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实践看译者的主体地位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摘要译者主体性客观存在并在翻译实践中得以彰显。
译者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中的各环节:选择翻译文本，理解源语文本，并且用目的语来传达原文本的神韵。
同时,本文也从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方面,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译者主体性也应得到充分的关注。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翻译过程文化意识读者意识1.译者主体性研究现状及特征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必须“隐身”于翻译作品当中，翻译中任何带有译者个人色彩的痕迹都是不可接受的。
事实上，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显露无疑。
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日渐提升，译者作为翻译的中心和主体，就是架起源语言文化和译语语言文化的桥梁，从此译者和作者是平等的创作者。
译者的主体性就是译者在翻译中所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
译者首先是原作的忠实的、最积极、最主动、最富有创造意识和钻研精神的读者。
作为读者和阐释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人生经验、专业修养和个人审美观念等对译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见，译者的翻译无疑会或多或少偏离原著，打上自己时代、历史、民族乃至译者个人风格的烙印。
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曾说过，“一切伟大的艺术家，必然兼有独特的个性和人间性”。
（傅雷，2009:191）这里的“个性”即主体性。
他在翻译实践中强调注重译者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译者主体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关注。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为同一文本有多种译本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彰显下面从翻译的过程、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三方面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2.1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译本的质量。
译者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中的以下环节：原文选择，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选择原作。
从翻译过程看译者地位——翻译目的论
从翻译过程看译者地位——翻译目的论作者：李娜来源：《速读·下旬》2015年第10期摘要：翻译这项工作一直以来被大众看的高不可攀，对于译者也有众多的误解，有些人认为翻译无非是字字对应，然而只有当真正从事翻译工作才会明白其中的内涵，翻译目的论的出现使得译者的地位有了提高，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从翻译过程、目的论、译者地位几个方面来讲述翻译。
关键词：翻译过程;目的论;译者一、翻译过程谈到翻译过程，译界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以奈达、乔治.斯坦纳为例。
奈达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分析，从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对原文的信息进行分析;二是传译，将经过分析的信息从原语传译成译语;三是重组，把传递过来的信息重组成符合要求的译语;四是检验。
对比译文意义与原文意义是否对等。
乔治.斯坦纳从解释学的角度，也将翻译过程分成四步：第一是信赖，相信原文是有意思的，译者必须理解透彻;二是侵入，对原文的理解、认识和解释仿佛一种不可避免的入侵行为，译者把原文的意思当作俘虏捕获过来;第三是吸收，吸收的过程不同，有完全规划的，有显得生疏的，都会影响译语的整体结构;第四是补偿，译者在前两步里，都因为倾向原文而先后两次失去平衡，因此译者必须做出补偿，通过作用恢复平衡，以达到理想的翻译。
中国国内的学者根据前辈的经验以及自身的特点把翻译过程归结为三个步骤：正确理解、创造性表达以及审校阶段。
接下来笔者将谈论一下自己对这三个过程的理解。
所谓正确理解在笔者看来应该是翻译过程中最难、最为复杂的一步。
想要做到正确理解，译者必须要去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及要达到怎样一种目的，这就涉及到了目的论的部分，译者还要充分的了解作者所处在的时代以及当时的背景，把自己想象成文中的主人公，投入到作者所设计的意境之中。
其次，译者还要有一种严谨的态度，对原文的用词斟酌分析，之后才可以去谈及表达。
在表达方面，译者要遵循最基本的“信、达、雅”，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一、本文概述在翻译学领域中，译者的角色和地位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翻译实践的深入进行，译者的主体性逐渐被凸显出来。
本文旨在探讨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这一转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我们将首先回顾“译者主体”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然后分析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接着，我们将探讨“译者中心”理念的提出及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深远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一转变对翻译质量、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者角色定位等方面的影响。
我们将总结这一转变对翻译学领域的贡献，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对译者主体性和译者中心理念的理解，为翻译学的发展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译者主体：传统翻译观中的地位在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被视为一个透明的中介，其任务只是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
译者被期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隐身，以避免对原文的任意改动和主观解读。
这种观念认为，翻译的目标是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等值，而译者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在这种观念下，译者的主体性被忽视，其个人经验、文化背景和审美偏好都被视为翻译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应当被排除在外。
译者的任务被简化为对原文的机械复制，而无需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语言习惯。
然而，这种忽视译者主体性的做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因为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交流和意义再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融入到译文中，从而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造。
