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寻租
禁止利用职务进行权力寻租
禁止利用职务进行权力寻租权力寻租是指在拥有权力的职务上，以违法、违规的方式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
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必须禁止利用职务进行权力寻租。
本文将探讨禁止权力寻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和惩处。
一、禁止权力寻租的重要性利用职务进行权力寻租，首先会导致公共资源的非法获取。
在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中，公共资源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和利益。
但是一旦官员或公务员滥用职权，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就会将资源流向个人或特定团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的不公平分配。
其次，权力寻租行为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
腐败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主要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
当权力被滥用时，往往需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
这不仅违背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削弱了政府的信任和公众的对政府的支持。
此外，权力寻租还会破坏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
但当权力被滥用，职务不正被利用时，就会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这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二、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和惩处为了防止和打击利用职务进行权力寻租的行为，需要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和惩处。
以下是一些有效的做法：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权力寻租的行为，并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这样可以为打击违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2. 强化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务人员行为的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权力寻租的违规行为。
同时，加大对监督部门的力度和力度，确保监督的有效性。
3. 加强纪律约束。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公务人员，应该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这包括严肃查处、追究责任以及追回被侵害的利益等。
这样可以有效地震慑公务人员的违规行为。
4. 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改革和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和机会。
预防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现象
预防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现象一、权力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1、权力过分集中：在政府和企业内个别人员权力过大，决策权力过分集中，都会违背民主制度的实施。
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公民与政府公职人员双方权力制衡的模式失调。
公务员行贿受贿，滥用权力的现象就没有可制约其的力量，这样会加剧权力寻租行为。
2、监督体系缺陷：严重缺乏基本的管理体系，为权力寻租行为加剧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内部监督不到位或脱节，不能形成环环制约的良好制约格局。
3、中国遗留的封建习俗影响：中国人有特殊风俗习俗，有自己的处事方式。
而这种处事文化，容易助长寻租行为的滋长。
中国强调中庸，强调自律，缺乏建立规范制度的意识。
4、缺乏诚信文化：代理人应当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法律的意识和要求。
然而在中国前当的市场环境气下，缺乏诚信文化严重阻碍了的市场正常竞争，为滋生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
代理人、本人的正义和责任心缺失，显示机会主义倾向和只为追逐短期利润的倾向，加重了权力寻租行为的问题。
二、权力寻租行为防治的措施1、强化监督机制，遏制权力寻租行为监督机制一直是市场的薄弱环节。
缺乏监督机制只显示市场透明度不高。
一个良好的监督机制既保证系统和规定实施和执法,正确使用各种标准,和保证透明和公平的市场操作。
2、改变地方政府的功能，遏制权力寻租行为科学合理、准确地划分范围和界限政府的经济职能,并对地方政府的执行功能设置基本的手段和方法。
尽可能地规范官员行为和约束行为的程序,注意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锻炼形式和办事程序。
同时,尽可能多地对公职人员进行严格辅助。
所以,寻租人员无法从寻租行为获得可观利益,寻租者会选择放弃寻租。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可以将一些程序交给市场自动调节，下放官员权力，削弱寻租的有效方式就是优化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缩小其管制范围，减少政府办事人员，党政干部寻租的机会。
3、增加寻租惩罚的机制，遏制权力寻租行为惩罚机制存在的严重的缺陷，会导致许多当地政府和寻租者继续寻租没有顾虑。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权力寻租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其核心是描述权力者利用其权力地位获取不劳而获的好处。
这一理论对于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和改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指导作用。
本文将从历史上的文献回顾和理论展望两个方面，对权力寻租理论进行综述，旨在对读者深入了解这一理论，认识其重要性，并探讨如何加以应用。
一、文献回顾权力寻租理论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至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到了政府官员和特权阶层通过“地租”、“关税”等手段从经济中获取利益的现象。
随后，杰拉尔德·斯坦利·李认为这种现象是由“政治利用”引起的，他在《政治意思：一个分析》中提出了“权力寻租”的概念，并阐述了权力寻租现象的实质和影响，成为后来研究的开端。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学者们进一步深化了对权力寻租现象的研究。
詹姆斯·M·布坎南等学者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提出了“政治权力”的概念，并探讨了政府官员在政府内部的行为和偏好。
而新制度经济学者则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权力寻租是由制度漏洞和规则不完善导致的结果。
这些研究为权力寻租理论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代学者们在对权力寻租理论进行研究的也积极探讨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政治学家们将其应用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分析中，经济学家们则通过对市场竞争和企业行为的研究发现权力寻租的存在，社会学家们也将其运用于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不平等。
