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青铜器评介
中国古代铜器鉴赏
五、中国古代铜器鉴赏（一）商周青铜器的鉴赏青铜，是红铜与铅、锡、镍等金属元素，按一定比例化合而成的合金，被称为铅青铜、锡青铜、铅锡青铜、镍青铜。
人类最早使用的铜是在地球形成过程中自然生成的天然铜，在西亚的伊拉克、伊朗曾经发现了一万多年前原始人拥有的天然铜质装饰品。
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出土的两件铜锥、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与马厂类型出土的青铜小刀，可以视为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前奏曲。
大约四千年前，我国进入青铜时代，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多次发现了青铜和红铜冷锻或冶铸的生产工具与装饰品，有刀、斧、凿、匕、锥、钻头、指环、镜等器件。
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青铜铸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出土遗物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不但有生产工具，还有兵器、乐器。
据对铜爵合金成分的测定，其中含铜92%、锡7%，属锡青铜。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历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兴盛了大约一千五百年，尤其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达到了顶峰，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闪闪发光。
商周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复杂，按其用途和性质归类，可分为农具、工具、兵器、饪食器、酒器、盥水器、乐器和杂器等类别。
青铜农具主要有耒、耜、铲、钁、锛、锸、锄、镰等。
青铜耒是头部分叉的开沟掘土器，目前仅见一件西周时期的耒。
青铜耜是曲柄的起土器，早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木耜、骨耜，青铜耜在商代晚期出现，耜头较长，越往后，耜头越加变短变小。
青铜铲是铲土、除草、碎土的器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石铲、骨铲，有椭圆銎、方肩、宽刃的铲和长方銎、斜肩、狭刃的铲两种形状。
青铜钁是起土、锄草的大锄头，商代早期开始出现，呈长条形、双面刃。
青铜锛用于开荒，形制由新石器时代的石锛发展而来，单面刃。
青铜锸是插地起土、开沟做垅的农具，形似现在的锹。
青铜锄，用作锄草、间苗和碎土，最早出现于西周。
青铜镰是收割用的农具，见于西周和春秋时期。
青铜器鉴赏
青铜器鉴赏青铜器鉴赏熠熠生辉光耀四方——秦晋豫冀周朝青铜器荟萃1、↑ 《熠熠生辉光耀四方——秦晋豫冀两周诸侯国青铜文化展》由陕西、山西、河南、河北4省文物局主办，20家文博单位支持协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于2016年10月24日至2017年2月24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展馆南展厅展出。
汇展了各类青铜器文物精品206件（组），其中有100余件（组）都是一级文物，很多重器是首次向社会公众展出。
秦晋豫冀四省青铜器荟萃，集中反映了两周时期诸侯国青铜文化风貌，概述了两周时期应国、晋国、芮国、中山国、霸国等9个代表性诸侯国的故事，融合了周朝从公元前1046年——前249年时期历史文化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完整性。
▼成王剪桐分封晋侯“成王剪桐”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讲的是成王登基后，将一片桐树叶剪成玉圭的形状，交给叔虞，说要拿这个玉圭分封叔虞为诸侯，史佚请成王选择吉日册封叔虞，成王以为自己不过在说玩笑话，但史佚坚持认为“天子无戏言”。
于是成王践行诺言，将叔虞分封到唐这个地方，国号为“唐”。
唐国就是晋国的前身。
从成王开始，到康王晚期，西周的大部分诸侯分封于这一时期。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显示了周初封建诸侯的治国成效。
晋国的领地在今山西南部，这里曾经是夏朝的中心地区，也是戎狄杂处之地。
周王室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策，即杂用夏朝的政治制度和戎狄的规则，成效显著。
晋侯墓地出土的三足瓮、兔尊等青铜器反映了晋文化与戎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揭开了晋国筚路蓝缕的开疆历史。
↓晋叔家父方壶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高50.8厘米，1994年曲沃县晋侯墓地出土。
山西省博物院藏（下同）。
2、↓杨姞壶高28厘米3、↓大鸟纹卣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高35.8厘米，1994年曲沃县晋侯墓地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藏（下同）。
4、↓龙纹方彝高24.4厘米5、↓双耳壶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高52厘米，20世纪80年代山西省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出土。
国之重器，青铜之光——出土文物（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系列品鉴
