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学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影响
简述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简述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在汉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包含了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教学，对后世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经学对汉代文学的定义、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文学批评方法的改变等方面进行简述。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的定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一时期，儒家经典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石。
经学家们把儒家经典视为经传，强调经典的研读与理解。
这对汉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经学的主导地位，儒家经典成为了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
在文学创作中，汉代文人往往力求符合经典的规范，以达到“经义通奥”的目的。
同时，经学的兴起也催生了大量的经学评论著作，这些著作对文学审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体现在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方面。
汉代文人对于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传统上，文学被视为一种娱乐方式，追求的是感官上的愉悦和娱乐效果。
然而，随着经学的兴起，文学才开始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汉代文人开始将文学与经学相联系，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思想和道德的工具。
在经学家的影响下，汉代文人开始将文学视为一种从儒家经典中获取道义的方式，因此他们追求的是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内容。
这种转变对后来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学对汉代文论还影响了文学批评方法的改变。
在汉代经学家的推动下，文人们开始以儒家经典的标准来评价文学作品。
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经学中所强调的“积善之门”的儒家伦理道义，表达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
这种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对后来的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如“以古为师”的古体诗评论、对经典的解读和注释等。
这些方法对后世文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重新定义了文学的地位和意义，使文学成为道德教化和思想表达的工具。
经学还改变了文学审美观念，使文学追求思想与道义的内容。
中国古代经学史
中国古代经学史中国古代经学是指在古代中国的学术领域中，研究经典文化、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的学科。
经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经学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经学的起源经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当时的社会需要对经典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传承。
周代的经学主要以《周礼》和《礼记》为基础，注重礼制和礼仪的研究。
经学的发展离不开古代先贤的努力，他们通过对经书的解读和注释，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学术思想。
二、经学的发展经学在秦汉时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经学遭到了打击。
然而，在东汉时期，经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当时的经学家以刘向、郑玄等人为代表，他们对经典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使经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派和体系。
到了唐代，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代的经学家以孔颖达、韩愈、柳宗元等人为代表，他们对经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他们在研究经典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对后世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的鼎盛时期。
当时的经学家以程颐、朱熹等人为代表，他们对经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总结。
他们通过对经典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学术体系，对后世的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宋代还出现了一些经学的分支学派，如理学、心学等，丰富了经学的内涵。
明清时期，经学逐渐衰落。
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新的学术思潮兴起，经学逐渐被质疑和挑战。
然而，经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仍然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后世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
三、经学的影响经学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经学强调礼制和道德伦理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经学注重经典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使古代中国的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经学还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范式。
如何理解经学的意义？
如何理解经学的意义？经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形成、輝煌、解体与消亡和今天的复兴四个阶段。
重提经学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其历史意义及其解体与消亡的原因，再结合今天的实际来理解和定位其意义。
经学的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代表其对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功，而它在漫长历史中的统治地位，又进一步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经学已成为中华文化之基因（根），所以经学的解体与消亡并不意味着其意义的完全丧失，而今天经学的复兴将在重振文化主体性，重建政治合法性，重建国人精神家园以及弥补教育分科的不足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标签：理解；经学；意义一、形成与辉煌时期：提炼和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经学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是古代政治、社会和人生经验长期的积累，而六经的形成提炼了先民的核心价值观。
徐复观先生指出“经学是由《诗》《书》《礼》《易》《春秋》所构成的。
它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长期政治、社会、人生的经验积累，并经过整理、选择、解释，用作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①。
经学走向辉煌甚至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因为儒家提倡，统治者推崇，而是其本身具有高度的优越性，符合民众的价值观念。
六经何以成为极高的地位，原因是其阐明的道理符合人性、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可以说六经就是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或者人们的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果。
马一浮说“六艺本是吾人性分所具之事，不是聖人旋安排出来。
……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露的，性外无道也”②。
经学的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标志着它对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功，而其在漫长历史中的统治地位，又进一步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经学发端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者对六经的研习、整理和阐述，至汉代而造及辉煌。
