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的文化思想_兼评杜_陈文化论争_董恩强

收稿日期:1999-07-03作者简介:董恩强(1968—),男,湖北阳新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①　五四时期,“文明”与“文化”两概念互用,含义基本相同。

第39卷第2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年3月V ol.39　N o.2J o urnal of Centra l China N o rmal U niv ersity (Humanities a nd Social Sciences)　M ar.2000杜亚泉的文化思想——兼评杜、陈文化论争董恩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

在东西文化对比上,他提出文化“动静说”;在新文化建设方面,他主张新旧调和,用中国固有文明统整西方物质文明,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

杜陈文化论争,拉开了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序幕,这次论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杜亚泉;文化思想;陈独秀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0-07 “五四”时期,杜亚泉正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他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思想文化方面的论述文章。

他的中西文化“动静说”和新旧调和论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并导引了一场与陈独秀的文化论争。

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杜亚泉的思想主张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本文拟对其文化思想略作论述,并兼评杜陈文化论争。

一、中西文化之比较——动静说五四时期,在探讨文化问题时,人们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

杜亚泉也是由此入手。

什么是“文明”①?杜亚泉认为,它就是“生活之总称”,即社会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之总和。

他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部分,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可见,杜亚泉所界定的“文明”与今天通行的“文明”定义是相一致的:文明(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杜亚泉分析比较了中西文化,认为这两者“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不同,而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又是由于两者历史不同造成的。

杜亚泉指出,中西方社会历史在两个方面有重要区别:第一,民族成份不同。

西洋社会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各民族先后移居欧洲,“叠起战斗”;而中国民族“虽非纯一”,但发肤状貌基本相似,不像欧洲民族之间歧异很大,有些朝代虽有对抗纷争,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仍是一姓一家兴亡之战,而不是民族之争。

第二,地理环境和生存方式不同。

西洋社会“发达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岛间”,交通便利,宜于商业,所以,竞争激烈;而中国社会“发达于大陆内地之黄河沿岸”,土地肥沃,宜于农业,人民自给自足,安居乐业,所以竞争较少。

正因为中西方社会历史不同,所以社会观念也就不一:西洋人的观念,认为社会的存在是互相竞争的结果,依对抗力来维持,如果对抗力失调,那么弱者败者就会失去存在的资格;中国人的观念,则以为社会的存在是各自相安的结果,不扰乱社会,就不会失去存在的资格。

一句话,就是“竞争”与“相安”的区别。

这种观念的不同,使得两社会的文明存在很多差异。

杜亚泉从五个方面列举了中西文明的差异:(一)西方重人为,中国重自然。

西洋人“以自然为恶,一切以人力营治之”,中国人“以自然为善,一切皆以体天意,遵天命,循天理为主”。

所以,西洋文明是“反自然的”,中国文明是“顺自然的”。

(二)西洋人的生活是向外的,中国人的生活是向内的。

因此,西洋人往来不绝,而中国人“勤俭克己,安心守分”。

(三)西洋社会多团体,中国社会无团体。

(四)西洋·90·社会重竞争,轻道德;中国社会重道德,轻竞争。

所以,西洋的道德是竞争的工具,而中国的道德在于消灭竞争,“拘束身心,清心寡欲”。

(五)西洋社会以战争为常态,和平为变态;中国社会以和平为常态,战争为变态。

“西洋社会之和平,用以构造战争;我国社会之战争,用以购求和平。

”[1](p242-245)杜亚泉认为以上所举中西文明的差异,都是“竞争存在与自然存在两观念差异之结果”。

最后,他得出结论:“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

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

”[1](p245)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动的文明如都市,有繁复的色彩;静的文明如乡野,带恬淡的色彩。

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静的社会中也有动的因素,动的社会中也有静的因素。

例如,中国政治界、商业界、文学界中有少数是动的,西方也有一部分人过着静的生活。

但是,总的说来,一个社会中,必须以静为基础,“必有多数之静者,乃能发生少数之动者。

”从世界范围而言,西方的动社会又是建立在占世界多数的静社会的基础上的。

杜亚泉接着分析了文明产生的不同效果:动的社会,个人生活日益丰裕,静的社会,个人生活日益贫啬,但并不能由此说明动的社会比静的社会好,因生活丰裕是由身心忙碌为代价的,而生活贫啬却由身心安闲得到补偿,因而,二者“孰优孰劣,殊未易定”,而“常具一平衡调剂之理”。

杜亚泉又用人的生理病症来比附社会,认为两社会都有病,就像人一样,喜运动的人,易患充血症,喜沉静的人,易患贫血症,因此,西方社会患充血症,中国社会患贫血症。

通过以上推导,杜亚泉实际上肯定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合理性,否定了西方工业社会的进步性。

一方面,他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的现实性依据,同时,又体现了他的文化观念上具有自我封闭的一面。

李大钊后来也主张中西文化“动静说”(显然受到过杜亚泉的影响),但他的旨趣却与杜迥异,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二、新文化的建设——新旧调和论既然东西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各有长短,都不是“模范的文明”,那么,未来世界新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又该怎样建设这种新文化呢?杜亚泉的方法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调和东西文化。