国之重器，青铜之光——出土文物（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系列品鉴罗婷婷 左琳琳中国青铜器浩如烟海，久远的年代，坚硬冷峻的质感，深沉的色泽，狞厉的纹饰，无不散发着古人莫名雍容的神秘，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古之青铜礼器铸造为手工，即使题材相同、造型相同，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青铜是古代劳动人民有意识地将铜与锡或铅配合而熔铸成的合金，以铜为主，颜色呈青，故名青铜。
青铜作为合金，熔点较纯铜（红铜）低；就硬度来说，青铜较纯铜高。
熔化的青铜在冷凝时的体积略有胀大，所以填充性较好，气孔也少，因此，比纯铜有较好的铸造性能。
这都使青铜在应用上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所以青铜的与科学价值高而享誉世界。
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不仅有酒器、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为武器，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
二、青铜文化与中国古文明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教授在论述中国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时提到，众多曾经辉煌繁盛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等，就其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来说，都处于青铜时代范围，中国的古代文明也是这样。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
随着社会的发展，青铜器由盛装物件功能，逐步演变为一种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而流传于世，成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青铜礼器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据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
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
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
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这些纹饰随不同的时期也有变化和发展，有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其礼器的地位的，也有在进化的过程中不符合礼器的神秘性规律而被否定的，这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
中国历史上十大青铜器
中国历史上⼗⼤青铜器
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量使⽤青铜⼯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
青铜是⾦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
这⼀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
这⼀时期古⼈创造出了极其灿烂辉煌的青铜⽂明。
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商朝
⼟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座商代古墓中，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化的代表作。
四⽺⽅尊：商朝晚期的祭祀⽤品
曾侯⼄编钟：战国时期礼乐⼤型⽤具
马踏飞燕：青铜器物⾥的知名标志
中华第⼀灯：长信宫灯
秦始皇陵马车
⽺⽗丁⽅⿍
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
腹部纹饰为⼀个虎头两个虎⾝，虎⼝之下有⼀⼈形，⼈头衔于虎⼝之中。
虎⾝下⽅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
圈⾜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字形镂孔。
⽑公⿍
鸮[xiāo]尊为古代盛酒器。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
综合各地出⼟的器物，计有：⿍、⼤⿍、⼤⽅⿍、⿀、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器、酒器和⽔器等门类。
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时代遗址⾥，经考古发掘，在⼏⼗处遗址⾥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4000多年青铜发展的⾼超技术与⽂化。
古⽂献上记载当时⼈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
青铜圆柱评语
青铜圆柱评语
青铜圆柱是古代青铜器中的一种常见形式，它的外形线条简洁、优雅，并且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以下是可能的评语：
1. 青铜圆柱造型端庄大气，展现出古代工匠的高超铸造技术。
2. 圆柱形态的青铜器展现了古人在几千年前就已具备的几何学美感。
3. 青铜圆柱完美的比例和流畅的曲线赋予了它典雅而稳定的外观。
4. 圆柱的青铜器通常精细的雕刻纹饰和铭文，展现了古人对称和细节处理的精湛技艺。
5. 青铜圆柱不仅具有实用性，还体现了古代社会的象征意义和审美追求。
6. 青铜圆柱作为一种艺术品，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对于研究古代社会和手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青铜圆柱的外观色泽饱满，经过岁月的洗刷仍然保持着独特的光泽和质感。
