国。中国正在被瓜分。

面临亡国灭种威胁，“变局”意识成为全民族普遍的危机意识。

屈辱感、落伍感迫使人们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做出民族生存方式的抉择。（民族意识、主权意识）

2、甲午战后，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得到较广泛的传播，主要表现两个方面：

（1）、认同西学成为思想文化界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谭嗣同（官僚子弟，1895年设立学会，讲求新学）、严复讲求新学；一些小说、随笔散文中也流露出学习西方的倾向，反映了中下层士大夫的文化追求。

（2）、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初步反思。仁人志士通过反思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对封建君主政体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谭嗣同（二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盗也）；康有为（批评洋务派“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严复（“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

3、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引起理论界的重大变革。

《天演论》1898年出版。它告诉人们：中国确实危机四伏，列强无论在道德、智力和体力上都比中国强大。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中国到了灭亡的边缘。但中国可以凭借人的努力，与天争胜，能最终胜天。只要民族觉醒，变法改革，就能摆脱灭亡境地，国家也能富强。

进化论的流行标志思想界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型。（由“天不变，道亦不变”到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改革措施。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接着又上“第四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1888年到1898年，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争取了光绪帝和一些官僚对维新变法的支持，又通过兴学堂、办报刊、立学会，教育和团聚社会上的维新力量。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从广东赶到北京上书，提出速行变法的具体建议。

1898年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建议仿效日本，全面变法。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创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同时，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先后成立。

变法理论主要集中在康有为的思想体系中，康的变法理论体系见于《新学伪经考》、《孔子变制考》和一系列上皇帝书、诸国变政考中。

1、试图融合西方自然进化论和传统的变易思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创

立以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框架的历史进化论，成为政治变革的理论依据。

2、试图依据西方的天赋人权论和今文经学“六经皆我注脚”的思想方法，重新塑造孔子的形象，

把孔子的事业视为中国历史上变革政治的先驱。（托古改制）力图把西方的民权、议院、选举、平等等概念都说成孔子所创。

3、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通过仿洋改制（日本和俄国），建立议会、宪法、三权

分立、责任政府的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结构。

从上述来看，变法的思想家具有融贯古今中西的思想特色。

保守派与维新派的交锋主要集中在：

1、如何看待孔子；

2、民权平等之争；

3、祖宗之法与政治维新之争；

保守派反对君臣平等、君民平等的维新观念，不能触及君权神授的神话，不能离经叛道。当政治改革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候，直接损害了封建当权者和地方保守势力的切身利益。变法阻力越来越大。

是光绪皇帝。4岁当皇帝，由慈禧垂帘，1889年慈禧撤帘。急于有所作为，“以湔国耻”。

慈禧太后也希望变法：处在统治阶级核心的慈禧太后看到了日本通过变法而崛起，也迫切地希望通过维新摆脱国家落后挨打的现状，认为在不动摇清王朝统治下进行变法达到强国变法高潮：1898、6、11—9、21，光绪帝接见维新派；罢免一些守旧大臣；发布三百道涉及各方面改革诏书。主要内容有：

经济：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农会，注重发展农业，提倡西法垦殖；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等。

政治：改革行政机构，裁撤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寺等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准许创办报纸和上书言事，给予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等。

军事：裁撤绿营，各省军队改练洋操，使用洋枪，并统一制度；筹设武备学堂等。

文教：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提倡西学，派学生出国留学等。

这些措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反弹。统治阶层中对光绪皇帝的变法举措兴高采烈坚决拥护者有之，镇静观望见风使舵者有之，痛心疾首坚决反对者亦有之。而当变法“变”到统治阶级自身时，大规模裁并冗署引起被裁官员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而对那些因变法而可能失职失业者（据统计，此类人员仅京城就有近万人之多），政府并没有预筹实际措施来加以妥善安置。激进的改革举措终于激起突变，很快失去了原本支持变法的一些官僚的支持。

康有为等应急计划：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担任光绪顾问；紧急起用袁世凯，利用小站军队勤王；围园锢后杀禄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梁亡命日本，“六君子”被杀，变法失败。变法的失败使中国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强国的历史机遇。

戊戌维新的意义

1、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运动。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