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吾国之大宪章”，为思想、政治、社会以及私人生活的楷式。
李源澄曾指出“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
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
浅谈汉唐时期经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浅谈汉唐时期经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摘要：崇圣尊经是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一切学问，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等等都与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描述了汉唐时期经学的建立以及经学对古代中国教育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唐经学；崇圣尊经；崇儒立学；经学教育一、经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经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学术和思想现象。
“经”的原始意义是直线。
与它相对的是纬，即横线、旁支。
故《左传》说，“经天纬地，天之经，地之纬，民之行”。
汉代儒学有经书，又有纬书，纬书是发挥经义的，把经的意思从义理上加以扩展。
经字，又有道路的含义，还有常的意思，故用“经”字来形容一种学，是说这门学问、学术所讲的道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与指南、道路的性质，是必须用以作为思想与生活的指导的。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由当时政治、经济上的割据分裂造成的。
而社会、政治、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文化和学术的统一。
因此，儒术独尊，建立经学，是统一的，也是客观历史要求的反映与表现，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儒学被奉为独尊，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的。
汉武帝时期，因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和思想学术领域的各种条件逐渐成熟，武帝开始建构适应封建大一统思想体系，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同时于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儒学开始被逐渐定于一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
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儒家经学的独尊地位一旦确立，它就与汉代的现实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根本作用在于，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
二、汉唐经学对其教育的影响1.汉代经学影响下的教育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代，孔子首开私家讲学之风，他终生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前后受教的弟子达三千之众。
浅论经学特点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
浅论经学特点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作者：刘奇叶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8年第07期摘要：经学是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济、政治的变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变化而发展，是赋有时代的特点的，尤其给中华文化发展溶入深刻的内涵，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对经济的特点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浅要的分析讨论关键词：经学；中华传统文化经学是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济、政治的变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变化而发展，是赋有时代的特点的，尤其给中华文化发展溶入深刻的内涵，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经学是什么？是指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
儒家经典，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权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最初，有《诗》（包含《鲁诗》《齐诗》《韩诗》）、《书》《易》《礼》（《仪礼》）、《春秋》（公羊秋）五经，到了后来，《春秋》增加了《左传》和《毂粱传》，《礼》增加了《周禮》和《礼记》，再有《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四书，就统称为“十三经”。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典长期传播，崇奉勿替，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儒家经典加以阐发和议论，便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经学。
自从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之后，经学盛行。
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济、政治的变化，“经学”的阐发和议论，也就各自赋有时代的特点，其盛衰、分合、争辩，往往与当时统治集团相关联。
两千多年的经学，就其阐释和议论的不同形式来看，是个学术流派问题；就其阐释和议论的实质来看，又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
因此，经学基本上是适宜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发展而产生的精神武器。
至于它内部各流派的斗争，则是历代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展开思想斗争的一种形式。
历代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之所以注释“经书”，不敢“离经叛道”，正是由于这此“经书”在当时是“法定”的，非根据经书议论不可。
经学的蜕变及其历史意义
经学的蜕变及其历史意义
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经学一直被视为“统治者之学”，它被用来指导社会经济活动，指导政治行为，指导宗教信仰，以及指导思想文化。
因此，经学的蜕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经学的蜕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学的范围从古代的“经论”扩展到现代的“思想政治”；其次，经学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从古代的“经论”走向现代的“科学”；再次，经学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古代的“礼乐”走向现代的“法律”。
经学的蜕变，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首先，经学的蜕变促进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中国政治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其次，经学的蜕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更加繁荣昌盛；再次，经学的蜕变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经学的蜕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经学的蜕变不仅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而且使中国文化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
经学的文化价值及意义
经学的文化价值及意义
，文法正确，下面就是参考答案，一起来看一看！
经学的文化价值及意义
经学是一种功能完备而又极为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它是近三千年来中国文化里最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指导思想，为中华民族的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的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就是经学的核心形成的，其文化价值和意义绝对不能忽视。
从零基础来看，经学的最初元素是“代宗经”，它的意义在于解释历史事件并对此加以对比，以此建立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社会运行规律及行政管理法条，这就为中国社会管理提供了一套高效的参照系，是各项发展活动的根本依据。
