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汉语语气词研究述评

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Vol. 29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7

────────── 收稿日期：2006-12-27

作者简介：李小军（1974-），男，湖南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35 -

?语言学研究?

建国以来汉语语气词研究述评

李小军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7；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建国以来汉语语气词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描写比较详细充分；绝大多数语气词的发展轨迹已较清楚；随着描写的深入，功能解释开始并重。不过不足也很明显：系统性研究不够；方言语气词与普通话、汉语史的联系不够；语气词语气意义的概括不够；从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角度研究语气词很不够。

关键词：语气词；建国以来；系统性研究；语气意义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6-0035-04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汉语语气词（又称语气助词）研究开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不过至1949年，汉语语气词研究方面的文章并不多，只十来篇，较有成就的是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清华学报》1926年3卷2期）开创了标准语和方言、文言结合研究的新路子，具有奠基性；吕叔湘的《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1）则开辟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新领域，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建国后语气词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在数量上（专著8部，论文200多篇）、质量上、研究队伍上都有所体现。根据时间可以把建国后的研究分为三期：兴盛期（50年代至60年代初）、衰落停顿期（60年代至70年代）、繁荣期（80年代以来），不过我们的述评却是根据汉语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

一、上古汉语语气词研究

甲骨卜辞语气词研究。《今文尚书》和《诗经》等最早的传世文献里都已经有了语气词，那么语气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殷墟卜辞里是否有呢？李学勤在《关于师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3辑）首先认为“拟”和“执”是语气词，后来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1）支持李的说法，并对字形重新作了考释。张玉金《关于卜辞中“抑”和“执”是否语气词问题》（《古汉语研究》2002.4）赞同裘锡圭的观点，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花城出版社2003）指出在殷墟卜辞中语气词“拟”字的出现次数为100以上，“执”次数为30以上。反对者主要有范毓周（Early China 1989.14）、陈炜湛《关于甲骨文“印”、“执”二字的词义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8）、朱歧祥《由对贞句型论

殷墟卜辞有属问句考辩》（《甲骨文研究》，台湾里仁印书局1998）等。他们认为句末的“拟”和“执”大部分都是名词或动词，而不是语气词。殷墟卜辞大多简短，句中少有修饰成分，依据语义组合关系来判断“拟”和“执”是否语气词有不小难度。根据裘锡圭，把“拟”和“执”释为语气词似可通。但是语气词的观点也遭遇到一重困难，即在同时或后世的文献材料中见不到它们的踪影，诚如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新探》（《古汉语研究》1988创刊号、1989.1）所说：“一种语法范畴，突然冒出来，又突然消失了，这是不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所以，语气词起源于甲骨卜辞的观点还需要检验。

除了前面几篇，研究上古汉语语气词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古文字研究》7辑）认为语气词在西周产生，并同地域及文字的表现能力发展有关。裘燮君《先秦早期不同文体文献在语气词运用上的差异》（《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4）指出不同体裁的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具有不划一现象。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提出了语气词的单功能说。刘晓南《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古汉语研究》1991.3）赞同郭锡良的观点，同时认为先秦也是一个历时过程，期间语气词层层积累，不同层面的单功能往往经由其历时性积淀而显出多功能特征。钱宗武《<尚书>句首句中语助词研究的几点认识》（《古汉语研究》2000.2）和《今文<尚书>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古汉语研究》2001.4）对今文《尚书》里的语气词作了深入考察。

另有一组研究语气词连用的文章：赵长才《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中国语文》1995.1）指出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经历了由产生、发展、高潮、衰退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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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中国语文》1998.4）探讨了语气词的组合层次、规律，即：陈述语气词>疑问语气词>感叹语气词；杨永龙《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古汉语研究》2000.4）进一步总结了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的位序：焉>而已>耳>也>矣>乎>邪/与>哉/夫；时兵、白兆麟的《从合助助词再论古汉语语气助词的功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5）提出了古汉语语气词合用的三条原则；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中国语文》2005.2）指出先秦除了语气词连用外，另有一类复合语气词（二音节或三音节）。