因此，尽管在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地位被边缘化，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是无法回避的。
译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具备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和丰富的审美经验，以便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有效沟通。
三、译者中心：现代翻译观的发展随着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深入研究，翻译理论逐渐从传统的“译者主体”观念转向“译者中心”理念。
从译者“仆人说”到译者主体性的认识
从译者“仆人说”到译者主体性的认识摘要：翻译是一项久远的实践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沟通交流作用，译者在沟通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处于从属地位，是原作者的仆人，其职责在于“忠实”地传达原文，“服务好”读者。
而随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对译者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
关键词：译者仆人说主体性著名翻译家杨绛在其《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中曾谈到：“翻译至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
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1]因为译者面对自己的主人，即作者，必须惟命是从，“忠实”地传达以话者或作者所写的话语的意思，不能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不能张扬自己的个性，必须以原文为依归，惟作者是从，不能有任何违背。
但著名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指出：“作为译者，对‘主人’的服从是有一定的前提的，一是作者作为主人，要确实贤明可敬；二是面对可敬的和真正心爱的作品，译者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自然而然地谦卑忘我。
”[2]因此，译者应该心中装着读者，尊重读者，对他们负责。
通过此二人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处于中介的位置，既要对作者负责，又要考虑到读者的感受，但译者也不必完全死扣原文，对原文的作者的服从是有一定条件的，即：作者的可敬佩性及译文的可接受性。
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翻译家渐渐认识到在实际翻译工作中，由于要把翻译从一门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存在着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译文很难做到对作者及译文的绝对服从，也正是因为如此，译者主体性才能彰显出来。
每种语言因其形成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在其实践过程中相应地也会有表达方式上的不同，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才会有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障碍。
翻译家叶君剑就曾发出过“如何忠实于原文”的疑问，他明确指出了翻译的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不可能之间的矛盾。
他认为翻译无非就是把原作要表达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包括原作的思想、感情、意境，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的感受差不多。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摘要：自文化转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文化地位得以确认。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贯穿着整个翻译过程，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充分理解、译者对相应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者再现原文时发挥的创造性等方面。
关键词：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理解翻译策略创造性翻译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的、复杂的过程。
由于受到环境、文学作品、译者的个人因素、翻译目的、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影响译者在翻译中有发挥主体性的自由。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原文文本的读者，翻译策略的决策者也是目标语言的写，因此，译者将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渗入主体性的西。
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翻译的第一步就是对原文的理解，此时译者就是读者译者对原文不同的理解是翻译的开端。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翻译的不是原文的意图而是译者所理解的原文的意图。
对原文理解的复杂性导致了译者不同的译文。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坏事，因为不同的读者会对原文有不同的解读，译者有权力在充分地考虑之后将他们自己的解读翻译出来。
翻译历史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通过译者自己解读的翻译往往是最成功的译作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
teiner）将阐释用于翻译研究，他提出了阐释学分析的四个翻译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
信赖就是译者相信原文有意义，而在理解和表达这种意义时，译者的主观因素不免侵入原文，侵入的目的便是吸收，但吸收过程中难免丧失译入语本色，因而补偿就很必要。
不难看出，斯坦纳的翻译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能动性。
首先通过审美选择翻译文本，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情感、想像等文学能力解读源语文本中的空白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阐释多元化的产生；作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意义简而言之文学作品的内在特点和译者个人能力的差异使得译者对相同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显示了译者主体性留下的印迹。
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
- 222-校园英语 / 翻译探究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高丽媛翻译活动一直以来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和语言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作者和原文本，主张原作是最高权威，译作应该尽可能与原作相似；并且认为翻译的价值低于创作，翻译就是模仿，译作依赖于原作，缺乏创造性。
