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_徐焰
解放战争中苏联给解放军武器援助
Hale Waihona Puke 同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得知苏联要将“家务全部交我”的报告后，要求山东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把武器留在原地，迅速徒手赴东北接收这批新武器。结果山东许多部队奔赴东北时，大都是每个班只留一支枪用于晚间站岗。据由山东进入东北的6万八路军部队实力统计记载，只有8门迫击炮，16挺重机枪，529挺轻机枪，22万支步枪。赴东北的最大一支部队--新四军第三师3万多人上路时携带了全部装备，到达冀东后也将其大部留给当地部队。这些部队陆续到达东北后，苏军却违背承诺不再移交武器。此前接收到武器的多半是八路军刚收编的部队，如最先出关的冀东部队就是靠运出日军仓库的装备和招兵买马，两个月内就由不足1万人扩大到10万余人。后赶到的许多老部队却接收不到武器。结果有人说俏皮话说“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新兵有枪，老兵无枪”。中共中央原定派30万部队赴东北的计划就此流产，已奉命出发的许多单位如陈赓纵队等又留在原地。
进入1946年初春，美苏在全球开始了新冷战，国民党当局又追随美国掀起反共反苏浪潮，苏联在东北对中共部队的态度便再度热情起来。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将一批日本武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并在联合国谴责美国支持国民党加剧中国内战。1947年秋季以后，美苏在西欧形成军事对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斯大林更增加了对中共援助。不过为避免同国民党政权彻底破裂，苏联在1949年夏季之前没有向中共提供过本国制造的一枪一弹，移交的都是缴获日本、德国的武器，甚至还有美国对苏的租借物资。
苏联出兵东北后，同他们会师的并非是有过正式协议的国民党，而是独立自主抢先进入这里的中共武装。出乎意料的相遇，使苏军出现了两面为难的窘境：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多年的友情，一些官兵表现出热情并给予了少量帮助，一些领导人却害怕引发外交纠纷而限制中共部队行动。9月中旬以后，因美国停止战时以租借物资援苏的做法，还坚决不允许苏军在北海道登陆参加占领日本，国民党当局又全面倒向美国，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便发生变化。苏军不仅允许八路军部队秘密进入东北，还移交了日军仓库中的许多武器，并许诺只允许国民党官员而不允许其军队进入东北。10月4日，苏共代表又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他们会把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和占领区全部移交。当天中共东北局兴奋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友方”的态度是：“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
徐焰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徐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朝鲜战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开始是朝鲜北南双方的内战。
若是回顾一下当初朝鲜民族的分裂，以至于演化为后来的内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二次大战以后划分势力范围种下的结果。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北南分区而治并各自建国。
苏军于1948年末、美军于1949年夏从朝鲜撤军后，南北争端仍未能摆脱两大国在冷战中对峙和相争的影响。
当时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一直叫喊着要“北进统一”，金日成为领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要实现“祖国解放”，双方的军事冲突就很难避免。
90年代初俄罗斯解密了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从中可以看出1949年末以前斯大林一直反对朝鲜北方南进，看到中国革命胜利以及美国并未干涉，便于1950年初改变了原先的态度。
金日成于1950年5月中旬访华时，将斯大林的意见通报了毛泽东，认为美国不会出兵干涉。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解放台湾，出于本意并不希望在周边出现战争。
然而出于中苏结盟及中国共产党一直支持他国人民革命的传统信念，尤其是考虑到过去斯大林阻止中国革命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对他国的统一事业也不便表示反对意见。
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此刻美国反动势力正为“丢失中国”而争吵，对于尚能控制的南朝鲜绝不肯放弃，因此出现了迅速干涉的军事行动。
朝鲜内战是国际冷战条件下的产物，却又加剧了冷战，并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进战争的结局。
看一下历史事件的日期就能知道：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台湾，其第七舰队马上控制了台湾海峡，同年10月志愿军才进入朝鲜。
美军进入台海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可用的海空军，怎么渡海攻台呢?当时中国要打击美国入侵台湾的侵略行为，只能选择在陆地战场，最好的战场又是朝鲜。
过去有人谈到中国的抗美援朝的决策，往往只谈朝鲜局势，这其实回避或者忽略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即台湾问题。
美国入侵台湾，是促使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因素，把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只解释为援助朝鲜，这是不全面的。
苏联领导人确定对华援助问题的内幕
每次我都是详细地向米高扬报告克里姆林宫例行会谈的情况，而他也总是静心考虑问题的实质，并给予最具实质性的建议。但是他从来不曾向我暗示过，是他把我带进了斯大林的视野。
事情是这样的：1945—1950年，在我任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局第一副长官时，我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呈送了一份由苏德专家按我的指示编写的德国高速公路建设经验的材料，我们甚至已拍摄了可资借鉴的电影。德国的道路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俄罗斯的则刚好相反。 但在战后的那些年代，苏联大规模的筑路，主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并用苏联囚犯和外国战俘的劳力来铺修。在外行领导下，他们利用沉重的手工劳动和强迫劳动的结果，无论在劳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道路的质量方面，都很糟糕。我们提供的材料表明，自由的人在正确的工程组织之下，工作有高质量并且效率极高。我们提供的计算数据和电影驳倒了贝利亚主管部门主张的通过对几十万人实行强迫劳动来修路的论据。我明白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从不考虑对自己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宴会结束后，斯大林邀请大家欣赏电影《阳光灿烂的格鲁吉亚》和其他影片。大家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向电影厅，电影厅里摆放着小圆桌和小沙发椅。
当斯大林、周恩来和译员在其中的一张小圆桌旁坐下，其余人员在另一些小圆桌旁坐下后，电影便开始放映。后来有人问我通报说，斯大林和周恩来在观看电影和休息时讨论了有关旅顺和1897—1903年俄国修建的中长铁路的问题以及苏联雇用中国工人恢复被法西斯分子破坏的城市和地区的可能性。中方提议向苏联派建遣25万人或更多些。周恩来说：“你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帮助你们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但斯大林不同意这一提议。 经济会谈就此结束。我把会谈内容报告给了米高扬并得到指示，要等待中方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3年5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庞大的中国经留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顾问和业务熟练的专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下榻在“苏维埃”宾馆，因为该宾馆设备齐全，便于会谈。就这样开始了起草在中国建设约150项特大型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协定的准备工作，这些企业和项目是中国工业强大起来的基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苏修逼债”的历史真相排行榜收藏打印发给朋友举报发布者：囫囵热度0票浏览0次【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时间：2011年4月09日08:09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