8. 圆柱的青铜器在造型上至简至美，彰显了古代中国人民的审美标准和生活智慧。
9. 通过分析青铜圆柱的形态和构造，可以窥探古代冶金工艺和制作工程的技术水平和发展历程。
10. 青铜圆柱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代表着
中国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的精华和传统。
古代金属器与器皿鉴赏
古代金属器与器皿鉴赏古代金属器与器皿是中国传统工艺的瑰宝，代表了古人智慧和艺术的结晶。
它们以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造型风格，吸引了无数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本文将通过对古代金属器与器皿的分类和特点的介绍，为读者带来一次精彩的鉴赏之旅。
一、青铜器青铜器是古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金属器物之一。
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青铜器包括各种形制的鼎、尊、爵、觥等，它们的形状各异、线条流畅，具有雄伟大气的艺术效果。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需要经历多个步骤，包括铸造、浇注、开脱等。
在这个过程中，艺人不仅要掌握精湛的工艺技巧，还要融入自己的创作理念。
青铜器鉴赏的重点在于形制和纹饰。
形制包括器物的外形、大小、比例等，通过观察器物的整体构造和线条的流畅程度可以判断其制作水平的高低。
纹饰则是青铜器中的装饰元素，多表现为动物、植物、图案等，这些纹饰不仅有装饰作用，还承载着特定的象征意义，比如龙纹代表着尊贵和权势。
二、铜镜铜镜作为一种古代金属器与器皿，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古代铜镜的制作精良，其光洁度和反光度都非常高。
镜面上常常刻有各种纹饰，如龙纹、凤纹等，通过这些纹饰的排列和设计，展现出了古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
铜镜鉴赏需要关注的是其反光度和纹饰的刻制。
反光度高的铜镜代表着制作工艺的高超，蕴含着古人追求完美的态度。
而纹饰的刻制则体现了古人的创新精神和对美的追求，通过观察铜镜上纹饰的内容和质量，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审美趣味。
三、陶器陶器作为古代金属器与器皿的一种，因其制作简便、适应性强而广泛流传。
陶器的形制和纹饰各异，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和地域特色。
比如汉代的彩陶器，采用彩绘技法，通过绘制多彩的图案和形象，烘托出古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审美需求。
陶器的鉴赏重点在于形制和装饰。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器形制和装饰风格各异，通过观察器物的形态特征和纹饰的构图，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
青铜器分类及详细介绍
青铜器分类及详细介绍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了中国先民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见证了时间的沧桑变迁，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历史的记忆。
本文将对青铜器按类别进行分类，详细介绍各种青铜器的特点和历史背景。
1. 礼器类铜器礼器类铜器是古代中国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贵族阶层的尊贵地位和文化水平。
古代礼器类铜器主要包括鼎、方鼎、簋、爵等。
其中，鼎是最常见的一种，它是古代用来烹饪、盛装食物和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器物。
形制上，古代鼎基本上都是三足、两耳，上盖有盖子。
很多鼎都有精美的纹饰和篆刻文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习俗。
2. 音乐器类铜器音乐器类铜器是古代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它们可以分为打击乐器、弦乐器和吹奏器三类。
在古代宫廷音乐交响乐队中，音乐器类铜器的作用十分突出，代表了皇家尊崇和文化气息。
古代音乐器类铜器有钟、磬、钲、铎、笙等。
其中，钟和磬最为著名，钟是一种宫廷礼仪乐器，多用于重要的婚丧嫁娶等大典礼上，磬是一种会奏会出悠扬音乐的打击乐器，常被用于宫廷音乐演奏之中。
3. 兵器类铜器兵器类铜器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武器，代表了时代风尚和社会历史的记忆。
在古代， bronzes 的铜制工艺十分先进，能够生产出各种造型别致、形状优美的兵器类铜器。
兵器类铜器分为剑、戈、矛、戟等。
剑是古代士兵的标志和象征，形制多样，有宽刃、细刃、倒刃等，磨制精良，造型美观，是古代兵器类铜器中极为出众之一。
4. 工器类铜器工器类铜器是古代中国生产技术和农业文化的重要代表，主要包括铜镜、鍾馗铜像、铜杵、铜锤和犁耕等器物。
铜镜和钟馗铜像是古代中国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器物，铜杵和铜锤则是农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犁耕则是古代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代表，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青铜器类别繁多，各具特色，代表了古代中国的不同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思想和技术水平。