而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其创造性长期受到压抑，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
在最近几十年，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 国外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论述在漫长的翻译研究史上，西方的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翻译的技巧、翻译的标准等问题，即“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及“怎么译”等具体翻译行为，得出的立论大都是源自于翻译者自身翻译的实践体会。
传统译学坚持原作中心论，把翻译的标准界定为对原作的忠实，如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所提出的翻译三原则。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突破。
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奠定了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基础。
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在《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主张，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后，勒菲弗尔等人的研究凸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结构主义注重研究翻译的文化政治问题，从而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译作的地位。
二、国内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在中国，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提出，首先受到了当代西方译学的影响。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the pragmatic turn)和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了。
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看译者主体性--以《飘》的三个中译本为例的开题报告
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看译者主体性--以《飘》的三个
中译本为例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随着文化交流的加强，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流方式，越来
越得到重视。
然而，随着翻译越发普及，有关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目前，关于翻译的研究，大部分是从文学、语言学等角度进行，却缺乏
女性主义翻译视角的研究，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女性主义
翻译视角来研究译者主体性。
二、研究内容
本文将以《飘》的三个中译本为例，实证分析其中译者主体性的表
现形式。
通过对比三个中译本的翻译，看是否存在从女性主义翻译的角
度解读和编辑原则的实施，并对翻译中的性别因素加以分析，进而从女
性主义翻译的视角阐述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和作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
首先，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分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相关概念及原则；其次，通过对《飘》的三个
中译本进行横向分析，分析译者的主体性是否得到充分表现，并阐述其
中的性别因素对译者行为的影响；最后，通过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式，分析不同性别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翻译特点和表现的不同之处。
四、研究意义
通过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来研究译者主体性，可以深入了解女性主
义翻译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同时，可以为探索译者主体性表现和影响的
规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对于实现翻
译质量的提高、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多元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文/骆丽霞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以体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作为哲学基础,认为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提出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可以利用认知和体验,依靠其主体性,选择翻译文本,理解源语文本,并且用目的语来传达源语文本的风采。
但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也强调体验和认知的制约作用,比如译者会受到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知识水平和范围以及译文读者认知水平和层次的制约。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下的翻译观研究具体翻译实践实例——中国70后女作家盛可以的短篇小说《缺乏经验的世界》选段英译，以此来分析译者文学翻译的主体性，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译者的翻译行为。
传统的翻译理论将注意力放在翻译“结果”上, 主要通过分析原语和目的语来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最后对译文作出评价,总结出翻译的技巧或策略。
对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剖析，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则认为,“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王寅, 2007: 583 ) ”，通过文献综述，不难看出从认知角度讨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译者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位置，而且更加科学。
《缺乏经验的世界》由美国的青年翻译家翻译，译文于2009年发表在澳大利亚核心文学期刊《HEAT》上并获得好评，随着盛可以的作品逐渐被英译并走向海外，新一批海外译者或汉学家将得到学者们又一次的关注，本文笔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缺乏经验的世界》英译本为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梳理并进一步探讨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影响其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一、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知”指的是人通过心理活动(如知觉,判断或想象) 感知世界和对世界万事万物形成概念(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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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实践看译者的主体地位倪万辉（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摘 要：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是不同语言文化间传播和交流的必要媒介。