2、学习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著书立说、办报刊，设立学堂，翻译传播西方政治社会学说。

3、变法改良失败，促使不少人走上革命道路。

4、它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却成功传达了“变”的精神，启

蒙思想迅速传播，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并没有失败。

梁启超指出：“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且掣肘百端，

求此失彼，而其主动者，亦未能游西域读西书，故其措置不能尽得其当，殆势使然，不足为讳也。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良也，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

戊戌维新失败原因

客观原因：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庞大守旧势力拼命维护既得利益，攻击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认为变法思想是异端邪说。

主观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妥协性。

新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诞生，力量弱；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妥协性；只依靠光绪皇帝，未能发动群众；脱离中国国情，全盘照搬日本模式，急于求成。

对戊戌变法的另类评价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皇帝的权威合法性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推进体制更新的变革运动。直到鸦片战争后近60年的1898年，中国才终于获得了一次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然而，这场变革却以失败的悲剧告终。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从保守派的顽固抵制来探求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近期有学者提出质疑：变法运动的失败，在多大程度上与变法者本身的不成熟及他们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

自光绪皇帝于1889年亲政到戊戌变法时期，最高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那就是慈禧

太后与光绪皇帝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造成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是自同治初年以来慈禧太后就执掌最高权力，并在数十年中组织起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僚班底。这样她就在广大官僚的拥护中形成了至高的权威。就光绪皇帝来说，他并不是嫡传的皇位继承人，他之所以能成为皇帝也是慈禧太后选定的。

所以他亲政后，必须以听从太后的意志作为对这种恩赐的回报，而太后也以这种回报视为当然的权利。

西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个性和心理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西太后精明强干，在政治角逐的长期斗争中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她具有强烈的权势欲，具有一种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的家长制人格。光绪帝则较为文弱，缺乏主见，心地单纯，较少心计，并不具有一个在位皇帝所应有的正常权力地位。这就要求为皇帝设计改革策略的变法派必须考虑的基本前提。

另外，西太后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应该被简单地划归保守派之列。早在同治初年，她就对洋务运动予以积极支持，甲午战争的失败同样给她以巨大的刺激和震憾，使她对改革的态度更为积极。否则，像发布“明定国是诏”这样的政治大事，如果没有西太后同意，是不可思议的。

变法开始，西太后对康有为似乎并无恶感，她甚至还为康有为奏折中表现出来的一片热忱和胆量所感动，随后她“命总督大臣详询补救之方”。不过，西太后认为，变法必须是有限度的，她反对像日本那样的“更衣冠，易正朔”，认为这样做会得罪祖宗，因而是断不可行的。这说明她是属于那种并不反对有限变法的既得利益者类型。

所以，在光绪帝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制和排斥太后所拥有事实上的至高权威的条件下，在太后并没有构成对改革的障碍的情况下，尽可能安抚太后，并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太后可能容忍的范围内从事变法，至少在初期阶段，是使变法运动取得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

2、康有为变法战略的四个方面失误在专制条件下进行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少数先进的改革精英与多数相对保守的官僚的对峙。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改革的策划者在改革初始阶段，必须尽可能地在多数人能够赞同、理解或持中立态度的情况下进行变革，以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同时，改革派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必须以渐进的方式来建立权力基础，并力求在改革一开始就使当时最高权威者西太后保持至少是中立的态度，而决不能激化两宫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然而，康有为等改革派却在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上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第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变法一开始，康就把改革的全盘计划公开于众，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

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当军机处大臣问及应如何变法时，康有为首先主张“宜变法律，官制为先”的基本原则。当时李鸿章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康有为明确表示：“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以尽去，变当改之，新政乃可推行”。这样无疑是变法派在政治上站稳之前就公开向以六部为中枢的传统官僚体制宣战，并以撤除六部作为改革必须达到的目标。

甚至当康有为奉召请训，荣禄问其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而又极不策略的言论，只能引起反对派的忌恨，从而增加变法的阻力。

他还主张建立以改革派集中的“对策所”和“制度局”，作为改革的核心，而不是对现存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进行不动声色的渐进的改造。这种公然另起炉灶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现有官员作为必须排斥的对象，从而使现有官员尤其是核心人物产生对立与警惧的心理，逐渐向保守派靠近。