此外还有一组讨论疑问句尾“为”字的文章，因后面还要提到，此处从略。

二、中古汉语语气词研究

学界对这一时段的语气词关注较少。大概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土文献仍以文言为主，语气词也直承先秦、汉代，发展变化不大，缺乏鲜明的个性，难以引起研究者的热情。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利用佛经材料来研究中古汉语的语气词，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高列过的《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初探》（《古汉语研究》2004.4）、蒋冀骋、龙国富的《中古译经中表尝试态语气的“看”及其历时考察》（《语言研究》2005.4）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国富的专著《姚秦译经助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讨论句末助词（语气助词、事态和尝试态助词）。书中指出姚秦译经的语气词有三个特点：（1）语法功能专业化；（2）新兴语气词出现；（3）语气词的数量大大减少。

三、近代汉语语气词研究

较早的胡竹安《宋元白话作品中的语气助词》（《中国语文》1958.6）对近代汉语的语气词差不多都有所提及。之后的研究一步步深入，特别在溯源方面的成果数量最多，成绩也最大。这期间有四本专著：曹广顺的《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

、刘公望的《汉语助词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孙锡信的《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罗骥的《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巴蜀书社2003）。另有大量论文。

下面我们简单说说一些讨论较多的语气词。

“了”（了2）作为语气词，经由了“动词→事态助词→语气词”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本来并不复杂，但是另有一个动态助词“了”（了1）经历了“动词→动相补语→动态助词”的发展过程，当“了1”“了2”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这一问题就复杂化了。“动词→事态助词”的语法化过程是在“V ＋O ＋了”这一格式中完成的，这点争论不大。至于“事态助词→语气词”的过程，现在还有不同看法。刘勋宁的《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方言》1985.2）分析了清涧话等方言材料和《祖堂集》中的“了也”，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气词“了”是近代汉语事态助词“了”和语气词“也”的合音。但是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却持怀疑态度，认为难以找到“了也”在历代文献中延续使用的根据，同样难以断定如今方言中“le ”之类形式是五代时“了也”的合音形式。

语气词“吗”也引起了较多的讨论。“吗”的来源大家一般都赞同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的说法，即：无→麽→吗。但是“无”在什么时候开始用作语气词，唐代与“无”相似的“不”、“否”是否语气词？这些问题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伍华（《论<祖堂集>中以“不”“无”“否”“摩”收尾的问句》（《中山大学学报》1987.4）认为《祖堂集》中“不”“无”“否”“摩”都是语气词。孙锡信《语气词“麽”的来历》（《中国语言学报》第七期）却认为只有“无”演变成了“麽”才完全成为语气词。吴福祥《从“VP －neg ”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中国语文》1997.1）把句式的变化和词汇的虚化结合起来考察，认为“麽”的产生肇端于反复问句“VP-neg ”式中否定词（neg ）的虚化以及由此造成的“VP-neg ”式的分化。杨永龙《句尾语气词“吗”的语法化过程》（《语言科学》2003.1）认为“吗”的形成源于语义泛化（generalization ）和“VP 无”句式的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 ）

。 语气词“时”也有不少学者讨论过。艾皓德《近代汉语以“时”煞尾的从句》（《中国语文》1991.6）分析了“时”字的使用情况、语法功能及历史演变，肯定了“时”字的语气词用法。江蓝生的《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4）详细分析了时间词“时”和“後”语法化的句法环境和内部机制，同时指出“时间助词→假设助词”的演变还具有语言共性。后来龙国富的《姚秦译经助词研究》更将助词“时”的产生提前到了魏晋时期。

语气词“呢”的来源也讨论得比较多。吕叔湘（《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认为“呢”即“哩”之变形，而“哩”又源于“在里”。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认为表示承前疑问、疑问强调的“呢”来源于五代的“聻”，“那”的一部分用法与“呢”相同。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认为“呢”的最初来源是“那”，另一来源是“哩”。另外曹广顺《<祖堂集>中与语气词“呢”有关的几个助词》（《语言研究》1986.2）、江蓝生《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语文研究》1986.2）、朱庆之《关于疑问语气词“那”的来源考察》（《古汉语研究》1991.2）、祖生利《<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补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5）、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也对“呢”字及与“呢”相关的语气词作了研究，后来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对“呢”字的研究作了归纳总结。

另有几篇论文涉及到了语言接触对语气词的影响。如江蓝生的《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中国语文》1992.6）指出比拟助词“似的”来源于表不定判断语气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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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不是受金元时期的蒙古语影响。李泰洙的《<老乞大>四种版本从句句尾助词研究》（《中国语文》2000.1）利用四种不同版本的《老乞大》勾勒出了元、明、清三代从句句尾助词的兴替全貌，并指出了阿尔泰语对汉语的接触影响。祖生利的《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2002.5）分析了由于蒙古语的影响，元代北方语气词出现的一些特殊用法。

