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防止干部带病提拔问题的思考

关于对防止干部带病提拔问题的思考所谓干部“带病提拔”，就是指干部在进入新的岗位或提拔到更高一级职务前，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如政治、经济、作风等问题，在没有得到纠正和处理的情况下，继续得到使用甚至提拔的一种现象。

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强化监督，严肃纪律，在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但个别地方仍还存在“带病提拔”等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损害了组织人事部门的声誉。

如何严防和纠正干部“带病提拔”，是摆在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干部“带病提拔”的现状及表现形式据中组部的一项统计，各地受到党纪、政纪或刑事处分的县处级和地厅级领导干部中，在提拔前就存在严重问题的占了20％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达到50％以上。

经调查，干部“带病提拔”有以下五种基本表现形式。

一是“深藏不露”型。

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领导干部腐败潜伏期正逐渐变长。

在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来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当年作案当年被查处的只有不到两成。

潜伏期变长给贪官带来很多“带病”被提拔的机会。

李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李真从1992年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秘书起，至2000年案发，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676万元、美元16万余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2967万余元，且一边收受贿赂，一边不断高升，从正处级秘书一直升到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并被河北省委和税务总局确定为后备干部。

干部贪污受贿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既反映了体制上对干部监督不到位、反腐机构获得案源线索的渠道狭窄等现状，也表明腐败干部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二是“露而难定”型。

有些干部，其问题已有所显现，但用人单位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就匆匆提拔任用，结果提拔不久就被查处。

张国光从辽宁省调任湖北省省长岗位上不久，就被纪检部门采取了组织措施，但其事发地主要是在沈阳。

张国光在辽宁省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96万余元。

沈阳市一位老干部说：“张国光在沈阳当市委书记期间，就与大款打得火热，这人人皆知。

”有关部门也曾数次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但都因为线索不具体、事实难以认定而告终。

不能认定事实，就要给干部一个“说法”，就不能影响提拔使用，这似乎成了时下一些地方用干部的“潜规则”。

正是在这样的用人“潜规则”下，张国光“带病”被提拔到了省长的高位上三是“露而不究”型。

少数在某方面具有一定能力的干部，虽然个人存在严重问题，干部群众也有反映，但有关部门和领导却以生活小节无大碍、人才难得为理由，在争议中不断被提拔重用。

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曾被认为是一个有发展思路清晰、工作有魄力的领导人才，虽然反映其问题的信件不断飞向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知道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始终认为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些生活小节问题。

因此，尽管雷渊利的名声一直不好，却依旧在声声民怨中步步高升。

四是“违规操作”型。

虽然《干部任用条例》实施多年，但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有的选拔任用干部不搞民主推荐，或以个别谈话代替民主推荐。

干部考察也流于形式，甚至搞所谓的“考察服从调整”。

有的领导同志在既没有充分听取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未经过必要的民主推荐程序的情况下，就要求有关部门对某人实施重点考察。

有的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存在临时动议、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个别的甚至用领导班子成员“圈阅”的方式代替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干部。

由于没有按照《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或者使其流于形式，“带病”干部得以顺利通过民主推荐、考察考核、讨论决定关，得到提拔任用。

五是“明知故犯”型。

就是用人者明知被提拔使用的干部“带病”，但因为与其有着各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还是明知故犯，依然予以“带病提拔”。

这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力私有化”，把手中的权力视为己有，把自己管辖的地区和部门当作自己独立的领地，无所顾忌地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要是圈子里的人，尽管有“病”也要提拔；另一种是“权力商品化”，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权大肆卖官鬻爵，明知“买官”者劣迹斑斑，但只要交了“拜门钱”、“捐官款”，就将“官帽”送给他们。

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贪财好色，中央领导曾提醒过陈良宇，他不但不听，还把秦裕安排到宝山区当区长，后在法国嫖娼，被举报，受到党政纪处理。

二、产生干部“带病提拔”问题的原因一个干部的提拔任用，按正常程序必须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党委（党组）讨论，然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上报、上级组织部门进一步考察、提请党委讨论审批等一系列程序。

这么多的“体检”环节为什么竟然查不出腐败分子的“病症”，反而让他们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干部考察失真失实。

目前普遍存在“不用干部不考察”，“用干部时才考察”的问题。

在干部考察阶段，由于考察的范围窄、方法简单，多数是找人谈话，加之主要是了解被考察对象的工作圈子多，考察生活圈、社交圈的情况少，整个考察过程走马观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干部缺乏全面了解，而很难及时发现干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有的即使在考察中听到一些反映，也因缺乏具体线索，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查清楚。