经学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强调品德的重要性，而且同时也相当重视教育，注重对青少年进行良好的教育，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具有合理的道德观念，从而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兴旺发达。
经学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它在影响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社会秩序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经学以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支持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如仁政、治国理政、处世礼仪等。
总的来说，经学的文化价值及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以其朴实而简洁的规则和原则为人们创造秩序和正义，使每一个人都有权拥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活；二是从它引导出的优秀文化滋养了世世代代人们的思想，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提供了卓越的基础。
经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经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易经”是我国古老的经典，被称为“天书”。
是由学问与术数两大部分组成，内容涉及到哲学、历史、军事、医学与民俗等多个方面。
一、《周易》的地位和影响《周易》又称《易经》，缩写《极易》。
它就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影响极为广为深入细致的古代经典著作。
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和深入探讨，曾代价了很大的热情和至多的精力。
该书约在战国时期即为被孔门弟子列入《诗》、《书》、《礼》、《趣》、《极易》、《春秋》的“六经”;汉代则被尊为儒家经典之首(因西汉武帝时曾设立“五经博士”，专门讲论《极易》、《书》、《诗》、《礼》、《春秋》五经);魏晋南北朝时，玄学流行，《周易》被列入“三玄”之一(即为《老子》、《庄子》、《周易》);唐代编修《五经正义》，《极易》领衔经;宋代注释《十三经》，《极易》为第一经;元、清、清三代，《四书》、《五经》为修订本教材，《极易》位居“五经”之首;清代阮元编辑《十三经注疏》将《周易》排在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时编撰大型的《四库全书》，同样将《周易》列入第一部经书。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周易》占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容替代的地位，因而被称作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可以看做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渊薮和先导。
《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尊崇，是与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密不可分的，正如《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小序》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它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商周时期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
其中不仅包含古代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活内容，而且包含古人关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
正因如此，历代学者面对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为之孜孜以求、探赜索隐，作注解疑之书，可谓连篇累牍、层出不穷。
据初步统计，古代有关研究《周易》的著作，将近三千种，居各种经典著作之首。
而研究《周易》也已成了一门丰富多彩的专门学问——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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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经学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影响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经学是从经典中寻求圣人之道的学问，是汉代以降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迥异于西方的核心要素。
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不能不首先考察经学在其间所发生的具体作用与影响，兹初步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经学对古代学术文化的辐射式影响《在子.天下篇》综论先秦学术，曾把未分化之前的学术称为“道术”，而把分化以后的不同流派的学术思想称作“方术”，认为方术为道术分裂而成。
①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的确具有庄子所讲的这种不断分化演变的特点。
然而，汉代以降，无论学术文化如何发展变化，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经学对学术文化始终发生着辐射式的影响。
先说经学与哲学的关系。
中国哲学起源甚早《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孟子》等古代典籍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内容，包括本体论、天人观、人性论、鬼神观等等。
尤其是汉代以后，古代经学发展史与哲学发展史在很多地方是交叉重合的，经学家常常也是哲学家，如董仲舒、朱熹、王夫之、魏源等无不如此。
从文化形态上看，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既是哲学，又与经学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魏晋玄学直接继承了汉代经学的解经形式与某些思想特质，既有发展又有联系。
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说，肯定了三纲五常之“名教”的内容，不过是否定了“以名为教”的外在形式。
稽康《释私论》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②，也以对名位、德名的无所“矜尚”为前提，以“是非无措”、“大道无违”为目的，所谓的“大道”实际上就是儒家伦理道德。
可见，魏晋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论，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礼教为特征的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与经学的基本观念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宋代的理学又称道学，讲心性理气，其基本范畴都源于儒家经典。
特别是《周易》《中庸》《孟子》诸书，为理学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
另外，“心学”的确立也同样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而增加其权威性的。
经学直接影响了古代的法学，不论是法律思想、法律制度还是法律实践，都打上了显著的经学烙印。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将天人感应思想引入法学，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谓“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①。
董仲舒以爆爵秋》断狱，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经典本身尤其是‘三礼’、《春秋》和《孝经》，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
一方面，经学作为两汉时代的主要学说，成为指导法制实践的原则，引经决狱、原心定罪、以经注律就成为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在立法活动中，以礼入法，纳礼进律，礼法结合，对当时的法制建设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使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不断法典化。
另外，经注的方式对于律令的注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
从思想内涵上看，可以说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传统史学著作都与经学尤其是“《春秋》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司马迁在状史公自序》中引董仲舒之言，说孔子处于乱世，不满于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志向不能推行，便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述，表明自己的是非观念“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
