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学私学发展及相互关联

中国古代官学是传授管理国家经验、培养治国人才的场所，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夏商代：教育是奴隶主享有的特权，贵族为了巩固和扩大奴隶制统治，既要镇压本部族奴隶的反抗，又要征伐其他部族，军队起了决定作用，为适应这种政治需要，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本阶级成员及其后代培养成能射善战的武士。

同时，人伦道德教育和以敬天祖为中心的宗教教育也是当时学校教育的内容。

西周：1、由于西周生产水平有限，而书写的材料昂贵，只有官府才有这财力和物力。

2、同时，在宗法制的条件下，父死子继，不传他人，只教其子，造成学术只在官府这个很小的圈子里传授，只有为官的人掌握学术，以官府为传授基地，教其子弟，3、社会分工的状况：教师由职官兼任，官与师尚未分离。

4、奴隶主阶级是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者。

因此，造成了当时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官师不分，只有贵族子弟享受教育的权利，而庶人贫民则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官学，没有私学的特点。

但西周的学校教育制度有发展，有小学和大学的区分，有乡学、国学的衔接，教育的内容是六艺，体现当时文化发展的成果。

春秋：1、由于贵族的世袭制度，使贵族的的文化知识与其权位无直接关系，导致贵族不想学习，不重视教育，而官学又只是以贵族为教育对象，使官学衰落成为必然，2、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关系有了大变革，王权衰落，导致官学荒废，3、接着战争动乱，使有一技之长的人到民间以技艺谋生使很多原来被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导致了私学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私学的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自由竞争等优势，使春秋时期，私学取代了官学。

战国：战国时期的教育是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并达到鼎盛，以私学为据点形成和发展了一些著名学派，人才辈出，并出现稷下学宫这样一所由官家举办私家主持的汇集诸多学派、以自由讲学为特色的高等学府。

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术流派百家争鸣，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高峰。

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法家学说，法治思想指导教育实践，而法家排斥知识和道德的价值，强调专制主义的教育原则，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颁布挟书令、禁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同时焚书坑儒，毁灭文化载体，是历史的一次大倒退。

但也在朝廷立博士、地方设三老，统管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教。

汉朝：1、秦灭汉朝建立后，汉朝解除了对私学的禁令，2、在汉初，由于政治不稳定，官学未建立，私学承担了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和发展学术的作用，3、出现了针对不同人群的私学，如由精师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卢”，有教儿童的小学，并且程度相当于汉学，4、私学可以自由择师，且与太学一样皆以儒经为教学内容，学成之后，同样可以出仕5、官学限额较严，入学有资格的规定，且制度不尽完善，另一方面，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乱使一批名儒不愿出仕，选择退而授徒。

使汉代私学蓬勃发展，异常兴旺，人数远远超过太学。

尽管私学繁荣，但培养的人才规格各异，思想不一，很难满足封建集权国家对统治人才的要求，于是政府为了直接掌握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于是在中央兴办太学，同时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实行。

在地方设置一系列郡国学校，还有特殊的鸿都门学。

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办学校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

而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不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传统的继承，实际上也是后来私塾、书院的历史渊源。

魏晋南北朝：
在三国、西晋、东晋时期，学校教育虽不能说全部停顿，但总是在若有若无的状态中，整体上呈现衰弱现象，而南北朝时期学校比起前期来说稍为发达。

新的制度也有所建立，但由于各朝的民族、地理、历史背景的差异，对学校的重视也各有不同。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呈时兴时废，似断又续的衰弱情况，虽然官学还在，但不受重视。

也正是由于当时政权的频繁更替，社会动乱不定，官学时兴时废，私学就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发展活跃起来。

形成了道、佛、玄等学派百家争鸣的局面。

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不仅质量与规模超过了私学，而且分布面更广，类型多样化。

隋唐:
唐朝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科学文化的繁荣，从唐初至唐中叶的近百年间，封建官学教育重新兴盛，其发展实为历史所罕见，唐代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

从理论上讲，学校的任务是兴教化、育人才。

实际上，学校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向尚书省输送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成为官僚的培养机构。