在全球范围内，权力寻租理论已成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组织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理论展望当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权力寻租现象也不断呈现新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在政治领域，随着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和政治体系的多元化，权力寻租的途径和手段也日益多样化，例如利用媒体操纵舆论、政治献金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干预等。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权力寻租理论”。
该理论主要关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从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权利和损益者之间的关系。
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该理论逐渐成为了经济研究的重要分支。
本文将回顾权力寻租理论的发展历程，探讨其启示。
1.权力寻租理论的起源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一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管制市场的想法。
然而，他们发现政府不仅没有完全放弃管制市场，反而更加积极地干预市场。
以布坎南、扬森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政府行为背后的主要动机就是权力：政府的行为不仅是为了满足公众利益，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特权阶层的利益。
他们提出了权力寻租理论。
权力寻租理论主要研究政府行为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根据该理论，政府为了追求其自身利益，会使用其掌握的权力来寻求更多的好处。
具体而言，政府的工作人员通过政府规定和政策来协助特定群体（即“特权阶层”）获取一定的利益，并通过这些措施获取更多的收益。
在20世纪80年代，布坎南等学者进一步扩展了权力寻租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他们通过深入探究某些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弊端和制度上的异常，揭示出政府和市场交互作用的真正本质，在更广泛的领域和实践中提供了更严谨的分析和研究方法。
权力寻租理论的出现，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交互作用中，我们可能将自己置于特定的社会位置，并利用政治、经济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政府的“慷慨”和其在道德制度上的“哲学缺陷”，从而形成政府的形象利用宣传和道德引导来树立自己的形象。
总之，权力寻租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尤其针对现代社会和经济学中市场和政治相互作用发展的趋势。
我们需要重视权力寻租行为以及它们产生的综合影响，以便更全面、科学和有效地进行管理运营，提高我们对市场和政治的理性认识和决策水平。
我国农村权力寻租现象的成因、影响及其治理
我国农村权力寻租现象的成因、影响及其治理在中国社会厉行反腐倡廉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权力寻租现象仍然呈现高发态势。
究其原因，主要有思想、经济、制度、文化等层面的问题。
农村权力寻租现象造成阻碍经济发展、动摇群众基础、扩大社会不公和败坏道德风尚等不良影响，亟需从经济建设、思想教育、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等方面加以治理。
标签：农村；权力寻租；成因；影响；治理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的重要论断，权力寻租首入政府工作报告。
权力寻租是将政府官员假设为经济人的一个概念，是指政府官员以自身掌握的权力作为资源，非法利用自身权力来维护甚至寻求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厉行反腐，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大力肃清从中央到基层沉积已久的腐败淤泥。
然而，我国农村基层的权力寻租现象依然呈现高发态势，对全面深化改革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持续推进阻力甚大。
厘清我国农村权力寻租现象的复杂成因，深刻认识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其有效解决路径，成为当前深入推进反腐进程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农村权力寻租现象的成因现今，权力寻租现象已成为阻碍国家进步的一大顽疾，特别是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多方面原因交互作用产生的贿选、侵吞公共资产、扣留政策拨款等贪腐行为，对农村发展产生严重阻碍。
对农村权力寻租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可发现其成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思想层面。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
农村权力寻租现象频发的根据便在于农村干部与村民个人思想素质的不足。
相对城市而言，由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的限制，农村干部与村民思想素质较低，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繁衍滋生的内心沃土。
从村干部来看，村干部基本由选举出来的当地农民担当，文化水平较低、政治意识和法治意识不足。
部分农村干部缺乏为民服务的政治素养，权力边界概念模糊，对寻租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认识不清，法律威慑作用难以发挥。
在如此思想条件下，部分干部认为自己是掌握大权的“一村之主”，为满足一己私利滥用手中权力，从事设租寻租，对农村发展危害巨大。
公共权力寻租行为成因及分析
公共权力寻租成因危害及治理摘要：腐败是困扰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公共权力寻租则是腐败主要形式和表现，因此，对公共权力寻租行为的分析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本文通过对分析我国当前权力寻租产生的原因，并指出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危害，来指出对权力寻租行为的治理方法和解决途径。
关键词：权力寻租腐败公共特权权力寻租又称“权力设租”，指国家公务员以手中握有的行政权力作为筹码，向企业或个人出租权力，索取高额回扣，获得暴利。
[1] 它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以权谋色、以权谋房、以权谋车、索贿受贿。
在招工招干、升学就业、农转非、出国等问题上为自己和亲友谋取私利等多种形式。
尤其在项目审批、土地批租、工程发包、减免税赋、进出口配额、银行贷款、外汇额度等领域最为猖獗。
权力寻租行为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成为政府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阻力之一。
本文试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多层分析权力寻租的成因、危害及遏制权力寻租的对策，从而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理论依据。
1．权力寻租的成因权力寻租的产生，必然存在两个前提，一是资源的稀缺；二是“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即：每一个人都会理性地计算和衡量得失，只要具备条件，他就会努力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先从资源的稀缺来分析权力寻租的原因。
寻租理论认为，在资源极度紧缺的时代，政府官员拥有分配资源的巨大决定权就拥有了重要的获利门路。
尤其当其责任机制很弱时，从事腐败活动的激励因素就会应运而生。
这种稀缺既可能是资源本身的紧张造成的，也可能是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指出的那样“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同意、特许权分配——这些密切相关的词的每一个部分意味着由政府造成的任意的或人为的稀缺。