早在1913年,杜亚泉就从物质、精神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弱点:物质方面,中国人修铁路、造汽船、建工厂、日用起居、饮食衣服,无不仿效西方,依样画葫芦,“纵其欲望”,而很少学习新知识,搞发明创造,增强国力,结果,中国成了物质文明的“销耗场”,“而非物质文明之生产地”。

长此下去,金钱日益输出,社会日益奢华,同时也就日益穷困。

精神方面,从民权立宪,到伦理教育,“莫不有新思想之输入”,“新思潮之灌注,虽弥漫全国,然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仍居多数”。

他认为,当今所谓精神文明,都由模仿袭取得来,对外来文明不能融会贯通,择善而从,“调剂之以求其体合”。

像这样不论优劣好坏,一概拿来,只会导致貌合神离,削足适履。

他还进一步强调文明具有民族性:“一国有一国之特性,则一国亦自有一国之文明,取他人所长,以补吾之所短,可也;乞他人所余,而弃吾之所有,不可也。

”[1](p82)一味效仿,只能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因此,救正的方法是“裁除其弱点,养助其优点”,“利用此输入之文明,以形成吾国独立之文明”。

杜的“趋利避害”、“取长补短”的“中体西用”式的“文明调和论”实始于此。

应当指出,杜亚泉的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全盘守旧派是有区别的。

他认为,国门既开,断无回头之理,也不是限制能起作用,唯有对外来文明“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才能使我国跻身于强国之列。

他说:“夫吾社会不与世界交通则已,既交通矣,物质文明之灌输,实应乎时势之必要,断非一二限制政策,所能挽回。

计惟有顺其潮流,施以救正,使销耗者转而为生产,使用者转而为制造,或则销用产造,各得其平,则文明何害?”[1](p83)他进而指出,物质文明对人类的影响有利弊两方面,一方面可增进国家的富强及人民的幸福,一方面又能“导人心于惰逸,陷社会于奢华”。

文明本身并无害,关键在于如何利用。

杜亚泉认为,发展我国物质文明主要在于振兴实业,而实业不振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人没有从事实业的根性(“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心理);二是社会没有崇尚实业的风俗(视实业为“奇技淫巧”);三是政府没有提倡实业的实心。

三者中第一条至要,他说:“今虽时势变迁,渐改曩日之风习,然社会心理,尚未潜移默化于无形也。

”因此,应当“先就吾人根性,痛加铲除”,“革除其重视官僚之心,引起其劳力赴功之念,使人人心理,不以分利为职志,而以生利为前提。

个人之心理既移,社会之风俗,亦必因之而丕变。

”[1](p84)论到精神文明,杜亚泉批评了“保守者”的“东方文化优越论”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拒绝变革的错误观点。

他指出,人类精神文明必定拥有体现人类·91·生活共同本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是有益的。

他认为,当前中国的任务是“取他人已行之成绩,以补吾所未备,亦过渡时代所不能免者,特不可不量短长,以定去取,融合新旧,以期适合耳”。

所以,目前应致力于“采世界文明之所同,而去其一二端之所独,复以吾国性之所独,融合乎世界之所同”。

最后杜作出总结:当代中国“非无文明之为患,乃不能适用文明之为患;亦非输入新文明之为患,乃不能调和旧文明之为患。

则夫所以适用之,调和之,去其畛畦,祛其扌干格,以陶铸一自有之文明”,实为今日之要务[1](p86)。

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形成一中国式的新文明。

杜亚泉指出,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常由于因袭而不由于创作”,所以战后的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

与人类生活关系最大的是经济和道德,它们又构成文明的内容。

于是,他从这两方面来比较评判东西文明的长短,并进而推测战后两种文明趋同。

经济方面,西洋社会经济发达,非东洋社会所及,但西洋社会经济目的有误,而东洋社会经济目的无误,因为前者在“满足其生活所具之欲望”,后者在“生活所需之资料充足而无缺乏而已”。

因此,东洋社会的经济目的“为平置的,向平面扩张”,“为周遍的,图全体之平均”;西洋社会的经济目的“为直立的,向上方进取”,“为特殊的,谋局部之发达”。

在他看来,社会经济具有流通的性质,像水一样,“四散旁流,以平布周遍,为其自然状态”,这就成为东洋社会经济目的正确的理论前提了。

于是,就经济状态而言,“东洋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西洋社会,则局部的充血症。

”他推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洋社会的经济变动必趋向于社会主义①。

经过大战洗礼,多数民众必会觉醒,少数阶级也必有所悔悟,“移其资以施行社会政策,扩充社会事业”,“以驯致于社会主义之实行”。

西洋社会主义,虽有种种差别,但其“和平中正者,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

孔子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主义所谓`各取所需’,亦即均之意义。

”[1](p266-269)道德上,西洋社会的优点在于具“力行之精神,慈善团体之发达,协同事业之进步”,但却蔑视理性,而东洋社会讲理性而不能力行,“求本心之安,由内出而不由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