它们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沉淀，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古玩鉴定认识不同时期的铜器
古玩鉴定认识不同时期的铜器铜器，作为古代文明的珍贵遗物，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文化的瑰宝。
随着时间的推移，铜器的鉴定认识逐渐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体系。
本文将针对不同时期的铜器作出详细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古玩鉴定。
一、商代铜器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铜器制作技艺的高峰。
商代铜器具有以下特点：造型上，器物形态简洁大方，常见的有鼎、爵、觥、壶等。
纹饰上，则以神兽、勾索纹为主，线条清晰流畅。
质地上，商代铜器制作用料较为纯净，内外光滑细腻。
总体而言，商代铜器表现出了古代铜器制作水平的高度和独特性。
二、西周铜器西周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朝代，西周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
西周铜器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造型上，器物形制更加复杂，常见的有尊、斝、爵等。
纹饰上，西周铜器以兽面纹、饕餮纹为主，图案形象生动逼真。
质地上，西周铜器制作用料相对较粗糙，表现出一种古朴的美感。
总体而言，西周铜器在造型和纹饰方面更加丰富多样，更具艺术性。
三、春秋战国铜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的制作进一步发展，风格多样，流派众多。
春秋战国铜器的特点如下：造型上，器物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创新性十足，常见的有传世的大宗器如钟、锺鼎、铛等。
纹饰上，春秋战国铜器的纹饰更加富丽堂皇，常常以人物、动植物等为主题，形象更加栩栩如生。
质地上，春秋战国铜器在制作用料上力求精细，在工艺上也更加注重细节的处理。
总体而言，春秋战国铜器在鉴赏价值上更高，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创造力。
四、秦汉铜器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铜器制作的黄金时代。
秦汉铜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造型上，器物形态独特，常见的有雕虫小型，也有巨型的城墙模型等。
纹饰上，则以人物、神兽、凤纹等为主，图案精美细腻。
质地上，秦汉铜器制作用料多样，有时还夹杂着其它金属材料，制作工艺也更加复杂，体现出高超的铸造技术。
总体而言，秦汉铜器在形制和制作工艺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更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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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青铜器》评介●曹 玮 王 辉 朱凤瀚先生的《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14万字,是一部系统、全面、综合地反映宋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中国先秦铜器研究成果的大型专著。
它不仅是初学者的入门指南,而且将成为专业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全书分上编和下编。
上编是通论,由八章组成。
第一章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青铜时代。
作者指出铜器时代始于青铜的冶炼与使用。
因为“无论是纯铜(即红铜)还是砷铜等铜的合金,皆由于机械性能不够优良而导致最终被青铜取代,只有青铜被发明与应用后,金属器物才能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取代石器(及陶器)。
”青铜时代一词于十九世纪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提出后,相继为各国学术界所采用。
它是指青铜成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源料阶段。
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前二、三百年(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终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战国早期)。
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有二:一是青铜大量用于武器的制造;二是铸成礼器。
青铜没有造成农业生产工具的较大改进。
第二章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
作者将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铜器的学者化分为三个圈子:中国、日本和西方。
在中国,西汉至唐代,先秦铜器相继出土,并记录于官方史书;两宋时期的复古之风成为铜器研究的奠基阶段,有关著作分为图录、款式、考释、书目提要、字典五类;清代的朴学是金石学复兴的土壤,铭文考释、器物定名成绩尤多;民国时期,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思想在中国的逐渐传播,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与器物学研究,现代田野考古学的传入冲破了金石学的羁绊,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法开一代研究之先河;建国后,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综合与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在日本,《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的出版,标志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铜器的开始;《?禁的考古学的研究》是用考古类型学研究中国铜器的问世工作;《殷周铜器综览》系列著作是日本对中国铜器研究的集大成者;《金文通释》则成为金文研究的典范。