然而，由于传统翻译观的长期束缚，翻译主体研究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边沿化的状况，严重阻碍了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本文拟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译界出现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背景，结合目前翻译主体研究的现状，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做一个较全面、深入的探讨，以期能拓展和深化翻译主体的研究。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文化转向；内涵；作用1. 引言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翻译观的束缚，译者主体性这一领域一直未被译界所重视。
传统的翻译观给译者强加上的所谓“译匠”，“语言转换者”，“仆人”等等这些枷锁，牢牢地束缚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只能为忠实地传达原文之意而服务，任何主观性或创造性的举动都是不容许的，都被视为“异端”（谢天振，2002：18）。
正如卞之琳所言：“原作者是自由创造，我们是忠实翻译，忠实于他的自由创造。
他拐弯抹角，我们得亦步亦趋；他上天入地，我们得紧随不舍；他高瞻远瞩，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葛校琴，2002：63），可见对译者忽视的程度。
但随着西方七十年代“翻译主体性研究”浪潮的掀起，译者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并因此获得新生和更大的自由度。
同时，新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也不断丰富起来，它们推动了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本文正是想借这次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浪潮，结合目前翻译主体性研究的现状，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做一次尝试性的探讨，以此来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译者，同时期望本文能对目前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有所贡献。
2. 西方译界的“翻译主体研究”——“原语中心论”的“颠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译界出现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取向，它打破了以前“文本中心论”的翻译研究传统，使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更多地关注译文的社会效应和实际功能。
这种新取向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翻译主体”的问题，因此“翻译主体研究”被提上了翻译研究的重要议事日程，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创造性问题成为其中的焦点和重点。
正如赫曼斯（Hermans）所言：“翻译从来就不是透明的、纯客观的，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2000：12）。
同时，一批新的理论体系相继产生，较著名的有埃文・左哈尔（Evan，Zohar，1978）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格尔登・图里（Gideon，Tuory，2001）的译语文本翻译论（Target Translation Theory，2001），还有以勒菲弗尔（Lefevere，1992），赫曼斯和巴斯奈特（Bassnett，1988）为代表的操纵学派翻译理论（Manipulation Translation Theory）。
同时，布龙菲尔德、特里尔等语言学家也从语言学角度对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刘润清，1989），他们认为译作和原作都是创造性的文本，译者和原作者不是“主【作者简介】倪万辉（1970- ）男，硕士，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72仆”关系，也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同源同质”关系。
他们的观点为这个新的翻译研究取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颠覆”了传统的“原语中心论”的观点，使翻译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层次进一步深入，随之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的研究进一步展开。
3. 对译者主体性内涵的探讨在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做探讨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把“翻译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二者之间的异同点加以说明。
“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文、原作者、译者、译文和读者；而“译者主体性”则专指译者。
因为译者的作用贯穿了翻译的全过程，而原文、原作者、译文和读者只是在一定的翻译阶段才起作用的，所以，“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实际上是“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他的活动客体是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译者的任务就是将原语信息转化为译语信息，而语言形式的转化只是翻译活动的外在表现，不是其根本目的。
翻译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在文化层面上借助翻译文本为译入语提供新的话语、支持或颠覆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把译者主体性的内涵概括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主体，他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创造性地完成翻译的任务，以期为他的预期读者服务。
其基本特征就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但这并不是说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毫无约束的，它的活动范围决不能超过原作的信息范围，也就是说，它必须以尊重原文信息为基本前提，不能“反客为主”。
这正像袁莉在她的《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翻译艺术所具有的特殊性尤其需要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忘我精神，但是若允许译者兴之所至，漫天发挥，那么翻译也就不成其为翻译了”（1995：7）。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只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不强调原文信息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必然会出现翻译的盲目性和任意性，从而导致翻译活动的失败，关于这一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在心，并且至始至终地贯彻这一原则。