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监六学和弘文、崇文二馆的六学。

唐代地方官学设京都学和州府县学，令长史主持，设文学、助教负责教学。

在隋唐时期，1、由于官学的稀缺，于是发展了私学找出路，2、政府支持鼓励私学的发展，因此当时3、隋唐都有政治比较安定的时段，和平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称为民间私学发展的基础，因此，官学繁荣的同时私学也颇发达，但从总体而言，前不及汉，后不及宋。

在隋唐，官学与私学并举，以官学为主，私学作为补充，官学重在培养未来的官僚后备人才，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青年和成人为主要对象，学习的基本内容是儒家的经学，培养封建道德，造就行政管理人才，为国家所用。

而私学由于不局限于儒家经学，不受学术派别、学科、专业等限制，凡是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术，都会有人传授，因此私学除了承担基础教育这个重要任务外，还承担比官学更广泛的民族文化传承任务。

在社会发生动荡、战争破坏或改朝换代时期，官学受到较大冲击而停滞或荒废，而私学虽然也受影响，但由于比较机动灵活，可以避害减灾，转移而延续。

宋辽金元：
宋朝统治者确立了兴文教的政策，尊孔崇儒，重视科举，重用士人，在教育对象上，范围逐渐扩大，身份品级的限制比唐代放宽了。

通过三次兴学，在中央设国子监诸学，在地方上设州县学完备的官学教育系统，宋代官学中，以太学最为重要。

北宋初年，朝廷需要大批治术人才，士子普遍要求就学受教，而朝廷尚未有暇顾及兴学，私学教育应运而兴。

随着三次兴学运动（重点在于兴办官学）的发起，官学教育得以相当发展。

但是，私学教育并未因此而消退，反而在新的条件下得以进一步发展。

到了南宋时期，偏安江南，官学虽有发展，但多有名无实，私学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

南宋时期的私学有了更明显的分化，私学分为二大类型：一类是教授识字和日用基本知识的小学或蒙学。

另一类是为年龄较长、程度较高的青年学子设立的研究学问或准备科举的书院和经馆。

宋代的私学教育造就了学者，学者的活动又推动了私学教育，这是宋代私学教育的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其最重要的贡献。

辽金元基本上承袭了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统治者者在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同
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校类型，促进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代：
明代很重视官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学校的作用认识得非常深刻，制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并在中央设立国子监（较之前代有所发展且具有特色如创立了监生历事制度，实行积分法）、宗学、武学等，在地方上设府学、州学、县学等，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相衔接的学制系统，比较完善的教育网络。

但明朝统治者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实行文化专制管理，重视科举制度，使学校进一步称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由于明朝专制的加强，由于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影响，书院的发展道路极不平坦，明初以官学为主，书院沉寂，后来，在科举垄断仕途的人才选拔制度影响下，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

士大夫们开始由不满官学到远离官学，纷纷创办私学，复兴书院，施展自己的教育抱负，传统的著名书院相继复兴，新书院不断涌现，作为私学，自由的讲学风格形成了自由的学术交流风气，各种思潮兴起，必然会影响专制统治，再次遭到反对。

统治者便开始对以书院为象征的私学，进行残酷的取缔，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第二次针对教育文化大浩劫遭受四次禁毁的过程。

在这个时期，明朝专制的加强与私学中自由讲学的矛盾升级加强。

清朝：
清代官学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旧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

中央设立的主要有国子监，此外还有宗人府的宗学、觉罗学，内务府的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国子监的国学、八旗官学和算学，内阁的俄罗斯馆等。

地方设立的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和卫学，统称为儒学，此外还有社学、义学和井学等。

在嘉庆，道光之后，学校积渐废弛，已有名无实。

清代私学中的蒙学，基本沿袭明朝，分义学、村学、村塾等，但在教材、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上都比明朝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见解。

对书院, 清初严令禁止，以防有人利用书院反清。

从康熙年间起，教育政策开始宽松，书院再次复兴起来，其中有民间私人创建的，也有士大夫和地方官员的崇教之举。

到前清后期，使书院有较大发展，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但与此同时, 书院的官学化也日趋严重，如书院经费由官方拨给，书院山长由官方聘任，书院学生由官方考核录用，甚至书院考试也得由官方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