西方(指欧洲与北美及澳洲)搜集中国铜器当始于法国赛尔努什博物馆,但真正了解铜器的价值是本世纪之事。
随着中国铜器流入欧洲、北美,铜器图录等著作也相继出版,从法国人褚德彝的《中国古铜器集》至《赛克勒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勾绘出西方人研究中国铜器的轨迹。
第三、四章青铜器的分类与定名。
作者简要回顾和评价了自宋至今各家青铜器分类、定名的优劣,采众家之长,以器物用途作为分类的标准,将二里头文化至战国晚期的铜器分为6大类、75个器类。
每器类均以古代文献对器物功用、定名成因进行讨论,并分门别类作了考古类型学的型式划分,每器附有线图,清晰明?,图文并茂,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考古与文物 1996年第5期 第五章青铜器纹饰。
这是青铜器研究中极为重要、而且是难度较大的一个方面。
它涉及古代的意识形态、礼仪制度、宗教信仰、美学等诸多方面,又无系统的文献记载。
反映在铜器上的不同种类和不同形式的纹饰——或是传说中的神异怪兽,或是抽象的几何图纹,或是写实的飞禽及人物与植物,这些各具特点、互不相同的素材不仅是异时代、异地域的产物,也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的写照。
作者以动物、几何形、人物画像三大类纹饰为基点,对铜器纹饰也作了考古类型学的分析,划为18类43种不同的纹饰,并扼要地阐述了纹饰的内涵、组织方式、纹饰与器物的关系、表现手法、艺术特点等几个方面,由表及里,不仅有断代方面的解释,而且突出了纹饰反映的实际主题,即出于意识形态与礼仪制度方面的考虑。
最后作者按纹饰的类别及内涵的发展、组合,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并归纳出各阶段的特征,从而增加了纹饰的断代作用。
第六章青铜器铭文。
作者认为铭文属于古文字学的重要内容,故而未展开讨论,仅就其外在形式作了概括。
指出了商代早期已有铭文出现,但至目前为止仅发现二例传世品;商晚期铭文有四种形式:族氏铭文、族氏名与其祭祀的先人日名、仅有日名和仅有作器者名。
商代铭文的内容多为祭祀与战争及王室与祭祀人的关系等。
西周金文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金文有承前启后的过渡趋势,因周初铜器“多数当属于商亡国后臣服于周人的商遗民”,金文内容关乎到当时的官制、军制,至康昭时期,战争、政治、封赐等史实逐渐增多,氏族铭文少见,但较之商金文,长铭文明显增多。
中期铭文记录周王于宫廷进行册命之礼的铭文始出现,逐渐约定俗成,形成固定格式。
晚期金文多长篇铭文,铭文末尾多有嘏辞,字体盛行“玉箸体”;春秋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之社会活动与其典章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字体逐渐形成了齐鲁、晋、秦及南方四个风格不同的区域;战国时期,礼仪制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物勒工名”的内容,区域性差别较之前代有所加强。
第七章铸造与加工、铜矿的开采、青铜的冶炼、铜器的铸造以及工艺的研究是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而展开的。
尤其是近二十余年来,随着中国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与国外交流的增多,探讨物质结构内部的工作也为铜器铸造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然科学家众多的研究成果,把中国铜器冶铸史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
作者全面吸收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使此章内容有相当深度。
作者以考古出土材料为基础,对原料、采矿、冶炼程序与工具等进行了概括,并按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西周、东周等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和铜器与铜兵器两大类作了梳理与描述,指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间不同器类的铜、铅、锡各自的比例与含量,连同检测方法、手段一同列表。
至此,作者并未停止,而是将这些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考工记》相验证,这一工作对青铜器的研究是极其有益的。
中国先秦青铜的铸造有二种方法,即块范法和失蜡法。
块范法是中国铜器铸造的传统方法,古今中外的研究学者都没有异议,是否采用块范法至今还是青铜器辨伪的一项主要标准。
但对失蜡法使用的起始年代,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江西新赣大墓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出土后,失蜡法始用年代的争论成了学者们注意的焦点。
作者于本书中虽然没有涉及三星堆和新赣的材料,但以考古发现为出发点,对先秦时代失蜡法的起源、应用和传播路线都作了中肯的分析与总结。
此外对铜器铸造中的镶嵌、包金银、贴金、外渡金属、髹漆等工艺的源流与技术作了有益的探讨和详细的介绍。
第八章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伪。
青铜器辨伪是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非常必要且难度较大的工作,常常出自多年的经验而缺乏理论方面的概括。