4. 对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作用的探讨关于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许多译界人士已有所论及，但笔者发现一般都不是很全面，没有从细节上把握住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作用及影响，只是把重点放在译者解读原文和生成译文两个主要方面。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较全面、深入地总结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
笔者将对这些作用的表现形式结合具体实例分别论述。
表现一：译者的文化偏好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材。
译者的翻译选材不但受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而且受自身文化偏好的影响。
比如，在“五四”时期，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的潮流，但不同的翻译家有其不同的翻译选材。
如郭沫若钟情于雪莱的浪漫；瞿秋白钟情于俄罗斯文化；丰子恺迷恋于日本文化；林语堂醉心于美国文化；徐志摩迷恋于拜伦的浪漫；梁实秋则竭尽心机地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推荐给中国读者；林纾喜好于翻译狄更斯的作品；朱生豪偏爱于翻译莎士比亚的诗歌。
再比如，有的译者喜欢译外国的通俗小说，有的译者则喜欢译外国的侦探小说或者科幻小说等。
这些情况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这样，而且都因人而异。
至于严复的翻译就更具有代表性了。
在十九世纪末，中国正面临弱肉强食的危险，这时正需要有人来强国救民，严复顺应了这种需要，因此他把翻译的重点放在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社会科学著作上，以期望能达到强国救民的目的，从而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而且历史影响非常久远，最具有影响力的译著莫过于大家所熟知的赫胥黎的《天演论》。
译者的文化偏好对译者的翻译选材的影响因此可见一斑。
表现二：译者的综合文化能力影响译者对原作的透彻理解。
这一点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译73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尤其在对原文的解碼时译者的文化能力表现得非常重要，因为透彻地理解原文是整个翻译过程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任何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疏漏或错误都会影响译文的质量。
比如，以中诗英译而著称的美国著名诗人庞德（Pound）曾经把李白《长干行》中的两句“瞿塘滟预堆，五月不可触”译为：You went into far Ku-to-en, 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And you have been gone for five months.在庞德的译文里，我们已看不到长江三峡的凶险可畏，“瞿塘峡”和“滟预堆”这两个原文中的文化地名被庞德合二为一，造出了一个所谓“Ku-to-en”的地名，并且原文中所表达的妾对君的忠告变成了译文中的妾对君的思念，译文的文化内涵严重偏离原文，而这正是由庞德对原诗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内涵不熟悉所致。
相反，以翻译《红楼梦》而著称的英国著名翻译家霍克斯（Hawks）在其作品中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掌握，对原文中的文化含义把握得就比较到位。
比如，他把原文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一句译为，“Will not our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great, cultured households of the age then turn into a hollow mockery”。
译文读起来非常舒服，简直不像是翻译，其中“诗书旧族”一处的翻译更是绝妙之笔。
试想，霍氏如果没有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刻领会是很难翻译出这样忠实贴切的译文的。
这正如王佐良（1989: 3）所言：“无论译者的文字修养和语言功底如何到家，缺少文化知识是不行的。
译者处理的是个别文字，但面对的其实是两大片文化，因此，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传神”论的倡导者，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也曾说过：“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田德蓓，2000: 20）。
由此可见译者的综合文化能力对译者深刻理解原文是何等的重要。
表现三：译者对目的语的文化态度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
翻译是一定社会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决策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语言知识，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而社会文化环境则往往影响译者的翻译目的。
译者在再现原文时的态度既为当时的历史时代所限制，又被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所制约。
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译者很难避免主观性的决定，译者本人的文化态度和审美意识等文化因素无疑要影响其翻译策略。
严复的中译本《天演论》读起来更像中国的骈文，极富文采，一点洋味都没有。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严复当时的文化态度是要用易于被封建士大夫们接受的文风来使他们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从而达到强国救民的目的。
因此，他的翻译方法极具归化性，读起来甚至不像是译作。
再比如，二十世纪初活跃在我国译坛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翻译策略就具有相当的“异化”性和直译性，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俩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化已极需改进和改良，他们的文化态度因此也是想通过翻译起到“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作用，他们希望能通过翻译寻求与中国社会相同或相近的东西，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
我们还知道我国译界名家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都曾把我国的文学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英语，但为什么杨译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译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呢？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杨在翻译时的文化态度是为了向西方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而霍译的文化态度则是为了让英语国家的读者用他们自己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了解中国的基本文化含义。