”显然，在权力寻租中，资源的稀缺是由部分政府官员造成的任意的或人为的稀缺。
部分政府官员之所以能够造成任意的或者人为的稀缺，是因为政治、经济制度不完善。
最多的寻租行为产生于政府机构内部的人事权力。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现代社会，权力寻租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权力寻租是指利用权力来获取私利的行为，是权力滥用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许多国家和领域，权力寻租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对权力寻租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权力寻租现象的本质和特点，为解决权力寻租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背景中，学者们对权力寻租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
在政治层面，权力寻租往往表现为官员滥用职权、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
在经济层面，权力寻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竞争受限等问题。
在社会层面，权力寻租可能导致失信、社会不公正等问题。
权力寻租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研究意义权力寻租理论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理论指导意义：权力寻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寻租的本质和机制。
通过深入研究权力寻租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权力寻租对不同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相关领域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2. 社会政策意义：研究权力寻租问题有助于政府和管理者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治理措施，防范和打击各种形式的权力寻租行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公共管理水平。
3. 经济发展意义：权力寻租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阻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研究权力寻租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助于加强经济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更好的成效。
4. 知识补充意义：权力寻租理论是一门综合性的理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其研究内容涵盖广泛，可以为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丰富学科理论。
研究权力寻租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社会政策意义、经济发展意义和知识补充意义，对于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提升管理水平和学科研究质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权力寻租理论是由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戴维·麦克劳德（David Meckrath）提出的，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
权力寻租理论认为，在一个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各种权力组织都会以任何可行的方式，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这种利益最大化包括垄断市场、获得特权、获得行政计划和税收收入等方面。
而权力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政治、正式和非正式渠道。
政治渠道解决了官僚主义、政治操纵、选举等问题，正式渠道也解决了法律框架下的法律规定、政策制定过程等问题，非正式渠道解决了一些潜规则方面的问题。
这些渠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良性的利益博弈环境。
权力寻租理论给我们提出了以下三点启示：第一，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应当审慎。
政府机构应当秉持最小化干预、最大化自由市场的原则，制订出可持续的有效政策，从而维护企业的公平和公正竞争的环境，避免派系斗争、政治操纵和严重的行政不当行为，从而维护市场的发展和竞争环境的良好性。
第二，要利用好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被广泛认为是分配资源和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方式，其特点是透明、高效、自发和竞争性。
使用市场机制能够对一些企业进行监管，防止他们抱团行业垄断，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挑战传统行业，提高各个行业的内部效率，并需要具备自我修复能力，可以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第三，完善法制环境和监管体系。
这可以确保政府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平衡，保护公众利益和消费者权益等，高效解决对市场恶意机构滋生、针对市场自身的问题。
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监管体制不仅可以防止一些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可以推进营商环境的良好性。
总之，权力寻租理论为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深刻启示。
在政府机构的监管下，市场自由化，权力分散，竞争平等，才能重塑健康的市场经济格局，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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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最早始自亚当?斯密。
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一向是以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自由竞争为增进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佳机制。
然而，现代经济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某种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引导，个人趋利避害的竞争行为有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
寻租理论就是以研究非生产性竞争活动为主的经济理论。
寻租理论的着眼点，并非这类活动的道德范畴，而是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寻租”这上概念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克鲁格于1974年正式提出，她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说：“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
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些租金而展开竞争。
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
在另一些场合，寻租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则把寻租定义为：“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寻租从总体上看没有配置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浪费。
”