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正确和理性地应对内部困难，探寻深层次原因，并通过得力措施纠正化解，不能推诿于外部原因而回避自身责任。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还向国民政府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国的欠账，也不再对华提供无偿援助，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
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
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
重温“金门之战”,三位将军谈祖国统一
祖国2018.5下重温“金门之战”，三位将军谈祖国统一实习记者/张帅祖国5月5日下午，“金门炮战60周年回眸”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乔良少将和孟祥青少将在研讨会上就金门炮战的经过、历史意义、目前海峡两岸的关系及祖国统一等话题分别做了精彩发言。
徐焰少将曾在1992年出版《金门之战》，此书是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介绍海峡两岸军事斗争的学术专著，其中着重讲述了1949年金门登陆战至1959年初炮击金门的这段斗争。
2011年，经作者修订后，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
当前，我们回顾1949年至1959年海峡两岸军事斗争的历史，温故知新，鉴昔警今，可以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提供有益历史借鉴。
徐焰说：在1982年，我有幸见到参加过1949年指挥金门登陆战的主要指挥员、时任第二十八军副军长的肖锋，以及第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还从肖锋那里看到过战时日记。
曾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多次讲过两次金门之战的许多内情。
弹指一挥间，二十几年过去，海峡两岸的一些人仍记得这部书，有些人又鼓励我再版。
这是因为祖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虽然改善，国家统一却仍然没有实现，“台独”势力又很猖獗，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仍是我军的重要任务。
金门之战是解放军战时少有的败仗，总结失败，促进祖国统一，是再版这本书的初衷。
乔良说：当时红军、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等不太愿意回忆金门这场败仗，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并不见得没有价值，要对过去打过的败仗进行反思，会对我们走好未来的路更有价值。
孟祥青说：徐焰将军把国内所能搜集的材料都搜集了一遍，不仅在大陆搜集，还从台湾搜集了一遍，总结历史是为了看清今天，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认真总结这段历史系统的教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本书在1992年出版时就震动了台湾———这次出版又一次震动了台湾，5月4日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徐焰将军《金门之战》又一次出版。
乔良说：在国际上来说是为前所未有的戏剧性战争，单日打炮，双日休息，而且还对外公开，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许多人的惊诧———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打法！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军事专家徐焰少将军事专家乔良少将军事专家孟祥青少将422018.5下MO T H E R L A N D项维护民族大义的富有远见的决策。
1《开国记事六,新中国如何处理外交问题》
卢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
外交问题就成为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要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的朋友搞得少少的。
这就是共和国当时面临的问题。
萨苏：而且这个外交问题，本身也是建国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意味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够得到国际上面的承认。
这个问题是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注意到了。
他们注意到了，在东亚整个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们也作出了不同的应变方式。
这里面既体现了当时冷战了两大阵营之间对立的这种形式，同时也体现了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特点。
徐焰：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有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
新中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同旧中国有着根本区别的政权，就不是简单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政府的更迭。
政府更迭的话过去讲外交关系都无所谓，还是要继续的。
新中国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就因为你这个政权？你这个社会与旧中国完全不一致。
因此，新中国的外交就得另起炉灶。
别开新面了。
卢勇：但是新旧更替之际。
对于国外的那些国家来说。
他必须考量，他怎么处理？跟已经失败的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怎么建立怎么对待新执政的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所以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
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代表团，实际上只有一个。
是苏联访华的文学代表团。
还不算外事口方面的代表团。
萨苏：而且当时有意思的是九个国家的大使，当时都留在了比如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南京。
等待跟我们接洽。
但偏偏应该跟我们最友好的苏联。
它的大使却跟着所谓的国民政府。
撤退到广州去了。
因此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既友好同时又微妙。
徐焰：新中国的成立与中国历代政府所谓改朝换代都不一样。
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过革命政权。
例如建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建立过各个根据地的政府。
当时也对外发表过宣言，因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他对苏联的关系既有长期的党际关系，又有国家关系，他这个外交就非常复杂。
徐焰：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
徐焰：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中国在上世纪进行的抗日战争，几十年来一直是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教材，这是应当也是必然的。
不过，在一段时期，宣传口径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使得今天遇到现实争端时产生了困惑。
例如钓鱼岛争端加剧后，人们愤慨“战败国”敢占“战胜国”之地，对内还产生诸如“软弱”一类的指责。
由于多年来国内强调突出“正面教育”，强调中国才是打败日本的主力军，结果反而引来不少人的疑问——既然如此，为何日本不肯谢罪甚至其政要多不承认侵略？为何中国要放弃对日本要求赔款？如今，人们已能接触到多方面的信息，对当年那种片面的“正面教育”已不易全面接受，大量“愤青”的出现恰恰是对僵化教育的逆反。
客观地说明当年中国抗战胜利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多数人才能冷静客观地正视中日矛盾的历史由来，从而在目前的争端中以理性的态度爱国。
1、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有很客观的评价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因积贫积弱，为振奋民气往往希望突出自己的战绩。