②而司马迁写使记》，就是要上继《春秋》，为汉家树立一个辨别是非、善恶、贤与不肖的标准，提供一面分辨治乱得失的镜子。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称赞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③，这种“春秋笔法”直接影响到史学中义例之学的创立，如朱熹的《通鉴纲目》，整个凡例共分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等十九门，门下有目，目中有类，凡一百三十七条“大经大法”，全是一字定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
这种“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④的义例之学，正是史学在形式上经学化的结果。
古文经学训话、校摊、考据、辨伪等学术方式，促成了古代语言文字学的建立。
汉代的古文经学家特别强调名物训话对于治经的重要J险，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和第一部词典《尔雅》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谈到，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文字训话阐发“五经之道”。
汉代以后，历代学者都重视并致力于经籍的注解，对经籍中难懂的字句从语义、语音以至文字写法等方面加以解释和说明，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文字研究资料，成为小学得以建立的基础。
文学的发展也颇受经学的影响。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通过各地的学校教育，尤其通过以经取士的途径灌输于士人的脑海中，致使文学创作者大都深受经学之濡染与影响。
经学极为重视人的社会属性，相应的，在文学领域中则强调文学须反映人的社会生活，重视社会功用，教化至上便成了被广泛接受的文学观念。
汉儒解《诗》极大地凸显诗的社会功能、政治作用，实际上是要求诗歌运用赋比兴的方式对治乱得失进行美刺褒贬，要求诗歌有益于政教。
这种认识及做法对后世诗论、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经学中的崇圣、宗经观念始终影响着读书人，让他们以为世愈古而治愈盛，因此古代文学中的尚古崇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唐、宋均出现了提倡秦汉古文的文学运动。
古代的诸多文体也可溯源于五经，刘姗在《文心雕龙.宗经》篇里论之颇详。
上述种种都是经学传统对学术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重要表征。
需要指出的是，经学传统之于古代学术文化的辐射式影响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内涵上的;不但表现在某些具体方面的，而且是整体性、综合性的。
这种影响往往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作用，因而常常是内在的，甚至是较为隐蔽的。
二、经学在古代学术文化中的积极作用经学在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十分注重训话、崇尚实证，有助于形成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汉书·景十三王传》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①如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不同说法，力求通过比勘抉择找到一种有传世文献作依据的、有古老传说或历史遗迹可验证的比较可信的历史。
他写《五帝本纪》时，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故多以《尚书》《国语》《左传》《世本》等，并从中“择其言尤雅者”编次成文②。
本来司马迁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氏(《太史公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还是以黄帝为起始断限，对黄帝以前的史事一概不记，于帝王舍弃伏羲、神农、隧人氏、有巢氏等，于名人舍弃许由、务光、列御寇等，不盲从，不附会。
清人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话、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
”③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疑经、辨伪逐渐发展起来，其中不少考辨方式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意义。
寻求“义例”或“类例”以进行归类的方法，是清代乾嘉学者运用得最普遍的方法，凌廷堪治《礼》就颇有代表性，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是自觉地运用形式逻辑的公理演绎方法写成的。
胡适称“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卜“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
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话学有科学的价值”。
④梁启超总结清代考据学者的研究方法与特色后，列为十条，其中“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为不德、“辩洁以本问题为范围”等，⑤至今仍对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还说:“自清代考证学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镇密。
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
”⑥经学所表现出的“经世致用”精神，成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不论是汉代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也无论是宋学、汉学，都是通过诊释经典表达各自的学术见解及政治观点。
经学可直接运用于解决作者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为后人的实践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参考。
不管实践中效果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通经致用是一种优良的学术传统。
在汉代，经学的影响涉及官制、礼制、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恨爵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⑦。
北宋王安石变法有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但从理论形式上看，仍以传统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基本上是依傍六经，从中找出立论的依据。
南宋之时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崇尚事功，都与其通经致用的思想观念有内在的联系。
晚清洋务派领军人物曾国藩一生推崇宋学，不废汉学，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他将汉学家的实事求是与宋学家的即物穷理作统一的理解。
他在《书(学案小识>后》里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话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①曾国藩从理论上沟通了古人“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大观念，继承了刘德，发展了朱熹，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颇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致用意义。
古代的“革命”理论也与经学思维有着正面的联系。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王朝更替、不断“革命”的历史。
“革命”之论，本是经典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周易.序卦传》在说明诸卦间的关系时说:“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②汉代经学中更出现了素王革命、素王改制之说，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龚自珍说短命王朝的共同特点是固执祖宗旧制而不更不革，只有不断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王朝的寿命才可以延长。
他提出自我更新的最佳方案是“豫师来姓”，实行“自改革”，效法未来王朝的政治模式、革新政治以消除本朝的弊端;他劝告当权者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就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③经学中常包含着崇古与开新的统一，对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否认的正面影响。
与西方人相比，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人对于传统、对于历史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与热情，有着比西方人远为浓重的传统意识，在解决崇古与创新关系的问题上，多采用“述而不作”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本质是“以述为作”、“述中有作”，也可以称之为“旧瓶装新酒，。
“六经注我”的思想方法论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出于陆九渊，实际上这一方法在经学史上早己被长期运用。
以今天人们的理论语汇来说“六经注我”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而是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