另外如钟兆华的《语气助词 “呀”的形成及其历史渊源》（《中国语文》1997.5）认为“呀”来源于“也”，而不是“啊”的音变。

四、现代汉语语气词研究

现代汉语的语气词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探讨，二是语言事实的揭示。理论的探讨主要是语气的范围、系统及语气义等，涉及到语气词的我们会提及。

吕叔湘的《助词说略》（《中国语文》1956.6）是一篇谈助词的地位及助词小类的文章，几十年来，我们对助词的认识一直秉承吕先生的观点。陆俭明《现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语助词“看”》（《中国语文》1959.10）的发表引起了一些学者探源的兴趣，如劳宁的《语助词“看”的形成时代》（《中国语文》1962.6）、心叔的《关于语助词“看”的形成》（《中国语文》1962.8、9）、蔡镜浩的《重谈语助词“看”的起源》（《中国语文》1990.1）、吴福祥的《尝试态助词“看”的历史考察》（《语言研究》1995.2）、蒋冀骋、龙国富的《中古译经中表尝试态语气的“看”及其历时考察》（《语言研究》2005.4）等，他们把语气词“看”的形成往前推直至中古，资料可信。这是一个好的传统，讨论可以一步步把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对疑问语气词的讨论更是体现了这一点。

现代汉语中到底有几个语气词，它们的功能怎样？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不过主要的分歧在“呢”的认定上。胡名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认为“呢”不负载疑问语气，陆俭明《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1984.5）对前人认为是疑问语气词的四个字“啊”、“吧”、“呢”、“吗”进行了形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有两个半疑问语气词：“吗”、“呢”和半个“吧”。后来邵敬敏《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中国语文》1989.3）认为陆俭明把“W ＋↗”式仅理解为是非问句有误，“W ＋↗”式应理解为非是非问句的简略式。最后得出结论：语气词“呢”不负载疑问语气，它的基本作用是“提醒”，在非是非问句的简略式中还兼起“话题”标志的作用。

其他如邢公畹《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民族语文》1979.2、3）和陈妹金《汉语与一些汉藏语系语言疑问句疑问手段的类型共性》（《语言研究》1993.1）、《北京话疑问语气词的分布、功能及成因》（《中国语文》1995.1）主要是从比较语言学和类型学的角度来分析语气词。李讷/安珊笛/张伯江《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中国语文》

1998.2）从功能语法角度分析了语气词“的”与结构助词“的”区别以及它的表义功能。徐晶凝《语气助词的语气义及其教学探讨》（《世界汉语教学》1998.2）则从教学的角度对语气词的语气义进行了归纳。郭小武《“了、呢、的”变韵说》（《中国语文》2000.4）则分析了语气词的强弱两套发音类型。沈力《汉语的直陈语态范畴》（《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辑）提出在汉语中存在着一种直陈语态。以上这些文章角度较新，成绩也值得肯定。

下面简单说说方言语气词的研究。方言语气词的研究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注重功能的描写，或者说分布分析。研究者关注的是它们的独特性及与其他方言的差异。目前专著只有一部：方小燕《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对广州话的语气词进行了功能分析。论文近四十篇。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史冠新的《临淄勣中的语气助词“吧”》（《中国语文》1989.1）、李彩霞的《阳泉方言语气词的时体功能》（《山西大学学报》2001.1）、徐凤云的《贵阳方言的语气助词》（《中国语言学报》第八辑）、陆镜光的《广州话句末“先”的话语分析》（《暨南学报》2002.2）、陈泽平的《北京话和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中国语文》2004.5）、邢向东的《论现代汉语方言祈使语气词“着”的形成》（《方言》2004.4）等。

五、成就、不足及展望

现代科学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化成一个个简单的小问题，然后对每个小问题再进行具体细微而深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建国以来的语气词研究，无疑是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而壮观的研究队伍、相当数量优秀的专著、论文也昭示着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