“权力寻租”一般指政府的各级官员或企业的高层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控制、法规、审查，从而达到寻求或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活动。
一方面，政府官员行使各种政府行为，对资源进行调控，此为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本身又是经济角度的人，如果有客观上缺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和管理，而在主观上政府官员缺乏职业道德和崇高的社会不胜任心，此时，缺乏约束的政府官员就渐渐丧失理性，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换取金钱以满足个人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
寻租活动被称为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奕"，即一场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它不但造成寻租行为本身的资源非生产性消耗，而且通过引起经济扭曲而导致效率损失。
这种效率损失被称为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权力寻租"具有必然性，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力一旦失去制衡或制约，它必然会有寻租的要求。
目前，寻租理论在中国又有了更广泛的应用：权力寻租，管理者寻租，“商品寻租”、“要素寻租”乃至“乌纱寻租”等。
以下我们看看权利寻租的几种形式：
一．对自然垄断的管制构成政府管制下的权力寻租。
政府管制是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
①的基本内容。
实际上长期的“管制与放松管制”的争论，正是围绕着自然垄断展开的。
对自然垄断的管制作为政治分配介入市场的渠道之一，必然在市场运行中人为地造成各种新的垄断权力，从而产生围绕垄断权力寻求额外收益的寻租活动。
二、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权力寻租。
国有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合资、转让产权和股份制实行转轨，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抑止权力寻租的作用。
股份制改造自然涉及到产权，而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与某些官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拥有政治便意味着拥有与之相随的一种“产权”，这种产权不仅可用来产法创租，还可用来增加他人成本。
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一些官僚正在打着改革的旗号，与一些的民间经济利益集团正在策划着更大行为的寻租。
一方面，他们是政府决策的执行者，是寻租行为的抑制者，另一方面，在“执行者”与“抑制者”的掩护下，他们密谋着新一轮寻租行为。
笔者称这种行为为权力寻租的“伪抑制”。
三、开发区经济的权力寻租。
最近，打着政策的旗号，动辄以发展区域经济圈为幌子，实际想加速制造市场经济的体制泡沫以便圈得未来利益，甚至疯狂“创租”的力量。
义乌，一个弹丸大小的县级市下的13个乡镇，无一不例外都拥有自己的工业园区，2003年8月，人们才突然“发现”：14个工业园区中只有义乌经济开发区一个是经过省里批准的；按有关政策规定，只有省一级政府才有审批工业园区的权限。
即义乌其它13个工业园区全是“黑户”!显然易见，城市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1000市而实际用地量20000亩（大部分闲置），近20倍的超标背后是有关政府官僚在“招商引资”口号下权力寻租的疯狂进行。
“义乌现象”惊动了中央并被最终被叫停，但并没有从权力寻租角度深层次看到相关方面及类似想象的隐患。
笔者认为，现在的区域经济圈热潮一样含有几份非理性的行为，不排除某些官僚为其权力寻租障目的初衷。
此外：1由于金融体制原因以及社会资金缺口较大，使得银行贷款均衡利率趋高，与官方利率相差甚远，形成大量租金。
2．由于国家对出口商品实行许可证管理的种类增多，而对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种类减少，使得进出口许可证管制带来一定租金。
3．由于各种税收的税差以及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擅自制定各种优惠减免办法，加上走私、放私现象猖撅，使得我国存在大量税差租金。
4、房地产市场中由于土地出让方式缺乏公开透明度，存在大量租金，导致房地产开发中的营私舞弊和黑幕交易，造成国有资源的大量流失等。
针对如何有效的防止可约束权利的寻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防止权力执掌者利用权力寻租，进行权钱交易，发生权力腐败：
一．削弱租金产生的基础。
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经营体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明确界定产权关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真正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束缚，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独立法人。
对于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强化法律约束。
对经济生活中的中介行为予以法律上的确认和制约。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市场垄断行为，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辅以适度的宏观调控。
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供给完全无弹性的商品，可实行限价制度。
稀缺要素的供求活动尽可能通过市场进行，严格控制市场上非均衡状态下的排他与独占行为。
二。
提高权力执掌者的工资，使其工资高于其他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这里说的工资是名义工资，不是包括隐形收入的实际工资，目前一些权力执掌者的实际工资早已远远高于平均工资)。
就是说，工资收入的提高增大了权力执掌者寻租的成本，也就增大了权力腐败的机会成本，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发生权力腐败的机会就会减少。
新加坡等国家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三．增强对权力寻租的约束作用，这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实现：其一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干部的思想修养，增强道德规范的约束。
培养干部的“知耻之心”，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和氛围。
在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权力执掌者就会觉得运用手中的权力设租和寻租是一件可耻的事，促使他自觉地廉洁奉公。
当然，仍可能会有一部分权力执掌者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设租和寻租，贪污受贿，但只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氛围，这种权力腐败现象就会大大地减少。
其二是增强社会舆论的约束，强化外部监督。
要把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组织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监督和舆论的监督之下。
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让群众分辨是非，使以权谋私者成为过街之鼠。
四．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
若权力执掌者的寻租活动被发现后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使被发现的概率很小，他也将不去冒险。
因此，严格内部约束机制，改善和健全管理制度，把各种权力的行使，置于法规、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之下，发现违规，严加制裁，建立像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样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