例如一些宣传口径强调，抗战时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是打败日本侵略的主力军。
这种说法虽反驳了西方贬低中国抗战作用的论调，歌颂了当年抗战军民的功绩，不过严格而论却不太准确。
事实上，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的讲话，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有很客观的评价。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中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时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年中国太贫弱，虽有大国之名却无大国实力，只是以持久战拖住日本。
世界上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谁呢？从实力看还是苏、美、英三国。
过去一些正面教育的口径，恰恰违背了毛泽东这一客观评价。
国内有些人着力宣传抗战重大意义的动机虽是好的，却不谈中国因贫弱而导致战力有限。
至于宣传“主力军”、“主战场”而引用的一些数据，按科学的史学态度来分析并不严谨，甚至存在偷换概念的错误。
苏联援华抗日的动因与效果
苏联援华抗日的动因与效果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问题，在以往抗日战争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中虽都有所涉及，但《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一项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这尚属首次。
苏联援华应验了“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的判断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是一场人类正义之战，因而具有民族性、世界性、正义性。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苏联援华应验了毛泽东这一判断，把“世界性的抗战”的特点在东方战场上较早地展现出来。
中国抗战得到了苏联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而苏联援华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时效性。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形势危急，苏联率先站了出来，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大批援华物资陆续运抵中国，苏联志愿飞行员和苏联顾问也迅速赴华参战，可谓雪中送炭，对于加强中国抗战力量、提振中国抗战士气起到重要作用。
西方有一句谚语：“需要时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
”这用于此时的苏联是恰如其分的。
抗日战争后期，苏联果断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一举歼灭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
苏联援华既有高潮，又有低潮，但从未中止本书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进入局部抗战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开始，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与中国抗战胜利结束时为止。
读这部书，可以清晰而深入地了解抗战时期苏联为什么要对华援助、苏联对华提供了哪些援助、苏联是怎样援华的、苏联援华的效果如何等基本问题，从而形成对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系统认识。
作者指出，苏联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援华是不平衡的，既有高潮，又有低潮。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苏德战争爆发的4年间，是苏联援华的重点阶段。
作者从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贷款和物资援助、人力及技术援助、国际会议上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和支持等方面展开，指出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援华减少，并具体分析了导致这种减少的因素，同时又指出这一时期苏联援华并没有完全中止，通过查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等档案资料，说明当时在中国还有苏联顾问和专家77人，古巴列维赤为军委会代顾问，以及当时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提供物资和人员的援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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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徐焰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有过一段“兄弟般”友谊的关系密切时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得到过苏联的帮助。
不过在这一时期，苏方宣传“无私援助”时曾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还斤斤计较一些装备费用并记下款务，在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中国领导人心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满。
６０年代两国反目后，欠款和还债成为中苏关系的一项重大问题，在中国国内多年间还曾引出了“逼债”一类传言。
如今，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市场经济并强调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再回顾这段让人感慨的历史，仍可引发一些深层次的反思。
抗美援朝时苏联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１３亿美元军火债新中国从成立起便同苏联结盟，是由中苏两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特殊联系所决定。
从共产国际时代起，苏联便以国际主义为立国原则，出资援助他国共产党，同时又伴以“老子党”式的指手画脚。
这种两重性体现在苏共对中共的关系上，决定了中苏两国会走向结盟，又注定了后来随着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会出现关系破裂。
中国共产党自１９２１年建立起，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实际由苏联出钱），在建党初期还是地下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
以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外援而论，革命战争期间援助中共的钱款只是微小数目，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还远比不上对国民党的援款。
例如按中共历史档案中的财务统计，１９２７年国际方面秘密拨付的各种款项总额不足１００万银元，而按顾问鲍罗廷被解职回国时所称，苏联向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冯玉祥部的援助价值累计超过５０００万银元。
后来中国共产党人转入被包围的农村根据地，经济来源基本靠自力更生，在政治上也能摆脱“老子党”式的指挥而独立自主。
在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只是秘密向东北解放区转交过部分缴获日本的旧武器（同时还从东北索要了许多物资），并没有提供过本国制造的军事装备。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于１９４９年７月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提出购买飞机舰艇等解放台湾急需的装备，斯大林表示同意，从此开始向解放军提供武器。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１９５０年２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３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
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
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
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
”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