目前为止，汉语所有的语气词都有了一定的研究，很多还相当深入。随着研究的进行，我们对语气词的功能、发展演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以“为”字为例。语法学界以前对句末的“为”是动词还是语气词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定论。《中国语文》1979年6期发表了朱韵申的《关于疑问句尾“为”》，提出了动词说，后来1980年5期又特意刊登了一组四篇“为”字语气词观点的文章，如洪成玉/廖祖桂的《句末的“为”应该是语气词》、王克仲的《略说疑问句尾“为”字的词性》等，他们提出了一些形式标准。“为”字语气词的观点慢慢为大家所接受。《中国语文》2003年5期又发表了贾齐华的《疑问句尾的“为”词性演变探略》，讨论了“为”从动词到语气词的语法化环境及过程。从“为”字的讨论可以看到我们在一步步接近语言的本质。再如对疑问语气词的研究，从最初的语感判断到后来的形式验证，都显示出我们语气词研究前进的轨迹。

百年来的语气词研究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描写比较详细充分，特别溯源，绝大多数语气词的发展轨迹已较清楚；随着描写的深入，功能解释开始并重；理论建树也大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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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尝试着去构建汉语语气系统；还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语气词的类型学特征，以期反作用于普通语言学。

但是，成绩背后，语气词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注意或克服的。

第一，系统性不够。一方面，各个时段的语气词系统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语气词一直在发展演变当中，可是各个时段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近年来，随着语气词研究溯源热潮的兴起，大量的研究已经突破时段的限制，这是一种好的趋势。语法研究的目的就是探讨语法现象发展演变的内因、机制和规律以及语言组织的规则等，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通语和方言的语气词区分不够。从先秦以来，就存在着通语和方言的差别。语气词的使用也存在差异，如语音、用词等的不同。研究不同时段的语气词就应该将通语与方言区分开来，分别建立通语的语气词系统和不同方言的语气词系统。这是一个设想，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要把历史文献中的通语成分与方言成分完全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也是一条必经之路，不能很好区分通语和方言，也就很难做到描写的充分和解释的充分。

第二，方言语气词与普通话、汉语史的联系不够。方言的语气词研究卓有成效，所有大的方言区，甚至一些小的方言点的语气词都有了很深的揭示。但现在的方言语气词研究大多是孤立的描写，而很少将方言的研究与整个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做到普方古三者的结合。对方言语气词进行描写是必需的，汉语研究也需要这种描写的充分性，但不与整个汉语相结合，就只能静止于描写的充分性而不能

达到解释的充分性。这点梅祖麟就曾经批评过。将方言和汉语史的研究相结合，梅祖麟、吴福祥等一些学者做得较好；而跨方言的研究，刘丹青、李如龙等学者做得较好。但是跨方言或方言与汉语史结合的语气助词研究成果却不多，仅有江蓝生、邢向东、孙朝奋、刘祥柏等人的少数几篇文章。

第三，语气词语气意义的概括不够。语气词到底是单功能还是多功能？汉语中到底存在多少种语气、每个语气词的语气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发展演变中语气意义会产生什么变化？这些都没有定论。现在也看不到这方面的讨论，因为谁都没有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不过古、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气意义的概括现在不尽如人意却是不争的事实。语气意义的概括往往带有研究者很大的主观性，一个语气词的语气意义少则一种，多则七八种。相对来说，现代汉语是活语言，有语感的支持和形式的验证，所以现代汉语的语气词研究比古、近代汉语充分得多，语气词语气意义的概括也较准确。

第四，从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角度研究语气词很不够。很多汉藏语系的语言都有语气词，那么它们之间具有怎样的共性或者类型学特征？跨语言的研究往往能够提升普通语言学理论，反过来，从他种语言来观照汉语的语气词，常会看到一些静止于汉语所看不到的现象和规律，如语气词的起源、语气意义等。目前除了邢公畹的《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民族语文》1979.2、3）、陈妹金的《汉语与一些汉藏语系语言疑问句疑问手段的类型共性》（《语言研究》1993.1）等少数几篇文章外，罕有这方面的成果。我们国内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语言宝库，但怎么开发却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有益于师组卜辞的一些问题[J].古文字研究,3辑. [2] 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是否问句的考察[J].中国语文,1998,(1). [3] 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新探[J].古汉语研究,1988,(创刊号);1989,(1). [4] 陆俭明.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J].中国语文,1984,(5). [5] 邵敬敏.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J].中国语文,1989,(3). [6] 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The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al Particles

LI Xiao-jun

(Chinese Depart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330027, China;

Chinese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Much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al particle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shortage in the study. Further study should be made in the fields of systematic research, generalization of modal significance, mood of the modal particle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darin, dialects and archaism.

Key words: modal particle; achievement; shortage

责任编辑、校对：郭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