第二、“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扩大战果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和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皇帝在103天发布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各个方面的改革的上谕。这些措施之间既无配合，也无后续准备，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停留在形式上，而且这种表面上的大刀阔斧，使众多在改革中受到影响的人们，越来越聚集于反对者一边。尤其像科举制度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十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几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人们难以对这种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思想

上的准备。当时有人扬言要准备对康有为行刺。

当时国内外各界人士对光绪帝锐意变法的决心表示赞赏和关注，对康、梁的维新方式却不赞同。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伊藤博文对中国维新发表议论：“变亦不可太骤，欲速则不达，古人具有明训。即如中国积弊，犹沉睡已有百余年，安能一日警觉？幡然改图，使转环有如此之易易者，窃恐弊未去而弊滋深，徒使天下骚扰不宁而已。”显然伊藤对康梁的躁进并不看好。英国人班德瑞说：“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很显然，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他的提议改变中国服装至少是不合理的。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他这建议不是被忽视，便是惹起反抗。”

早在康、梁宣传变法、组织学会时，李鸿章前往观察后提醒康、梁：“一、皇帝没有自己的主张，经常随着大臣们的奏折为转移；二、掌权的大臣绝不知西国的情形，没有看过《泰西新史揽要》，自己倒是看过几遍；三、京中大臣都称西学为‘鬼子学’，一般人不肯研究；四、从西国留学回国的学生，政府不肯重用，无法使之发挥作用。现在政权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必须格外小心，不敢倡言变法，即便有新政见，也作不成什么事。”李鸿章是清廷中最务实、接触外国最多、办洋务时间最长最得力、长期位居清廷中枢的大员之一，其政治经验、办事能力、在当时满朝官员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对“外事”的了解从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过康、梁，关于变法，他的议论十分中肯切实。

康广仁则抱怨：“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种种迹象表明，变法事业交给年轻的光绪帝和激进的康、梁注定失败。

第三、对传统中心象征的挑战：他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重塑孔子。他认为，古文经是刘歆为了王莽篡政而伪造的，这样，康有为就把二千年来近20个王朝崇奉的礼乐尊严，数百万士大夫的信条，斥为分文不值的“伪说”。他的主观愿望，是为改革寻找意识形态上的根据。他力图通过强调孔子是主张进化、平等、兼爱和世界大同的，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改革家，

作为改革合法性的基础。

从表面上看，他对孔子的改造的政治战略是高瞻远瞩，然而，他的考证，就当时的学术水平而言，太牵强附会了.因为他对实际上的孔子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又缺乏史料上的精审工夫。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的考证从学理上说太武断。康有为作为思想家,有权利去发表任何他认为更为正确的观点或理论,那怕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何等的惊世骇俗,

但作为一个在传统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的政治家,这种做法使良好动机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是因为:第一、大部分士大夫是从现实危机中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从孔子的“现代化”观念中来取得变法的必要性的认识的；第二、康的做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已经取得的改革的共识方面，转移到在当时根本无法形成共识的意识形态的“正邪”之争上来，其结果是在已经取得共识的方面不能团结广大精英阶层，反而在最容易引起不同观念纷争的意识形态领域，挑起新的争论。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士绅都无法接受他对孔子的新的解释，这就使康有为自己因节外生枝而陷于孤立的境地，事实上对此问题的“冷处理”就更为合适。

第四、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康有为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是拒绝采取翁同和（光绪帝之师）“调和两宫”的主张，他在召对时就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是错误的，因为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法，同时，她对光绪皇帝的权威性及其在群臣中的权势，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这些变法派的政治推论的致命错误是，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把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

事实上，这种做法在改革派内部遭到反对。王照的建议是：“外人或误以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但康不接受，把西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之物”来加以排斥，结果是太后与荣禄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康有为甚至主张派军队去围攻和杀掉西太后和荣禄，使得西太后发动政变。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帝于瀛台，重新垂帘听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八人。康有为逃出北京从天津乘英商“重庆号”轮船去了上海，又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帮助下于9月27日逃往香港，梁启超躲入法国使馆。康广仁、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六人被捕并被清政府押赴菜市口刑场“正法”，后人称他们为“六君子”。维新变法推行103天后失败了。

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