作者依据自宋以来仿古铜器铸造的情况,据其目的与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仿造和伪造两种。
指出:“仿造青铜器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故而仿造铜器常于仿制品上铸有年款等铭文,“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特点明显易见;伪造铜器则是古董商人出于逐利的目的,采用真器改造、全器伪作、真器作伪铭、真器后制伪纹饰等四种手法制造古铜器,形制、纹饰、铭文与真器相差无几,但仔细研究仍有破绽。
虽说铜器的辨伪是经验之谈,但经作者的总结与归纳,使之在理论上得以升华。
下编为分论,共六章。
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商代青铜器、西周青铜器、春秋青铜器、战国青铜器及东周时期边远地区青铜器为题,每题一章,分别论述了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特点、器物组合、纹饰变化等特征,并附有器物出土情况登记表。
第九章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
作者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分布地域、分期概况后,在分析其特点的时候指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在容器、兵器与工具的铸造水平上虽然仍带有某些原始性,仍可归之于早期铜器的范畴内”。
从爵的制造到铜镞的使用,“特别是有较成熟的镶嵌技术,这些又都表明此种文化中青铜工艺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较之齐家文化要进步、发达。
”“尽管二里头文化是否含有早期商文化因素仍在讨论中,但它与商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很明显的。
”并明确指出因二里头文化的铜器多出于墓葬,“这类铜器可能是作为礼器(墓主人生前所用祭器)随葬于墓中。
如是,则以青铜作为礼器的制度在二里头时期即存在。
相应的,在墓葬中也有了最初的青铜礼器组合制度。
”此外,作者对被认为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期的传世铜器也作了介绍。
第十章商代青铜器。
作者以二里岗和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主要资料,分别介绍了商代前后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器类、组合等方面的特点、源流和发展的概况。
“郑州的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可以认为是典型的商代前期文化。
”二里岗下层期的青铜器于墓葬中的组合形式有爵、爵蒝、爵三种,“此一时期青铜器不仅在器类上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青铜器大致相同,而且在随葬组合型式上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相同处,充分表现了二种青铜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里岗上层期文化出现了鼎鬲觚尊卣盘盂等新器类。
“盛行饕餮纹”,“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在二里岗期墓葬或窖穴中出土的青铜器尚未有带铭文的。
”除此之外,作者简要介绍了郑州以外的河南其他地区、河北、山东、陕西、湖北等省区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期铜器的概况。
“商代后期是中国青铜文化正处于其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在参照陶器、甲骨的分期,总结归纳了前人的铜器研究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标准。
指出“分期的结果应该达到这样一种标准,即:青铜器依照分期之序列体现一定的时代早晚关系;各器类在器形上也依此序列发生阶段性变化;周期内的诸类器物在形制、纹饰、工艺上以及在组合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对的稳的共性。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作者系统地梳理了殷墟历年来出土的材料,并将殷墟铜器分为三期五段。
指出,墓室面积大者礼器多,数量也较大,“这说明铜礼器确有表示等级身份的意义”;对墓主人等级身份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的器类是爵觚。
除此之外,以殷墟铜器为标准,分别对殷墟以外的河南地区以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区出土的晚商铜器一一进行了比照和介绍,就其源流、形制及与殷的关系等作了分析,作者对兵器还专门设一节介绍殷兵器。
第十一章西周青铜器,作者回顾了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主要概况,并归纳为五点:1.标准器法,即“有铭文而铭文又可以明确表明年代的器物”;2.墓葬中与陶器共存的若干件铜器;3.能体现时代风格的若干件器物在一定条件下组成的组;4.陶器群分期的成果;5.铭文内容。
由此,作者以陕西关中和河南洛阳(西周时期的两京地区)及周围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为基本材料,分西周铜器为五期。
辅以陶器为各期佐证,将著名的传世铜器与窖藏铜器也归纳到各期内。
并参照西周时期两京地区铜器的分期,对诸侯国的卫、应、申、鲁、纪、滕、燕、晋、芮、弓鱼等国及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出土的铜器作了对比与介绍,分诸侯国铜器为关中——中原型(A型)和土著型(B型)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