”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１０月１３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
１９５１年２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
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
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１００亿美元的租借物资，直到７０年代才同意象征性地偿还了３亿美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
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
如苏军已装备ＡＫ－４７自动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４１冲锋枪。
苏军已逐步用Ｔ－５４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３０００余辆Ｔ－３４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
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９这种１９４６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
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Ｆ－８４交锋，更不能抗衡Ｆ－８６，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
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１９５１年５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３７２架米格－１５。
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
１９５２年，苏联决定将６０架伊尔－２８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６４个陆军师、２３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３０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１３亿美元。
１９５５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９．８亿人民币的装备。
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０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领导人中间赫鲁晓夫对华援助的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
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
同年９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党的支持。
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１９５４年９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
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
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
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１７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１９５６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５歼击机。
１９５５年１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ＡＫ－４７自动枪、Ｃ－４１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５６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５６式半自动步枪和５６式轻机枪。
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Ｔ－５４Ａ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５９式坦克和带“５”字头的各式火炮。
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５０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１５６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
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
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是免费的，只交纸张和复印费，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
１９５２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１４１项重点工程，１９５４年赫鲁晓夫又追加１５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１５６项”。
后来落实的工程共１５０项，其中４４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
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
１９５４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
１９５６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１９５７年６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同年７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
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７月１８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
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７月２０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
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１９５７年９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同年１１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从同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Ｐ－２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
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１９５８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６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
中国能完成“两弹一星”这一伟大事业，主要因素无疑是本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和全国各部门的团结奋斗，苏联短时期的援助也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
笔者同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谈到此事时，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回顾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军事援华的这段令人感慨不已的历史，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原则问题上反复摇摆且缺乏信义，最后采取撤退专家、中断合同的方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后来的多年间，赫鲁晓夫成为中国人指责的对象也属咎由自取，不过他对华给予过的高质量援助还是应该在史册上写下一笔。
“大跃进”时不能按时对苏交货又欠下一笔经济债１９５８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经济很快陷入困境。
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联贸易占一半，出口主要是粮、油、肉、蛋，进口主要是机器和武器装备。
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两年间，国内因副食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贸易欠债达２５亿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