对干部“德”的考察缺乏有效办法，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

另外，一些考察人员素质不过硬，识人水平不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查深查透，对一些重要情况没有调查核实，也使一些“带病”干部得以顺利通过考察关。

二是把握用人标准有偏差。

德才兼备历来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但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把握用人标准上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偏差。

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用人只要看“才”就行了，有德无德的无关紧要。

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急于改变落后现状，在用人上片面强调大胆起用能干“大事业”、“敢闯”、“敢干”的“开拓型”干部，而对干部的“德”重视和考察不够。

有的明知一些干部在“德”方面有问题，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一些在某方面能力较强但政治素质很差、思想作风不良的人选拔到了领导岗位上。

三是党委（党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流于形式。

虽然讨论干部提拔问题时也召开党委（党组）会，但往往只是形式上的一种民主，最终还是由“一把手”说了算。

再说提拔某某与不提拔某某都与已无关，因此，存在“乱投”的现象。

从领导层面看，一般来说他只考虑被推荐对象对自己有利，听话好用就行，存在“义投”的情感因素；从班子成员的层面看，存在平衡矛盾，利益均占的问题，为化解矛盾达到利益均占之目的。

在这个大前提下，个别班子成员之间在用人上有可能出现“互谅互让”的现象。

再加上目前对一把手用人权的监督，形式上的东西多，实质上的东西少；上级领导对一把手迁就多，下级对一把手顺从多，存在着“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横向监督不力”现象。

如果一把手自我要求不严格，就很难保证不出事。

一些地区和部门提拔干部看似履行程序，貌似集体研究，而实质上提拔谁、安排在哪个位置上，都是一把手跟组织部长说，然后由组织部门准备汇报材料，在书记会上通过后再履行组织程序，结果是“程序上合法中规中矩、本质上体现个人意志”。

四是用人失误责任追究不到位。

现在，一些地方既不对群众举报反映的“带病”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核实，也不对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予以纠正；对在用人上确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不批评教育，不进行组织处理；对严重违反规定且已经构成违纪的，也不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等等问题。

这些年来，发生了那么多干部“带病提拔”的问题，但真正追究用人者失察失误责任的不多。

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这些“带病”者受到处理，却极少看到对那些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治党不严、监督不力，查处问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是造成用人上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主要对策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实际上是一个准确选人识人的问题。

而这种干部“带病”的问题，一方面存在着极大的隐蔽性、复杂性，通常的考察很难发现其“病症”，另一方面由于人本身具有可塑性，可变性，干部以前没“病”，也可能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人生观、价值观的错位而“生病”。

要在加强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同时，从强化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入手，坚持标本兼治，重点要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在坚决克服重才轻德的倾向上下功夫。

政治素质是领导素质的核心，知识素质是领导才能的基础。

选任干部，配备班子，既要考虑年龄、文化、能力的因素，又要有政治条件上的硬性规定，绝不能让政治上有劣迹或“带病”的人钻进领导干部队伍。

即使对年纪轻、本事大、文化层次高的“难得人才”也不能在政治标准上降格以求。

对那些思想政治素质差、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甚至以权谋私的干部，不但坚决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果断地调整下来。

特别是对群众反映问题比较多的干部，使用上要慎之又慎。

第二，改进干部考察工作，在深入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上下功夫。

要准确识别干部，就必须完善干部考察制度和方法，进一步提高考察工作的质量。

考察干部，不仅要征求同级干部的意见，征求考察对象的下级干部的意见，还要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地方和单位群众的意见和反映。

既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又注重考察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既考察干部在本单位工作的表现，又了解他们在“八小时以外”的社会交往情况。

对在任用考察过程中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线索具体的，要集中考察力量，拓展考察渠道，查清干部存在的问题。

要抓紧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形成科学的实绩考核指标体系。

第三，坚持民主决策，在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上下功夫。

要科学界定一把手的用人权和责任，对一把手在动议、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的用权行为作出具体规范，对容易出现问题的行为作出相应规定。

要实行干部任用备案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检查制度、上级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派员列席下级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会议的制度，加强上级组织对下级党委（党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

要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并严格控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职务变动。

第四，建立健全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监督机制，在加大对反映的问题的查核力度上下功夫。

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监督贯穿于干部培养教育、考察考核、选拔任用和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努力拓宽监督渠道和覆盖面。

要加强和改进举报受理工作，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沟通和联系，严格执行任前公示制度，加大对群众反映问题的查核力度，建立反应灵敏的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和严肃纠正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党的干部工作的严肃性，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健康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